大明火器战争：精兵良将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对在辽东败多胜少的明朝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据《明实录》记载，在1681年（万历四十六年）至1621年（天启元年）这3年之间，朝廷仅发往辽东广宁的火器就有：天威大将军10门、神武二将军10门、轰雷三将军330门、飞雷四将军384门、捷胜五将军400门、灭虏炮1530门、虎蹲炮600门、旋风炮500门、威远炮19门、涌珠炮3208门、连珠炮3790门、翼虎炮110门、大小钢铁佛朗机4090门、神炮200门、神枪14040支、铁铳540支、鸟铳6420支、三眼枪与四眼枪共6790支、五龙枪750支、夹靶枪7200支、火药原料清硝130.695万斤、硫磺37.68万斤、火药9.5万斤；此外还包括大小铅弹14.2368万斤、大小铁弹125.32万斤；而刀枪弓箭等冷兵器数以百万计；制造军械的金属原料有各种黑铅、真钢、建铁、西铁等达到140余万斤；至于其他的军用物资，更是不可胜计。从上述的各类武器中火器的数量来看，充分说明了明末辽东军队对火器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

李之藻与徐光启交往甚深，同从意大利人利玛窦游。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从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任福建学政。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以工部分司之职赴山东章丘治河。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任开州(今河北濮阳)知州，兴水利，治州城。用西洋算法查核隐匿钱谷之弊，政绩斐然。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入天主教。1611年（翌年）丁父忧回籍。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迁高邮制使，治南河，成绩显著。1621年（天启元年）清军陷辽沈，以徐光启荐，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上疏力主仿制西洋铳炮，以固防务。1623年（天启三年）2月遭劾，以太仆寺少卿调任南京，寻罢官回籍。从事译述。1629年（崇祯二年）新设历局以修正历法，得起复。次年（1630年）6月到局视事，旋病卒于任所。

但这么多的火器也改变不了明军失败的命运，明臣李之藻在此期间给皇帝的一篇疏文中透露自后金起兵3年以来，明朝倾注了百万件各类兵器于辽东，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神威”、“飞电”大将军等火炮，然而随着辽东的沦陷，这些兵器大都落入敌手，致使后金火器的装备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事实上已经逐渐拉近了与明军的距离。而后金在战时驱使被俘的明军枪炮手发射缴获的火器，配合步骑冲锋陷阵，气焰更加嚣张。有鉴于辽左的危局，为了能够继续让明军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明朝对原有的火器加以改良，汰旧换新，使其更适应实战。军火专家徐光启就公开提出要将快枪、夹靶铳、三眼铳之类的射程不远、命中率又低的旧式火器（相当于火门枪），全部弃之不用，转而改用鸟铳（火绳枪），这是他根据后金士卒在战场上畏惧鸟铳的事实而大力主张专用鸟铳克敌。不过，短小的鸟铳难以射穿敌人的铠甲，所以需要制造长鸟铳，特别是长达4尺5寸的大鸟铳，效果更佳。其后，在皇帝的支持下，徐光启训练出数以千计的官兵，这些人善于使用长约五六尺的噜密铳，拱卫京城。然而，精良鸟铳的制作费用比起旧式的火门枪要高得多，例如大鸟铳造价就达到了白银四两。而明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不可能将所有的旧式火器全部改换上新装备。尽管如此，诸多明臣还是纷纷建议研制威力更加强大的火器，以便能够继续让明军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红夷大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进的。

守铳与战铳
　　采自《火攻挈要·图》

攻铳图片
　　注：虎唬铳也属攻铳的一种，采自《火攻挈要·图》

徐光启最初为了购买红夷大炮，发动一些官员捐资从澳门购买了4门炮，据说耗资4000两白银。后来明人在聘请的葡萄牙教官的教导下学会了铸炮技术，成本就逐渐降下来了。而幸运的是，明朝还从各种途径得到了从广东沿海先后打捞出来的3艘欧洲沉船中的42门西洋大炮，并陆续运往京城。麇集于北京的欧洲新式火炮之中有11门被运到了辽东前线，它们不负众望，在宁远大捷时一鸣惊人，威名远播。天启帝将其中一门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并给立功的教官、炮手封官晋爵，还下令工部要多造这类火炮，以增强明军的火力优势。其后，这种西式火炮得到了大量的铸造，陆续布置在京畿、辽左、宣大、山东、大江南北等地。据记载，仅仅在1632年（崇祯五年），朝廷得到传教士等外籍人员的协助，顺利在北京铸造了500门西洋火炮，而地方上采用私人捐款等方式铸造的火炮更是难以统计。这些火炮在城市防御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徐光启大力倡议建立“附城敌台”，以便安置大炮，击退敌人。他的学生孙元化禀承其志，先后在关内关外四处建筑布置着大炮的敌台。例如孙元化曾经奉命赶赴宁远协助袁崇焕，要将该城的传统的马面、角台改造成可以安置大炮的西洋铳台，各个敌台上面的铳炮在战时能够交叉射击来犯之敌。这些军事工程在抗衡后金的战斗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得后金在宁锦防线多次碰壁。皇太极以后改变策略绕道入关时，又在京畿、宣大等地吃过红夷大炮的亏。

红夷大炮凭着敌台守城，而在野战时则要依靠炮车，就像焦勖在《火攻挈要》中说的“大铳之用车，犹利剑之必用柄也。剑非柄难以把握，铳非车难以运动”。所以，制造炮车必须比例恰当，才不致在放炮时剧烈摇晃。炮车上面用来安放大炮炮耳的两侧墙板有凹座，当中镶以厚铁片。墙板的厚度要与炮的口径一样，长度则要超过炮管的一倍以上；拥有14根车辐的车轮，其长度是炮的口径的12倍；而木板、横木栓、车毂，甚至车钉等各种配件的数量及尺寸都有明确的规定。

明军攻守兼备的战车营也有红夷大炮。天启、崇祯年间，很多文武大臣都企图借助战车来抑制后金的骑兵。辽东经略熊廷弼、锦衣卫千户陈正伦、刑部主事谭谦益、蓟辽总督王象乾、通政使司左参议冯时行以及庶吉士刘之伦与申甫等人都先后奉命制造战车，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蓟辽经略孙承宗组建的战车营，其中就装备了红夷大炮。

铳车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孙承宗在任期间想方设法完善防御体系，分别委托孙元化等人铸炮、筑城以及让茅元仪督造战车，还主持编撰了《车营叩答合编》一书，系统阐述了车营的战法。他从天启二年起，用3年时间组建了12个战车营、5个水营，共有轻车、偏厢车等战车2500辆。

这些车营的基本编制是“乘”，一乘之中包括4辆偏厢车、八辆迎锋攒枪车、八辆辎重车以及100多名步兵与50名骑兵。步兵每一队有25人，共4队，装备了鸟铳两支、三眼铳6支、佛朗机炮两门。骑兵每一队有25人，共两队，装备了三眼铳10支。二乘为一“衡”，二衡为一“营”。另外还有叫做“权勇”的总预备队，“正权勇”有16队，共有8门火炮，平均每两队装备红夷炮、神飞炮各一门，“骑权勇”也有16队，共有80门灭虏炮，平均每一队各自装备5门。权勇这支部队还装备了大批火枪，共有480支。总之，战车营的每一营有128辆偏厢车、256辆迎风攒枪车、250多辆辎重车、3200多名步兵、1600名骑兵；其装备的火器有包括红夷炮在内的各种大炮16门、大小灭虏炮共80门、佛朗机256门、鸟铳256支、三眼铳1728支以及大量的火箭，还有弓弩等冷兵器。

车营的独立作战能力强，它全部的辎重车有256辆，可运载2000石粮草，提供全营将士10天食用，再加上官兵自带的粮食以及随车牲畜，能够在30天内不怕受到饥饿的威胁，具备了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车营可以野战，可以防御，也可以攻坚，使用哪一种打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野战时的基本战术是轮番叠战，当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时，官兵们按顺序排成四部分，在冷兵器的协同之下轮流出击。防御时一般将车营围成圆阵式方阵，采取环形防御的阵势。而攻坚时强调要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

孙承宗为了从海上牵制后金，还创造性地将车营与水师混编在一起。他组建的“龙武”水师营，共分中、前、后、左、右五营，每一营拥有一百多艘平底沙船，每艘船有士卒15人，以四船为一“舫”，设立“舫长”（相当于队长）一名，共有官兵60名；二舫为一“舶”，有船八艘，设立“舶总”（相当于百总）一名，共有官兵120人；四舶为一“艟”，有船32艘，设立“艟总”（相当于千总）一名，共有官兵480人；以二至三艟为一“营”，设立营将一名，合共官兵1440人。如果船只过多，可另设“游艟”，直属于领兵将领。每营拥有的沙船数目为90余艘，每一艘沙船装备了虎尾炮两门、三眼铳4支，船上同时还装载了一辆战车，战车上装备有大炮一门、虎尾炮两门。整个龙武营共有480多辆战车，实际相当于两栖作战部队。当所有的船只靠岸之后，每一艘除留下四人看守，其余11人便推挽着战车登陆，展开军事行动，他们当中有一名车正、6名佛朗机炮手、两名鸟铳手、两名三眼铳手、装配着4门佛朗机、20门子母炮、二支鸟铳、二支三眼铳、36支火箭，此外还有6把大斧、4扇盾牌及大弩、腰刀等。

事实上，孙承宗的战车营、水营使用火器的人数大约是全营人数的60％左右，已经超过了昔日戚继光的车营使用火器的人数。

孙承宗在辽左主持大局时将大批旧战车翻新，例如将包括熊廷弼主政期间遗留下来的数百辆“迎锋车”在内的所有战车改为偏厢车，并制造新战车，使各类战车总数达到6万之多。可惜，他与朝中掌权的阉人魏宗贤关系不好，被阉党抓住明军于1625年（天启五年）9月在柳河地区的一次小挫败为借口弹劾，被迫离职。

孙承宗虽然黯然下台，但他在职期间知人善任、治军有方，使辽东明军士气得到重振。关外在孙承宗、袁崇焕、孙元化、茅元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开疆屯田，先后修复大小城堡数十座，练兵11万，组建了车营、水营及给部队配置了大量火器，而制造的铳炮、弓矢、甲胄等各种军械达到数百万之巨，逐渐奠定了与后金一争雄长的基础。所以，明军在宁远的胜利不是偶然的，随后发生的宁锦大捷也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