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黑火药时代的结束

中国19世纪下半叶的战争，其频度和规模是17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冲突中有对外战争，最出名的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但最激烈的战争反倒是内部的：捻军叛乱（1853—1868）、回民叛乱（1862—1873），还有破坏最大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信奉拜上帝教的军队从他们华南的家乡，一直横扫至广袤中原的中心，占领南京十年以上。

这些战争刺激了改革的进程，后来发展为自强运动。中国开始兴建大型造船厂、现代化的军工厂和大型工厂，生产出连发步枪、先进火炮和可爆炮弹，组建了一支19世纪80年代被认为位列世界前十的蒸汽动力舰队。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却普遍被认为是徒劳。

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尽扫。败于面积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亚洲邻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遽然放缓。中国现代化失败，或者说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成了20世纪汉学家们的中心议题，他们谴责儒家及其文化，批评保守主义。最近的很多著作对此解读提出了疑义，不过这种解释即便是在中国学者当中，也仍然流行。

前文已经提到，在中国历代，儒家都不是改革和吸收新事物的障碍。形形色色的儒家官员热衷于佛郎机铳、西洋鸟铳、红夷大炮等外来事物，包括王阳明这位中国过去五百年最有名的大儒。那么，19世纪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19世纪中叶所有杰出的改革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博学宿儒。他们都没有因儒家哲学或中国文化而停止引进西洋器具，停止向西方学习，进而全盘地进行教育、商业、财政和军事的改革。

实际上，学者们最近从1860—1895年的改革中得出了更为有力的观点，有时都会令他们自己吃惊。正如孟悦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里所说：“我在研究中惊奇地发现，从产品的技术细节上看，19世纪的（中国）江南制造局许多方面都是亚洲领先。”她和其他学者都指出，从1868年直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的军舰是强于日本的：木舰、铁甲舰，明轮船、单螺旋桨船、双螺旋桨船，单引擎船、双引擎船、三引擎船，皆是如此。中国的火枪和大炮在亚洲同样也是首屈一指，与日本同样好甚至超过日本。曾经发生于中国的改良和革新说明自强运动时期比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更有活力，更具开创性。

那么如果是这样，中国为什么会在战场上输给日本？答案就是中国并没有败于技术，而是败于政治。日本通过革命求得了改革。1867年德川幕府统治结束，明治天皇开始推行在利益错综复杂的旧制度下无法实现的改革。对比之下，19世纪清朝的统治虽摇摇欲坠，但直到1911年方才落幕。巧合的是，德川幕府和清朝一样都历时267年。只是日本比中国早40年脱离旧制。

旧国维新的问题大多不在于布新，而在于除旧。清政府建造蒸汽船，训练步枪兵，卓有成效，但需花费巨额财政供养从17世纪就建立的旧军队。这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在19世纪中叶几乎无用。朝廷不能裁撤他们，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他们是现状最有力的捍卫者。但同时政府也供养不起他们。如果清政府能把花在旧军身上的支出用在新军上，情况可能会大大不同。

清政府的问题不在技术，也不在认知，而在不能聚力。旧制度榨干了资源。当政者关心的是平衡利益团体，而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日本也是一个强敌。有两位学者这样写道：“中国败，不全因力弱，而日本胜，胜于力强。”战胜中国的十年后，日本又击败另一个行旧制的大国——俄国。

自强运动

有人说自强运动始于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过改革的星火在此之前已经开始燃烧。关键的触发点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由一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先知”带领，他们从中国南方起兵，水陆并进，席卷中国的中心地带，攻城略地，应者云集。1853年，他们占领了南京——明朝最初的都城。

太平军用上了西洋武器。1853年5月，有报道称有上百西方人和六百广东人装备了西洋武器，向西方人租借船只，加入了太平军。起义早期他们甚至不需要现代武器，因为清军实在难堪一战。一名太平军将领1853年夸口：“我年岁既长，但给我一支好枪（spear），十个清兵我也不惧。”

但是，随着战争深入，太平军激发了中国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波军火试验。1852年，由于地方高度自治，清朝皇帝下令各地方官组织团练以御叛军。其中最出名的是曾国藩（1811—1872），他早在1852年就开始购进西洋大炮。到1856年，他已经可以自行生产西洋式火炮了。作为回应，太平军也增加了他们的洋枪洋舰，聘请了更多洋顾问和洋军官，兴建工厂和军火库，维护军备。有学者认为太平军为中国随后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让战争双方都寻求更新的武器。

双方也都重视练兵。太平军以严格的阵型和军令层级著称。作为回应，曾国藩师法戚继光的练兵之道。曾氏认为自己和那位明朝将军有着某种精神联系。戚继光就以操练乡勇而非懒散的大明常备军为好，曾氏亦是如此，不愿带八旗军。他甚至采用了戚继光的部队建制，日日练兵，以戚继光的战术阵型为样板，并力荐别人也这么做。

曾国藩的部队和将领都是大清子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不过别的地方官就会雇用西方人。从政治上来说，这么做是有风险的，因为大清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们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与英法联军作战。如此，信任西方人似乎很危险。不过一些地方官太过忌惮太平军，他们愿意一搏。比如1860年5月，浙江巡抚王有龄（1810—1861）要下属为他向外国人求援，并保证如果事情办砸，他个人承担“骂名”，“甚至罪过”。上级不支持这种做法，王有龄对此痛言：“我们会看到城池失守，百姓遭屠。”果然，太平军第二年攻破王有龄据守的杭州城，王自缢于花园。

其他地方局面略胜杭州。上海地方官吴煦（1828—1872）和他富有的同僚杨坊（1810—1865）求助于英、法，共御前来的太平军，并于1860年组织洋枪队。他们任命的洋枪队头目是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一位美国冒险家。华尔的队伍一开始主要由菲律宾人和西方军官组成，胜绩不多。不过后来一度改观，形势的发展也让他们雇用西洋军官更加容易。

1860年夏天——那时华尔的洋枪队还在为清国陷阵杀敌，英法联军开始进逼清朝国都。大清被迫求和，签订了《北京条约》。清廷上下风气一改从前，承认了西洋部队能征善战的事实，面对与太平军作战的屡屡败绩，接受了西方的军事援助。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著名的常胜军，士兵皆为中国人，而军官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华尔入籍中国，成为清朝的一名官员，至今为中国人称道。除了华尔的常胜军，还有一支中法混编部队常捷军，性质相同。两支部队对敌太平军，成效显著。

其他清朝新军也捷报频传，最出名的是曾国藩、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的部队。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西洋式炮兵轰开城墙，收复了南京。

新军开始追击太平军残部，连战连捷，平捻军，镇回乱，甚至对阵西洋军队也尝有胜绩。1878年，左宗棠与装备较弱的俄军交手，力拒沙俄。1884年，刘铭传、孙开华率军在台湾与法军战至僵持。清军输掉了与法军的大部分战役，但一些部队，比如刘、孙，就战绩优异，令许多西方人也大为吃惊。在这些新军中，最重要的当属李鸿章的淮军，即后来成为广为人知的北洋军，北洋军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是中国最主要的国防力量。

新军的发展与广泛的改革呼声相呼应，一些改革已经非常深入。翰林冯桂芬（1809—1874）曾规划过一份建议，包括一整套的外语教育计划，兴建船厂和军工厂的计划，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为官场晋升标准的评价体系，翻译数学、机械、化学、地理学著作的计划，甚至建议推行一些代议制政府的元素，比如在地方一级实行普选。他说，所有这一切的目标就是自强。

冯桂芬的许多建议被改革者采纳，早期对西方军备的追求逐渐被现代化的追求所取代。

制器之器

丁拱辰在1843年说，他造不出原本尺寸的蒸汽机是因为他缺少“制器之器”。1863年，曾国藩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召见了一位客人，此人是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起初他有些害怕，因为其时太平军仍在活跃，他最近刚受邀帮助太平军实行军事和银行系统改良。如果曾国藩得知此事，会不会因为叛国而砍他的头呢？容闳的朋友告诉他，曾只是想求助于他，于是容闳来到了曾的大营。两人第一次见面，曾国藩长时不语，只是微笑盯着容闳看，问了一大堆个人问题。当曾国藩呷了一口茶，容闳知道会见就此结束了。第二次见面，曾国藩问容闳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容闳经朋友指点，回答中国需要“一家可以生产其他机器厂的机器母工厂”。

曾国藩很满意这个答案，也很欣赏容闳。他拨给容闳六万八千两（约2500公斤）白银，让他自主购进一家现代化的工厂，并运回中国，地点和方式由容闳自由选定。容闳前往美国，安排采办事宜，并参加耶鲁大学毕业十年的同学会。他在美内战期间还申请加入北军（申请被驳回）。最终，他于1865年乘坐南塔克特适航能力相当可疑的一艘船回到中国（船长六岁的儿子骂起人来和水手一样）。他被封官，他买回的工厂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的核心部分。

通常认为江南制造局失败了，但实际上它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它把蒸汽船从纸上带到了现实中，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制造的，从发动机、船体，到螺旋桨。它制造先进的枪炮，模仿或改变西方的设计。检验和试验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朝廷高官亲自督阵。

中国的现代工厂远不止此一家。同样的尝试在各地进行。最出名的要算曾国藩的同代人、著名将领左宗棠（美国人知道他是因为有一道菜叫“左宗棠鸡”）。他和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中法混编常捷军的统帅）共同创建了历史学家称为福州船政局的机构。虽然名字毫不起眼，但船政局非常宏伟，占地118英亩，共45座建筑，有工厂、车间、办公室、宿舍，甚至有自己的轨道交通系统。几十名欧洲人在此担当技术员、教习和监工，还有几十名中国管理人员和上千中国工人。

福州船厂同时也是学校。中国的大部分新式军工厂都是这样的，但福州船厂尤其雄心勃勃，它要集中攻克那些阻挡了丁拱辰等一批19世纪40年代的现代化推动者的技术障碍：技术绘图、数学和工程学。法国总监督日意格在福州船厂第一个五年结束时的报告中阐述了他们如此教学的道理：

要计算器械和船体零件的尺寸，就要会算术和几何；要按照图纸生产，就要懂得透视学，也就是画法几何；要用重力、热力和其他自然现象解释发动机动力和船的推动力问题，就要懂得物理学。下一步就是懂得物体在力的作用下的变化，多少阻力它需要克服，多大压力它需要承受，这就是静力学和机械学的内容。那么普通的计算和几何学就不够用了，就还需要掌握三角几何、解析几何、微积分。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会算特定形状和大小的物体，而是学会了一切建造所需的通用方法。

中国的高级官员和科学生产、军事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总督丁日昌（1823—1882）写道：“西方人……几百年来倾注的智慧、精力和财务不知有多少，其作用是一朝显现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1820—1879）在1870年写道：“现在西洋船舰和火器异乎寻常的改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计算能力日益精细的结果；如果计算稍稍细致一分，那么机器的使用就会灵巧十倍。”他接着建议中国学员要留学欧洲，继续掌握西方知识，“窥其精微之奥”。

1877年，福州船厂的学员得到了一窥奥妙的好机会，有一批学生要去法国。后继源源不断，这是非常重要的深造机会。王宪群最近写道：“福州船政局的海军学堂其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嫌过分。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工程学校，系统地从西方引进科技，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应用……相较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其他以引进西学为己任的教育机构，福州船政学堂都要专业得多。”学员可以在那里学习到制造蒸汽轮船的各个方面，其毕业生开创的事业中国直到20世纪都从中受益。

福州船政局造枪炮、造弹药，还造蒸汽船。蒸汽船初期是基本款的——150马力的轮渡和80马力的炮舰——但质量上乘。一位英国商人记录道，这批船“极其紧固，尤其内舱和外壳。伦敦或者纽约的造船厂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第三艘下水的舰更好，这是一艘80马力的炮舰，快速、坚固，或许太坚固了些——英国商人写道：“比起它的排水量和吨位也太结实了些，没有必要，但这是个非凡的错误。”其他早期的舰船也都为人称道。1873年，英国观察者说，福州造炮舰比同时代的英国同类舰更好：“没有一支海军有更好的船了。”其他欧洲观察者也证实了这一判断。

但造船技术是日新月异的。1853年，苏格兰船舶设计师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 在众多身份中，如今他最著名的头衔是绘图师）为自己设计的一款复合式军舰发动机申请了专利。一般的发动机只有一个气缸，而埃尔德的有两个。蒸汽首先进入一个高温高压的气缸，之后分流进第二个低温低压的气缸。这两个过程中，蒸汽都推动活塞，发动机效率大大增加。1858年，埃尔德又申请了三胀式蒸汽机的专利，效率更高。 19世纪70年代，配置复合式发动机的铁甲舰为欧洲国家大范围地采用。

福州船政局紧随其后。1877年，它造出了复合式发动机的铁甲舰。1877年的首次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当时下水了一艘单桅纵帆船——排水量1200吨，750马力复合式发动机。1880年12月，福州船厂建造了四艘这样的单桅纵帆船。1883年，它又推出了一艘强大的巡洋舰——排水量2200吨，2400马力三胀式蒸汽机，巡航速度达到15节。左宗棠又预订了两艘。1888年5月，“龙威”号建成，这是当时技术上最完备的舰船了——排水量2100吨，20厘米厚钢铁装甲——其炮塔装甲更厚——两个1200马力三胀式蒸汽机，让它的航速达到了14节。它的特色是电力照明、探照灯和电话通信。

变化还在加速。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巡洋舰排水量可以达到9000吨，并以22节巡航。8000马力的三胀式蒸汽机、铁质船体也都不再是奇事。科技从来没有发展得如此之快。1903年，一位英国海军的历史学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67年最好的船差不多能与1857年一整支英国舰队相抗；1877年最好的船则几乎可以打败十年前的整只舰队；到1890年，1877年的船可以说全为废铁；1900年，就算是1890年最好的船在舰队中也没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当我们评价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成绩时，不要忘了中国不只是在缩小差距，而是登陆了一个革命性的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仅对亚洲是如此，对全球历史也是如此。要评估机械技术飞速发展的脚步，你可以统计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初成立的工程技术协会的数量。东亚和欧洲当然差距仍在，但最惊人的是英国仍然保持了这个领先差距。

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脚步很快，但欧洲对手毫不落下风。重要的是发展的趋势。在福州船政局成立后的前二十年，科技能力得到跃升，跟上了技术革命的脚步。事实上，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80年代比起日本的横须贺造船厂毫不逊色。横须贺造船厂比福州船政局小，经费也比福州为少，1871年时仅为福州船政局的三分之一。横须贺造船厂出厂的船只数量也大大不如福州船政局——1876年至1894年只有十三艘，而福州船政局在1895年前就建造了三十三艘。横须贺造船厂在技术上也落后福州船政局，第一艘铁甲舰的出产就比福州要晚。当今专家认为，中日两国水师的战绩并没有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相差巨大。其实，中日一直以来就表现超常——除去奥斯曼帝国，没有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能把蒸汽技术掌握到这个程度。

不幸的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福州船政局出了问题。不似其他学者所言，问题并非保守主义，并非不知如何发展，并非无心机事、专意尊儒。问题出在缺少专项资金。横须贺造船厂一直有明晰的专款源源不断地资助，从1872年就由日本海军部出资。福州船政局就没有这笔资金。左宗棠建立船政局伊始，就从几省筹款，最大出资方就是船厂所在地福建。其他各省也应出资，但不是必须。另外，左宗棠没有考虑到蒸汽船高昂的养护费用，其实养护费节节攀升，在预算中占比越来越高。每年的经费都需要从各方筹措。船政大臣花在向官僚募款游说的时间和打理船务一样多。

手握重权之人一度对船厂支持有加，由是船政益隆。比如伟大的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时就大力支持，不过1879年他就去世了。船厂的创始人和最大的赞助人左宗棠1885年过世。从此之后，船政大臣筹办资金越来越难。当船政大臣之职频繁更换，船厂士气大损——1875年到1890年，三位船政大臣去职，四位调任。到19世纪80年代末，船厂举步维艰。

横须贺造船厂则不然。虽然早期不免粗陋，但到19世纪80年代它已经有了专项资金，能够在一个项目上长年持续投入资金，这在技术变革的年代尤为重要。它加大了创新，聘请西方的专家，使用最新的设计，尽管他们最先进的巡洋舰并不如普遍认为的那样先进。

诚然，在中日大战的前夜，许多专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舰队领先于日本，中国必将取胜。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的夏天，伦敦《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一名记者请英国海军学者爱德华·J.里德爵士（Sir. Edward J. Reed）比较中日两国的海军实力。爱德华爵士参与了日本船舶的设计，但他认为中国更强，因为中国明智地建造了装甲舰船，而日本巡洋舰的装甲却很脆弱。

“抗打击力不太好？”记者问道。

“根本不行，”爱德华爵士说，“哪怕是威力最小的火炮。”

“就是说很容易就把它们打扁了？”

“这些船，”爱德华爵士冷静地说，“就算是最小的舰炮，也会让它们毫无防御能力……日本近年来投入建造没有任何装甲的新舰，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犯了大错。”

爱德华爵士承认日本在战争初期可能会占优，但他认为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建造重甲舰船会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大败因。

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巴拉德（George Ballard）写道：“日本的舰队不如对手。”还有西方的军事专家认为，江南制造局“完全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战争军火，而日本办不到”。中国庞大的军工厂要优于日本，这个观点广为流传，日本也甚为畏惧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

既然如此，日本为什么赢了？即便胜负已分，很多观察家也认为装备并非原因。美国海军部长分析了战局后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的军舰，包括武器装备，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都比日本的好”。著名海军理论家A.T. 马汉（1840—1914）指出，中国军舰发射的30厘米口径炮弹——这是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极其厉害，它的威力“展示了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如果炮手的视野和瞄准都不出问题的话”。

日本赢在了指挥和协同。就拿一件事来说：日本有精细而灵活的计划，一位日本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计划“让日本大幅领先中国舰队”。日本的指挥官决定必须尽速控制黄海，以便向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投放登陆部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将战火烧到北京。他们意图做出一次清晰的军力展示。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强大的海军同样也想控制黄海，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备选计划：确保朝鲜处于控制，以拱卫日本海岸线。

中国就没有协同一致的军事计划。手握绝大多数清军控制权的李鸿章一开始企图避战，希望描画日本为侵略者，以求西方干预。当日本渡过黄海向朝鲜运兵时，他本可以以强力海军阻击之，但他没有这么做，西方的反应也未能如愿。他无所作为，导致日本轻轻松松就占领了汉城，之后便向平壤开进。守卫平壤的是一万五千名北洋军。清朝北洋军作战英勇，有文献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言怯懦畏战，不堪一击”。恰恰日军也并非劲旅，苦于后勤不畅。日军最终占领了平壤，得益于强力的指挥，以及中国将领并未趁他们渡河时半渡击之。北洋军惨败后撤出了朝鲜半岛。

日军还从海上发起了进攻。1894年9月17日，平壤之战一日后，一支日本舰队遭遇中国北洋舰队的核心，爆发了著名的黄海大东沟海战（Battle of Yalu River）。清舰实力不俗，特别是两艘主力战列舰，正是爱德华·里德爵士所谓能把日舰打扁的那种类型。日本舰队的铁甲多半不济。并且，清舰的大炮口径要大得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炮八门，而日本仅有三门。不过日舰总排水量要比清舰大得多，前者是36462吨，后者为32915吨。还有，日方的大炮大多更小、更新、更易瞄准。

中国人或许本可以取胜，但他们打得太差。按当时人的分析，中国的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采用了很有问题的阵型，把最有攻击力的战舰放在中间，稍弱的放在了两翼。这样既暴露弱舰于日方炮火，又克制了自己的铁甲巨舰发挥十成的火炮威力。

世人也常批评丁提督的作战命令。据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巴拉德（1862—1948）所说，命令“简陋得很，基本原则就是一旦开火舰长可以自行见机行事”。巴拉德还说：“这样的命令明显无法有效统率舰队，实施统一战术。他不是对舰队指挥一窍不通，就是完全不在乎舰长们的通力合作。”

丁汝昌不信任下属可能也没错。中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批评这批下属无能。丁本人旗舰上的一名军官于丁还在望台瞭望之时发炮，导致丁汝昌腿部负伤，余下战役全无行走能力。还有两名军官临阵脱逃，致余人叫骂不止。

日军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击沉了北洋水师最弱的军舰，然后集中火力对付铁甲舰。美国人马吉芬受聘指挥其中一只铁甲舰，他描述当时的情形为：日军严守阵型，不计中方其他小型军舰的骚扰，“围住我们的两艘铁甲舰，狂风暴雨般猛攻”。

马吉芬称赞中国船员军纪严明，勇敢无畏，但也喟叹他们弹药不足，尤其是缺少可爆炮弹。非可爆炮弹不管准头如何，终究是威力远逊。比如，一艘日舰被两艘铁甲舰夹击，遭到近距离平射。马吉芬写道：“这简直不可能失手。我们觉得它完蛋了，只要我们用了炮弹，这就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我们的炮弹从船头射向船尾，横跨对角，却不能造成什么重大损伤。如果换作是一颗可爆炮弹，结果可想而知。”合适的弹药不足，成为贯穿战争始终的一大问题，甚至有报道称，有的炮弹里面装的是沙子而不是火药。

马吉芬和同僚不停开炮，直到膛中只剩下三发炮弹的“最后时刻”到来。他们以为必死无疑，但日舰也停止了射击。马吉芬感觉“停火……就是个奇迹”。但今天我们知道，日本统帅伊东祐亨（1843—1914）下令停火，因为他并不知道敌人已经弹药耗尽，对能否击沉这两艘铁甲战列舰也产生了怀疑。这一瞬间的宁静，中国两艘主舰聚拢余舰，向港口归去。伊东祐亨也无心再战。我们在回顾中认为是日方胜利了，但在马吉芬眼中，他认为是平手：“两边都斗入了僵局。”美国海军部长同样认为黄海海战“差不多以平局收场”。

铁甲舰还能再战，马吉芬却不能。他伤势严重，回了美国。在医院病床上，他口述了战役经过，其价值无法估量。他伤重难愈，浑身病痛。有文字说：“他坐在门廊……同别人说着话，然后突然说‘抱歉’，因为黄海海战遗留在身体里的弹片戳破了皮肤……（他）掏出一把小刀，卷起衬衣，把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挑了出来，毫不拘礼。”他最终开枪自尽。

两艘铁甲舰修复之后，欲再挑战争大梁。乔治·巴拉德说这两艘战舰“完全能对付六艘日本最好的战舰”。可是大清没有再用它们。指挥官但凡尚有余勇，本可以用它们来袭击日军的护航船，或守卫辽东海防，但北京政府却希望它们一刻不离，将其消磨于护航任务之中。其中一艘舰——就是马吉芬指挥的那艘——触礁搁浅，直到战争结束再无大用。《纽约时报》说得好：“中国败了最重要的一仗，海上威风不再。”这艘舰的管带林泰曾（1851—1894）是林则徐的侄孙，事后服食过量鸦片自杀。下葬时有人唾其棺木。

日本趁势迅速夺取了大清辽东半岛的港口，少有像样的抵抗。有时还发现清军弃守的大本营里给养和弹药充沛。日军不但统率有力，训练也精良。他们的给养充足，医疗更佳；军需部负责给养，医疗队照顾伤员。清军一样都没有。大清陆军苦于后勤乏力更甚于装备不济。

1895年2月，日军攻下了大清重兵把守的威海卫。威海卫的防卫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设计的，装备了新式大炮。此役北洋水师余舰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沉。大清一败涂地。水师提督丁汝昌服过量鸦片自尽。清廷决定和谈。

和谈漫长而荒唐。为贬低日方，清廷派出谈判的是低级别官员，后被召回。最后大清派出了李鸿章，和谈中他被一名日本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子弹射中面部。西方外交官约翰·W. 福斯特写道，这是“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流的最有用的血，全世界因此向他投去同情，日本的谈判代表也对他切切关心”。李鸿章却得不到国人的同情。他被革除职位和爵位（后来访日时又恢复了），甚至被迫向政治对手行贿。

今天还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李鸿章在中国战败中领导不力，是“军事蠢材”。李鸿章本人在战时和战后也希望为自己正名，故意泄露（或别人以他名义泄露）了一些文件，以说明他一直敦促朝廷备战日本，一直呼吁为军事备战划拨专款，奈何款项迟迟不至。这些文件和一些别的证据说明他不该承担所有罪责。1894年4月的战争前夕，他仍在疾呼增加战舰、加固城防、加强练兵。战争期间，他仍在控诉朝廷畏葸不前，拖延批准他专款和专物的长期请求。

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呼吁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权。1874年至1875年间甚至为此发生了一场辩论。李鸿章获得了广泛支持，提议应该有一统帅人物统领陆海两军，并负责采购和生产之事。统帅手下应为一支统一的海军，还有一支中央陆军，而不是各自为政的现状。但经过八个月的争论，提议被驳回。相反，清军被分为北洋、南洋两支，专款亦是不足。李鸿章在1884年旧议重提，请求建立国家海军，再次遭拒。

所以大战临头时，李鸿章仅有北洋舰队可遣，中国剩余海军几无支援。本·埃尔曼（Ben Elman）写道：“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不能协同成为其一大劣势，而日本，他们驻扎于横须贺的舰队是完整归于一个中央司令部指挥的。”

清政府何不建立一个指挥中枢呢？因为害怕造反。大清国的思维里融入了分散权力的因子，这是“精心设计的制衡系统”。官员的职责、权力链被有意模糊，避免某个人获得太多的权力。这造成了指令系统的紊乱，却不是因为保守思想或儒家文化。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所写，障碍“不是意识上的，而是制度上的”。

李鸿章的军队还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1871年到1892年间，北洋军队的拨款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海军长期苦于经费不足，还有学者最近表示，当时“海军需要大量的年度专款来购买、建设、养护军舰、陆上设施、海军学校和人员”。为弥补军费不足，李鸿章经常临时向中央政府请款，还要向地方大员求助。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清政府不出经费不仅是不愿放大权于李，还在于它本身财政就出了问题。19世纪末期，清政府税入大概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且这其中包括朝廷对新交通工具的提成以及关税收入，不过都用在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这要比其他19世纪末有据可查的国家军费平均值的一半还少。雪上加霜的是，新收入和海关关税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都资助了颇有希望的改革事业，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却投入了其他民用和军事项目。同时，清朝没能建立财政国家（fiscal state），所以它不如日本，它不可能为军事投入借到钱。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建立财政国家上早早失败，是因为和欧洲比起来他们战争太少。而最近又有著作称，19世纪中叶的战争确实刺激中国发展出了财政国家的雏形。不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完全被经济问题束缚住了。

大量资金流向了陈旧无用的兵种。李鸿章等人建议削减旧军规模，节省开支以发展新军，但无济于事。清政府害怕得罪权力集团，特别是军队中的既得利益团体。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开始瓦解旧有的八旗制度。

相比之下，日本轻装上阵。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抛弃了旧有的军事制度，废除封建诸侯制度和武士制度，全身心地拥抱新制。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改革和清帝国的改革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的背景实在类似：权力分散，资源无法有效调配。在中国，大部分改革其实都是省级官员在实施，比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日本也是类似，1853年到1867年，德川幕府还政于明治天皇之前，日本的主要改革都在诸侯一级，比如萨摩、水户、长州之类。当幕府自身寻求集权化改革时，道路就变得崎岖。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德川改革末期“并不比（中国）同治时期（1862—1874）顺利”。但随着明治时代（1868—1874）中央权力逐渐增强，日本的改革就愈加深化和集中，清帝国的改革则越来越随性和分散。

历史学家批评清朝败于保守主义，并不全然无理。君不见1866年至1867年一事。当时改革派的恭亲王（奕䜣，1833—1898）和文祥（1818—1876）建议创立天文算学馆，教授和研究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这是个大胆的计划：新部门不但要研究先进学科，还要教授翰林——皇家最负盛名的学者们——学习西学。这个计划遭到了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的儒家学者反对。倭仁怒斥如此是奉夷为师，更何况是烧毁了圆明园的夷人（倭仁是蒙古族后裔）。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修身明德，而不是学习“术数”。恭亲王、文祥一派强烈反对，但倭仁一派让前者的提议蒙上了质疑，甚至造出前者卖国的谣言。最终，著名学人都不愿申请入学，计划遂废。

不过，倭仁的论点并不比他的对手有更深刻的儒家学理、更深湛的“中国文化”，甚至哪怕是更深符清朝的政治文化。双方论点所用都是儒家词汇。而且，就是权力极峰——慈禧太后——也并未完全同意倭仁，她也不支持恭亲王。太后本人的合法性尚有疑问，她选择两不相帮。保守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清帝国正在加速失灵。

军事实力全凭国家实力，世界进入近代之后更是如此。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大英帝国成为伟大帝国并不仅凭船坚炮利，更是因为英国人极有效率地资助、保障、控制了他们的陆海两军。日本军事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十年大幅跃升，也证明了同样的观点。所以，尽管1894年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中国舰队可以匹敌日本，或许更胜一筹；尽管许多中国的步兵装备优于日本，清政府其实是分化的、无能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得不到好的给养供应，没有好的指挥带动。日本军队众志成城，中国军队一盘散沙。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全球划时代的事件。日本得胜后被视为重要的军事强国、“东方的美国”。中国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孱弱、可笑的对象。

对于本书主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是黑火药时代最后一场主要战争。19世纪80年代，化学家研究出了无烟火药，比传统黑火药更清洁、威力更大。中国改革派也在苦思无烟火药之法，甚至有证据认为他们在1894年就用在了与日本的战争中，这也使得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兵器“更胜日本一筹”。

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无烟火药才被大范围地采用，特别是美西战争（1898年）和布尔战争（1899—1902）之后。无烟火药产生的残留物更少，更易发展出速射火枪，哑火的概率也更小。同样重要的是，使用无烟火药士兵不会因为射击时的烟雾暴露位置。著名的例子是布尔人使用无烟火药隐藏狙击英国士兵，所以英国人也迅速使用了无烟火药。

中国同样使用了无烟火药。义和团起义（1898—1900）时美国士兵就因为搞不清中国枪手的方位而苦不堪言。美国封锁了对中国的无烟火药出口，中国就自己生产。日本人也赶紧拥抱新技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利用无烟火药占得了先机。伟大的俄国化学家、元素周期表发明人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在19世纪90年代发明了一种不错的无烟火药，但俄国人仍然大面积使用所谓的“褐色火药”，也叫“半无烟火药”。这是个重大失误。一个英国人分析道：“俄国人不用无烟火药，往往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日本人就不会。”他总结道：“不用无烟火药是他们对战争首要原则的重大忽视。”

20世纪初，黑火药时代结束了，黑火药只留存在了鞭炮中。实际上，那时变成了烟火表演的黄金时代，最受欢迎的表演就是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上演的“中日战争”。评论家写道：“这是最盛大的露天剧场公开表演。”观众坐在一片人工湖前，欣赏演员重现那场战争，以宁静的日本开场，在烟花怒放的威海卫海战中达到高潮。现场观众表示：“太真实了，栩栩如生，惊心动魄。中国舰船的沉没，水手溺水的惨叫，日本人获胜的喧闹……大炮裂空，步枪不停……烟尘火焰交织，如梦似幻。”

中国，火药的诞生地，此刻变为了消遣甚至讥嘲的对象。正如《纽约时报》1895年的头版文章写道：“中国还停留在以前，丑陋地存在于世界。”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