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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并驾齐驱的时代?

历史大观园 格物日志 2020-05-27 13:06:21 0

17世纪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兵祸不断的一段时期。明帝国内有叛乱,外有强敌,最终灭于无休止的战乱。总体来说,战祸从17世纪10年代明清战争开始算起,到最后一个南明政权1683年灭亡,都还没有停止。新的帝国——清,在巩固权力之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大规模远征。战争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中国的疆土面积也扩张到了历史之最。

中国所有的冲突争锋之中,包括了对阵南来的荷兰人、北侵的俄国人。这两场冲突在北京看来无关痛痒,却让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内对现存局势莫敢异议。对于本书来说,这两场冲突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军事平衡的秘密。

根据军事革命模型的理论,欧洲人有四重优势所在:第一,更先进的火器;第二,更先进的步兵操练技术,“足堪击溃人数远胜于己的敌人”;第三,靠舷炮控制海洋通道的舰船;第四,让少量守军能够控制大范围区域的城堡。杰弗里·帕克说,这四大优势,“让相对较少人口的欧洲在1775年征服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陆地和所有海洋”。他写道,欧洲人的征服总体来说没有波及东亚,他也慎于做出欧洲军事力量强于东亚的评价,因为他注意到东亚人可以不用武力,通过扩展或保持贸易特权就能与欧洲人分庭抗礼。

清荷战争和俄清战争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直接评估远东和远西的军事力量对比。这两个战例中,中国军队都赢得毫不费力。这不是说军事革命模型错了。帕克和其他持此论者并没有说欧洲人赢了所有战争,只是说欧洲人的军事优势放大了军队效能,让他们取得了远超本土面积的战利品。这两场战争正好为军事革命模型的四个方面提供了数据。我们就从枪炮、操练、舰船和城堡这四个方面,一个一个地考察。首先从滑膛枪和操练说起。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是如何靠精良的练兵技术把滑膛枪编入军队,并使用得有声有色的。但是东亚步兵和欧洲比起来又如何呢?欧洲人会在火枪本身和火枪使用上更胜一筹吗?

没有。东亚步兵证明了他们比欧洲步兵更加有效,不单单因为他们的火枪同样优良,还因为他们显示出完全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那种团体的一致性,“让欧洲士兵像是文明史上的行尸走肉”。欧洲人自恃的火枪轮射技术在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后者使出自己的轮射技艺的时候。不仅如此,东亚鸟铳军甚至比欧洲火枪兵更加弹无虚发。尤其朝鲜鸟铳军,他们达到了超出一般的命中率。

红毛番

“和兰,”官修《明史》记载,“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他们出名的还有火铳。17世纪,尼德兰在欧洲素以军工强大著称,尤以加农炮、迫击炮和滑膛枪为精。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同样还是现代军事操练的鼻祖,他们的操练手册被翻译成了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各国都聘请了荷兰培训出的操练教官。

荷兰火枪手在荷兰对外扩张时屡屡建功。在南亚和东南亚,火枪手也为荷兰对战亚洲军队赢下不少战役。实际上,荷兰火枪手运用轮射技术甚至赢过中国军队,当时后者人数是前者的四十倍。这告诉我们对战未经训练的军队,欧洲人的操练和纪律可以发挥到多大的效用。

冲突爆发于1652年,地点在当时的受荷兰殖民统治的台湾,为尼德兰创造了极其丰硕利益的亚洲前哨之一。那里居住着上万中国人。1652年9月,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和地主发动了起义。一个荷兰目击者写道:“中国人多得像地里的草一样。”他们挥舞着条幅和长矛、刀剑,攻陷了荷兰人的军事据点,大喊:“杀!杀死荷兰狗!”荷兰台湾守军在那个据点只有几百人,而起义军有几千人。荷兰人听闻中国人虐待俘虏、用竹钉挑着荷兰人头颅四处传看的消息,纷纷弃家而逃,前往主城避难。

荷兰总督只有区区一百二十名火枪手来弹压起义。他们驾船渡过一条海湾,弃船,在及腰深的水里观察到叛乱大军的全貌。他们举着火枪,涉水前往岸边,保持着队形。行至浅水,他们开始轮射。如果叛军齐心协力冲散荷军,后者完全可能败走,然而叛军眼见火枪军持续连射,越来越近,大都四散逃命而去。在随后的一场仗里,荷兰火枪队保持了高度的纪律性,击败了几千人的义军。约有四千义军被荷兰人以及他们的原住民盟军所杀。

就这样,1652年,荷兰火枪手虽有巨大的数量劣势却依然获胜。不过十年之后,荷兰火枪手面对职业化的中国军队,却胜负易手。那是1661年,著名明朝将领郑成功(1624—1662)发动了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的进攻。他的部队一登陆附近小岛,荷兰人就派出了火枪队驱赶。

荷兰人利落地分成十二人一排,准备射击,中国军队纹丝未动。荷军开始轮射,但这次的中国人不是未经训练的叛军,他们没有分散,一直保持着队形,呼喊着,逆弹而行。一开始荷军射击不停,也有停泊在海湾的军舰掩护,加农炮霰弹平射中国阵地。但是中国人仍然队形密织,继续前进。荷兰人不再沉着。随着智慧的中国将领指挥小股人马从侧翼对他们进行包抄,恐惧开始包围荷兰人。他们弃枪而逃。二百四十名欧洲士兵,只有八十人逃脱,其余全被砍死、溺亡或俘虏。

这支中国军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他们的指挥官郑成功,是练兵好手。他年轻时读书求学,师从明朝后期中国最有名的学者。当明清战争燃及郑成功的福建老家,他烧掉儒生袍,开始思索战争。他自创操练法——“五梅花操法”,修建特殊的操场,自己不高居望台,而是亲临操场指导新兵,纠正错误,惩罚违规者。他练兵的细节难于综述,因为他的兵书还没有发现存世的版本。从实战描述中窥知,他操练的阵法精深而有效,比如其中诈败的内容:引敌人追击而后伏击。

他的部队在1661年那天对阵荷兰火枪手当然没有丝毫困难,在中荷战争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役上也是一样。比如1661年10月,几十人的荷兰军队进逼郑成功在岛上的军队,后者的兵力只有他们的一半。这个岛本是荷兰人夺来补充给养的。中国人再次严守阵型,向前行进,无可阻挡。一名荷兰军官写道:“我们的军队……士兵吓得脸色煞白,都不会摆弄火枪了。”荷兰人拔足便跑,三十六人或一命呜呼或束手成擒。荷兰人在陆上就没有胜过郑成功,最接近胜利的一次是他们用步兵诱敌来到要塞城下,城上用加农炮射击。

当荷兰人与大明残余在南方厮杀时,俄国人在北方与清军交战。再一次,欧洲滑膛枪没有占据明显优势。

哥萨克人

和荷兰人一样,俄国人同样是滑膛枪高手。他们的火枪轮射技术直接师承于荷兰人——沙俄帝国出版的第一本非宗教书就是一本操典译著,由一个参与建立了荷兰操练制度的日耳曼人所写。滑膛枪是哥萨克人的主要武器,他们就是靠了火枪轮射,从西伯利亚势如破竹,一路向东推进到太平洋沿岸。他们的敌人或逃,或死,或答应进贡昂贵的貂皮和狐皮。

但是17世纪中叶,哥萨克人来到了一处土地,对这里宣示主权的民族也有滑膛枪。哥萨克人想在富饶的满洲阿穆尔河谷建立据点,于是和清帝国及其盟军交手多次。其中两次交锋都有朝鲜鸟铳队参与,后者通过战斗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劲旅。

第一次交锋发生于1654年春天,三百七十人的俄国部队在阿穆尔河支流松花江口,遭遇了一千兵强马壮的清——朝联军。双方均是水上作战,哥萨克人占得先机,逼得清军弃船而逃。不过朝鲜军驻扎在河边,有堑壕和工事掩护,向俄国人开火齐射。俄国人冲击朝鲜阵地,但火力持续攻击,靠近不得。他们放弃了进攻,开始撤退,清军和朝军衔尾追击。

第二次战役发生于1658年,关于这一仗,我们的资料多了一些,因为朝方将领记了日记。有意思的是他记述了战斗间隙,朝鲜鸟铳队的三次打靶练习,看成绩命中率极高。练习的靶子很小,放在六十步开外,只有10厘米宽,1.5米高。六十步外,朝鲜人的命中率是25%。考虑到目标的大小和滑膛枪抛物线的弹道,这是相当惊人的成绩了。Hyeok Hweon Kang写道:

数字初看上去差强人意,但是他们射击的是一个异常窄瘦的靶子,这几乎就是在蔑视滑膛枪弹道原理,对于同时代的欧洲射手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用弹道性能的标准误差来推算,这些人如果在相同距离朝一个真人大小(1.6米高,30厘米宽)的目标射击,他们将得到平均66.2%的成绩;其中最善射者(命中率是32.5%)将在72米外得到79.8%的命中率,这是堪称神枪手的惊人成绩。所以,描述性数据和定量数据都说明,朝鲜鸟铳手确实是战场上的致命杀手。

日记记载,清军鸟铳手却几乎一次都没有命中。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火枪队用的都是滑膛枪,言下之意即弹丸没有旋转,也相对不准,一出膛就没了准头,完全不可预料。试验表明这种偏差是滑膛枪弹道的天生缺陷。莫非朝鲜人和东亚其他参战国用上了有膛线的火铳?那时的欧洲和东亚已经出现了线膛枪,是猎手打猎用的。著名的启发了日本人制造火铳的葡萄牙火铳正是一把猎枪,极有可能就是线膛枪。但是线膛枪装填比滑膛枪慢,需要用力把弹丸砸到枪膛底部。欧洲战场就因为装填速度的原因,偏爱滑膛枪。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朝鲜将领的命中率数据,这些数据也有其他旁证,比如戚继光就在著作中对朝鲜鸟铳的命中率赞不绝口。他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训练部队快速把弹丸压到铳底。不独如此,东亚火绳枪(arquebuse)和火铳(musket)被叫作“鸟铳”(猎枪之意),所以朝鲜或其他东亚火铳部队用的是线膛武器,这是可能的。这一课题很值得将来研究。

试枪之后,朝鲜鸟铳手有了在俄国人身上实践的机会。这次后者人数多了不少——五百名俄国火枪手。清——朝联军仍有数项优势:首先人数是一千四百人,包括两百朝鲜鸟铳手,两百清军火枪火炮手(一百鸟铳,一百火炮),还有一千传统部队——刀枪和弓箭。战斗再一次从水上开始,清军和俄国舰船互射炮弹。俄国人驻扎在河岸,朝鲜联军发动攻击,火枪齐射。哥萨克人疲惫不堪,士气全无,防守破绽百出。很快他们的防线崩溃了,一些人逃到岸上,一些人躲在船里。朝鲜鸟铳手正待登船纵火,根据朝鲜将领的日记,清军将领下令不要烧毁船只,因为他想带回作为战利品。正是这一念之差,让俄国人又有了重新集结的机会。在反击中,他们杀死数名朝鲜鸟铳手和清兵,清军将领见势忙令弓箭手射火药箭焚烧俄舰。一些哥萨克人趁乱夺了清军小船逃遁,一些拔足逃散,不过大半被杀,包括俄军首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这真是一场大败。

就这样,在两次击败俄军的战役中,朝鲜鸟铳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哥萨克人远离都城,特别是1658年那次,已经筋疲力尽,丧失了战斗力。不过朝军和清军同样远离城市,朝军鸟铳手也并非京师的精英部队,而是从不太有名的地方军中抽调的。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做出结论——就如Hyeok Hweon Kang等人的结论一样——朝鲜鸟铳军致命杀手的名气当之无愧。或许太相信朝鲜将领兼日记作者的话不太明智,因为他写过:只要一提到朝鲜人,俄国人就会“恐惧地叹息”。不过我们这么说还是保险的:在17世纪中叶,朝鲜鸟铳军有可能和欧洲的火枪军势均力敌。

要判断军事实力孰高孰低是个难题。战役会为多种因素左右:天气、将才,以及士兵们吃了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认定,这些同荷兰、俄国交战的亚洲人就比欧洲军队的训练要高超。再一次,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综合判断17世纪发生于中欧步兵之间的战役:中国军队和他们的对手同样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或许更甚。欧洲17世纪两大殖民帝国引以为傲的火枪手在东亚失效了,这要多亏东亚国家将原有的练兵传统嫁接到了现代武器上。

陆地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方面。军事革命模型提出,欧洲人还有巨舰和金城两大优势。中国军队在对阵俄国、荷兰时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如何呢?恐怕没有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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