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时刻：鸦片战争改革

这个民族非常聪明，不会意识不到自己战争技术的落后。

——亚历山大·莫里，1843

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官方迅速吸纳了西方的火炮技术，使其在这个中央帝国广泛传播。1839年到1850年，鸦片战争进行之时及其甫一结束，类似的一波引进西方革新技术的潮流开始发生，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波只是“孤立事件的汇集”，或者“只是一些少数先行者”的推动。大多数史书甚至很少记载这些先驱行动。偶有提及也是在归因何以尝试失败，对中国的儒家传统、改革者的特征、皇帝的个性、清廷官僚体制、派系争斗等方面多有责怪。

当然此时的初试莺啼——设计新船、铸造新炮、学习蒸汽技术——与1860年之后的运动相比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一波萌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创造了后来改革者据以发展的著作，而且它还勾画了19世纪军事改革将面临的问题。

引进佛郎机铳、日本火绳枪、红夷大炮都相对直接，真正难的是引进19世纪的技术。历史学家当然早有此见，但细节才是重要的。何种知识、何种技能、何种练习、何种工具才是现代化所必须？现代化的推动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无知？答案是惊人的。比如说，缺少技术制图和机床被证明是最大的掣肘。

改良

英国人在战时就观察到了中国人改革的蛛丝马迹，特别是战争末期，在他们多次进攻的厦门、舟山、吴淞三地。英国参战者战后出版的一份记录说，“中国人已经感觉到他们的不足，在努力地模仿我们舰船的模样”。这位参战者在广州看到中国炮舰参照了欧洲的设计，装备了新的舰炮——虽然“复仇女神”号轻而易举地驱散了它们，称其为一项“有趣的工作”。他在厦门见到融合了英国舰船设计的戎克船，一位同僚描述道：“内港有几艘巨大的在建戎克船，就快完工；有两层甲板，炮架上有二十门舰炮，和我们的舰炮很像。”（另有文献说是三十门。）引人遐思的是，厦门正是两百年前郑芝龙建造双层甲板戎克船的地方，1633年这些船为荷兰人偷袭毁尽。新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出海之前就被英军缴获，甚至大多数都还在船坞建造。

1842年6月的舟山，英军发现了一个炮厂，正在仿制生产舰载臼炮，而样本是从英国沉船上打捞出的。一份英文资料记载，这些炮“是我们见过造得最好的。这些进步一定是从去年开始取得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到舟山，甚至是广东，看到的都是生锈的炮，火门两个指头都能伸进去”。

炮架也相应改进了，很多炮有了瞄准具。

炮不错，是新近打造的。几乎所有炮都加上了炮架，炮架有一个特殊的木转轴，更易瞄准。也有了瞄准具，看来他们并不排斥进步，也非常明白这些发明的优势所在。炮后膛铁箍箍紧，正中竖着瞄具，有眼，从眼中观察；另有一个瞄具在炮管，上装一枚锋利的铁钉。有的炮还有在炮体中央固定一段空竹，从空竹一头望出瞄准，这真是近距离平射的好点子。

这一批新炮比英国人预想的还要厉害。英军中尉亚历山大·莫里写道：“中国人（在舟山）的火力比我们之前遇到的所有都要强。（英军）旗舰被击中数次，后桅遭射中三次。‘金发女郎’号（Blonde）船体被射中十四次，‘塞索斯特里’号（Sesorstris）被击中十一次。其他船只多有损毁。看来他们损伤很少，因为他们火力很猛。”

看到这些改变，莫里中尉大吃一惊：“他们非常顺从于传统和习惯，然而自第一次交手以来，我们看到他们在装备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他又说：“这个民族非常聪明，不会意识不到自己战争技术的落后。”有些感到震惊的人士怀疑中国人一定有间谍，把英国的装备画了下来。

不过有迹象表明，模仿的效果并不好。一名英军副官形容了中国的铜质臼炮：

这支炮几乎就是我们的复制品，但他们原创的升降炮口的螺旋钮已经被海水腐蚀，因为它在海底待了一小段时间。他们的炮高度仿制样品，但旋钮和炮体都是一体成型，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只是亦步亦趋地恪守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老话。他们常常受制于自身固有的模式。

清军的舰船同样赶不上英军。中国人试图模仿蒸汽船的样子，却没有蒸汽动力，只是人力划桨而已。一名叫龚振麟（卒于1861年）的官员写下了他的试验：

庚子夏英夷犯顺，侵入舟山，其时振麟备职禾中，奉檄赴甬东，见逆帆林立，中有船以筒贮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人佥惊其异，而神其资力于火也。振麟心有所会，欲仿其制，而以人易火，遂鸠工制成小式而试于湖，亦迅捷焉。中丞刘公开制船事，令依前式造巨舰，越月而成，驶海甚便。

还有一些类似实验，比如人力明轮船也上阵讨英。莫里些许钦佩地说：“戎克巨舰（和蒸汽船一样有木质桨轮，由内部的齿轮驱动）架了好几门黄铜大炮，逆流航速能达到每小时三海里。”即便如此，还是无法与蒸汽船匹敌。莫里描写了四艘戎克船“被‘复仇女神’号驱逐到上游，然后击沉了三艘，留下一艘让其报信”。

或许中国“非常聪明，不会意识不到自己战争技术的落后”，但承认落后仅仅是万事之初。要赶上英国人的军事技术绝非易事。那么，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到底走了多远呢？

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这一次运动事实上要比一般认为的深入得多。我们来考察林则徐（1785—1850）的例子。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是他点燃了战争的引信。有历史学家批判他，认为他盲从儒教，固执地认为中国能以一支农民义勇军战胜英国；还认为他既扮演了公共道德良心，又为了仕途而欺骗。这般论断没有错，不过林则徐还有一面，他领导了对西方及其技术的系统性学习。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勒令停止鸦片贸易。他很快成立了一个翻译班子。有史料说这个班子每日阅读西洋报纸和文件，草拟报告。另有资料说班子里有四位主要译员，均为通晓英文的中国人。一位叫袁德辉，在东南亚学习的英文和拉丁文。还有一位是19世纪20年代时在康涅狄格的康沃尔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但他的英文知识并不精湛。

历史学家对这些译员的英文水平多有批评，林则徐本人也谨慎对待他们上交的译文，经常让别人再校订审查一遍。不过至少有一人，西方人也认为他“有轻松、准确读译日常报章的能力”。这个青年就是梁进德（1820—1862），中国著名新教传教士梁发（1789—1855）的儿子。梁进德的求学之路本来前途无量，老师们为他半途而废投奔林则徐大摇其头。不过他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林则徐“谆谆相劝，并且许诺甚厚”。他们也确实为林则徐的诚意所感：“林则徐为了这位年轻人能辅佐自己……靡费甚重，这是中国最高阶层爱惜通晓西文、西学之材的明证。林则徐待这位年轻人不薄，俸禄丰厚。”

梁进德等人主要翻译报纸和杂志，但也尝试学术著作，包括国际法，还有更重要的——地理学，休·莫里（Hugh Murray）1500页的《地理百科全书》也翻译了部分。这些译文、译本后来被林则徐和其他人广为宣传。

林则徐还表现了对西方火炮的兴趣，采购过二十来支用作广州的防御。他还花大价钱买过一艘英国军舰——“坎布里奇”号（Cambridge），舰上装备34门舰炮。英国人也讶异中国人把这艘军舰打理得威风凛凛，“火炮井井有条，消防桶分散在甲板上，一切干净严整”。真可惜，我们不得不炸毁它，因为这样可以“长期大范围地让中国人害怕”。“它太老，也没什么用了。”一个小时才烧到火药仓，不过爆炸效果很理想。

“坎布里奇”号的命运预示了林则徐的采购无力改变战争的走向。英国人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的新炮舰，他无用的英国舰，还有他新购的大炮。

林则徐知道，军事现代化是个长期过程。1840年，他密奏道光皇帝，勾勒出一个长期计划：

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

用外贸关税充实军事现代化之用完全就是二十年后清政府的做法。

不幸的是，写完这封奏折，林则徐便失宠于道光帝。英国人现身黄河口，逼近北京，中国皇帝大为震恐，他认为林则徐早应该向他预警，于是革其职位，发配距北京两千公里的新疆。林则徐的翻译工程、采办项目，还有他发起的现代化尝试中断了。

他随后官复原职，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再次求助于西洋火炮。作为陕甘总督，他仿西洋炮，造西洋炮架，用西洋可爆炮弹。他写道：“臣曾见洋炮有空心弹子之法，名为炸弹，因密授匠人做法，即在臣行署，督令试铸……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现就炮口尺寸，多制土模铸造应用。”

可能更重要的是林则徐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在宣传他的思想。最重要的一位是魏源（1794—1857），林则徐把笔记和译文都给了他，后者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经三次修编，篇幅增加了一倍有余，从1842年第一版五十章，到1852年第三版的一百章。魏源在书中的建议亦是林的建议：码头和火器厂应建在广州附近；应雇佣法国和美国专家教授航海和火炮知识，监造中国的火炮和舰船；应筹专款监造蒸汽船。他甚至建议科举考试考察海事知识，包括西洋蒸汽船的造法。他写道，只需两百五十万两白银，西人所长之技皆可为国人所掌握。这部书不单写技术现代化，魏源还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外交手段对付英印帝国。不过西化是他计划的重要组成。

魏源是主张西化的著名先驱，但他不是唯一一个。林则徐把他的材料给了许多人，他们都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比如，林则徐流放前在宁波盘桓一月，与宁波地方官员龚振麟有一次会面，龚振麟就是制造人力桨轮船的那位。他的船大概就是从林则徐带回的英国蒸汽船照片上得来的灵感。战争过后，龚振麟设法往船上加入蒸汽机，和两个帮手造了个蒸汽发动机，还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他还发明了铸造铁炮的新法，铁模具和工艺似乎比同时代的西方还要先进。他在一本书里写下了自己的试验经过，而这本书也被魏源编进了《海国图志》。

志同道合之士还有不少。汪仲洋在镇海附近建造明轮船；长庆在广州附近建造明轮船，并与官方、学者一起开发更有用的炮舰。另一位广州人潘仕成建造了一艘混合动力的双甲板船，镀铜船身，装备英制大炮。他还模仿英国技术试造大炮。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研制出了一种水雷。还是在广州，水师提督吴建勋在一艘美国三桅船的基础上造了一艘混合动力戎克船，用西洋缆索，装备舰炮五十门。

不过最了解西洋海军技术的还要数丁拱辰（1800—1875），他是第一个准确地在书中描述蒸汽动力的中国人。他居住在广州，1841年就开始试验蒸汽发动机，并且造出了样机，记载于他的《演炮图说》：“造小火轮船长四尺二寸，阔一尺一寸。放入内河驶之，其行疾，惟质小气薄，不能远行。虽小大之殊观，亦效法之初基。”

丁拱辰对蒸汽机的描述有里程碑之功，因为蒸汽动力的机械原理在当时还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国人。满人钦差大臣耆英——接过林则徐之职——里外查看了一艘蒸汽船，大惑不解地猜测其机械原理：“中设水火二筒，燔以煤炭，火炽烟升。内外有轮，机关灵便，大约暗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风帆而行驶远速。有传为以人力牛力转轮者，乃系臆度之论。”满腔疑惑的众官员偶尔会求助于骗子妄人。1841年，一名宁波的家丁称他粗通蒸汽船之法，并用木头、竹子，中间插一根蜡烛做成了一个模型。模型看来是成功了，但江苏、江西和安徽总督延聘他建造更大的样品时，此人没有交货，推说是没有能工巧匠的缘故。于是计划流产。

就连丁拱辰也造不出一艘原大的蒸汽船。为什么？他自己说：“惜粤东匠人无制器之器，不能制造大只。”“制器之器”，说到了重点。就如历史学家王宪群所言，缺少精密机床成了丁拱辰和后继者的巨大障碍。精密的车床、刨床、铣床在英国是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1815年左右机床的精确度和需求量大幅增长。工程师利用它们来生产活塞、气缸，二者咬合天衣无缝，精度前所未有；螺钉和螺纹严丝合缝。手工匠人，无论如何技高，也不是对手。工艺差之毫厘，功能则谬以千里。

另一短板则是工程制图。欧洲工匠据此将设计转为生产。而中国的工程图对工匠来说则近乎一无是处。丁拱辰画出了西洋机具的工作图，也用上了西方的惯用手法（比如用虚线表示内部的零件），但还是不能让工匠明白蒸汽机的工作原理。他的朋友郑复光对着他的画和文字，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亲眼见过一台或许是丁拱辰带去的工作中的蒸汽机之后，郑复光才明白了原理。不过，他1846年在写作中所附的图示，比丁拱辰的还要糟糕。

当然了，没有机床，没有制图，也能造出蒸汽船——只不过是很拙劣的那种。在广州，一个叫潘世荣的人雇用了西人工匠，造出了一艘小蒸汽船，除了它运行得不怎么正常，我们对这艘船知之甚少。更有趣的是，大概在潘世荣和丁拱辰造蒸汽机的十五年前，一名孟加拉铁匠不劳欧洲人协助，就造出了一台蒸汽机。1828年的《加尔各答公报》记载：“巴拉克普（Barrackpur）附近的提塔休（Tittaghur）的一名铁匠，果卢克·琼德尔（Goluk Chunder），没借助任何欧洲工匠的帮助，就造出了一台蒸汽机，目前正在展出。……本地智慧和仿制工艺绝顶高超的例证，值得嘉许。”

我们必须指出，以上中国人制造大炮、制造蒸汽船的诸多努力并非孤立事件，也非“只是一些少数先行者”的杰作。军事问题和海军改革开始成为朝堂之所系。纯文本分析表明，关于大炮的讨论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清实录》中，整个朝代出现“炮”或“砲”这个字，大约占到0.02%，而1842年飙升到了0.19%——即每千字中就会提到两次，达到所有数据中最高（见图表4）。虽然我们不能从此类基础分析中归纳出更多，但这个频度上的跳跃至少说明，清政府对军械的讨论是前所未有的。

确实，官方记录和信件往来都清楚地表明，就在此时，中国皇帝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1842年春，英国人正待沿长江而上，中国皇帝频频下诏，多数是询问详情。一次，他得知广东有一囚犯会造夷舰，立即下令地方官查明实情并上报。还有一次，他听说丁拱辰对造炮颇有心得，也去书询问。当他得知广州正在建造“火轮船”时，更马上要求报上图样来。

图表3 中国火铳发展趋势图，1300—1450

纵轴是火炮的长度、口径比，趋势明显：1440年左右，中国的火铳长度相对于口径来说越来越长，或者说越来越接近欧洲15世纪末达到的所谓近代火器之集大成者的特征。数据取自图表2和李斌《明清火器技术研究》。其他源自非综述类著作的数据得出的趋势线几乎与此一致。

图表4 《清实录》（1644—1911）中出现的“炮”字

此图显示了涵盖清朝历史的《清实录》中出现的“炮”字占全文的比例。记录1842年的文字中有0.19%是“炮”字。大部分含“炮”字的文字都是在写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数据说明战争激发了对火炮的空前讨论。实录包含了朝廷官方的记录和信函，每一任皇帝驾崩后选编而成以遗后人。此并非原始记录，但包含大量第一手材料，普遍以为可靠。

他勉励官员要造新炮新船，明确提出他需要和过去不同的新观念：“仅用传统方法建设战舰，是行不通了。（广州）总督和地方官受命研究图纸，雇用造船工匠，尽速建造大小战舰。”他向沿海诸省官员发去舰船图样，让他们因地制宜地选择建造，回报情况，并令内地向沿海提供所需材料。这一阵政令疾风并未随战争结束而结束。停战后他劝官员不要满足：“战舰的大小、结构和装备……都不能囿于旧式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