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城堡：欧洲扩张的利器

中国的城墙厚，欧洲的城墙薄又脆。但在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欧洲人也开始建造中国那样的城墙：厚实，有坡，填充夯土。他们还开始在建筑上尝试新的几何形状，以达到防御的目的。文艺复兴的16世纪早期，他们的试验品定型为一种强大的新设计——复兴城堡（Renaissance Fortress），也就是棱堡。

棱堡每个角都突出一个带棱角的垒台（bastion），每角如是，以援邻角。垒台互相配合，张布出致命的交叉火力，让敌人几乎不能靠近。带有圆形和方形垒台的老式城堡尚有“死角”可供攻城者藏身，而新式城堡的火力覆盖一切角度。加之城墙已经不再能轻易打开缺口，突破城堡变得异常困难。围城战对进攻方难度陡增，而且旷日持久。

有历史学家认为，棱堡是“欧洲扩张的发动机”，让欧洲守军足以守卫远离欧洲的领地。另有历史学家激烈反对，认为非欧民族夺取炮塞也不难。辩论两方均无法摆出足够的证据，因为鲜有历史学家对欧洲以外的围城战做过多深的研究。

但是在17世纪，中国军队攻克了荷兰和俄国的炮塞。两次战例的结果都有地缘政治的变化：荷兰人丢了台湾，俄国人丢了满洲的立足点。我们能说棱堡是浪得虚名吗？不。这两场攻城战的详情都能清楚地说明，复兴城堡制造致命交叉火力、最大化少数守军战力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许多明朝学者承认，欧洲城堡设计得非常有用，他们想将之引进中国。

中国的复兴城堡

在棱堡的中国推崇者中，最有名的要数基督教官员徐光启（1562—1633）和孙元化（1582—1632）了。孙元化所写的著名兵书《西法神机》（约1632年）包含了西人防御的一章——“铳台图说”，其中就说城堡难破的关键就在于铳角。他写道：“铳角者，犹推敌于角外，以就我击，故铳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孙元化择机在东北修建铳台，以敌满人。他成功了吗？有证据表明，他在17世纪20年代确实这么做了，尽管他的努力由于朝廷内斗而收效甚微。

比孙元化名望稍逊的还有富家子弟韩云（生卒年不详）、韩霖（约1598—约1649年）两兄弟。二人皆为孔门仕宦。特别是韩霖对棱堡论述颇丰，可惜大部分都不存于世，包括题目诱人的《炮台图说》。从仅存的文字来看，这两兄弟显然深知炮塞之关窍。他写道：“今之郡邑，敌台皆作方形，纵两面相救，前一面受敌矣，故须作三角形为妙。”那么他们兄弟二人实际上建成过炮塞否？有证据证明他们本来是能建成的，但是和孙元化一样，未能克竟全功。

不过，在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马维城（1594—1659）那里，这件事做成了。马维城生于书香门第，他修建锐角台是为了守卫他的家乡——雄县（现位于河北省）。根据现存17世纪的县志，马维城不仅熟读古代兵书，“又与西儒汤若望游”。汤若望是耶稣会教士，在晚明中国素有名望，为明朝崇祯皇帝所延请制造火炮。

汤若望对火炮战的论述以《火攻挈要》为名在1643年刊印，其中有一章名叫“守城说略”。他解释道，锐角台通过火力的交叉，“兵少守固，力省而功巨也”。根据马维城的传记，他“受其（汤若望）火攻、锐台、车战之传”。（汤若望弱于传授宗教，因此看来马维城并未皈依天主教。）

马维城受命为雄县建造新的城防，雄县最近正遭清军洗劫。据马维城传记，他“于城北两隅，建西洋锐角大敌台二座”。垒台抵御住了清军1638年的入侵，在其后几年，马维城修建了更多的城堡。1641年，他“于城南隅补建西洋锐角台二座，又于东西两城各建锐台三座”。这样，雄县城墙上的西洋锐台增至十个。

马维城修锐台不止局限于家乡。他可能在泗县，甚至扬州都建过锐台。1645年北京陷入满人之手后，他做起了清人的官，服务于兵部。告老还乡后，专事兵书著述，写有《炮台图说》等书，可惜已佚失不存。

马维城于1659年去世，他的儿子作《西洋台》诗，纪念父亲功绩：

明季增城垒，西洋锐角台。神威曾震叠，物望益崔嵬。创自先君子，贻诸久后来。将无忘缔造，特与记胚胎。

诗太过乐观。马维城的功绩早被人遗忘，他修建的锐台也没了踪迹。

这是为什么？中国学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马维城建起堡垒之后，很快清军就占领了华北，战事渐歇，是故这些早期的尝试也就不再继续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南方仍旧战乱不止。为什么复兴城堡没有在南方生根呢？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只是我们无知呢？

棱堡在南方生根当然是可能的，不过仍旧可疑，因为南明军队攻击荷兰人的复兴城堡时，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清军进攻俄国炮塞之时。欧洲人当然知道，要攻下一座复兴城堡没有捷径可走：你得一条壕沟一条壕沟地突进，一炮一炮地打。但是明清的将领却无此认识。两场战例中他们都过于自信。他们知道自己在数量上远胜欧洲守军，且后者与粮草远隔，于是发动了大胆的进攻，企图炮击然后冲进欧洲的要塞。这一招效果不佳。

热兰遮之围，1661—1662

热兰遮是一座海边要塞，修建目的是控守台湾的门户——大员湾。要塞矗立在窄长的半岛上，突出于台湾海峡的危险水域，炮口临于海面之上。郑成功1661年春天来到，他的智谋胜于荷兰人。他没有从荷兰人致命的垒台下驶过，而是趁着涨潮另择新路，穿越蜿蜒的沙洲进入海湾。这是绝佳的战术，很快他手下的一万五千人就登陆了。他们在要塞南面的沙丘迅速占领了据点，在要塞对面的小镇，他们在荷兰商人遗留下的庄园驻扎。

郑成功非常自信。军队数量上他占有二十比一的优势，热兰遮要塞相形见绌。在过去十多年的战争中，他破城无数，那些城墙比热兰遮高大得多，他完全相信先炮击再冲锋的战术能够拿下这座城池。他给荷兰人下的战书中说：“你等小小夷民，怎敌我万千勇士……你仅存小城一座，就如枯木不能自立。”他承认荷兰人精熟火炮，但同样对自己的火铳成竹在胸。他写道：“你等素有精于炮铳之名，然未尝百炮叩关之境。我带来了几百门炮，存心一战。”荷兰人也不示弱：“殿下所说的一百门炮也动摇不了我们，因为我们城里的炮比你们还多。”郑成功精心备战，几次佯攻之后，发动了一次夜间的突袭。他第一次炮击就掀开了城内荷兰总督府邸的房顶。他的火炮还瞄准了要塞城头的荷兰炮台，打掉了炮手用作掩体的城垛，极有章法。

在郑氏如此精确有效的进攻之下，荷兰人无暇还击。不过稍稍定神之后，他们开始用炮还击。荷兰总督站在棱堡的高点观察战场，发现“敌人的炮阵摆得很差，完全没有防护，极易摧毁”。荷兰枪炮手从城头各点操火炮、火枪射击，突出于城围的棱堡成了优势火力点。总督后来写道：“第一轮炮击过后，几乎整个战场都是死伤的士兵，敌人得到了教训，不要过早暴露。”郑氏准备突击城门的大队士兵也被打得不敢靠近。

硝烟散去，郑成功百炮俱寂，数百精兵被击杀殆尽。相比之下，郑氏的炮击并未对荷兰人造成严重损失——几座房子被毁，城墙上多了些弹坑，一些城垛被打掉，但是人员并无严重伤亡，只有一名荷兰炮手被中方的子弹打掉了耳朵，另一人被打掉了帽子。

遭遇大败，郑成功大为震惊。他放弃了速胜的念头，转而撤走大部队，采用长期战略：把他们饿将出来。不过，在棱堡护佑下的荷兰人可以在遍布花园瓜田的城中搜刮，打野猪和海鸟，捡牡蛎。当然是很艰苦。要塞里的教堂挤满了病号，坟冢盈野。只不过要塞建在海边，郑氏未能正确估计荷兰人的航海技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荷兰人驾一艘小船顶风而行，求援而去。最终召来了一艘满载补给和援兵的荷兰舰。

郑成功再次震惊。此时——1661年秋，郑成功意识到荷兰人能无限期地撑下去。他认为他必须夺取要塞，但是怎么夺呢？他试过很多办法，但他每建一座炮位，荷兰人也能新建一座。这是一场缓慢的堆沙袋比赛。当然，郑氏众将也在学习。每一个新的炮位总是比旧的好一些。不过荷兰人仍然能挡住所有的炮击。

最后，在1661年12月，郑成功的运气来了。一个日耳曼酒徒叛逃归顺了中方，可能是忍受不了城内六瓶酒要花五百元的状况了。他是个高级军官，不仅在殖民地参战，还在欧洲打过仗。他帮郑成功制造了有效的攻城新武器。

中国人大开眼界。他们建造了互相呼应、防御荷兰人反击的攻城武器，并且瞄准了沙丘上俯瞰热兰遮要塞的一座棱堡。郑成功之前就想占领这座棱堡，因为他知道那里是通向热兰遮的门户，但此前的一切尝试都被荷兰工程师和炮手挫败。新的攻城器具非常好用。他一开火，荷兰人就只能束手就擒。荷兰总督绝望地写道：“敌人到处都是，我们无暇开火。他们兴奋地一炮接着一炮，我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们的棱堡被摧毁了。”很快总督就投降了。

这次攻城战的细节——我这里只叙述了其中的一部分——充分反映了郑成功及其将领纵然身经百战，武略文韬，但对于如何攻下一座炮塞完全不明就里。他们花了九个月——数月各种方式的强攻加三个月的围困——才拿下了这座堡垒，而郑成功的原计划是只用数周就将其收入囊中。末了，提供最终解决办法的还是一个日耳曼降将，是他教会了郑成功击破复兴城堡的唯一方式就是广建互相照应的炮阵。

荷兰人的例子力证了棱堡是“欧洲扩张的发动机”的观点。郑成功此战的遭遇不是孤证。清军攻击俄国雅克萨要塞的经历也是大致相似：过于自信的第一次进攻，相仿的受挫，守军凶猛还击，然后是长时间的封锁，数次越来越成型的攻城策略尝试。不过在对战俄国的例子中，中国军队未能取得敌军投降的战果。俄国人城内尽管疾病丛生，饥民遍地，但挺了过来，对他们命运的裁决是许久之后的事情。

雅克萨之战，1685—1689

俄国人在阿尔巴津（蒙语称雅克萨）的驻地坐落在阿穆尔河畔，这片土地清政府认为是他们所有。最初要塞围栏是木质的，所以1672年莫斯科正式将阿尔巴津划入帝国版图时是作为据点，而非城市。不过雅克萨发展迅速。沙俄远东大多天寒地冻，土地不利于作物生长，雅克萨却是沃土。村舍在城下一个接一个，农场遍布河谷。他们从附近民族那里获得皮毛贡品。

这些贡品本来是由清政府收取的，至少年轻的皇帝康熙（1661—1722年在位）是这么理解的。他一心钳制俄国膨胀的权势。1682年，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后，康熙深思熟虑，派出一队侦察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评估俄国人的实力，最后研究城防。

报告认为俄国人很难对付，雅克萨城寨虽为木质，但甚为坚实。他们认为：“没有红夷炮，就不可能（攻下城寨）。”雅克萨距北京千里之遥，人炮不能飞渡。路途艰苦，还要穿过许多险境。不过侦察团还是保持了乐观：可于冬季走陆路运输大炮，因为土地坚实；于春夏走水路，因为江河已经融化。清朝皇帝精心部署，制订计划甚至包括了驳船的尺寸、新建粮仓和驿站人员。他仔细研究报告和奏折，朱批后发回重议。准备工作持续经年，终于万事俱备，这是清军后勤卓越的明证，正是有如此后勤，才使得清军武力强悍。

1685年6月，三千清军抵达雅克萨。康熙指示他们尽量避免流血：“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以我兵马精壮，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满人将领郎坦（卒于1695年）是清军主帅，他所得到的命令也力求克制：“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郎坦遵照了康熙的嘱咐。到达雅克萨，他们先派出使节劝降。俄国史料记载，城内只有三门火炮，三百支火枪，火药也所余不多。并且这个阶段的雅克萨要塞还不能算是棱堡，木围栏只能抵挡弓箭和小铳。不过俄国人决意一战。或者如同官方史料所言：“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

清军行到城寨南面下寨，修筑土垒，上置弓弩位，“作势进攻”，但实则佯攻。他们悄悄把红衣炮运到雅克萨城寨的北面，甚至把威力更大的“神威将军”铳运到南北两面，“以作夹击之用”。炮船也在东南河面泊定。清军火炮共有多少？中方史料未能尽数，但欧洲史料报出了惊人的数字，公认可靠的一份史料称有“巨量的火炮”。中轻型火炮有一百到一百五十门，大威力攻城火炮有四十到五十门。清军可能还有一支百人鸟铳队。

清军的火力是压制性的。“在开初几天里，”欧洲史料写道，“超过一百人（俄国士兵）阵亡，木头围栏和望楼被受弹雨，损坏严重。”清史料称，火铳开火还不够迅速。进攻持续到第二天，情况已经清楚，城寨没有迅速垮塌，所以他们又试了别的方法：“城下三面积柴，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俄国首领后来解释道，他并非因城围被烧而投降，而是修道院的长老和城中居民请愿要求他投降，他只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据清朝史料称，俄国军官感激清军的仁慈，“皆垂涕，望阙（北京的皇宫）稽首”，这是真的吗？欧洲史料未有提及感激涕零和磕头谢恩，但也承认清军手下留情。不过他们说清人喜好长篇大套赞颂皇帝仁慈，这样他们就能加官晋爵。许多俄国人归降，后代都生活在中国。其余人获准离开，尽管他们也抱怨衣服被偷走，要走到俄国在尼布楚的据点，食物也完全不够吃。

清军烧毁了雅克萨城，连同附近的村庄和修道院，但出于某种原因，皇帝不许他们烧掉庄稼，他们照办了。清军撤走之后，俄国人回来收割了庄稼。

这一次，俄军首领公开下令建造更加强大的城墙。负责修筑的是一名普鲁士军事专家，名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贝盾（Afanasii Ivanovich Beiton）。他在1667年被俄国人抓获，送往西伯利亚囚禁，不过他在那里加入了俄军。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盾是个“训练有素、经验老到的工兵”，不过我们真的极少了解他在加入俄军之前的情况。他是雅克萨的二号守将，负责要塞的建设。修墙工作不简单。工人首先要制造新的工具，“因为中国人拿走了他们所有的工具”。据欧洲文献所述，这些城墙最终达到了五米半高，七米半厚（3英寻高，4英寻厚）。清朝史料所称要略微缩减，但也认为城墙不是一般的坚固。

它们确实不循一般流程。贝盾的一名副将“学会了一种建筑法，将黏土和树根绞合在一起制墙，砌出的墙和石头一样硬，坚不可摧”。清朝侦察团也报告了这座坚实的城墙“由附近散布之树木，实以泥土作芯……外填黏土”。另有欧洲权威史料称草、灰浆和树根“黏合得密不可分，比普通墙坚固得多”。

有了这种新式城墙，雅克萨拥有了新的地位。它不再是一个据点，而是一座城，并且从莫斯科领来了纹章：一只头顶王冠的鹰，两爪各擎一弓一箭。

雅克萨可称为棱堡吗？学者认为俄国人“从来没有修建出大体像是‘星堡’（trace italienne）的东西来，造的只是‘加强城堡’（reinforced castle）……这在西方看来，不如意大利式星堡先进”。他们说俄国人没怎么建过炮塞，而仅有的一些大多是彼得大帝（1682—1725）时期建造的。但是，证据证明雅克萨确为炮塞。荷兰地图绘制师、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as Witsen）出版了一本关于西伯利亚的地理学专著，内容基于和俄国人、蒙古人、西伯利亚人的对话，其中有一幅精致的铜版画，画的就是第二次雅克萨之战。这幅铜版画多半是战争亲历者所绘，画中的雅克萨要塞明白无误地配了棱堡。作为对比的是清军与之对垒的要塞，四周就是中国特色的方形外堡。另一件图画证物是那个负责修建城墙的贝盾自己的画，同样把雅克萨画成了一座炮塞。所以我们可以保险地说雅克萨是一座炮塞，或者至少是运用了“几何学防御”的一座要塞，和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城堡一样。

雅克萨此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足以抵御清军的长期围困了。1686年7月，郎坦率三千人马，连同几十艘满载补给和火炮的舰船卷土重来，包括四十门“新造”火炮。弹药就装了六艘船。而看看俄方，只有八百人和十一门重炮，当然还有一些炸弹和手雷。

郎坦告诉俄国人，中国皇帝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他们立即投降，即可优待，否则将遭严惩。俄国人又一次拒绝了。他们决心“死守要塞，直到弹尽粮绝，然后他们会熔化所有大炮，销毁所有留存的武器，赤手空拳，拼死一搏”。

1686年7月18日，战争打响。杰里米·布兰克（Jeremy Black）认为炮塞对于非欧洲人，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有效，他声称清军是靠围城取胜：“在攻陷阿尔巴津的战争中，清人借助饥饿以及人数优势来完成进攻。”但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史料都清楚地显示，清军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办法想要攻破要塞，但是失败了。并且，俄国人靠着极少的枪炮和人丁寥落、病病恹恹的守军，给清军制造了可怕的损失。

双方的文献都认可一个事实：在战争的前几周，清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凶狠的进攻，十八般武艺施尽，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回去。比如，清朝文献记载，在1686年7月23日，郎坦发起夜袭，两路夹攻。北面由他坐镇，用红衣大炮轰击，而真正的进攻由其他将领从南面发起，向城门冲击。俄国史料叙述：“天朝人（Bogadaiskii，意为中国皇帝的子民）朝城里连续放铳，不一会儿，他们突然就向阿尔巴津进发。城里的大炮开始大规模射击，烟尘里都看不见人和建筑，敌军束手无策，分成小股退守，在城下的土垒后面隐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G.F.穆勒（1705—1783）基于俄国文献写道，中国人“发动进攻，但损失惨重（mit grossem Verluste），无奈退回”。后来，俄国人不断出击，时时能抓获俘虏。穆勒写道：“俄方全程几无损伤。”有的俄国亲历者提到了一些数字：一次出击歼敌一百五十名，包括两名将领。与之相对的是，俄国人称，己方损失人数不超过二十一人。

这个流程——首先炮击，然后步兵攻城，最后守方致命还击——完全就是重复了热兰遮之战。两个例子中，中国军队都低估了炮塞的防守能力，就算是中国的县城城楼也比它们雄伟远甚。但是，中国方形外垒的城楼却不能形成致命的交叉火力。

强攻雅克萨不下，清军又换了其他战术，但每次都铩羽而还。有一次攻城失败，他们通宵达旦炮击内城，但据清朝史料说，“城墙屹立，不动分毫”。几天之后（1686年7月27日），郎坦又发动了一次夜袭，希望从南面夺取雅克萨的防御阵地。同样，这次进攻还是失败了。

之后，郎坦在近城的河岸边建造攻城器具。俄方大肆射击干扰，清军还以颜色。清朝史料记录，“我们的军队用火铳和弓箭仰射，彻夜不停”。清军完成器具后在天亮前撤离。郎坦料俄国人必定前来摧毁器具，安排人马躲在其中。第二天俄国人果然前来，在浓雾掩护下，据清朝史料记录，伏击成功了。俄国人败退，两天后又是一个雾天他们才再次前来。

此类进攻发生多次，中国文献认为清军取得了胜利，因为每次俄国部队都被打回了要塞内。但俄国人出击的目的并非要在城外立足，只是摧毁攻城器具而已，所以欧洲文献认为是俄国人胜了：“虽然城内的大炮对敌军不无小创，敌军一开始想用杉树修建一面围墙，后来又增加了木制结构，敌军可以躲在后面，但第一面墙被击中焚毁，第二面被地雷炸毁。”一些俄国流民后来说，“一直有炮弹打进城里，但敌人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因为守军都异常勇猛”。

一些细节可以说明问题，表明清军并不知道在哪儿放置火炮和攻城器具。炮塞的设计就是为了增加侧翼的火力，不管敌人从什么角度攻来，都会被炮火所覆盖，同时火力也能掩护出击的部队。对习惯于传统要塞的人来说，这种制造交叉火力的能力令他们大为惊骇。清军每布好一次炮阵，每建好一个攻城具，俄军或用大炮或者出击，都能捣毁它们。清军不得不挪动阵地，而新的位置也不安全。从荷兰人的例子就能看得很清楚。郑成功及其将领也会选择一些新的排炮和掩体的位置，但总是被欧洲人给乱了阵脚。

最后，清军终于修建了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墙。八月初，郎坦奋勇进兵，直逼城下，“掘长堑，立土垒以困之”。这种新战术目的不是夺城，而是阻止俄国人靠近水源。俄国人意图突破，但清朝史料记载“敌人恐失去水源，焦急万分，激烈交战四天四夜”。郎坦改变了战略。他不再想猛攻破城，而是摆出围城之阵，誓用饥饿把俄国人逼出。

封锁的屏障越建越多。俄国报告说，“中国人建筑防御工事，修建土垒和屏障，有十一米（六英寻）高，每个土垒上安置三门大炮和十五支火铳，并列以排炮之势。他们还环绕要塞挖出一条壕沟，防御工事和壁垒后面、下面、内部都有守卫”。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清军的反制防御体系比雅克萨城更庞大。到了八月底，攻城彻底变化为全面封锁。

此时和热兰遮之战的相同点亦是显而易见。郑成功武力夺取热兰遮城未果，同样使用了封锁战术，但效果不佳。原因是荷兰人的城堡仍与海路相通，并且台湾亚热带的气候让守军直到秋天还能尝到瓜果蔬菜，捕捉海鸟亦能过活，冬天还有贝类。

寒带气候的雅克萨可没有这样的机会。到十月初，河里就出现浮冰，很快便整河结冻。但实际上却无处可去。清军在河对岸建了一座城堡。其余三面亦是被城墙和堑壕围了个水泄不通。莫斯科曾派火铳精兵解围，不过清军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任何人力或犬引雪橇都无法靠近。

俄国人开始减员。1686年7月开始攻城时，雅克萨城内有超过八百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数量不详。到11月，只剩下不足一百五十个男人，死亡率80%以上。谷物是有的，缺的是新鲜食物。许多人因坏血病而死，因为缺乏维生素C，穆勒写道：“这是比敌人本身更可怕的魔鬼。”之前荷兰人也有得坏血病的，但他们更严重的是脚气，和他们只吃大米、缺乏维生素B1有关。不过荷兰人因为气候和海路畅通，获取新鲜食物的途径很多。

荷兰人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热兰遮城里有砖房，窗户和屋瓦与阿姆斯特丹一样。而雅克萨在清军来时只有十座左右的建筑是建好的，居民只能在地上挖洞藏身。普遍认为恶劣的居住条件导致了患病：“阿尔巴津的居民不得不住在黑暗的地下……纷纷患病死去。”最致命的是因卫生条件恶劣而导致的斑疹伤寒和霍乱。荷兰人在码头临海处建有厕所，有时中国人会射击那些上大号的人。俄国人是如何处理粪便的？挖掘冻土埋掉十分不易，他们到死都没法离开坑洞外出排便。居住在一起的人整晚都要处理尿盆和弄脏的毯子。荷兰史料用不短的文字描述了热兰遮一间用作医院的教堂，空气中飘散着屎尿和呕吐物的恶臭。俄国人的情况只能更糟，虽然冰冻的粪便要好过热烘烘的粪便。不管怎样，在雅克萨城，“许多勇士都相继死去，因为秋冬天待在阴湿、不卫生的住所患上的疾病”。此情况应为真实。到了11月末，“健康的男人不足一百一十五人，儿童和妇女不足五十五人”。

清军一样忍受着煎熬。一名清军的降将对俄国人吐露“攻城的末期，很多人都饿死了，甚至人人相食”。欧洲文献说雅克萨的首领甚至向清营送去了肉，用以嘲弄，清人拒绝了，“但他们真的非常想要”。看起来，11月末时“攻城一方的死亡总数超过了一千五百人”，或者说，超过了一半。

俄国人防御疲敝，多人病重不能起，但剩下的守军仍然枕戈待旦。“有三十人还在留神观察。”维特森写道，“还有五十人在岗。”他认为此等绝佳的防御都是普鲁士军官贝盾的功劳：“只剩十二名体魄健康的士兵，贝盾创造了奇迹。他调用这区区十二人，让大炮开火不停，让人以为要塞人手甚众。”

结束围城的不是冲锋，不是饥饿，而是一纸命令。1686年10月，沙俄派使臣从莫斯科到达北京求和。康熙皇帝遣信使到雅克萨，后者12月抵达，正赶上郎坦准备下一次侵扰。城墙内外一同注视着圣旨的卷轴展开，宣读，上演一场引人注目的仪式。俄国文献记录：“每次中国皇帝的圣旨来到雅克萨城前的中方营帐，所有将领都摘盔垂手而立，我们从中能看出他们对自己帝王的命令是何等的尊敬。”

圣旨说围城应该停止，为了交好俄方，康熙甚至命令清军为俄军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欧洲史料说俄国人骄傲地拒绝了。“为显示食物非常富余，贝盾烤了一张一普特（16千克）的饼，送给中国指挥官当礼物。中国人表示感谢，收下了。”清朝的资料却说，贝盾向他们求援，送去补给的人带回了凄惨的消息：俄国人只剩下饥肠辘辘的二十四个人，贝盾本人也身患疾病。（他后来康复了，并且多少由于守卫雅克萨的表现，受到了拔擢。）

在著名的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清政府收回了阿尔巴津。作为交换，沙俄得到了在北京进行贸易的特权，尼布楚城也还保留在他们手中。雅克萨没有投降，严格来说，这不算是清军获胜，不过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清军的胜面会很大。

尽管如此，拖着病体的少量俄国人，面对人数远超、补给充足、装备远胜的对手，却能坚守城池数月，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棱堡的意义

在18世纪学者G.F.穆勒看来，结论很明显——俄国人的战斗力更强：“中国舰船一共150艘，每艘载有20、30或40人，共有大炮40门，地面部队中还有3000骑兵。中国人到达战场时，（俄国）只有736人，而且随着战争进行他们的人数还将锐减。但是这些人已经足以守住雅克萨城了。所以，如果说这个结论还不为世人所知，但单看这一场仗，中国人的怯懦和不善战争已经暴露无遗。”

他认为中国人刚刚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到了火铳技术：“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人数庞大的中国士兵对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的小股俄国军队一筹莫展，只要他们还没学会以欧洲的战法使用火炮和火枪，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到了……后者还把其他技术和科学引进了中国，博得中国人的欢心，特别是康熙皇帝，他现在还非常年轻，天资聪颖。”当然，我们知道穆勒错了。中国人发明了铳，在16世纪20年代引进了葡萄牙火铳，与耶稣会士无关；他们在16世纪40年代精熟了滑膛枪和前膛炮，还是与耶稣会士无关。17世纪20年代他们改变了红夷炮的工艺，采用的火炮铸造技术比他们沿袭的欧洲蓝本还要先进。话说回来，虽然穆勒低估了中国人，但有一件事他说的是对的——俄国人这次守城战着实精彩。多亏了炮塞相助，贝盾和他的疲惫之师才能力抗人数众多的敌人。

穆勒说“中国人不善战争”言过其实了，不过这一观点却得到了一位荷兰将领的隔空应和，这位将领与雅克萨的俄国人处境相似。1666年，不幸的乔安·德·梅耶（Joan de Meijer）指挥三百荷兰士兵守卫一座炮塞，迎战三千中国军队。这座要塞是1662年热兰遮城投降郑成功后，荷兰人建在台湾北部的，意图由此重建台湾的统治。这座要塞有四座垒台，其中两座圆台面朝大海，两座锐台面朝平原。要塞坚固，只是缺少粮食和弹药。

情形相似，德·梅耶的守军人手匮乏，苦于伤病，但击退首次冲锋的中国军队毫无问题。中国人撤退，转而进攻要塞几百英尺（1英尺约为0.3米）外，一座小山上的另一座荷兰副堡。中国人一旦拿下这座堡垒，就可居高临下地把炮弹倾泻到要塞。但是，一小队荷兰士兵据守的这座小小城堡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最后中国人长叹一声，驾船离去。

乔安·德·梅耶如释重负，但又大惑不解。他认为自己——或者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攻下城堡。他写下的文字和穆勒如出一辙，认为中国人失败在于没有使用“合适的战争方式”。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只有四门炮。看上去他们认为炮的作用有限，而选择了冲锋的方式。”德·梅耶认为，他们应该建造合适的攻城器具。

如果中国采用了合适的战争方式，就拿下我们了……他们要是能再对要塞多制造一点恐慌的话，就能让我们所有人疲惫不堪，用不了几天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光，本来存量就少。我更不会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能以大炮齐射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用尽炮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大炮都是三到四磅的，我们军火库里的弹药和霰弹非常有限。

与热兰遮和雅克萨一样，中国军队被炮塞和威力惊人的垒台击败。

当然，我们不能凭穆勒和德·梅耶的话就说他们面对的是毫无经验的将领。指挥进攻荷兰和俄国城堡的将领攻城略地无数，大多数城池的守军比热兰遮和雅克萨的多得多。

但是清军和郑氏夺取的许多城池，最多也就筑有方形垒台——转角为九十度——叫作“望楼”（barbican），这种形状的堡垒无法如欧洲棱堡一样制造网状的增强火力。以大清首都北京为例，大量的城墙，巨大的望楼，但无一座锐台。与之类似的是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城，此城比欧洲大多数城堡都要庞大，但一名荷兰海军将领在1663年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它“异乎寻常的高大”，但很粗糙：“四个城门突出于城墙，但并无锐台或壁垒。”

不设锐台的城墙比有锐台的容易攻破，既然中国城墙厚实，那么冲锋就比炮击更为常见。诚然，中国炮手也时常把城墙打出缺口，清军炮手（多数为汉人）就在17世纪40年代与明军的交手中，用红夷炮摧城拔寨。但冲锋夺城永远比墙倾城破常见。实际上，中国军队最通用的入城方式就是从城门大摇大摆进入。数据分析郑成功十年对城防要塞——城堡、村、镇——的进攻显示，被他占领的城市中，三分之二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或因投降，或因内应。确实，中国传统兵法也劝人不要攻城，孙子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特意告诉他除无计可施万不可攻城。如一位史学家所写，城不可攻是“他们的家传法宝”。但要说服守城人打开城门却不是件易事。所以郑成功第二常用的策略是使用云梯大举进攻。他攻城战中六分之一是此法。炮击破城只占到6%。

中国人的炮击策略甚至与欧洲也大有不同。欧洲人对付炮塞的经验是环绕要塞修建攻城掩体，由远及近，步步为营，直到在某个位置打开城堡的缺口。中国人则把注意力放在城门。有中国城墙厚实坚不可摧的原因，更有中国城墙守卫反击能力太弱的原因。一旦城门洞开，大军鱼贯而入，而不会被各个方向的枪炮火力撕裂。当然，城门也有内外两层之分，中有广场，城楼四面开火，阻击进入的敌军。所以就算城门被攻破，进攻方最好还要清除城楼上的火力点，通常是靠突击。

有趣的是荷兰人在进攻中国城市的时候也用了中国人的策略。1662年，他们进攻一座福建小城，大炮对这座小城的城墙无能为力。于是他们集中所有火力攻击城门，终于破门而入，迎接他们的是“石头、秽物和粪便……还有死狗”。这就是中国守将的所为。

这种攻城策略对锐台无效。俄国和荷兰守城的成功说明棱堡赋予了欧洲人巨大的优势地位。即便在军事力量全球拔尖的东亚，棱堡也发挥了战斗力加成的功效，让少量的守备部队抗衡巨量的对手。

虽然欧洲人在城堡上有优势，但总体战斗力也只是与中国不相上下。中国军队通过引进、改良和改进，很快在火炮技术上赶上了欧洲；通过操练军队，在任何公认欧洲领先的火枪战术上也不落下风（正如我们看到的，滑膛枪轮射在中国有证可查的第一次使用比欧洲更早）。当然，在深海海战和城堡修建上，欧洲还保有优势，但东亚人也有他们的长项：后勤保障。

不是说欧洲人当不好军需官，俄国人和荷兰人都能在远离大城市几千公里的地方组织战争。但就17世纪的全世界来说，清朝都堪称后勤保障大师。康熙皇帝殚精竭虑的擘画击败了俄国人，其后数年他和他的继任者征服了这个星球上最隐秘的秘境——与中华帝国抗争千年的中亚。历史学家濮培德（Peter Perdue）精彩地叙述了大清的后勤是如何帮助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征服，将中国的国境推至史上高点，建立了东亚大陆的霸权。大清国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也最强的帝国之一。

但矛盾的是，正是大清帝国巨大的成功导致了中国后来的孱弱。清朝盛世扫除了一切战争的基因。当下一次中国和欧洲在战场相见，实力的天平将剧烈地倒向欧洲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