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滑膛枪

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是滑膛枪带来了欧洲战场的革命，它们在17世纪中叶称霸了步兵的武器库，其地位一直保持了两百年之久。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滑膛枪其实也迅速地融入了亚洲的军队，尤其是在东亚。诚然，滑膛枪传入日本的故事是最出名的，完全像是一出戏：几个葡萄牙船难幸存者在16世纪40年代把火绳枪带到了日本，迅速就引起了仿造、改进和量产，不到十年就被日本军队全体装备。确实，某些历史学家就认为，第一个使用轮射技术的东亚国家是日本，那是在16世纪70年代，远远早于欧洲。

不过历史学家较少注意到火绳枪引进中国的过程，那是同一时期，同样迅速。并且，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和欧洲人，留下了关于滑膛枪反步技术的最早记载：此事被1560年著名的明朝兵书多次提及。最有趣的是，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东亚地区受滑膛枪影响最大的国家。朝鲜才是。朝鲜17世纪的部队是全世界最强的滑膛枪部队之一，其发展程度与西欧最为相似：滑膛枪渐渐取代了其他传统武器，骑士的地位逐渐降低，常备陆军逐渐壮大，军官阶层开始职业化。

军事史学家最惊讶的应该是，不管何时，朝鲜军队，或者其他东亚国家军队在17世纪与欧洲军队兵戎相见，赢的总是亚洲人。

滑膛枪入东亚

经典的手持火器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和经典火炮是同一时期——15世纪后期。15世纪80年代的绘画中，士兵发射火铳的样子已经很有现代的味道。铳管细长，持拿时靠近脸颊，一只眼睛盯着枪管，是在瞄准。虽然从绘画中看不太清，但那时的火器有了杠杆的机括，只需手指稍稍一动，就能把燃烧的火绳放进火门。这个机括叫作火绳机（matchlock），极为重要，它让士兵可以将枪抬到眼睛的高度。枪尾抵住肩窝，一只手托住，另一只手射击。后来的几十年里，扳机加入了弹簧等其他改进机制，枪变得越来越方便。

出现了这样的经典形制，火器在战场上越来越常见。15世纪80年代，持枪、剑、矛的士兵仍然比火枪手多得多，但后者开始稳步增长。西班牙的文献记载，15世纪80年代末到15世纪90年代初，火绳枪队对十字弓队，以及弓箭队的人数比例开始激增，那是因为在格拉纳达战役（1481—1492）中不断实验的结果。西班牙火枪手带着他们的新技术前往意大利，加入了1494年开始的残酷战争，在1503年著名的切里尼奥拉之战中，火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火绳枪枪手从此在欧洲威名远播，到16世纪末，他们已经成为欧洲军队的核心力量，在陆军中占到了40%的比例。

葡萄牙人对这类火绳滑膛枪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武器叫作火绳铳（espingardas），在东亚大受欢迎。这种枪传入日本的故事如此出名，葡萄牙旅行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1509—1583）的《远游记》有很大功劳。他写道，苦难始于他和另外两个葡萄牙人为一名中国海盗干活，另一名海盗袭击了他们的船，接着又遭到“狂风暴雨”的肆虐，他们落入海中，来到了新大陆——日本。当地主事审问了他们，他们吐露出葡萄牙“比整个中华帝国还要富饶，还要广阔”，主事对他们颇为欣赏，允许他们随意走动，而此时他们的海盗老板卖掉了自己的战利品。

根据门德斯的文字，他的一个葡萄牙伙伴迪奥戈·泽依莫托（Diogo Zeimoto）恰好是个火绳枪高手。有一天，他快速地连续射下二十六只野鸭，日本人大为赞赏，还让这位神枪手骑着自己的马回到城内，门德斯·平托和另一名葡萄牙人步行跟随，走了“好长一段路”。迪奥戈·泽依莫托给日本人看了他的火铳，后者照此打造。门德斯·平托写道：“如此一来，在我们离开之前（五个半月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六百支火铳。”实际上，日本很快就铸造了几十万支。

门德斯·平托爱夸大其词，是个活跃在葡属亚洲的变色龙，却误打误撞参与了那里的所有重大事件，不过这一次，他的话却有合理的成分。另一份独立的葡萄牙文献确有记载，有三个葡萄牙人遭遇风暴到了日本，时间正是门德斯·平托自述的1542年或1543年间（虽然并未提到门德斯·平托）。更重要的是，这个叙述也被日本的文献所证实，细节上稍有出入而已。这些文献记叙，在1543年9月，一艘中国船只带着一些葡萄牙人到达了日本西南的种子岛。一个中国船员和当地人在沙地上写字交流，船员说那几个长相怪异的野蛮人“并非恶人”。葡萄牙人在要求下展示了他们的火铳：“岸边竖起了一个小小的白色靶子……那人用一只手抓起家伙（火铳），平伸向前，半眯着一只眼睛。当火焰从孔洞冒出，弹丸端端正正击中了靶子……所有旁观者捂上了耳朵。”有人出高价买下了两支葡萄牙火铳，日本铁匠仔细端详、钻研，“几个月、几个季度过去，他们就想搞出一把新铳”，最后还是一位外国铁匠碰巧随另一艘船前来，在他的帮助下，日本人才算是学会了整套技术。

另有证据说葡式火绳枪在此之前就传入了日本，走的是海上贸易的渠道。1540年东南亚就在用火绳枪了，有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前往那里，在那里居住，很多人见有利可图，买下这些火铳，带回了日本，也是合理的。并且，很多东南亚人也会前往日本，或者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也会这么做。就算葡萄牙人直接传入火铳的故事令人深信不疑，也不必排除其他多种途径的可能性。

不管火绳枪是怎么到的日本，总之它找到了一片发展的沃土。日本正处战国时期，他们称火绳枪为“铁炮”，这是个早期的自造词。铁炮迅速传播，到16世纪80年代，火枪手在最强大的日本军队中已占三分之一。17世纪早期，火枪手的数量明显超过了长矛兵、弓箭手，在绝大多数日本军队中进入了武士阶层。

日本人也做了战术的创新——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他们首先发明了滑膛枪的轮射技术。杰弗里·帕克写道，日本战国名将织田信长“早于西方二十年摸索出了滑膛枪轮射”。帕克甚至猜想，火枪轮射就是从日本传回欧洲的，或许在欧洲的某个文献中真的会记载欧洲人是看到日本人的演示才学到了这项技术的。他和其他学者都认为，在1575年著名的长篠之战中，织田信长就使用了这个技术。这一点尚有争议。近来有两位日本史学者写道：“世人多将（长筱之战）胜利归功于三千火绳枪兵，他们列队三排，一边变换队列一边前进，一边向前射击一边退后装填，这个说法的真假还是一个谜。”他们继续写道，这个“谜”起因于一份写于战争多年之后的记录，错误百出。而更早也更准确的记载（两位学者已经翻译成了英文）并没有提到火枪轮射，甚至相反地说火铳是一齐射击的。

在长筱之战上纠缠其实错失了重点。资料早就证明了日本人在其他一些战役中使用过火枪轮射。帕克等人认为日本人比欧洲更早地采用了滑膛枪轮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算如此，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日本人也不是第一个。中国人至少在1560年就用火绳枪这么做了。

火绳枪和日本的故事太过戏剧性，所以冲淡了它和中国的故事。但很明显，故事一开始它就和中国扯上了关系。门德斯·平托抵达日本时说，他和伙伴是在为一个中国海盗帮工，日本文献甚至记录了这个为葡萄牙海难者充当翻译的中国人的名字：五峰。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五峰其实就是16世纪中叶最强悍、最富有的海盗王直（卒于1559年）。他手下有上万随从，在16世纪50年代垄断了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

这就无从考证了。但是有中国文献证明，是王直让明廷注意到了火绳枪，文献称王直于1558年归顺朝廷，一位官员命他制造火绳枪，他于是领命制造。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别的文献明确地说，火绳枪在王直归顺之前就已经在中国落地，并且是通过海盗这一载体实现的。16世纪40年代到16世纪60年代是东亚海盗的黄金时代，海盗中各色人种、各色民族混杂，大多数是中国人，各种文献也明确指出，他们也和日本人、葡萄牙人、暹罗人、“满咖喇”、“黑番鬼”、“黑白杂种”，以及其他“番贼”来往。他们互相交换认识、技能和技术，一位学者说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混合海洋文化”。虽然海盗并未大规模装备火绳枪，但火绳枪的使用是存在的，明朝官方就有记载。根据一份文献记载，一伙由许氏兄弟领头的海盗“勾引佛郎机国夷人……自此东南衅门始开矣”。许氏兄弟在双屿港建立了据点，根据一位学者的说法，这里“对东亚海员来说变成了各式火器的集散地”。徐氏兄弟和其他海盗群体均有往来，包括王直，其中还有一个李光头。有文献说李光头手下有“一蛮酋善制火器”。一位明朝将领抓获了他，复制、生产他的火枪，得到的鸟铳“论精密复杂跟番人自己的一样好”。

1548年到1549年间，明朝军队在打击海盗中用了少量火绳枪。随后几年，朝廷对这种枪兴趣日增，当地官员也推动建立了以火绳枪为核心武器的部队。很快，政府军手里的枪就多过了海盗，明朝兵器厂生产的滑膛枪数以万计。比如1558年，兵仗局就下令制造1万支鸟铳。

许多问题还有待考证，因为海盗留下的记录实在太少，关于火绳枪是怎么抵达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还有大量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政府积极地接受了它，并让它成为明军步兵手里的利器。

这一点从一个人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明朝最出名的军事将领和军事思想家——戚继光（1528—1588）。

戚继光和火绳枪

戚继光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今人知道他是抗倭功臣，习有一身好武艺，但他还是火绳枪的提倡者。他说过从他输掉对倭寇的第一战，他就认识到了火绳枪的厉害：“余乃因蹶思便以败求胜，乃精放鸟铳之法以代矢。”或许戚继光对火铳的偏爱还有他父亲的一层关系，他父亲曾任京师神机营副将。总之，戚继光推崇火绳枪，他写道：“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火绳枪和传统兵器配合使用，让戚继光在和倭寇的战斗中所向披靡。

戚继光和其他中国军事将领一样，感到“器技”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器技相助，就如同“以袒裸搏虎”。他同时想到，器技还需建制、后勤、组织和纪律来配合，他也因军队的团结协作而成名。戚家军的基础建制是十二人一队，包含二伍（五人小队），一名队长，一名后勤保障人员，称为火兵，其人所司远不限于烧火做饭。今人提到他的十二人队伍，往往着眼于配置的传统武器——盾牌、枪和刀等等。但是从戚继光的文章可明确看到，他的十二人队伍可以根据目的的不同而灵活调整。有时全由近战士兵构成——长矛、盾牌、刀等等；有时会加入两名或四名火枪手掩护近战人员；还有时全由滑膛枪枪手组成。每种应变都是为了发挥小队最大的合力，小队经过训练，根据不同的兵器配置选取不同的队形，队与队之间根据号角、鼓声和旗语协调配合。

戚继光的鸟铳手都被授以反步技术，他的著作中也随处可见轮射技术的运用，虽然他从不觉得有必要详细解说这种技术，可能是反步技术已经是练兵的固定课程了。我们可以从戚继光兵法的最早版本——1560年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中一窥反步技术：

凡鸟铳，遇贼不许早放，不许一遍尽放。每至贼近，铳装不及，往往误了众人性命。今后遇贼至一百步之内，听吹竹筒响，在兵前摆开，每一哨前摆一队，听本管放铳一个，才许放铳，每吹喇叭一声，放一遍，摆阵照操法；若喇叭连吹不止，及铳一齐尽放，不必分层。

分层即是他操法的关窍，各层都被教授轮流放枪：“贼至小百步，听本总放铳一个，每掌号一声，鸟铳放一层；连掌号五次，五层俱放。毕，听点鼓，一哨缓行，出鸟铳前。听擂鼓，吹天鹅声，呐喊，方才交锋。”如此，鸟铳手被排为先锋，放铳轮射，近战士兵上前保护铳手。如果近战人员杀退敌军，鸟铳手便再次轮射。戚继光在兵法中详述了各种操法——退、进，以及先锋在远制部队和近战部队之间切换，等等。

鸟铳手不常五层俱放。阵型灵活，随突发情况而变。就如戚继光在后来一版《纪效新书》（1584）中所写：“每队有十铳，若分两层，每层五铳；若分五层，每层二铳；若不分层，十铳一列。”他还描述了如何用鸟铳来防守，让鸟铳手躲在营垒之后。他写到一段轮射防御，像极了“错误百出”的那版长筱之战中的轮射：织田信长让他的火枪手轮流藏身于木质掩体后面。只不过戚继光所谓的防守者不仅是火枪手，还有其他火炮、火器部队。他写道，防守者“听对敌号令，或于木城，或于濠岸，或于拒马下，更番射贼。空者复装，饱者续放，放者方装，装者又发，如此而虽终日，炮放不乏，必无放尽而无炮之失”。

要达到这样的协作水平只能靠训练，戚继光也认为练兵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因为打起仗来实在是太混乱了。全套程序必须是自发和下意识的，否则团队一致性就会被破坏。在现代，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著名的“战争阻力”——现实情况将破坏既定计划。他写道，只有一种“润滑油”，能抹平阻力：在模拟战场的状态下练兵。戚继光的观点背后也是类似的现实主义思想。他认为操练、测验和模拟战斗要越真实越好，因为战争会让士兵丢掉训练的东西：“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出，天下无敌，未有临阵能尽用平日十分本事而从容活泼者也。谚云：‘到厮打时，亡了拿法。’”

所以戚继光练兵贵在务实，他在书中对包含枪舞、花哨武术动作的操练制度极尽轻蔑。第一步是训练新兵掌握武器的单兵技术，因为火绳枪是出了名的不易操作。就像伟大的军事史学家查尔斯·欧曼（Charles Oman）爵士讥刺的那样：“据说如果上天给了人三只手而不是两只的话，滑膛枪会更方便一些。”问题就出在火绳上。火绳不能熄灭，所以你必须让它保持燃烧，首先往枪管里倒火药，然后往火门里倒。枪手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炸成碎片。欧洲的军事指挥官出了名地把射击火绳枪分为几步分别完成，这一点被很多写作者作为欧洲现代化发端的标志。

戚继光也一样，他把装填、射击分为独立的动作，严苛地要求鸟铳手装填、射击都按顺序精确操作。他们一起训练时，要和着一首特别的装铳歌：

一洗铳，

二下药，

三送药实，

四下铅子，

五送铅子，

六下纸，

七送纸，

八开火门，

九下线药，

十仍闭火门，安火绳，

十一听令开火门，照准贼人举发。

为了快速装填，他让枪手预先取出火药，装入特制药筒中：“铳口可容铅子几钱，用药几钱，截竹为筒，只尽药为长短，预先较试停妥，装三十管，列在皮袋内，系于腰。”

要保证士兵顺利执行一系列流程，他命令要经常视察、测试和检验。举例来说，在火枪的检验中，几个人被选中，唱名。几人出列，出示他们的火枪待检。铳口要测量，确保是同一口径（他认为武器制式要统一，同一小队用不同口径的武器会有不匹配的问题）。接着查铅弹，看尺寸是否合适，是否磨光，是否和枪膛匹配：铅弹贴住枪膛，用㮶杖送下。㮶杖要坚固挺直，并且“好在顶头与铳口合，直入到底”。余下的器具也都检视得仔仔细细：“火门眼以小为式。火绳以干为式，火药以燥细急性为式，火绳看其粗细长短，务合前式。药管以铳之大小装药满与铳口，铅子分量不多不少为式。……铅子袋逐一查验合式。”火药本身需要查验，他们似乎用的是掌燃法（hand-burn method），让士兵在手掌中搓燃火药：好的黑火药会立即燃烧而不烧伤皮肤。

装备一旦通过检查，出列士兵就要演示对装填顺序的掌握，军官唱铳歌，士兵执行操作。待装填完毕，他们上前列成一排，离靶子在射击距离——一百步之内。明朝，一步大概是一米半，就是说，靶子在他们的150米开外。

一声锣响，士兵射击。这时展示的不单是单兵的威力，还有集体操练的成果。他们在信号指示下轮流发射，每个人共放九枪，并且要快速装填，“放完一班，第一铳又装毕，再放为速”。打靶以算盘计分，成绩记在每人名下。只要指挥官认为必要，就要检验多种阵型的排布：两层五铳、五层两铳、一行十铳。

奖惩都有连带，个人也有奖励。戚继光甚至在兵书中列出了评价表样例，留出空白填写士兵姓名和成绩。在填表格时，将官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打靶成绩，还有仪容姿态和心理状态。如若火枪手射击时畏缩胆怯，即便打中靶子也会得低分。评估对射击的准确度有相当的期许，饷酬和演练时（当然更与在实战时）的表现挂钩。

奇怪的是，许多学者都认为戚继光并不是特别偏好滑膛枪，或者说没有在军队中大面积地使用火枪。今人提到他时都认为他支持传统武器，用的是刀枪让明军重焕生气。历史学家黄仁宇写道，戚继光“从没有尝试过任何过于宏大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并且“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十二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两支，一局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法国学者让-马力·贡提耶（Jean-Marie Gontier）亦有类似观点，他写道，戚继光的战术还是着眼于传统的枪、盾、刀这些“比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滞后一百年的东西”。

但仔细读一读戚继光的诸多军事论述就会清楚，他是大力推崇火绳枪的。更重要的是，有力证据显示，他把大比例的鸟铳手编入了步兵之中，并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在写成于1571年但名声稍逊的兵书《练兵实纪》中，他规定最理想的步兵营为2700人，而其中1080人都要是火枪手，也就是说占40%。他的部队并不是时时都能达到这个比例——而我们也还需从与他论述不符的实际战争中找出一些例证——但是，和欧洲对比起来，这个比例就不无启发了。在欧洲，直到17世纪中期，持火器的人数才超过了持长矛的。16世纪70年代到16世纪80年代，欧洲步兵持长矛和火器的人数对比是二比一，乃至三比一，与戚继光的八比五有相当差距。

也有一些华语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称戚继光对火枪的使用方法要比欧洲早一个世纪，要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著名的17世纪中期改革之后，欧洲才会有他设计的这类阵型和战术。

这又太极端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戚继光的火枪轮射技术表明，他掌握了相当精湛的火枪使用术。如果欧洲学者是对的，轮射技术在欧洲出现于1600年，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戚继光就至少领先了七十年——他最为出名的兵书《纪效新书》是1560年刊印的。

一些关于戚继光使用滑膛枪方式的争议，追根溯源是因为他自己对此有明显前后矛盾的叙述。有时他似乎对大量装备滑膛枪不屑一顾，但在如下案例中，他又归责于同僚，而不是火枪，认为是他们不懂练兵之道：

鸟铳本为利器，击贼第一倚赖者也。夫何各军总不思倚赖之重？其在操内并临阵，人众齐发，烟火瘴蔽，非一目可视，一手可指。俱不平执铳身，又不贴腮面，又不对照星，却垂手抵执，一手执铳，一手用绳点火，所以不用龙头者，何也？只是生疏胆小，慌忙不及取出火绳入龙头，图便速耳。如此，断然不忠，何贵于鸟铳哉？况名为鸟铳，谓其能击飞鸟，以其着准多中也。如此打去，势不由人，不知所向，安得中贼，况可中鸟乎？

可见，只持枪上阵是不够的，还须正确地使用。这需要一丝不苟地装备和操练。而通常，战事和后勤的紧急状态与理想状况是相去甚远的。

戚继光对火枪悲观的讨论似乎和他在华北的遭遇有关。他在南方取得大捷之后，被调往北方，时间是1567年。在南方时，他面对的是一众白丁，他从零开始培植、训练一支由农民和商贩组成的部队；但是到了北方，那里的兵丁固守的东西太多。北方军队十分顽固，丢不掉老旧的武器，比如快枪。这是一种类似火枪（fire lance）的火器，有一个长把，有时还不止一个枪管。他写道：“北卒坌而不耐烦，剧亦未见鸟铳之利，尚执迷快枪，虽比于教场，鸟铳中鹄十倍于快枪，五倍于弓矢，而终不肯服。”

到底何种比例的火枪和传统兵器搭配才是他理想的状态，单从他的兵书不易看出，还需借助其他文献。可以肯定的是，戚继光使用了极其丰富的多兵种合练，根据当地需要而改变了队、排、局的构成。南方抗倭的法子终究不能照搬来对敌蒙古人。

他创造了一种更有意思的部队，像是装甲步兵一样，把佛郎机铳装载在战车上，和宋朝的如意战车类似。此车可由驴马拉动，可以装备战斗序列。兵卒可以从车上射击，鸟铳手充当支援掩护之责，必要时向前冲锋，采取轮射。此车只能用在北方，因南方土地泥泞，多山地，此车不堪使用，所以火炮只能用轻便的。于是，在他最后一部军事著作，刊行于1584年的十四卷《纪效新书》中——那时他又回到了南方，他写道：“南方田泥淖，步卒轻捷，重器难行，惟鸟铳第一。”

无论如何，戚继光多部作品中的多段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日本人1575年的长筱之战以及荷兰人1600年的纽波特之战（Battle of Nieuwport）前，中国军队就采用了火绳枪轮射技术。对此，我们不必惊讶。因为我们已经见过轮射技术在中国军事传统中是如何的源远流长，在14世纪用于火枪之前，在弩上已经用了好几个世纪了。确实，1636年的一部著名兵法就明确点出了弩的轮射和鸟铳轮射之间的关系。书中有两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插图。第一张画的是弩手以“轮射”技术发射，弩手分为三排，这一阵型至少在唐代就在兵书中出现了：手牌“轮流发弩”，第二排“轮流进弩”，第三排“轮流上弩”。另一张图也是这样，只是弩手换成了鸟铳手。甚至两幅图的标题也只是把“弩”换作了“铳”。在鸟铳轮放图所配文字中，作者明白地说“其法一如轮流发弩图式”。和弩一样，鸟铳填弹和射击甚是拖延，但是，他写道：“今为轮班发铳之法，更番迭进，则连发竟日，响不停声。敌无不败衂者矣。”这部兵书没有更细地解说技术，也没有像戚继光16世纪60年代、16世纪70年代、16世纪80年代的兵书那样举以丰富、实用的建议。它只是说把一个用于弩的技巧用于火绳枪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说到底是因为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装填太慢。

戚继光的兵书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受其影响最深的还要算朝鲜。

滑膛枪在朝鲜

没人认为朝鲜是军事强国，大部分历史学家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在中日面前显得渺小的国家，却建设了一支在17世纪的世界上都最为强大的火枪军队。

朝鲜引进滑膛枪是在16世纪后期，但使用火器的历史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考古学家挖掘了不少14世纪和15世纪的火炮。有些是引进自中国的，但朝鲜人自己也生产火药武器，朝鲜朝廷进贡给大明皇帝的一些火器就很令人惊叹。实际上，朝鲜人在1447年也已经多少使用过火铳轮射的方法，因为这一年朝鲜世宗皇帝命火枪手五人一队发射“火杖”，轮流发射和装填。关于朝鲜早期火器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有待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1592年侵略朝鲜后，朝鲜的火器战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场侵略战点燃了东亚历史上最为凶暴的战火，这场冲突被肯尼斯·斯沃普（Kenneth Swope）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六年来，中国明朝、新近统一的日本，还有朝鲜，三国苦战朝鲜半岛及其水域。一开始日本人的滑膛枪所向披靡。朝鲜宰相柳成龙悲叹：“我们的士兵与他们列阵对垒，我们的弓箭不达敌阵，敌方铳弹却雨落如注。”朝鲜和中国的文献都表明，日本火枪手都采用了轮射的方式。

明朝军队助朝鲜打退了日本，不过战争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才告一段落。这一惨痛经历促使朝鲜人改革军事，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纷乱扰攘的17世纪。朝鲜改革的重点就在这铳枪上。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如此说过，朝鲜必须亦步亦趋地借镜中国，师法日本：“中国本来没有鸟铳，他们是从浙江的倭寇那里学到的。戚继光历数年练兵，鸟铳终于成为中国之长技，用以打败了日本。”他说，朝鲜人同样可以走这条路，向外国人学习，提振军事。

历史学家Hyeok Hweon Kang（韩国青年历史学者，专攻韩国与东亚社会历史学——编者注）令人信服地宣称，宣祖大王（1567—1608年在位）成了滑膛枪“热烈的支持者”。宣祖下令，日本火枪手必须活捉，以便指导朝鲜人武器技术。他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叫训练都监，核心就是火枪队。他对火枪手的偏爱激起了弓箭手的不满，后者认为自己掌握的是一种高贵的技艺。一次，皇帝赏赐给火枪手三十匹马，称他们在训练中表现好过弓箭手，一些弓箭手以辞职抗议。宣祖对滑膛枪的兴趣甚至扩展到了设计领域，他自己做了一支速射快枪。朝鲜火枪手也受训戚继光曾教授的轮射技术。一本几乎以戚继光《纪效新书》为蓝本的、1607年刊行的朝鲜兵书写道，“每个鸟铳队可以分为每层两铳，或者一铳，放铳时五铳连放或十铳连放”。另一本1649年刊行的操典描述得更为详尽，当然也是基于戚继光的著作（经常是逐字地参考）：“贼至小百步，听本总放铳一个，每掌号一声，鸟铳放一层；连掌号五次，五层俱放。（齐放或一次尽举或分五举。)”朝鲜的军事改革直接依照的就是戚继光的著作，不过学习他的兵书有时不太容易，因为他总是假定你对他提倡的一些具体技术已经很了解了。如同我们之前看到的，虽然他不时提到鸟铳轮射技术，但他并不详细讲解这个过程。

所以朝鲜的兵书就是在填补、诠释、解说、评论戚继光的著作。其中甚至包含了许多东亚鸟铳轮射技术的图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清晰的。有一张图示，展示了正在进行轮射的一队鸟铳手，过程行及一半时的状态。正如戚继光的鸟铳队一样，朝鲜鸟铳队一共十个铳手，还有一个队长。众人站为两列，队长站在两列中间。两个圆圈表示空位。他们已经离开原地，沿各自队列朝前行进，并且正在朝敌射击。待队长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回到预定位置装填，后排铳手上前射击。此程序可循环往复。

这个方法和欧洲的略有不同。欧洲方法是第一排的火枪手放枪之后前往本列的最后一位装填。当然，欧洲军官试验了各种让士兵回到队尾的方法，但简要地说就是一种：射击、到队尾、装填。但是，在朝鲜人的图示里，鸟铳手上前一步到前排，射击，回到的是自己原来的位置装填，而同时后一排的射手上到前排，如此往复。戚继光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吗？不清楚，但有可能。毕竟朝鲜人是从中国南兵那里学到鸟铳轮射的，而南兵是完全按照戚继光的兵法所操练的。另一方面，这是朝鲜人自己研究出来的技术，或者是在其他外国人——日本人或者荷兰人帮助下设计、实践的方法。有许多外国专家参与实施了朝鲜的军事改革。

1619年是一次对朝鲜鸟铳新军的考验，一万名朝鲜鸟铳军支援明朝军队对抗满人，参与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满洲骑兵大败明朝联军，朝鲜鸟铳军主力为风势所阻，被满洲骑兵闪电击溃。只有一个师的朝鲜鸟铳军在明朝将领杜松的率领下使出轮射，杀敌无数，只可惜最后联军投降，他们也只得放弃了进攻。此后数年，朝鲜的实际君主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都在努力从此役中吸取教训，他意识到要对阵如此悍勇的骑兵——满人的骑兵是世界最强——鸟铳必须要有传统部队的掩护。所以他让鸟铳队和长矛、骑兵队配合，来锤炼一支悍军。满人于1627年和1636年两次进攻朝鲜，这支军队再次受到考验。这两场仗朝鲜都输了，不过他们的鸟铳军表现优异，甚至得到了满人将领的尊敬。新近建立的清帝国开国皇帝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写道：“朝鲜人不善马上作战，只是不违兵法而已。他们步兵优异，尤善鸟铳战术。”

就这样，朝鲜人与日本人、中国人一样，不仅将滑膛枪编入了自己的部队，还学会了轮射技术，将练兵系统化。东亚三国如此成功地改良了滑膛枪——其中中国人甚至比欧洲人自己更早地使用了轮射技术——说明东亚地区在16世纪远非军事上停滞不前的状态。东亚人渴望学习欧洲人的新技术，他们更在本国的军事制度和传统中获取教益和启示。一些华语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作中西军事融合期。

融合持续到了下个世纪。17世纪里，在日本偃旗休兵进入和平时期（有人说过非常有名的但有争议的话，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放弃了火铳”）之时，中国却保持了持久而又痛苦的战争状态，这一状态同样波及了朝鲜。

这些战争有的牵扯进了欧洲人。两个在17世纪扩张成性的欧洲民族——俄国人和荷兰人都和中国人开了战，而他们都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