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败盟及其影响

宋廷危机四伏

南宋入洛之师大溃，给了宋理宗为首的主战派当头一棒，也给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正如时人所说：“三京退师之余，朝廷惩创甚。”因而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国策。

首先，宋廷掀起罢官风潮。宋廷对入洛之师溃败的原因，交口斥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前线主将赵葵、全子才等人犯了“贪功冒进之罪”，然也有人认为此说“恐亦非至公之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嵩之的责任重大：一是入洛之师需粮，而史嵩之“立和中沮之，不肯运粮，卒至误事”；二是史嵩之已探得蒙古军在三京地区遍设“哨马”和。“增屯设伏”。等情报，但他“所主在和，既不以实相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勋”，没有及时通报赵葵、全子才，致使其敌情不明而贸然轻进。看来，较为熟知内情的人是赵葵之兄赵范。赵范，在此役之初是主战派，在此役开始时，他“反悔前议”，未曾出师参战。在战败之后，赵范就此役中将帅的责任作了分析，上疏朝廷：一是指责赵葵、全才子“轻遣偏师”入洛，致有龙门，洛东之败；二是指责赵楷、刘子澄“参赞失机，师退无律”，致有丧兵折将，三是指责徐敏子、范用吉对危难中的杨义一军“怠于赴援，致不能支。”赵范的分析，除了有意回护宋理宗和赵萃、的责任之外，显得较为全面，并合乎宋理宗的心愿。于是，宋理宗下诏：赵葵、全子才各削1秩，赵楷、刘子澄、徐敏子各削3秩，放罢，范用吉降武翼郎；杨义削4秩，勒停自效。宋理宗对重臣史嵩之处理得比较宽容，一面表示自己“始悔”不用其言，一面罢史嵩之的京湖制置使要职，命为刑部尚书。然史嵩之却以“母病乞侍医药”为由，“不俟报可而归。”这实为宋廷为入洛之役败北而展开的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插曲。南宋词人评论入洛之役败因时，说；“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词人在指出主帅失误、部队协调失措，后勤保障不及诸方面的责任后，归结到一点，叫做“此殆天意”。这是一句十分含糊而又寓意深刻的话。其中，既可能有怪罪“天子”宋理宗悍然决策出师之意，又可能含有南宋朝廷没落不堪，失败纯系必然之意。

其次，南宋财政经济益加危机。入洛之役期间，南宋把大量物资、粮食转运河南，结果事与愿违，“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用悉委于敌”，使得两浙地区“人户版空”，国库和民众所储，“中外空虚，公私赤立”。宋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租例钱代替”身丁税，又‘权宜一切之，如裁半减俸，科鬻僧牒之类，虽有伤事体者，亦不暇顾恤矣。”当时南宋朝廷的整个财经政策是：加剧赋税剥削，不仅有正税，而且有更刻苛的临时性的“加耗”。长江以南，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广南等路，“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二三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者。折纳之价有一石至二十者。”是时，南宋的土地兼吞也达到了高潮。“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半有及百万石者。”“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财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此者，又数家焉。”民众不堪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以盗为俗，农事有暇则为盗，守令不惬其心则为盗”，官府闻之胆寒。整个南宋的形势，正如宋理宗所说的那样：“想疮痍之溢目，如疫病之在身。”

再则，宋理宗下罪己诏。端乎入洛之役丧师后，南宋朝野怨声载道。宋理宗为缓和国内矛盾，安定民心，被迫下“罪已诏”，山大骂自己“朕以寡德”，“朕猥以眇躬”。他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存，胳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命，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宅里墟于青烟，”甲卒屠于白刃，凡三百年之生聚教训，与数十郡之城郭封疆，凭陵无厌，荼毒甚惨。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而闻。其如关头溃散之军，塞外畔亡之将，或者抚循之失道，因而怵迫以从夷。序言其情，准执斯咎？皆由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戒。拊心若厉，欲悔何追？朕今退自省躬，益皇敬德……。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宋理宗还就对蒙古的政策，不得不作出180度的大转弯，由进攻转为防守，即所谓“可严守御之备”。先前那种“规恢故疆”的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了。

蒙古先礼后兵

端平入洛之役的结果，不仅是以蒙古蒙古先礼后终，的胜利而告终，而且还宣告了宋蒙联盟已经不能破镜重圆。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平入洛之役的发生和发展，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

当然，宋蒙之间，由联盟变为仇敌，并不仅仅是端平入洛之役造成的结果。实际上，蒙古人在灭金之后，已经调转枪口对准南宋，并欲一口将其吞没，这已成为蒙古的既定国策。就在端平、入洛之役开始的同年（1234年）、同月（七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思（木华黎之孙）在诸王大会上的一段对话，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

蒙古诸王大会期间，窝阔台问大将塔思曰，“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窝阔台听塔思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大为高兴，立俞塔思“与王子阔出总军南征”。不久，蒙古军遂向河南疾趋。

其实，在端平入洛之役的消息尚未传到漠北之前，窝阔台的谋臣耶律楚材已经向大汗呈报了“平南之策”。李实也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所以，水有蒙古诸王大会上窝阔台“自将伐宋”之议和“遣达海钳卜征蜀”之命。

蒙古人一向十分注重策略。在发兵攻宋之前，先派出使者五檝于同年（1234年）十二月到江南“通问”。王橄的使命，从其“挟昔年金使例册”的举动来看，主要是想按照金朝与南宋的历年条款，向南宋索取岁币，实现其“想南宋人以事金之礼事蒙古”之目的。这里，充分暴露了蒙古人想继承金朝在南宋特权的企图，是要把南宋变成自己的臣属和仆从。

蒙古人的想法，是南宋人无法接受的。南宋既然从蒙金战争（1211~1234年）之初就已拒绝向金朝输送岁币，后来又在宋蒙联合灭金作战中出了大力，表明自己已经从亡金的锁链中挣脱了出来，那么，它怎么可能会答应蒙古人继承金朝特权的要求呢？所以，蒙古使者王橄只好“辞于后殿”，闭门等待形势的发展。不久，南宋遣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等出使蒙古“报谢”。次年（1235年）正月，南宋又遣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为蒙古“通好使”。尽管使节往来数次，但实质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蒙古汗廷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早在派遣王橄出使南宋之前，一场大的军事行动就已在酝酿之中了。

在端平入洛之役后，蒙古人便抓住南宋“开衅致兵”、“肇始祸端”的把柄，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