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南征的准备

蒙宋战争初期（1234~1251年），蒙古政权经历了元太宗窝阔台（1241年），元定宗贵由汗（1248年）等皇位更迭。在贵由汗即位之前，太宗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4年（1242~1245年），及至1246年元定宗贵由泞即位时，“朝政犹出于六皇后”。元定宗贵由汗在位3年（1246~1248年），1248年初，他以和林气候不宜为借口，亲自率军前往封地叶密立，想借机攻袭藐视大汗权威的诸王拔都。不料贵由却在途中丧命，蒙古汗位因而再次空悬。政权暂时由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执掌。由于正式推举大汗的会议迟迟召集不起来，汗位一直空虚了3年之久（1248~1251年）。

蒙古军初期的战争方式，以及蒙古阜位的频繁更迭，不能不影响到对宋作战的形势。在窝阔台时期，蒙古军曾经以急风暴雨的方式，从长江上游的巴蜀，陆续蹂践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当时蒙古刚刚取代金朝，对北方汉地的统治方式尚在适应之中，要把蒙古军有限的力量同时在3个战场上施展，既受到实力的限制，也受到经验的制约。因此，在这一阶段上，蒙古军的进攻策略是，“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在窝阔台去世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蒙古国内因帝位的纷争，致使“法度不一，内外离心”，加之蒙古草原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蒙古统治者无暇对南宋部署全面主动的进攻。这些就是蒙古哥汗即位以前，蒙古初期对宋作战的一般概况及其原因之所在。

1251年，在斡难河头蒙古传统选汗之地，由于诸王拔都的推荐，大将兀良合台的拥戴，蒙哥被正式推举为蒙古第4任大汗。蒙哥是成吉思汗守业的幼子拖雷的长子。即位时，他正是一位“青春鼎盛妙的“青年”。他素“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即位前，他就有过总戎机，征讨钦察，斡罗思诸地，的经历。他雄心勃勃；决心继续推动蒙古前任可汗扩张疆域的政策，企图迅速建树超越其父；祖辈的业绩。

蒙哥即位后，首先平息了定宗后及太宗皇孙失烈门的反叛阴谋，巩固了统治地位。鉴于过去10年来朝纲废弛，蒙哥汗颁布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局势的措施。他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以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命其将驻地南徙到同中原接近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对几个已经建置蒙古官署的地区，蒙哥汗分别任命了执政的官吏，如以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靓答儿等充燕京竿处行尚书省，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

在军事上，蒙哥汗还积极进行布置，以为南征之计。他命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命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命和里解统土蕃等蒙古、汉军。各路攻宋之军，“皆仍前征进”。

与前任蒙古大汗不同，在蒙哥汗部置的对宋攻势中，他尤其强调在临近南宋边境的地区建立屯驻基地，以此作为进一步南征的准备条件。对此，宋理宗曾经证实：“近闻北骑之来，往往储糗粮，立寨栅，以为因利乘便之计。”

关于这一阶段蒙古军在与宋临界的3个战场屯驻立寨的情况，因资料分散，仅能作如下的缕述：

在巴蜀战场方面，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最早于1252年春，奉命在宋人废弃的沔州（今陕西略阳）筑城，设置官署进行统治。沔州居嘉陵江的上游，蒙古首先在沔州筑城，正是为的从上游控制四川，“取蜀漕源”。1253年，忽必烈奉命治理京兆（今陕西西安）分地，着手经理陇蜀地区。负责巩昌，沔州一带屯戍的便宜总帅汪德臣，在六盘山面见了奉命征大理的忽必烈。汪德臣向忽必烈正式提出了以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为基地，进一步深入蜀境，经理“益昌之事”的计划。益昌，即古益昌郡，宋利州治地——秦蜀咽喉的广元。为了使南进利州的军事行动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汪德臣建议在沔州设漕运司，同时请求“免徭役，捐课税，运粮屯田，为久贮之计”，“造楮币，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汪德臣的建议得到批准后，便把巩昌便宜总管府事交由其兄汪忠臣负责，他自己则带着由他弟弟所统的锐卒千余人向广元进发。汪德臣在南宋利州立城的行动，得到了忽必烈指派的土蕃人赵阿哥潘、陇西人李忽兰吉，以及蒙哥汗派来的：蒙古人拜延八都鲁、阿脱的支挣和协助。当时，“宋兵屯两川，堡栅相望，矢石交击”。汪德臣选择利州东宝峰山（今广元东山）筑城，而以汪良臣之兵戍于嘉陵江之南，以为外援。汪德臣在利州“经营之始，百废未完，应援亦寡”，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蒙古军终于击溃宋军的阻击，“历五年而城始完”，其基本规模终于在1254年奠定。接着，汪德臣又将巩昌汪良臣所部之兵，“屯田白水”，在四川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实行耕战结合，“寓兵于农”，从而终于在四川北境建立了第一个立脚的据点。蒙古军这一“取蜀之计”的实现，不仅堵死了宋军北进的大门，使宋军再也“不敢越脚北向”，而且奠定了蒙古军节节进取蜀中的基础。宋人为此忧虑说：益昌“为秦蜀之冲，四会五达不可失也。今汪口所城，则亡形具而人寒心矣……敌进七百里而城利，岂曰无谋。……若置之度外，敌反用此计，出没于剑、阆之间，抄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

在荆襄战场方面，诚如谋士姚枢所分析指出的，在蒙哥汗即位以前的“二太子（阔端）总大军南伐”期间，蒙古虽然“降唐邓、均，德安四城，拔枣阳，光化，留军戍边，襄、樊、寿、泗继亦未归”，但由于归附之民“尽于军官分有”。“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姚枢建议采用这样的策略：将“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蒙哥汗接受这一建议，开始在边境遍置屯田。于是，蒙古遂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以史天泽，杨惟中、赵壁主之，派史枢为征行万户，驻军唐，邓。修复所占枣阳、光化、均州等城堡，与南宋的襄樊相对峙，以为经久之计。

在两淮战场方面，蒙哥汗命张柔自杞县移镇毫州。由于“环亳皆水，非舟楫不达”，张柔为了沟通亳州至汴城的粮道，又开筑甬路，筑堤120里，为桥15座，并置2堡以戍之。张柔还“瓮城壁为桥梁属汴堤，以通商贾之利”。与此同时，河南道经略杨惟中也在河南与两淮沿线大力屯田，使得屯田遍于“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在此基础上，张柔遂分遣部将张信屯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逼两淮。

经过蒙哥汗即位初期的这一番经理，蒙古军终于在西起穰、邓，中经襄阳，东连陈亳，清口、桃源一线，皆置重兵，“列障守之”。加’之，“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继馈诸州”，在陕西四川方面，又移陇右汪德臣戍守利州，在沔州一线“转粟入手利”。这样，蒙古便能在南宋沿边一线，做到既屯重兵，又有粮饷，从而改变子过去10年间“秋去春来”，没有重大建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