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冒险决策出兵

赵氏兄弟请复三京

1234年上半年，南宋朝廷展开了一场“收复三京”的激烈争论。主战派的头面人物赵范，赵葵兄弟，受到宋理宗的器重，连连升迁。兄赵范，正月命为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知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东线调往中线，不数日，又兼任淮西制置副使，五月命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弟赵葵，由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升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京（商丘）留守兼淮东制置使。就在此期间，赵氏兄弟听了降人谷用安提出的“非扼险无以为国”之建议，于是，“欲乘时抚定中原”，向宋理宗提出了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建策，掀起了“守河据关”的大讨论。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与宋理宗热衷于“恢复”有关。宋理宗于1225年即帝位后，因权相史弥远专擅朝政、权倾内外，皇权被夺。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他在追述赵宋王朝的基业之后叹道，“继述惭非称，规恢动慨思”，时刻不忘“恢复”大业。同时，他还“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所以，从端平元年（1234年）初起，便“诏求直言”，诏举将帅，罢斥史弥远的亲信，召还被史弥远贬逐的真德秀，魏了翁等10余儒臣，委以要职，时号“小元枯”，亦称“端平更化”。与此同时，宋理宗的对外政策也有所调整。先前，宋理宗幸依蒙古之威，制定夹攻之策，灭亡金朝，“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而以三京为中心的河南大地，乃大宋王朝的开国奠基之处，又是：“宋朝陵寝所在”，丧失百年有余而未“恢复”，这对急功近利的宋理宗来说，实为一大心病。所以，就在金亡的当月（正月）遣官“按循故壤”，“汛扫祖宗诸陵”（河南境内北宋诸帝陵墓），三月，又专门派出大员到洛阳“省谒八陵”，四月，再遣大员到八陵“相度修奉”。如此频繁的相同活动，一方面说明宋廷急于“恢复”故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透露宋廷对三京地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酝酿着一次新的军事行动。同年夏（一说四月），宋理宗下令朝内百官“集议和战攻守"，又令“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府并实封以闻”。史家认为，至迟到此时，宋廷已在谋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宋理宗提拔重用赵氏兄弟等主战派将领，便是这种谋划活动的最好证明。

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亦与宋廷新当权的宰相郑清之大力支持有关。宋理宗亲政之初，继史弥远之后任相的郑清之，竭力迎合宋理宗的需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而企图获取“边功”，则是他最为关注的大事。另外，郑清之早年是赵氏兄弟之父，南宋大将赵方的朋友，曾与全子才一起做过赵氏兄弟的老师。因此，郑、全，赵范、赵葵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1231年，赵氏兄弟攻灭李全之后，就曾得到时任参知政事的郑清之的“赞决”。赵氏兄弟后来连连晋升，成为边疆大帅，与掌枢密大权的郑清之不能说毫无关系。学生做边帅，恩师做宰相，他们心目中所想又都是“邀边功”，自然在行动上，”便上下呼应，“鸣剑抵掌，坐谈山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

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还与宋廷掌权者错误地判断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突出的表现：一是对国内穷困情况视而不见。南宋百余年来，倍受金朝欺凌，又迭经兵火，加上朝廷内外、宗戚官豪的奢侈腐败，弄得“军国空虚，州县罄竭”；“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之势，臂如以漓胶腐纸，粘缀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至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兵不如昔之强，将不如昔之勇”，更是不言而喻。上述情况，宋理宗不是不知，尤其是“诏求直言”之后，许多有见识的文臣武将，通过多种形式，衷述了对此种危难形势的看法，可是，宋廷掌权者却听而不闻，熟视无睹，二是对蒙古之强视而不见。赵氏兄弟不曾直接与蒙古军交战，故不曾尝到蒙古铁骑的苦头：后曾与降蒙的李全争锋，“数战皆捷”，并杀李全，这不能不助长其傲气。金亡之后，宋廷大事渲染胜利，“动色相贺，，却把强邻蒙古的潜在威胁置之一边。宋理宗也智“嘉纳”大臣所言，“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但很快就被“鞑人已归，中原空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把蒙古军北去及其暂时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误认为是对方虚弱的表现。其实，就在宋廷为谋取三京进行激烈辩论之际，在漠北达兰达葩之地的窝阔台，正在大会蒙古诸主百僚，制订“条令。，治理内部，酝酿新的军事行动。三是对三京地区的残破状况视而不见。宋廷曾多次派员到河南“省谒八陵”，了解情况，京湖置制司还送了八陵图。另外还有不少逃到宋境讨饭吃的河南难民，对于三京地区禾食，无稼，少炊烟和尸骨遍野、所在空旷的残破景象，定会反映到宋廷当权者的脑子中。在如此凄凉的情况下，宋理宗等人还在重温金人西据潼关、北阻黄河、长期与蒙古军对峙的旧梦。所以，当金亡后，降人谷用安向宋廷献计“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便很快为宋廷所接受，“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

众多臣僚反对出师

1234年上半年，在宋廷内外展开的要不要出师收复三京的大辩论中，虽然不是“独有”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一个人支持赵氏兄弟的主张，然确实绝大多数臣僚是反对出师的。

首先，宋廷内被宋理宗启用的大臣们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师。监察御史洪咨夔在金亡后，分析南宋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主管官告院张煌则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主张“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监察御史李宗勉认为：眼下宋朝“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修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他主张”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虑”。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徐侨，有一天特地穿着破衣烂衫去见宋理宗，宋理宗惊奇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对曰：“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宋理宗问，“联何为贫？徐侨说，“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这段似是滑稽的对话，足以表明徐侨不赞同出师的基本立场。以“见微虑远’著称的儒臣叶味道认为：眼下”饷日迫，民一不堪命。，如果出师，势必“是先摇其本，无益于外也”。以“直声震朝廷”著称的儒臣真德秀，听到赵氏兄弟等人主张出师河南的倡议后，表示极为忧虑，特地向宋理宗报告：“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蔗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

其次，赵氏兄弟的谋僚也不赞成出师。赵范的参议官乒岳，劝说主将要考虑出师的严重后果，他说，“方兴之敌（蒙古），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愧饷，后必悔之”。知安丰军杜杲，也陈述“守境之利，出师之害”。他说，“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

再者，其他战区的主将也反对出师河南。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曾从龙，“极论南兵（宋军）轻进易退”，不赞成出师，江西安抚使陈，因领兵镇压陈三枪等起义武装，也不赞成出师河南。对出师持反对态度最为坚决的是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一方面，他已在破蔡灭金大战中荣立大功，不想再当赵氏兄弟的配角，另一方面，他亲自派往蒙古的“小使”邹伸之尚未回归，不能置使者的生死于不顾。因此，便以“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为理由，提出宁可“迕旨’受诛，也不同意出兵。

另外，已经休假的叁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听说朝议收复三京之事，特地上疏，申述“三忧”，一是“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二是民众对官府“蓄怨含愤”，常常暴动，此所谓“萧墙之忧”，三是“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丽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

总之，反对出师河南之声，响彻宋廷内外。尽管持此见者，说法不一，动机相异，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基本观点有两条，第一，收复三京的条件不具备，第二，出师河南的后果不堪设想。

宋理宗悍然命将出师

宋理宗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无能之辈。他在国家面临着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不顾国情，民情，军情，不作敌我双方力量的基本对比，不计一切后果，对所有反对出师河南的建议“皆不听”，悍然决定出师河南。从已发现的历史资料来看，南宋出师河南，仅仅是做了以下准备：

（1）确定战略目标。宋理宗根据主战派臣僚的主张，确定此次出师河南的战略目标是，“据关，阻河，为坚守计”。所谓“据关”，即指夺占潼关天险，派兵据守，扼住要冲。所谓“阻河”，即指夺占黄河南岸一切地区，把蒙古势力统统赶到黄河以北去，从而派兵占据黄河险要，凭借黄河天堑阻止蒙古军南进。所谓“坚守计”，即指在“据关”、“阻河”，两个条件实现后，便可长期与蒙古军对峙，保持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很显然，这一战略目标，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在重温金哀宗守关、据河的旧梦。当时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吴潜，在其奏议中曾经提到：“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然宋廷当权者并不清楚，金人所以能够守关、据河，并同蒙古军对峙十数年，是由当时的许多主客观因素构成的。其中主要的，一是那时蒙古军主力已去西征，留在黄河以北的部队大多是新降蒙古的汉军及其他部族军，战斗力不如蒙古军强；二是当时西夏还没有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对金人起了屏障作用，三是金哀宗即位后一反金宜宗的错误国策，停止攻宋战争，与西夏和好，集中力量抗蒙，四是金朝当时还有数十万精锐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配置于黄河沿线，五是潼关，黄河屏障，在百年来一直处于金人的控扼之中。如此等等。而今南宋面临的形势；已经大不同于当年的金朝。宋廷在各方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重温前人的旧梦，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2）任命将帅和区分任务。宋廷筹画端平入洛之役，组织了两套指挥班子。

一套指挥班子，是以宋理宗为核心、以郑清之等人为左右手的软弱无力的最高统帅部。宋理宗是一个志大才疏之辈，郑清之是一个不懂战争之道，然要图立战功的宰相。另外，任命不赞成出师的乔行筒为知枢密院事，曾从龙为参知政事，郑性之为-签书枢密皖事，陈贵谊兼同知枢密皖事。更令人发笑的是，在出师之前对史嵩之的任用。初期，宋理宗想命史嵩之与两淮边将“协谋持角”，共同完成入洛作战任务，但史嵩之却上疏6条，“力陈非策”，坚辞不干。继而，宋理宗又命其筹画此役之粮饷，但史嵩之却以荆襄连年饥馑和出师“误国”为由，拒绝办理。郑清之还致书劝说史嵩之接受皇帝的任命，但同样也遭到了拒绝。当“诸军数道并进”之后，宋理宗想用“兵部尚书”的官衔来吸引史嵩之参与指挥“端平入洛”之役，但史嵩之仍然拒不接受。这种在临战前和战役开始后将帅对任俞还处于推三让四的悄况，在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

宋廷另一套指挥班子，是分散在战区的以赵范，赵葵，全子习等人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官。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战役开始后，旋命其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他的部队，配置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准备进兵陈州（今河南睢阳），蔡州，“以张声势”，从左翼牵制蒙古军。但赵范其人在此役开始后，由主战派“改图异谋，不胶前说”，也反对出师，所以，他的牵制任务也没有执行。另外，宋理宗还升四川制置副使赵彦呐为正使，郑清之促其出兵以侧应入洛之师，也遭到了拒绝。宋理宗命赵葵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指挥淮东所部5万人，先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宿州，尔后进兵汴京。宋理宗又命知庐州全子才指挥淮西所部1万余人，为此役之先锋，此役开始后，又升授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从上述可以看出，南宋参加此役的兵力，仅是两淮的6万部队而已。

（3）调整军队部署。南宋出师之前，军队的部署总情况不是进攻的态势，而是处于防御的态势，必须在部署上作较大的调整变动，方能利于作战任务的完成。当时，南宋军队邻近河南战区的兵力，一是属于京湖方面，飞是属于两淮方面。而京湖方面的部队，因为已参加过蔡州大战，此次不承担进攻的任务，因而部署可以不变动。但两淮方面的部队则有所不同，一来他们承担主攻任务，二来他们的驻地远离河南前线，所以必须作很大的调整，方能使主攻部队的部署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

可是，在此之前，蒙古军已决开黄河南的寸金堤，让河水淫溢，使豫东广大地区（从寿春到汴京一带）变成了泽国，“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迫使宋军不能如愿调整部署，而仅是办成两件事。一件是命淮东部队夺取盱眙、宿州，使之稍稍缩短其至汴京的距离，二件是命赵范移司黄州，也就是说把左翼部队的指挥部转移至远离汴京上千里的长江边上，没有实现靠前指挥的目的。东线，赵葵的指挥部仍在远离汴京千里外的滁州（今安徽滁县），全子才所部，仍在远离汴京近千里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如此，前线指挥部和主攻部队都远离战区的进攻部署，势必要迫使部队官兵把兵力，体力和物力大多消耗在进军途中，这显然是一种笨拙的用兵方略。

（4）发布出师檄文。宋理宗为了进行战争的舆论准备，激励将士和吏民的斗志，“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特地发布了-出师檄文。内开，“蠢兹女真，紊我王略，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袵之污。列圣中兴，惟兼爱于南北。积年养晦，不轻用于千戈。因彼（指金，蒙）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噬。百姓至此极也，多亡罔堪顾之。嗟彼故疆，皆吾赤子，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

这篇出师檄文，虽然文字艰涩，但有两个意思是较为清楚的。第一个意思是，讲出师河南有两条理由：一条理由是女真（金朝）霸占了中原大地，“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椎之污”，改变了汉族民众的风尚，另一条理由是蒙古和金朝在中原地区的激烈争夺，比豺狼吞噬还要厉害，弄得民众痛苦不堪，第二个意思是，讲南宋出师的目的，要“往清余孽”，收复“故疆”。

这篇出师檄文，为人们弄清此役的起因，是一个极好的佐证。以往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浆，宋联兵灭金时，蒙古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南宋，金朝灭亡之后，蒙古背约，所以南宋“端平入洛”是如约出师争夺。然而，南宋的这篇檄文，作为此役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宫廷文书，对“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出兵之事，在理应申明的地方，却只字没有提及，而是讲了另外两条理由。善于舞文弄墨的南宋廷臣和宋理宗，是不会疏忽到此地步的。这里告诉人们，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连宋廷自身也没有承认，也不去宣传和张扬。另外，对于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一部长达496卷的《宋史》竟没有一处相近的记载。然却在《宋史》卷474《贾似道传》中写有“盂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等文字。另据史家考证：南宋文臣武将的许多奏札及流传后世的女集，也都没有讲到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事。可见，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是完全可以推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