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南宋之间的关系



蒙古、南宋之间，初期因有金朝、西夏的隔离，两国不相邻、不相属，也不直接交往。早先，南宋虽然曾经借助蒙古崛起之威对金发动“开榴北伐”，但蒙宋两国之间不曾有过官方联系。之后，随着蒙古降服西夏，蒙古迫使金朝迁都南京（今开封），以及蒙、金战争的发展；蒙古和南宋两国之间开始有了官方交往。蒙宋交往大体经历了建立联系，出现矛盾，蒙古借道和蒙宋联兵灭金等四个阶段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双方建立联系

宋廷观望

南宋人早期对蒙古人的了解甚少，仅是听到某些传闻而已。《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曾列举《松漠记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旧闻证误》等书目，就有大量关于蒙古传闻的辑录。既为传闻，显然同史实有许多矛盾之点，但却带有某些事实的影子。1211年六月，即蒙古军获得野狐岭之战的胜利后，南宋人派户部员外郎余嵘出使金朝，“贺金主生辰”。行至中都西南的良乡附近，目睹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金兵，“溃军累累”，“号泣”不止的情状。溃兵哭诉说：“鞑靼到宣德县，去此只三四百里”。余嵘很想亲眼看一看蒙古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便自制蒙古使节旗帜藏于身上，备遇蒙古军时证明自己的身份，继续北行。但是，他的愿望由于受到金人的阻拦没有实现，不二月，余嵘回到南宋，述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泪丧销要，有旧辽灭亡之势”。这一次见闻，记入《使燕录》一书，比以前对蒙古人的了解稍微深了一层。所以，宋兼礼部郎官真德秀奏报宁宗说，“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多事之端恐自此始”，1213年，宋廷继续与金朝有使节来往，但由于蒙古军对金加大攻势和金朝发生内乱，南宋使金的三任官员都是“不至而还”。因而对蒙古的了解，主要还是靠间接渠道。在此情况下，曾经使金的南宋官员真德秀，通过对中原局势的分析，主张对新起的蒙古势力要存以戒心，因为“崛起者（蒙古）难驯”。南宋大员乔竹简则主张：“中国宜静以观之。”意思十分清楚：南宋既不能得罪蒙古人，也不主动与蒙古人结好，只能是等待观望而已。

蒙古使宋

蒙古人早期对南宋的了解，也是靠金朝这一间接渠道传播，所以同样是十分肤浅的。金人称南宋人为“南家”，蒙古人沿用此名，并加复数语尾—S，称“南家思”，即是一例。蒙，金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到了1213年底，蒙古军俘，降大批金朝的汉将，如郭宝玉、王掀、刘伯林、史秉直史天倪父子等“金虏叛亡之臣”，再加上蒙古军3路扫荡已深入中原腹地，兵锋接近南宋边境，因而加深了对南宋的了解，知道了南宋与金朝有“世仇”，是可以联络，利用的力量。于是，亲率蒙古中军的成吉思汗，从济南派出使者3人：一是蒙古通事速卜罕（一译主不罕，搠不干、绰布干、苏巴尔罕），一是降蒙的金莫州同知，一是汉人，由300士兵，17骑护送，于次年（1214年）正月九日到南宋“纳地请兵”。据史家分析，蒙古3位使者的使命，应是要求南宋出兵，联合攻金。但是，由于宋廷消极地吸取“海上之盟”（1118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加之“开禧北伐”（1206年）的创伤记忆犹新，故对蒙古采取冷漠，暖昧、置身局外的方针，只由守边的统领李兴出面，“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理由，把蒙古使者遣回去了。蒙古第一次使宋遭到拒绝。

时隔四年（1218年）之后，成吉思汗“使葛葛不罕与宋议和”。因史料记载语焉不详，《元史》上只提到“庚辰（1220年），宋果渝盟”。说明，到这时，南宋尚未真正接受蒙古要求通和、联盟的主张。

蒙、宋通使

在蒙、宋通使问题上，蒙古人不仅麦现了主动性，而且表现了耐性。他们对朝廷首鼠两端，争论不休。然而自从金、宋战争复起（1217年），宋廷要求靠拢，联络蒙古以对抗金朝的呼声则越来越高了。1219年，有人“献策北通鞑靼”，为宋廷所重视，从此加速了南宋靠扰、联络蒙古的步伐。1219年后，随着金朝对南宋的攻势益加猛烈，也逼迫南宋不得不改变拒绝通好蒙古的观望政策。因此，便有了1221年宋使芶梦玉抵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之行。当时，蒙古军正在西征，成吉思汗正在西域铁门关驻夏。他拒退了金国使臣，却会见了宋使芶梦玉。之后，成吉思汗还专派宣差葛合赤孙，伴同苟梦玉一起回国报聘。显然，蒙、宋双方此次会谈取得许多成果。关于芶梦玉此次出使蒙古的使命，《元史？太祖纪》称其是“来请和”。然蒙、宋双方并未交战，无“和”可“请”。因此，推测芶梦玉此行之目的是沟通联系，在抗金斗争中取得蒙古的谅解和支持，并顺带了解蒙古的实情。看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与苟梦玉出使西域的同时，南宋以淮东制置使贾涉名义，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前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拜见了蒙古驻汉地的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待宋使十分热情，说：“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还称颂“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蒙古人虽然“礼文甚简，言辞甚直”，但在行动上却表现了极为友好的态度。在宋使离开蒙古军营时，木华黎还特地向伴使交待：“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另外，木华黎特遣速不罕至宋淮东制置司处报聘。可见，赵珙此次使蒙取得了成功。

南宋在同一年（1221年）中，派出两个使者，分别到西域和中原去拜会蒙古首脑人物，说明宋廷有着急于了解、联络蒙古的迫切愿望。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在两地分别会见南宋使臣，并且夸赞“大宋好皇帝、好宰相”，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友好热情，也说明蒙古人有着联宋攻金的迫切心情。事隔二年（1223年，芶梦玉第2次出使西域，拜见成吉思汗。返回后，写了《使北录》（已佚）。据史家分析，芶梦玉在两次出使中，曾与蒙古讨论了联兵灭金的秘密协定。这一点更加清楚地表明，蒙、宋双方已经把金朝看作共同的敌人，并把对方视为攻金作战的同盟军。

第二阶段蒙、宋、出现矛盾

在蒙古、南宋的交往关系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起着支配作用。这两个因素，一是双方有着金朝这个共同的敌人，在反金这一点上，蒙、宋存有一致性，二是双方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在招纳、利用金境内的义军和民间武装这一方面，蒙、宋存有对抗性。前者，支配着蒙、宋双方的靠拢，通使，甚至达成某种军事协议，后者，支配着蒙、宋双方的疏远、冷漠，甚至出现间接的军事交锋。从1217年宋、金战争复起，到1227年蒙古灭夏的年间，前半期。（1223年前），在蒙、宋关系中，一致性多于对抗性，所以显得较为友好，一些利害冲突仅属局部性的。后半期（1224年后），在蒙、宋关系中，对抗性多于一致性，所以显得较为冷淡；一些利害冲突已经直接影响到全局。

蒙古、南宋这一时期的利害冲突，主要集中在争夺金境内的义军和民间武装身上。

蒙、金战争爆发以后，内外交困的金朝，对外恶化金、宋和金、夏关系；对内加重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刮地、掠民为驱丁等措施，致使民众“连年饥馑”，“百姓离散”，“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于是，一场民众反抗金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爆发了。起义者多以红袄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史料记载，1212年，金朝各地已“盗贼纵横”，“莒、淄、潍（属山东），河中（属山西），陕西之寇动数万人，所在屯结”。山东是武装起义声势最大的地区。益都杨安儿，众至数十万，“蹂践山东数郡，依山负海，时出时入”；潍州李全，由数千人发展至数万之众，泰安刘二祖，众至数万；刘二祖，遭金杀害后，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兖州郝定，“僭号大齐”，众至10万……。这些义军虽然先后遭到金朝的镇压或重创，但义军的斗争烈火仍在继续燃烧。杨安儿败亡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与李全结为夫妻，合为一军。刘二祖败亡后，其部众由彭义斌等率领，继续转战山东、河北等地。尽管各支义军和民间武装“未有定属”，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系统，但人心归宋却是共同的愿望。

南宋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和政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开始时，对义军极为敌视，统称之为“山东群盗”，“盗贼充斥”。一些廷臣更认为，义军是同金朝、蒙古一样的祸患。所以，当义军南投时，宋廷一律拒之于门外，企图想借助金人之手将义军铲除，或置之于蒙古军的锋镝之下。然而从金、宋战争复起（1217年）后，南宋朝廷才逐步认识到，义军是可以借用的力量。所以，对义军变敌视和拒之门外的政策，为招纳、利用、分化的政策。1217年秋，宋楚州（今江苏淮安）知府应纯之首先接纳了南来就食的部分义军。宋丞相史弥远接到奏报后，鉴于有“开禧北伐”的创伤未复，命令江淮制置使李钰及应纯之，在不要大事声张的情况下，可以“慰接”义军，编为“忠义军”，供给“忠义粮”。此后，金境义军辐辏而至，都愿归附南宋，李全，石硅、夏全，裴渊等于1218年起先后附宋。这样南宋则是不战而取大片领土。1219年涡口大捷，李全击败金将纥石烈牙吾达，更使宋廷从义军身上尝到了甜头。因而，从1220年起，南宋从暗暗接纳义军转为公开“招谕”，且对义军的诬称“贼盗”改为“豪杰”，命令沿边守臣，采取主动，“以待豪杰之来归者”。宋廷在招纳义军的同时，也积极招纳金境内的地方性民间武装。如山东长清令严实归宋后，宋授济南治中，太行山之东的广大地区皆受其节制。这样，由于义军和民间武装纷纷归宋，原本姓“宋”，后来姓“金”的大片地区，在名义上又复姓“宋”了。

但是，从蒙古军南下后，一批批归宋的义军和民间武装又改归蒙古，使大片名义上姓“宋”的地区，又改姓“蒙古”了。由此，蒙古和南宋双方的利害关系，在义军和民间武装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撞，双方的矛盾便由此出现并扩大化了。

蒙、宋争夺的第一个目标是石珪。南宋曾授石硅为“涟水忠义统辖”继而卢用陕西义勇祛”，对义军各部士兵进行汰简后，在手背上刺字，实际是一种分化、削弱政策。石硅对宋不满，于1219年特派亲信刘顺到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约定“永结一家”。次年。（1220年），宋将把石硅的妻子沉死于淮河，迫石硅毅然率部到燕北归附木华黎。1221年，木华黎授石硅光禄大夫、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路行元帅、佩金虎符。同时，蒙古遣使葛合赤孙（即宣差噶哈）至南宋议事。1223年，成吉思汗得悉石硅屡立战功后；下诏：“石硅弃妻子，提兵归顷，战胜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元帅”。同年七月，石硅在与金军作战中马仆被俘，解往南京（今开封），金廷诱降不成，蒸杀于市，蒙古人却作忠义祭祀。

蒙、宋争夺的第二个目标是严实。南宋曾授严实为“济南治中”。1220年，木华黎率军攻山东，严实认为宋廷不可靠，便以其控制的8州30万户归降木华黎。善于招纳降将的木华黎，立即拜授严实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随同严实来归的部将刘通，被授予齐河总管，很快又命为镇国土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严实的女婿张晋亨及兄张颐，授安武军节度使。严实的外甥齐显荣，时称“神童”，9岁代父任金千户，从严实归蒙古后，因功升为权行军万户。蒙古接纳严实之举，复将姓“宋”的8州之地改姓“蒙古”。

蒙、宋争夺的第三个目标是彭义斌。南宋曾授彭义斌为大名路总管。彭义斌竭力为南宋而战，1222年，率部克复京东一带州县，已归蒙古的严实所控制的地区也多为他所得。1224年，宋廷赐钱30万缗劳军，兵势大振。次年，彭义斌围攻东平（今属山，东），迫严实约和。旋提兵西进，联合金将武仙取真定（今河北正定）。严实与蒙古将领孛里海合兵，大败彭义斌于内黄。彭义斌被俘，不屈而死。由此，名义上归宋的大片地区，再归蒙古。彭义斌之死，对南宋来说是一大损失。

蒙、宋争夺的第四个目标是李全。南宋曾授李全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李全打着宋朝旗号，获宋粮饷的资助，率兵北返山东，收复大片地区，并把许多支义军收罗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累进承宣使，成为南宋在山东的一股巨大势力。但李全其人，随着势力的扩大，逐步走上拥兵自重，割据称霸的道路。1225年，杀宋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1226年，捕捉降蒙的张琳（蒙古授为行都元帅），送交市宋，夺占益都（今属山东），这是有损于蒙古利益的军事行动。因此，蒙古将领带孙（木华黎弟）与严实合。兵包围李全于益都。李全“大小百战，终不利，婴城自守”。孛鲁（木华黎子）率蒙古军参战，遣使招降，使者被李全所杀。战事持续到次年（1227年歹四月，城中食尽，李全被迫出降。当时，蒙古军诸将力主诛杀李全，以泄愤。孛鲁则力排众议。他说：“不然，诛一人易耳。山东未降者尚多，（李）全素得人心，杀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便命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随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全归蒙古。

李全降蒙古，彭义斌遇害，标志着南宋在金境内的借用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名义上姓“宋”的山东，河北地盘，全部改姓“蒙古”。不久，李全南归楚州，表面上恭顺于南宋以取得钱粮，实际上畏惧于蒙古，并把宋人钱财贡奉于蒙古，这意味着蒙古的势力正在向淮河以庸地区渗透，这对已经通好并订有密约的蒙，宋关系，不能不笼罩上一片乌云。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南宋之间，不仅没有看到履行密约，联兵夹金的行动，交聘也甚少，而且侵害对方利益的事件却接连发生。一包话，矛盾和对抗多于一致性，是这一时期蒙，宋关系的主流。

第三阶段蒙古借道宋境攻金

如果说，蒙、宋争夺义军和民间武装的斗争，还是属于间接的武装冲突的话，那么，蒙古强行借道宋境攻金，则发展成为蒙宋双方直接的武装冲突了。

丁亥年之变

丁亥年（1227年）春，蒙古军以武方侦察道路为目的，在宋之“利州路”抄掠“五州”，与宋军发生武装冲突，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武力交锋。

1222年，木华黎大举进攻陕西之时，曾遣部将蒙古不花“引游骑出秦，陇，以张声势，且视山川夷俭强弱处”。蒙古不花。遵命南越秦岭牛岭关，兵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东）而还。丁亥年（1227年），二月初，成吉思汗遣一支“游骑偏师”，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管辖的利州路。在当地“羌人”的向导下，首先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三月初，蒙古偏师包围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南）。西和的地位至为重要，在关外五州中，“乃腹心之地”。宋守军初期不明宋军为何部，后来得知是蒙古军，便吓得不敢出战。另一支蒙古军与宋军相遇于阶州东部之皋兰城，蒙古铁骑一举击溃宋军，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皆战死，程信败归。宋四川制置使郑损，闻皋兰，之败，惊慌失措，轻率下令“弃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画守内郡”。蒙古军掠遍五州，进而南下，破文州（今甘肃文县）石靴关。纵横数月之久，至七月北去。蒙古此举，一方面使宋之“五州焚荡”利州路大片地区受到摧残，另一方面探得蜀陇地区的关隘密布和阵地险要。

当时，正在指挥灭夏战争，谋画灭金方略的成吉思汗，从“游骑偏师”在宋之利州路的探路活动中，已经清楚地洞察了灭金的进军路线，必须向南宋借道，这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一个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的迂回大战略形成了。这就是下面那篇著名的成吉思汗临终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很明显，蒙古与南宋的第一次军事交锋，对南宋来说，知道了蒙古铁骑的厉害，对蒙古来说，使成吉思汗的灭金大战略日渐成熟起来。

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此次武装冲突？史家认为，这与蒙古，人把“和好”理解为“投拜”直接有关。蒙古人所理解的“和好”就是“投拜”。在五州战事过程中，蒙古军曾派遣两名使者，分持金牌，“大书伪号于牌上，自谓为天所赐，付以幅纸几百有余言”。一名使者至西和州，一名使者至秦家坝。二使共同特点是“狂僭异常，悖慢无礼”。总其大略，蔽以一言，盖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国中尽行投拜也”。南宋虽与蒙古有使节往来，但不曾把“和好’当作“投拜”。蒙古人见南宋人不驯，便以武力来压，于是便爆发了丁亥之变。

还应当指出，丁亥之变的发生，是蒙古军一次有计划的预谋活动，是成吉思汗蓄谋已久的灭金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据《金史》卷120《完颜合达传》记载，早在金宣宗发动金、宋战争期间（1217～1223年），金宣宗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一员蒙古将领指着一幅舆地图对金使说：“商州到此中军马几何？”又指着兴元（今陕西汉中）说，严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可见，在成吉思汗临终遗言前几年，蒙古军已经酝酿绕道宋境攻金的计划。此次丁亥之变，只不过是蒙古军为实施借道攻金而采取的一种武装侦察性的行动罢了。

争夺蜀口

1280年冬至1231年秋期间，蒙古军强行借道宋境，在宋之蜀口主关（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内，与宋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2次武，力交锋，也是蒙宋战争爆发前的一次最大的武装冲突。

1230年秋，窝阔台和其四弟拖雷，亲率蒙古军由漠北辗转进至陕西作战。为了打开关陇的大门，进而为实施借道宋境攻金的战略计划，首先发动了围攻风翔之役。凤翔，与宋之利州路毗邻。所以，在此役打响后的十一月，蒙古军一部从宝鸡（今属陕西）南下，进入宋境，兵至凤州（今陕西凤县）城下，留下一封“嫚书”后便自行退去。次年正月，蒙古遣使者速不罕，与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的代表在武休关谈判，蒙古方面向南宋提出借道和“索粮二十万斛。的要求。桂如渊在蒙古武力威胁面前，委曲求全，一面下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一面派遣王良能、李大攀为使，前往凤翔的蒙古大营“回报”，同时，还命令“汉中趣办牛羊酒以犒鞑师”。桂如渊以为此举可以挡回蒙占军，其实，蒙古军决不以取“五州”为满足。所以，当桂如渊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后，自然是招引蒙古军继续进兵，同时引起“五州民众，痛入骨髓”，“边民扼腕切齿”，大骂桂如渊无能。

蒙古军在西线围攻凤翔，兵入宋境、遣速不罕使宋期间，也在东线遣使李邦瑞（字昌国）赴宋，先至宝应（今属江苏），“不得入”，继由李全派兵护送，又遭宋“拒之”。之后，李邦瑞道出蕲、黄，“宋遣贱者来迎”，经过几番周折，“乃议如约而还”。李邦瑞使宋目的，据《宋季三朝政要》卷1记载：“欲假淮东以趣河南”，“约夹攻金”）。

同年（1231年）二月，蒙古军攻占战略要地凤翔，建立了甫下入川作战基地。李邦瑞向拖雷建议：“金主迁汴，所持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很显然，李邦瑞的建策，为实现成吉思汗“假道于宋”遗言提出了具体的进军路线。所以，拖雷深表赞同，并转告于窝阔台。自此，遂有蒙古军3路趋南京（今开封）之决策。担任蒙古军右路军统帅的拖雷，于是年（1231年>三月；率骑兵3万由凤翔南下，穿大散关，入宋境。三月十八日，蒙、宋两军展开马岭堡之战。宋守将忠义军总管田燧，率1400（一说3000，一说2000）名民兵与蒙古军数万“血战三日夜”，终因“矢尽援绝”，田燧英雄战死，马岭堡为蒙古军所占。接着，蒙古军发起凤州之战，宋守臣知州李实、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等死之。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占凤州。后人赋诗盛赞田燧、李实等人：“凤州文武浑无愧，马岭英灵只自哀，后夜魂归何处寓，陇头蒲洒一支梅”。

五月六日，蒙古军主力兵临武休关，迫宋守关大将潘福“不施一矢，而仓皇以溃”。继之，蒙古军分路东进、南下，分取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并屠城。

五月八日，蒙古军发起沙窝（兴元西南方）之战。宋将郭正孙“三战三却，死伤几半”。九日，宋军溃败，郭正孙战死，随从民众数十万死于兵火。

在拖雷进军凤州、兴元一带时，蒙古军一部在宋利州路西部地区攻掠。曾在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击退过蒙古军的儒生曹友闻，又在秦家坝一带击退了蒙古军。西和（今甘肃西和西南）之战，蒙古军围城，宋知州陈寅、推官和摄通判贾子坤誓与城池共存亡。宋授兵以路梗为由观望不进，陈寅“率民兵昼夜苦战”，终因寡不敌众，九月十四日城破，陈寅自刎。蒙古军旋破仙人关和七方关，先后横行17州。时至十月二十一日，南宋的蜀口三关，全部为蒙古军所控制。

蒙军袭川

1231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蒙古军为报复宋将杀蒙古使者速不罕，深入利州路南部，袭掠四川内境，与宋军展开一系列的战斗。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3次武力交锋。

是年十月十七日，拖雷派出的使者速不罕，在一队蒙古兵的护送下，来到宋地沔州（今陕西略阳），与南宋沔州军都统张宣谈判“假道”和“索粮”事宜。张宣部将冯泽以“伪降”为手段，诱杀了速不罕。拖雷得知，大怒说：“彼（指南宋）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于是，军分两路：东路留驻兴元、洋州一带，西路南下。十月二十日，西路蒙古军发动沔州之战。南宋沔州都统、知州杨起在屯戍“孤单”、难守情况下战死，文臣武将均表现出无畏的气概，城陷。

十月二十四，西路蒙古军发起大安（今略阳南）之战。南宋守将、利州副都统何进，初杀蒙古兵700余人。蒙古军绕至何进后方，陷宋军于被动。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何进及统制王浩，王侃等皆战死。西路蒙古军击溃何进部后，继续南下，“撤屋为筏”渡过嘉陵江，连破葭萌（今四川剑阁东）、阆州（今四川阆中）的西水和南部，方令北撤。此役蒙古军总计“破城砦百四十”。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桂如渊，面对蒙古军长驱深入川境，临阵先逃，使得“四川震动”。

另一部蒙古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同庆府（今甘肃成县），南宋知府李冲等死之。二十五日，蒙古军又进攻仙人关外的杀金坪，南宋统制赵章战死。

东、西两路蒙古军会合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军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由于桂如渊应蒙古军的约请，派去宋军作先导，故蒙古军得以顺利穿过饶风关，直趋金州（今陕西安康），并继续沿汉水东进。蒙古军大举进入宋之京西南路，烧毁房州（今湖北房县）、竹山（今湖北竹山）两城，并在武当山地区大败宋军号十余万。宋京湖制置司命驻军枣用（今湖北枣阳）的盂珙率精锐万人阻截蒙古军，。使其不再东进。十二月十七日，拖雷指挥蒙古军在光化军（今湖北光化西北），以“乘骑浮渡汉水”而北，至二十日，历时4天；全部毕渡，离开南宋国境，集中全力对金作战。从此卜结束了蒙、宋双方在蒙、金战争期间的3次武力交锋。蒙古军也完成了假道宋境，对金实施战略大迂回的预定计划。

蒙古军此次借道宋境，并与宋军展开3次武装冲突，给南宋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宋之蜀？口的作战部队69万余人全部溃败，有“十七州”之地遭蒙古铁骑横行，兴元，洋，天水，西和、同庆等5城被屠，“民人死亡十之六七”，宋地“弥望数万里无炊烟”。总之，南宋失将士，失险关，失仓廪，失民人，忧患交加，元气大伤。

第四阶段蒙宋联合灭金

1232年，蒙古军实现了成吉思汗灭金大战略的第1步计划——“假道于宋”之后，紧接着便开始了第2步计划——“联宋灭金”。在此之前，尽管在蒙，宋之间发生过3次直接武装冲突，使南宋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尽管有降蒙的李全在扬州之战（1231年）中被宋将杀死，宋军恢复了江淮沿线的控制，尽管蒙古使者速不罕遭到宋将的杀害，惹得蒙古统帅大发雷霆，但是，金朝末灭，蒙宋双方的共同敌人存在，他们的一致性就不会消失，合作的前提就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因此，蒙，宋联合灭金就城了双方共同的选择。

蒙宋协议联兵

1231年，李邦瑞使宋“约夹攻金”无结果，速不罕使宋“假道”被杀，乍看蒙、宋双方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次年正月，三峰山之战，“金之精锐尽灭于此”，三月，南京（今开封）之战，因兵火与疫疾交加，城内90万人死难，八月，郑州之战，金军援兵十余万被击溃，十二月，金哀宗逃离南京，1233年初，在蒙宋兵围攻之下，南京（今河南开封）守将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南宋方面，看到这种战局，从皇帝，宰相到边将，都以讨好蒙古作为他们的共同心愿。宋理宗在蒙古军的节节胜利形势的鼓舞之下，也“屡有中原好机会之叹”。权相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以及史嵩之的部将盂珙，处在襄阳前线，对蒙古胜利进军的消息了解最早，最多，所以都主张同蒙古和好。孟珙在同史嵩之对话时曾说：“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权当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这种主张讨好对方的言论，在宋当权者中占了主导地位。当1232年底，蒙古遣使王械至襄阳，与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谈判联兵灭金时，史嵩之便很快派邹伸之出使蒙古，“报聘北朝”。邹伸之见到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后，言词十分谦恭和友善，说："本朝与贵国，素无仇隙……。贵国今上服天心，下顺人心”，因此，同意宋蒙联兵灭金。《宋季三朝政要》卷1记载：蒙古“许以河南地”归南宋，于是双方达成了联兵攻金的协议，由此即构成了历史的悬案——是何方背盟问题（详第2章第2节）。当金哀宗得知蒙宋达成“约夹攻”的协议之后，竟吓得“惊悸无人色”。可见，蒙宋联兵是关系到金朝命运的一大举措。

蒙宋联兵协议的顺利达成，显然是与王檝的妙盲善辩，从中说和有着直接的联系。王橄的妙法是：“言于北（指蒙古）则以为降”——这正符合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心愿，“言于南（指南宋）则以为和”——这又恰好符合宋廷的愿望。然究其实质，还是宋蒙双方各有所求：宋廷很想借助于蒙古势力，对金朝“雪耻”，实现梦寐以求的“恢复之说”。在蒙古方面，由于在川陕和河南地区长时间进行攻坚作战，“军力减削，粮援不继”，很想求援于南宋的兵粮接济，及早结束灭金战争。在这一点上，宋蒙双方麦现出的一致性，使得各自加快了，联兵作战的步伐。

南宋出兵攻金

就在南宋使者邹伸之去蒙古谈判的同一年（1233年）四月，南宋为显示自身对宋蒙联兵的诚意，乘金朝之危，特遣大将孟珙率军进攻金将武仙等人。当时，武仙收集金军溃兵10万人，另一金将武天锡收集溃众20万人，金邓州（今河南邓县）总帅移刺瑗有兵15万余人，三将驻军于唐（今河南唐河），邓地区，相为犄角，他们企图奉迎逃离都城南京的金哀宗去四川图存，因遭到南宋的拒绝，使出兵进攻宋光化。孟珙率军对金军发动反击，展开了唐邓之战。先败武仙，武天锡于光化，阵杀武天锡，俘降其兵众12万余人；继败武仙于吕堰 （今湖北襄樊市北），斩其兵众3000余人，俘降其兵众3万余人，迫使移剌瑷以1州、5县、22镇和马步军）1.5万余人，民众125万余口投降，再败武仙于顺阳（今河南淅川境），迫使武仙率其残部逃往马蹬山。七月，孟珙利用金军降将提供的情报，派兵一部乔装金兵，乘夜突入武仙兵寨，大呼纵火，杀金军一小元帅，俘降金兵7万余人，取得了此役的决定性胜利。武仙狼狈逃窜，次年（1234年）五月被人杀死。

武仙的败亡，是宋军的一大胜仗，也是为蒙古军除一大患。此前，武仙于1220年投降蒙古，后杀蒙古汉将史天倪投金。1230年，武仙文杀蒙古汉将任存，故武仙其人深为蒙古所痛恨。更为重要的是，孟珙出师唐、邓，粉碎了金哀宗逃亡四川的计划，切断了金哀宗南走的去路，断绝了金、宋的一切交往厂对蒙宋联兵灭金创造了良好条件。

蒙宋联兵破蔡

1233年六月，暂驻归德（令河南商丘）的金哀宗，因粮绝遂辗转入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距南宋边境不到百里，无险可依，，廪粮不足，精锐只万余人。金哀宗以此为临时国都，是极大的失策，实属有“六不可”。蒙古军都元帅塔察儿率师跟踪而至，包围蔡州城。八月，塔察儿遣王檝再至宋地襄阳，与宋京湖安抚使史嵩之约攻蔡州，消水出兵，出粮助战。从事后宋军的行动来看，史嵩之满口答应了蒙古的两项要求。当月，南宋再次发兵与金军战于唐州，金将鸟古论黑奴战死，宋军收复唐州等地。在宋军的攻势面前，金息州（今河南息县）刺史鸟古论忽鲁，胆颤心惊，奏请金哀宗增兵。金哀宗罢了忽鲁的职，还大发议论，说，“北兵（指蒙古军）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这里充分表露了金朝的惧蒙，欺宋的一贯心理。但处在危难之中的金哀宗，还是不得不与南宋求和。八月初七日，金哀宗遣使者完颜阿虎带至南宋“借粮”。使者临行，金哀宗再三叮咛说：“宋人负朕深矣。……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他谕示阿虎带一定要把上述道理向宋理宗讲清楚，使之改变联蒙攻金之策为与金连和抗蒙。这一主张，遭到宋理宗的拒绝。

十月，正当围攻蔡州的蒙古军屡屡失利之时，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师2万，运粮30万石，来到蔡州城下，与蒙古军会师。蒙古大将塔察儿（倴盏）大喜，与盂珙“约为兄弟”。两军并肩作战，同备攻城器具，同决江水济师，同攻蔡州西城，同在西城立栅自蔽。金哀宗而对蒙宋联军的凌厉攻势，在金兵伤亡严正的情况下，只好凭借民丁防城。民丁不足，又令妇女扮男装参加作战。还驱赶老幼熬成油，号为“人油炮”。反击蒙宋联军。

1234年正月初九日，被围困中的蔡州已成为“无食无粮”的孤城。“城中绝粮已三月”，“老弱互食”，活着的人，每天“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金裒宗眼看末日已到，便传位于完颜承麟。次日，承麟即帝位。正当金朝举行庆典时，孟珙率宋军攻破蔡州南门，随之，宋蒙两军入城。金哀宗自缢死，末帝承鳞为乱兵所杀。金亡。金朝共10传，120年。至此，成吉思汗的利用宋金世仇、假道于宋、联宋灭金的遗言，终于全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