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押字的广泛应用

宋、金两朝押字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第一，官员们在公文结尾，除正楷书名外，还要花押；如仅有名而无押字，公文便不能生效。反之，只押字而不书名，也完全有效。周密曾见到宋太祖和太宗时“朝廷进呈”的“文字”，如开宝四年（971）九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党进“请给旗号，枢密院官只押字，而不签名”。其他一些“御批”文书也如此，官员们“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周密开始还怀疑这些公文是“检、底”（三司的文稿称“检”，枢密院的文稿称“底”），而文件最后竟有“御书批”，觉得“殊不可晓”。后来见到前辈记载说，乾道、淳熙间“礼部有申秘书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高宗时，眉州都监邓安民蒙冤死于狱中。据洪迈说，邓安民死后，带着文书找到原眉州知州邵博，要求邵博在牍尾“书名”作证。后来，邓又找邵说：“有名无押字，不可用。”于是邵又“花书之”，邵才离去。虽然这是一则带有迷信成分的故事，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于押字的重视。

官员们在官署中办理政事，各人“分以文字书押，或以日，或以长贰，分而判押”，称为“轮笔”。“轮笔”者要在公文上写明处理意见，最后签上自己的押字。在官府的公文末尾，官员们按照官位的高低排列名次，官位越高，越排在后面署名花押。至于官位最高的宰相和执政官，在要求皇帝审批的公文之后签署，一般只写“臣”而不列姓氏，而且只花押，不写名字。仁宗前期，钱惟演从枢密使任使相，他恨自己不能成为真宰相，常叹息说：“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但他始终没有达到此位，实现宿愿。哲宗时，宰相苏颂喜欢在文书最后押花字。有一次，一位比他官位更高的官员在他之后押字，把他所押花字排在前面，他便“终身悔其初无思量”，不该“押花字在下”。理宗景定五年（1264），在《赐兴举报国寺额敕》最后，依例自前至后由朝廷最高长官签押：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叶（梦鼎），太傅、右丞相、鲁国公（贾似道）。贾似道只写押字，不书姓和名。

在这种用黄纸书写的重要公文上，庶官即一般官员没有资格“押黄”，而只能押在黄纸的背面。地方上也规定，凡官府“应行文字”，由长官“签押，用印圆备，方得发出”。这表明押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法律还规定，凡官员处理公事“失错”，“其主典应同坐。虽系书而不押字，或托故避免而不系书者，皆论如法”。尽管有的官员在公文上只是“系书而不押字”，或者“托故”“不系书”，如果出现失误，照样要追究罪责。

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一

今存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河东路抗金义军的五份文件中，有四份都有一个官员的押字。1966年初，山西灵石县农民在山间石缝中发现一只铜罐，内藏五份白麻纸文书。第一份是讃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颁发给义军首领李实的札子，札子宣称李实为“借补进武校尉”，时间为“建炎二年正月初八日”，在“初八日”之下有一押字，显然是讃延路经略使王庶的押字。（见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一）。第三、第四份是都统河东路军马安抚使司颁发给李实的札子。第三份（见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二）称李实为保义郎。第四份（见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三）称李实由保义郎“转补成忠郎”，时间为“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两份札子在左下端各有一个官员的押字，两个押字相同，显然是都统河东路军马差遣安抚使李宋臣的花押。第五份（见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四）是河东陕西路经制使司颁发给李实的札子，宣称成忠郎李实为“借补成忠郎”，时间为“建炎二年九月初四日”。札子左下角也有一个长官的押字，估计是河东陕西路经制使的押字。

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二

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三

抗金义军借补官等文书之四

第二，百姓们书写诉讼状纸，起诉人必须在状纸末尾押字，官府才予承认。徽宗时，李元弼在所撰《作邑自箴》一书中，规定了各种“状式”，在状子末尾写明年月日，然后再写“姓某押状”。如果遇起诉人不会写字，则命代写人“对众读示，亲押花字”。这显示押字在法律文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三，百姓们在买卖田地或房屋等财产时，习惯于在契约上书名之后，再画上押字。朱熹指出，当时法律规定，“母已出嫁，欲卖产业，必须出母著押之类，此皆非理”。虽然不符合常理，但出售产业时，改嫁的生母必须在契书上签押，方能生效，这是法律规定的制度。袁采《世范》卷3《治家·田产宜早印契割产》提出，人户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如价贯、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这种买卖田产契书再经官府“投印”，就成为最为详备的合法契书。朝廷“赋役令”还规定，各县衙设置“税租割受簿”，遇有百姓买卖土地，割受相关赋税，“即时当官注之”，“逐户之下结计现管数目，县官垂脚押字”。今存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正月十五日徐胜荣与其母阿朱卖地契，上面写有卖地人徐胜荣的押字“”，又写有其母阿朱的花押“”，还有“书契见交钱人李邦善”的押字“”。这是有关押字的又一实物证据。

第四，官府发行纸币，在钞版上刻有有关主管官员和吏人的押字，印在纸币上作为记认。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后，益州（即成都府）“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这种交子由发行者“交子铺”负责押字。宋真宗时，改由官府发行。此后，尚未见到有关发行官员和吏人在纸币上押字的记载和实物。

金代最初没有发行纸币。至海陵王迁都中都（治今北京市）后，在贞元二年（1154）始置交钞库，发行交钞，与铜钱同时流通。交钞之制规定，交钞中间在“某字料”、“某字号”横阑之下，刻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复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规定“库、掏、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此外，还要加盖支钱州、府的合同印。今存金宣宗时期的几种交钞版，一是“贞皊（1213-1217）宝券”五贯文合同版。该版中间左面有尚书户部勾当官的押字，往右有印造库使、宝券库使和副使的押字，印造库子、攒司的押字；右面有宝券库掏的押字和另一攒司的押字。其中宝券库和印造库判官、专副之下空缺，无押字。二是贞皊宝券“五十贯”文合同版（见金纸币贞皊宝券合同版图）。该版中间左面有尚书户部勾当官的押字，往右有印造库使和宝券库使的押字，印造库库子的押字；右面有宝券库攒司的押字。其中宝券库和印造库的副使、判官以及宝券库掏、专副之下皆空缺，无押字。三是贞皊二年北京路一百贯文交钞版（见金纸币贞皊二年交钞版图）。该版中间左面为尚书户部委差官的押字，向右有印造钞官的押字（二人），印造钞库子的押字；右面有攒司、库子、复点勘讫都目的三个押字。另有金宣宗兴定六年（1222）“兴定宝泉二贯闻省版”（见金纸币兴定宝泉版图）。该版据学者研究系属赝品。不过，造假者也极力模仿金代制度，在尚书户部勾当官、户部勘合令史、宝泉库使、印造库使等之下有押字。但作伪者也露出一些破绽，如“二贯文”之“文”误作“闻”，“判官”漏刻了“官”字，等等。不过，它仍能使人们了解金代交钞上押字的大概情况。

第五，在器物上押字。手工业工人制造铜镜、漆器、瓷器等，也往往在器物上押字，表示对产品质量负有全责。官府铸造的铜镜上，还要镌勒监押官的押字。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朝廷规定在京铸秞务铸造铙、钹、钟、磬等铜器，必须在器物上镌勒工匠、专副的姓名以及监官的押字。传世的一面南宋铜镜，铸就楷书“湖州炼鉴局，乾道四年炼铜照子，官”，以下为监官的一个押字。照子上还铸刻“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说明生产地点和店家。另一面南宋菱花镜，铸就“湖州铸鉴局，乾道十年铸炼铜监”，以下为监官的押字；还有“铸造工匠杨”，以下为杨某的押字。宋朝的这种习俗传入北方的金朝，在由官府铸造的或由南宋传入的铜镜上刻金朝有关官员的押字。如由金朝官府铸造的一面八棱海舶镜上，铸有“临洮府录事司验讫”字样，下面是检验官员的花押铭记。由南宋铸造的“湖州真正念二叔镜”，运入金境后，在背面边沿刻着“富民县丞”，以下是押字。另一面“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运入金境后，也在背面边缘刻“通州司使司官”字样，以下是该官的押字。

金纸币贞祐宝券合同版图

金纸币贞祐二年交钞版图

金纸币兴定宝泉版图

1959年，江苏省淮安市宋代墓葬中出土许多漆器，其中一部分盘、碗等带有文字，写明制造这一器物的时间（干支）、地点、漆匠姓名，最后为漆匠的押字。如写有“壬申杭州真大□□上牢”，下面为一押字。又如一只圆盘上写有“己丑温州孔九叔上牢”，下面也是一个花押。有的文物工作者将这些花押认作“画”字，显然是不对的。这些器物上还有漆匠的其他一些押字。

195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北宋的银铤五枚，其中一枚表面錾刻铭文为“杭州都税院买发转运衙大观元年郊祀银……专秤魏中行等，监匠”，以下为：。显然这是负责监督铸造这枚银铤人员的两个花押。由于錾刻与毛笔书写不同，只有横、直的细线。这些银铤上凡不易辨认的字，实际上大都是有关官、吏、工匠的花押。金朝的银铤也仿照此制，有关银铤的铸造工匠、秤子、监官等皆镌刻押字在其上。如在四枚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秋税银铤上，在“任理验”三字之下，皆有押字。

有时在瓷器的底部，也刻有制造该瓷器的窑户的押字。如河南鹤壁集瓷窑遗址出土了许多北宋至金代的瓷器，其中一些瓷器底部刻有款识，如“赵”、“杨”、“张”、“刘”、“李”、“宋”等姓氏。在“赵”字之下刻有押字。估计这是生产这一瓷器的窑户的押字。

第六，在量器上押字。南宋时，有的州府规定各官仓受纳粮食，必须使用法定的标准斛斗。如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为各官仓新造了标准斛斗，在斛内刊有“嘉定九年三月，宁国府照文思院降下铜式，新置造斛，铁锢加漆。今后受纳，非此斛不得行用。江东提举、权府事李（押）”。在斗内刊有“嘉定九年三月，宁国府造文思院斗，用此受纳。提举兼权府事李（押）”。宋代法律也规定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应该加刻监官的押字。如《金玉新书·诸仓类（凡三十二条，并系增入淳皊新书）》第十三条规定：“斛、斗、升、合刻押（庆元重定）；诸仓官斛、斗、升、合，各刻仓分、监官押字，置库封锁，应修者当官较量。”此外，第四条还规定，各州州学的钱粮专派一名曹职官掌管收支账册，每月由知州“检点签押”。

“壬申杭州真大□□上牢”押字

“己丑温州孔九叔上牢”押字

漆器上的押字

“赵”字之下所刻押字

为了表示慎重和使用方便，宋代很多人还把自己的押字刻成印章。如前述宋仁宗的“押字印宝”。地方上专门代人书写诉讼状纸的人，由县衙登记姓名，发给木牌，挂在门前，并且要有“官押印子”，在状纸印上号码；否则，不准代人写状。

还有一些文人有押字癖。如宋神宗时都官员外郎柳应辰，他所到之处留“押字盈丈”，甚至在浯溪（源出湖南祁阳西南，东北流入湘江）石上作大押字，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有些“好事者”替他解释，说是可以“祛逐不祥”。又如历任饶、吉等地知州的施结，“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所积其多，从唐末到宋朝当代无所不有，全部勒石，每次迁居，雇佣数人担负随行。还有一位姓马的官员还乡，将“私居文字，纸尾皆署使字押号”。宋理宗宝皊癸丑元年（1253），王柏从“鬻书人”处购得“古贵人押字”石碑，他认为“古人之押字，实书名而花之。后世乃不然，与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于数划之中”，叫人捉摸不透。只有司马光的押字“署名而小花，则不失其制押之原，而精神风致自然见于诚意之表”，但“此法未易尽识之耳”。

宋代民间还把某些官员的押字看成可以压邪治病的物品。如自宋仁宗朝起，历任四朝宰相等职的文彦博，因其威望，其花押被民间神化，认有“佩之止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