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私讳

私讳又称家讳。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下诏，官员三代的名讳只可行于自家，州县长官不准命人将家讳在客位榜列出；新授的职官，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允许按“式”奏改，其余不在请改之列。同时，律文又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冒荣居之者，徒一年”。“诸上书若奏事，犯祖庙讳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此后，直到仁宗嘉皊六年（1061）五月前，尚未确立一个严密的制度，有时某一小官要求避家讳而获准改换差遣或官阶，而高官却不获允许；有时虽然二名为嫌名而准许回避，正犯单讳却不予批准。王栐觉得雍熙二年诏书与律文的规定相反，可能是“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这时，“前后许与不许，系于临时”，说明尚未“稽详礼律，立为永制”。于是在嘉皊六年根据知审官院贾黯的建议：“父祖之名为子孙者所不忍道，不系官品之高下，并听回避”，下诏：“凡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并听回避”，说明从这时开始正式规定，凡官员所授官职，遇府号或官称违犯父、祖正名时，不论官品高下，都准回避；如果只犯嫌名或双名中一字，仍旧不讳。神宗、徽宗时，一度不准官员为避私讳而改官称。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3《避名称》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诸命官不得令人避家讳”。这当北宋规定有异。理宗时人赵癉说，当时“授职任而犯三代名讳者”，准许回避；如“二名偏犯”，则不准回避。

官员在接受差遣、升迁官阶等时，回避家讳的方法很多，有改地、改授差遣、换官、改职、改官称、沿用旧衔、不系衔内等十多种。

第一，改地。即更改地名或者改换所授差遣的地点。沈括的叔父名同，在《梦溪梦谈》中称混同江为“融江”。马秙任权发遣衡州，因本州安仁县名犯其父讳，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观。

第二，改授差遣和换官。新除起居舍人罗点，因“起”字犯曾祖名，改除太常少卿。张子睪任太常寺奉礼郎，因父名宗礼改授太祝。

第三，改授次等阶官。宋朝“著令”，凡官员经过磨勘（考核），其升迁的阶官官称如与三代名讳相犯，允许自陈，授给次等阶官，称为“寄理”，系衔时放在官称之首。

第四，改职。即改换所授职名。徐处仁任资政殿学士，因避其祖讳，改授端明殿学士。

第五，改官称和官衙名。宋太祖初年，侍卫帅慕容延钊和枢密使吴廷祚都因其父、祖讳章或璋，原应在拜使相时带“平章事”，乃改称同中书门下二品。宋宁宗开禧初年（1205），张嗣古授起居郎，以犯家讳辞免，特改称“侍立修注官”。宋代在京师设平准务，蔡京以其与父名准相违，改称平货务。

第六，仍用旧衔。梁克家连升三官为左银青光禄大夫，因“光”字为其父名，乃仍用旧官系衔。

第七，不系官衔内。施师点迁官，应加食实封，因“实”字犯父名，命其免予系衔。

第八，减去差遣名称中某字或暂不迁官。张俊授枢密使，因其父名密，改称“枢使”。太府寺丞楼钥原应迁太常博士，但“常”字犯其祖讳，申请回避，朝廷命其暂任旧职。

第九，改文书用语。寇准作相，各司公文用语都改“准”为“准”。苏洵之父名序，苏洵撰文，改序为“引”，苏轼改序为“叙”。王安石撰《字说》，不收“益”字，原因是其父名益。同时，益字也是仁宗的旧讳之一，也应回避。

第十，改人名。司马光担任宰相期间，韩维（字持国）为门下侍郎。两人“旧交相厚”，司马光为了避自己父亲之讳，常常称韩维为“秉国”，而不称“持国”。参知政事钱良臣“自讳其名”，其幼子“颇慧”，遇所读经、史有“良臣”二字，皆予更改。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即改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颇为可笑。

第十一，其他更改。蔡京任相，凡来往公文皆避京字，还改京东、京西为畿左、畿右。秦桧权势更甚，为了避他的名讳，“谓脍”为“鱼生”，以致他的岳父王仲山也要避名讳，乃改“山”称“巖”。哲宗时章惇为相，安惇任从官，安惇见章惇，必称己名为“享”。更多的士大夫则在日常应酬和著作中，不直接称呼父祖的名字，而用父祖的最高官位的简称来代替；或者不提父祖之名，注明该字“从某从某”。如岳珂称其父岳霖为“银青”，原因是岳霖的官阶最高至银青光禄大夫。如杨万里在给人的信中提到“故人南丰宰陈通直”，为避这位通直郎“陈芾”之名，而在下面注明“名与先人同，从艹从市”。宋理宗时，赵时杖任平江府签幕，其所写判词中，凡“决杖”的“杖”字，吏人都用纸贴上。

对于私讳，宋朝按照比官讳略为放宽的原则，允许“二名不偏讳”和不避嫌名。但也有“出于一时恩旨免避，或旋为改更者”。如赵洙以国子司业为宗正少卿，洙父名汉卿，御史认为这是“冒宠授官”，准备纠劾。幸而执政者提出异议，理由是“礼文”有“不偏讳”的规定，才免被劾。寇准新授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自言父名“湘”，与州名音同，要求“守旧镇”。宰相认为，湘与襄为嫌名，可以不避。孝宗时还下令，“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兼（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讳”。这一规定成为当时的“常行之法”。岳珂指出，官员“避家讳者不避嫌名，虽著于令，初无官曹、官称之别”。他解释，比如中书舍人，中书是曹司，不是官称，而舍人是官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