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辽、西夏、金的医疗

辽西夏金三朝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汉族的医药知识，其医疗水平虽较宋朝为逊色，但仍有可观者。尤其辽金二朝不乏名医，而金人则长期入主中原，受汉族文化熏染颇深，成就尤大。

一 辽朝的医疗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已经开始使用医药，但其药物匮乏，医疗水平亦不甚高，所以在天显十二年（937）遣使向中原的后晋求医，得到后晋医人的帮助。太宗灭晋建立辽朝，将中原文物包括“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等“悉送上京”。其方技百工和图籍之属，估计就有医者和医书在内。特别是“铜人”，不知是否与后来宋人所铸针灸铜人模型类似，如果这样，则可能与辽朝医人颇擅针灸之术有关。此外，《辽史》卷60《食货志》记载：“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于是周边部族纷纷前来交易，其中女直（真）“来易于辽”的物品中就多有蜜、蜡诸药材。而穆宗应历三年（953）和四年，北汉连续两次遣使前来贡药。统和十九年（1001），回鹘又向辽朝进献名医。正是在同周边各族的接触交往中，特别是在吸收汉族医药知识的基础上，随着自身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进步，辽朝的医疗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之中影响最大的是重熙五年（1036）辽兴宗命耶律庶成将汉族的方脉书译成契丹文一事，据史籍记载：“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说明兴宗朝汉族医籍的翻译流传，不仅带来辽朝医疗的重要发展，其医人普遍懂得“切脉审药”。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推广了医药知识，“虽诸部族亦知医事”。

辽朝统治者对于医药较为重视，兴宗固不待言，景宗亦喜医术，太祖长孙兀欲，“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既收蓄医经，则必为医术爱好者无疑。而辽朝北面官还设有掌疗疾病的“太医局”和侍奉汤药的“汤药小底”。由于畜牧经济在契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又设“医兽局”。南面官则设翰林医官、汤药局等承应医药的官员和机构。医人受命为达官贵人治病，疗效显著者还可能获得额外奖励。如“重熙十年八月，以医者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赠其父母官以奖之”。

辽朝的医疗，现在已经了解不多，大概当时已有初步分科。如有专事针灸者，又有产医之称。契丹人早期还发明了冰罨疗法，如辽太宗患热病，以冰罨贴胸腹四肢，这是中国冰罨疗法之始。当时的名医耶律敌鲁，史称其“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源，虽不诊候，有十全功”。他治病的方法颇为特异，如“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乃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据说其“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虽然这种治病方法很难用医学道理去加以解释，但其疗效显著，因而朝廷赐予他“世预太医选”的特权。辽朝医人还颇擅针灸之术，如名医直鲁古，“专事针灸，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此外，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记载，辽太宗在灭晋后死去，“契丹人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说明契丹人已懂得使用正确的尸体保护法。

二 西夏的医疗

以党项人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辽史》卷115记其风俗是：“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或迁居他室，谓之闪病”。大概这种情况在党项人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尤为突出，随着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进步，特别是在同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受到影响，“病者不用医药”的情况逐渐得到改善，医药不仅被采用，并进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文海》对“药”的解释是：“汤药也，搅和医治疾病之谓。”该书又有“服药”一词，其释云：“药治疗也，服药之谓。”西夏还设有“医人院”。说明西夏人患病，确已延医服药治疗。至于重要人物患病，本国不能治疗者，还有向外求医的情况。如仁宗时就向金国求良医，为权臣任得敬治病。桓宗母患病，亦得金国赐药并遣医治疗。据《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西夏人在民事纠纷中被打伤引起诉讼时，还要请“医人看验”，这已经具有法医的性质，说明西夏人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其医学的应用范围还有所扩大。

西夏文医方（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西夏主要是从中原的宋朝获得医学知识的，据《长编》卷198记载，毅宗谅祚时，就曾从宋朝获得过医书。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遗物中有西夏文药方残页，这是一道治疗伤寒病的药方，其中有牛膝、椒、秢米等汉族药物，并记载服用方法说：“辣头唇……来年空肚时，以新冷水中，服二十一滴，面（向）东。”这与汉族传统的服药方法是一致的，足见汉族医药对西夏的影响。

黑城发现的西夏医书有《治疗恶疮要语》，还有丸药的制作方法和用法，以及有关针刺疗法的医书残页，可见西夏确已建立了自己的医学。

关于西夏的医学情况，从《文海》中还能窥见一斑。《文海》记载了若干常见病，如癞疥，疹痘、痉挛、疝气、鼻疮、肿疮等。其释“疹痘”：“疮疥癞出之谓。”释“疝气”：“睾丸中风病往来之谓。”释“肿疮”：“肿也，肉心中出疥疮之谓。”释“浓出”：“疮中污汁出之谓也。”又有关于妇科“小产”、“晚产”的记载，称“落胎也，生时未满，胎散未成”谓之小产；“按期未生”谓之晚产。至于药物的使用和疾病的治疗，则记有“癞疮药”，释云：“松、柏、草、屎、粪等之浆是，治癞疮用是也。”又于“扎针”条下记：“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并认识到疾病具有传染性，如“（染）传”条释云：“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此外，《文海》在解释疾病的原因时，多归为“四大不和合”，且吸收了汉族医学关于血脉不通则病的理论，如其“脉阻”条释云：“疾也，病患血脉不通之谓。”“血脉不周”条释云：“血塞也，血脉病续断不通之谓也。”大概由于党项人在生活中对于畜牧业的依赖甚重，所以《文海》中还有不少关于牲畜病患的记载，如释“牛疮”：“疥癞疮，牛身出疮之谓也”；释“牛病”：“牛患病也”；释“鼻疮”：“牲畜野兽鼻疮也，又与人之鼻疮要似也”等。

三 金朝的医疗

金朝的医疗较辽、西夏为进步，其制度亦更为完备。在都城设太医院，“掌诸医药”。除置提点、太医院使、副使、总判院事、管勾等官外，有“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十科额五十人”。又设御药院，“掌进御汤药”；“尚药局，掌进汤药茶果”。而“宫人女官”中则有“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二人，掌医药”。至于太后、皇后、东宫太子，皆有专掌医药的官员。都城而外，地方亦设医院。《金史》卷57《百官志》在记载大兴府长吏的设置情况之后说：“东京、北京、上京、河东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咸平、临潢、陕西统军司、西南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婆速路、曷懒路、速频、蒲兴、胡里改、隆州、泰州、盖州并同此，皆置医院，医正一人，医工八人。”金朝并有每年拨钱造药以给随朝百官的制度。又有临时性的医药救济措施，如兴定三年（1219）六月，以“时暑，给修城夫病者药饵”。至于在押罪犯患病者，亦允许“亲属入视”。金朝还设立学校，注意培养医学人才。《金史》卷51《选举志》记载其情况说：“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

对于药物的管理，则仿宋朝熟药所之制，设“惠民司，掌修合发卖汤药”。大定三年（1163），有司言，“惠民岁入息钱不偿官吏俸”，世宗谓：“设此本欲济民，官非人，怠于监视药物，财费何足计哉。”于是命惠民司“减员而已”。大概这项制度后来废弛，哀宗天兴二年（1234），“以军民多病，药饵难得”，复又“设惠民司于市，以太医数人更直，药从官给。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当时民间药物的交易也颇为频繁，仅开封府一地，就有四处“药市”。《金史·地理志》并详细记载了各地药材的出产情况，如辽阳府产“人参、白附子”，大定府产“五味子”，大同府产“黄连、百药煎、芥子煎、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蕈”，大兴府产“滑石、半夏、苍术、代赭石、白龙骨、薄荷、五味子、白牵牛”，开封府产“蜜蜡、香茶、心红、朱红、地龙、黄柏”，河间府产“马兰花、香附子”等，真定府产“茴香、零陵香、御米谷、天南星、皂角、木瓜、芎、井泉石”，益都府产“天南星、半夏、泽泻、紫草”，东平府产“天麻、全蝎、阿胶、薄荷、防风”，太原府产“松脂、白胶香、五灵脂、大黄、白玉石”，平阳府产“龙门椒、紫团参、甘草、苍术”，京兆府产“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细辛”，凤翔府产“芎劳、独活、灯草、无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补、羌活”，临洮府产“甘草、盭秥子、大黄”等。

为了推广医药知识，金朝多次刊刻医书，如皇统年间（1141-1148）刻印《附广肘后方》，大定年间（1161-1189）刊刻北宋医学巨著《圣济经总录》，泰和四年（1204）刊刻《证类本草》等。

金朝医疗最突出的成就，在于理论上有重要发展，其中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贡献尤大，他们加上元代的朱震亨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称。刘完素据《素问》病机19条，阐明六气过甚皆能化火的理论，故治法上“好用寒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后人称为寒凉派，对后世温病学说颇有启发。撰有《运气要旨》、《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等。张从正学贯《素问》、《难经》，其法宗刘完素，用药多寒凉，且发展了刘完素的医学思想，主张去邪安身，有“攻下派”之称。他以平日见闻及尝试效者辑为一书，凡14卷，名曰《儒门事亲》。李杲亦师承刘完素，以治疗伤寒及眼病见长。他创补气益胃之说，被称为“温补派”。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伤寒会要》等。此外，成无己、纪天锡、张元素、麻九畴、窦汉卿等，都是金代颇有名望的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