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宋朝的卫生保健习俗

一 卫生习俗

公共卫生方面，宋朝已经注意到掩埋路尸，真宗咸平二年（999）闰三月，诏两京诸路收瘗暴骸，营塞破冢。大中祥符元年（1008）五月，又诏瘗汴、蔡、广济河流尸暴骸，仍致祭。天禧中，复命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当时规定瘗埋尸体，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其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皊末，复诏给焉。徽宗朝设漏泽园，专为掩埋路尸。南宋时期，仅临安府所属二县置漏泽园就有十二所，规定“寺庵寄留賤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明申朝家，给紫衣师号赏之”。

政府销毁毒物药品，并注意到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如徽宗政和四年（1114）六月，入内侍省药库所藏鸩鸟、蛇头、胡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毒药，命“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处焚弃。其灰烬于官地埋瘗，分明封堠标识，无使人畜近犯”。

至于城市的清洁卫生，则由官府出资，雇有专人负责。据《梦粱录》卷13记载，南宋临安就“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日支钱犒之”。每到新春时节，官府并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各家住户所积“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城市街巷建有公共厕所，大户或有势力的人家一般都有私用坑厕，至于小民之家则多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蹇去，谓之倾脚头”。由于粪便是极好的农用肥料，各家住户都有固定的出粪人，他人“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宋人绘《妃子浴儿图》（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宋朝各地都有公共浴堂，南宋临安的浴堂并有行会组织，称为“香水行”。浴堂门口早上并兼卖面汤（洗脸水）。而所在浴处，“必挂壶于门”，作为标记。南宋临安城巷陌街市中并经常有卖面桶、项桶、浴桶，以及洗漱盂子者。浴堂中还有专门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续夷坚志》卷2即记有泽州一针工尝以揩背钱相助一疾卒到城中浴堂洗浴之事。太学中亦有浴堂，如《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有南宋末年雷宜中长“成均”，“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的记载。

夏季暑期，是疾病极易流行、传染的时候，太宗雍熙四年（987），诏命“诸州郡暑月五日一涤囹圄，给饮浆，病者令医治，小罪即决之”。对拘押囚犯的牢房，在暑期尚且五日一洗涤打扫，说明宋人已有颇强的卫生观念。

个人卫生方面，据《石林燕语》卷10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此事真实与否姑置不论，但从不满王安石之人多借此来攻击他一事看，经常洗沐在当时已经养成习惯，否则便会被视为不近人情，遭人讥讽。周密曾叙及“吴兴多蚊，每暑夕浴罢，解衣盘礴”，为其所扰的苦恼。说明到夏季，一般人并有每晚洗浴的习惯。《石林燕语》卷10又载：吴冲卿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其“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则官僚士大大交情亲厚者，并有相约到公共浴所沐浴的雅好。至于《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记载：“蜀人未尝浴，虽盛暑不过以布拭之耳。谚云：‘蜀人生时一浴，死时一浴。’”这与实际不相符合，抑或只是川蜀个别地区的情况，因为那个以有洁癖著称的蒲宗孟恰恰就是蜀人。据记载，蒲氏日常生活，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之分。其小洗面，一易汤，用二人縚面；大洗面，三易汤，用五人，肩颈及焉。小濯足，一易汤，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汤，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汤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汤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两洗面、两濯足，间日一小浴，又间日一大浴。而“南方妇人竟岁才一沐”的说法，亦应属个别地区，并非总体情况。

当时洗沐的去垢用品，有皂角、澡豆等，如宋人记王安石面黑，医者谓为垢污而非疾，云以澡豆洗面可去之，为安石所拒。又《遂昌杂录》记载，僧人温日观与鲜于伯机父交好，日观至其家，“每索汤沐，鲜于公必躬为进澡豆”。当时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肥珠子者，“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而南方一些地区的妇人洗沐，则有用灰汁者。

牙刷这时已经使用，徽宗时人温革撰《琐碎录》记载，当时已生产和使用一种以马尾的毛制造的植毛牙刷。南宋临安城巷陌街市中经常有卖“刷牙子”的小商贩，其市西坊南并有“凌家刷牙铺”，金子巷口又有“傅官人刷牙铺”，即是专门出售牙刷的店铺。在王谬所编《百选方》中并记载了揩牙粉方。而《续夷坚志》卷3亦记有一“揩牙方”，系用茯苓、石膏、龙骨、寒水石、白芷、细辛、石燕子等炮制，“早晚揩牙”。据说当时麟抚折守用此方后，“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王文坚持用此方，亦年到九十，“食肉尚能齿决之”。从这条记载可以获知，宋人不仅刷牙，而且懂得早晚刷牙最为有益的道理。当时并有用苦参洁齿的情况，如沈括、太常少卿舒昭亮即长年“用苦参揩齿”。为保持口腔卫生，士大夫并用鸡舌香来避口臭，《梦溪笔谈》卷26记：“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

至于清除蚤虱之类，当时多采用药用植物。如宋人记载：“芸草，古人用以藏书，曰‘芸香’是也。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此草“叶类豌豆，极芬香，遇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江南极多”，故南方人多采置席下以避蚤虱。又“生姜苗铺席下去壁虱，椒叶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夏季暑期，蚊蝇滋生，宋时吴兴号称多蚊，而湖州“豹脚蚊尤毒”。当时多以艾熏蚊，南宋临安多有卖“蚊烟”的小经纪人。王谬《百选方》中并记有熏蚊子法和去头虱方。大致各地风俗又有不同，据《鸡肋编》卷上记：“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而视者亦不怪之。”“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裈裤亦然，虱皆浮于水上。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火裈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家庭卫生方面，史料有“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的记载。说明当时已颇为注意居室的布置和环境卫生的打扫。灭鼠主要靠养猫，南宋临安城中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者，则养猫灭鼠的家庭极为普遍。《夷坚支戊》卷7并记有饲养鼠狼捕鼠的事例，其谓钱仲本为大理评事日，其仆以五百钱买一鼠狼，喂养驯熟后用以捕鼠，“无论巨细远近，必追袭，捣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布地，有为鼠所啮破而往来者，辄亦深入而搜取之。数月之间，群鼠多扫迹殆绝。”而药物灭鼠也普遍采用，据《武林旧事》卷6记载，南宋临安城中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无虑数十家。洪迈并记载鄱阳地区又有用蚁虎治白蚁的情况，其云：“鄱阳人屋宇多用松，困于蚁暴，患无术可治。”有人自淮南携来“蚁虎”，比白蚁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顷，蚁纷纷而坠，脑上率有小窍，才半日，空群无余”。而鄱阳山中生长一种草，俗呼为“独脚莲”，当地人将其“移植于居宅隙地及园圃中，蛇虺不敢过其下。王季光宅后榛莽丛里，有穴藏蛇，常出为人害。乃种此草数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闻穴内臭甚，使园丁掘土访求，得死蛇十数，盖为草气所薰渍也”。在柳州，则有一种“都管草”，“一茎六叶，置室中辟蜈蚣，蛇不敢入”。又有“蛆草高一二尺，状如茅，夏月插一枝盘筵中，蚊蝇不近，食物亦不速腐”。

二 保健习俗

在保健方面，苏轼曾开有一张四味药的处方，“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这张处方大体包含了清心寡欲、饮食起居、运动养生三个保健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有药物保健等内容。因此，大致可以把当时的保健养生归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药物保健。神宗时的名医庞安常说：“屠苏可以御风寒”，则当时岁首饮屠苏酒的习俗，“亦取其御风寒而已”。宋人并认识到服食海菜之类，可以防治瘿瘤。《宋朝事实类苑》卷6记：“夫颈处险而瘿，今汝洛间多，而浙右闽广山岭重阻，人鲜病之者。”其原因在于海菜之类具有“疗瘤结气”的作用，“青苔紫菜亦然”。而“被海之邦，食惟错之味，能疗之也”。至于并、代间士人，则“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认为“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游宦纪闻》卷5记：士大夫之间往往以“薏苡仁”相馈遗，“杂之饮食间也”。谓其“主拘挛不可屈伸，除风湿痹下气”，“利肠胃，消水肿，令人能食，久服轻身益气”。而南海地区，“地气暑湿，人多患胸中痞滞，故常啖槟榔，日数十口”，据说具有“辟瘴下气消食”的作用。当时“自福建下四川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而尤以“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中下细民一家日费槟榔钱百余”。南宋时，仅广州一地征收槟榔税，就“岁计数万缗”，可见服食者之众。海南一带又有服食椰子的习俗，谓椰子浆“消渴，涂髭发立黑。皮煮汁止血，疗吐逆。肉益气去风”。

南宋临安早市有卖汤药的“浮铺”，所卖有“二陈汤”和“调气降气及安肾丸”等。晚上的夜市则有“新楼前仙姑卖食药”。茶肆之中，夏天则多兼卖清热解毒的暑药。北宋时，峡路转运使崔迈，因其多病，令人于药市购药百余品，“各少取置柏枕中，周环钻穴以彻其气”。由于药物使用不当，“卧数月，得癞病，眉发尽落，投江水死”。说明当时已有人在保健“药枕”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此外，宋人在药物保健和养生方面还有不少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据《坚瓠集》记载，幸夤孙居青城山，“年跻大耋，轻健如童”。盖其尝得一药方，坚持依方服食的结果。其方即：“以杏仁七枚，纳口内久之，则尽去其皮，逡巡嚼烂，和津液如乳，顿燕。”据说“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换血，令人强健”。又《宋朝事实类苑》卷49引《忠定公语录》载“进火裈草方表”，记张盳在蜀中得一草药方，谓蜀号为火裈草者，“金棱银线，素根紫叶，对节而生”，“茎叶颇同苍耳”，甚为易得。此草“倘勤久服，旋见神功”。张氏“自吃至百服，眼目轻明，即至千朝，髭鬓乌黑，筋力颇健，效验多端”。其僚属右都押衙罗守一，尝“因中风坠马，失音不语”，张氏嘱其服此药十服，“其病立愈”。“又大慈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大师智严，年垂七十，忽患偏风，行履妨废”；“玉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与合城奏醮，中风口眼裈斜，时时吐瀑”，张氏各与此药十服，二人服后，“旬日并愈”。因此张氏将其药修合一百剂，并奉表奏进朝廷。在固齿乌发方面，则有辰帅张不疑，年五十时牙已疏摇，后得《治口齿乌髭药歌》，其云：“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剪荷叶心子）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不疑依方服食，到熙宁中，年已六十有二，牙齿复牢，“凡巨脔大截，利若刀截”。《志雅堂杂钞》卷上亦记有《御书齿药方》，谓依此方配药，“早晚用揩齿，并治出血动摇等症”。《续博物志》卷10谓：“白发须镊去，消腊点孔中，即生黑者。”在保护视力方面，《志雅堂杂抄》卷上记：“枸杞子，可以榨油点灯，观书益目。”《宋朝事实类苑》卷62亦记：“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风。”《志雅堂杂抄》卷上并记有“九龙膏”眼药方，系以冬青叶、黄连等炮制，用以点眼。《能改斋漫录》卷18又记有用艾灸丹田百炷而强身益寿者，其谓：临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绝人，盛寒卧地饮冰，了不为异”。自言：“年三十许时，有道人告己云：‘凡物经火，乃能寿。土赴水即溃焉，瓦砾乃至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埋没更坚致。人之灼灸，犹是也。’用其语，岁灸丹田百炷，行之盖四十余年”，故能致此。

二是饮食保健。苏轼认为：“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张方平说：“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所谓慎饮食，主要是不能过饱、少食肥腻，以及注意营养等。如苏轼即提倡“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他并为自己规定：“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张耒说：“某见数老人，皆食至少，其说亦有理。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茂则每劝人必曰：‘且少食，无大饱。’王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临老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至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循州苏侍郎，每见某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即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贬瘴乡累年，近六十而传闻亦康健无疾，盖得其力也。”叶梦得亦自谓：“吾少不多服药，中岁以后或有劝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烦，过江后亦复难得药材，每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言，似胜服药。”张端义甚至说“人有不节醉饱，不谨寒暑，孰谓人为万物之灵”。这都是主张少食及不吃肥腻的例子。此外，在食物方面，张方平则颇讲究食粥养生，他“每晨起，食粥一大碗”。以为“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而苏东坡夜坐饥甚，吴子野亦劝其食白粥，说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唐人柳公度说：“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此论最为宋人所称赏，以为乃善养生者，并谓此于年过五十之人尤应注意。宋人还认识到饮食具有疗病的作用，《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二十八种病可用饮食疗法，主要是将各种营养物品制成粥，如糖尿病人饮牛乳，水肿时食鲤鱼粥或黑豆粥，咳嗽时食杏仁粥，痢疾时食鱼粥等。还讲到产妇应注意服食动物蛋白，如鸡、鱼之类，以及虚劳病人的饮食疗法等。即使是饮水，亦有讲究。苏轼谓：“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

三是清心寡欲养生。端拱初，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被召到京师，其时希梦年已九十余，太宗问以养生之理，对曰：“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苏轼与人论及调气养生之事，认为“皆不足道，难在去欲”。文彦博致仕，年几八十，神宗问以摄生之道，对曰：“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苏辙在陈州，问李昊养生之术，昊时年八九十岁，对以“今诚忘物我之异，使此身与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气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长生者哉”！《谈圃》记：“林英年七十致仕，起为大理卿，气貌不衰，如四五十岁。或问何术致此？英曰：‘但平生不会烦恼，明日无饭吃亦不忧，事至即遣之，释然不留胸中。’”《老学庵笔记》卷4记：“从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故老而不衰。”都是强调清心寡欲可以延年益寿。

（传）北宋陈抟“八段锦导引法”之一（选自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

四是运动养生。宋人以为“人之疾病随血气之通塞，气血既快，疾亦自愈”。所以胡瑗判国子监，教导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苏轼说：“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续明道杂志》记，张方平年八十余，“颐颊白腻如少年”。据其子张恕言，“公自中年后，即清心独居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环约五里所，日以为常，不见别有施为也”。《老学庵笔记》卷2载：“张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血气多滞，拜则支体屈伸，气血流畅，可终生无手足之疾。”说明宋人已经比较重视运动对于养生的作用。道士蒲处贯在《保生要录·调肢体》中说，“养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并提出了一些运动方法：“手足欲时屈伸，两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手臂前后左右轻摇；或头左右顾；或腰胯左右转，时俯时仰。”这可以说是一套包括四肢和头部运动，以及转体、变腰的中国古代健身操。宋代并出现了至今流传的著名的八段锦，其中武八段的内容尚见于南宋曾訸所辑《道枢》中，此八段是：1.仰手上举所以治上焦；2.左肝右肺如射雕；3.东西单托所以安其脾胃；4.返而复顾所以理其伤劳；5.大小朝天所以通五脏；6.咽津补气左右挑其手；7.摆鲜之尾所以祛心疾；8.左右攀足所以治其腰。宋人并认为梳头洗脚亦具有养生的作用，郭尚贤尝谓：“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大要，梳头浴脚是也。”他每夜“先发后脚方寝”。自曰：“梳头浴脚长生事，临卧之时小太平。”据《邵氏闻见录》卷2记，宋仁宗亦“好用导引术理发，有宫人能之，号曰‘梳头夫人’”。此外，宋时还有在烈日下经受酷热以锻炼身体的例子，《夷坚支景》卷2记，孙判官者，汴京人，南渡后居于秀州魏塘，好谈修身养生之事。“每岁初夏，辄舁一桌置庭前烈日中，偃卧其上，又以一桌覆之。当食时略起，食已复然，自旦迨暮乃罢。如是者三日。剧暑不渴，凡所谓暑药，未尝向口。专啖冷騡粟饭，亦无藏府泻泄之疾。”这大概与现代的日光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是炼气养生。炼气即今之所谓气功，当时称为内丹或导引、吐纳之术。它是练功者通过主观努力来对自己身心进行意、气、体相结合的锻炼，以达到健身和防治疾病的目的。

宋人颇好炼气养生，这与当时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宋代道士颇重内丹之术，如五代宋初的陈抟，栖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著有《指玄篇》81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亳州道士丁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真定龙兴观道士苏澄，尝与陈抟、丁少微结游于关、洛间，得“长啸引和之法”，“年九十许，气貌翘竦”。甄栖真，真宗朝为开封建隆观道士，年七十五，习炼形养元之术，犹有童颜。撰《还金篇》两卷，论养生秘术。同时又有道士驾兰捷真，“自言百余岁，善服气，不惮寒暑”。其后为道徒尊奉为南五祖的张紫阳、石泰、薛式、陈楠、白玉蟾一派，以修炼金丹（内丹）或称修炼“性命”为主，在当时社会影响尤大。两宋时期的官僚士大夫喜好炼气者，往往信道，或是多与道徒隐士相往还。如北宋晁迥，“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曾作过宰相的富弼，亦“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宋史》卷309《张质传》载：“质好养生之术，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隐人方士。”又卷298《刘夔传》记：夔“尝遇隐者得养生术”，“至老手足耳目强明如少壮时”。足见宋代炼气养生者受道徒影响之深。

炼气者的理论依据是，“人之所恃以生者，气也。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住，形住则长生久视自此始矣。盖日月运转，寒暑往来，天地所以长久；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真人所以住世”。苏轼并进而论道：“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离者。坎离交则生，分则死，必然之道也。”坎指心，象征水，离指肾，象征火，又以龙和虎指水和火，水火相交则人体健康，水火分则病或死。按照这一理论，龙虎相交则身体健康，因此炼气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调整呼吸、意念等方式来达到体内龙虎交会，故谓炼气“莫要于龙虎交”。对此，南宋罗点自谓摸索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他说“以巳午两时绝思虑假寐，则龙虎自交，不假修为”。

关于炼气的方法与效果，宋人记载尤多，苏轼在《养生诀上张安道》中论述了意念与运气、按摩相结合的练功法，并谓“其法至简近，惟在常久不废，即有深功。且试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他又有《龙虎铅汞说寄子由》、《胎息法》、《养生说》诸文，述炼气养生之法极为详尽。《避暑录话》卷下记叶梦得少与方士论养生，谈及子午气升降一事，道士守荣说：“吾尝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叶氏说：“余长而验之，知其不诬也。”他到晚年山居，坚持每早晨起到户外观察物候，更得出“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的结论。

“虾蟆行气法”（选自张君房撰道教著作《云笈七签》）

上述诸家所记，不免将炼气术的功效说得过于神妙。但据史料记载，宋人通过炼气，对于强身健体，乃至预防和治疗疾病确有良效。如苏轼记载：欧阳修“常有足疾，状少异，医莫能喻”。道人徐问真教他“汲引血气自踵至顶，病辄已”。后苏轼从欧阳修处得此诀，转授黄冈县令周孝孙，孝孙得“重腿疾”，依诀修习，“七日而愈”。又有洛阳人刘几，“年已七十余，精神不衰，体轻健，犹剧饮”。他之养生，惟用一法，谓之“暖外肾”。即“以两手暖之，坐调息，至千息，两肾融液如泥，沦入腰间”，时称“其法至妙”。罗点《闻见录》还记载，王清叔的宠姬病骨蒸，用“巳午两时绝思虑假寐”之法，十日而后，“自觉腰间暖如火，疾自愈”。炼气者不仅于自身健康有益，而且可以利用其所具功力为他人治病，《东坡志林》卷2即记载：“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