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避讳的弊病

这一时期避讳的风尚带来一些弊病。宋、金朝廷礼官为维护皇权的威严，“每欲其多庙讳”。随着各朝皇帝的替代，庙讳陆续增添，而且在实行时，连一些形似的字也列入回避之列。如宋真宗名恒，从心从亘，音胡登切；缺其一画则为禲，音威。于是连相也不敢用，而改用“常”字。在日常生活中，使人们感到“不胜曲避”，动辄有触犯庙讳的危险。

许多庙讳加上其嫌音，士人在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时最易违犯，一旦不慎，便名落孙山。为此，在举行考试时，贡院都“晓示试人宗庙名讳久例全书”，张挂在墙壁或铺陈在道路上。但是，每次考试总不免有一些人因“用庙讳、御名”，违犯“不考式”而遭黜落。

宋孝宗时，宫中将旧版《文苑英华》交给宦官校雠，“改易国讳”。如押“殷”字韵诗，因冒犯“宣祖”赵弘殷之讳，乃改殷为商，于是将一诗之韵全令协“商”字。宦官招募“后生举子”为门客，他们“竟以能改避为功”。这时只有大臣周必大觉得这种做法“尽坏旧本，其甚害理者”，“殊可痛惋”，决定自校一本藏于家。乱改古书，必然造成混乱。有些文学作品，因为避讳，被改得面目全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原作“乱石崩空”，为了避“崩”字，改成“乱石穿空”。又如秦观《踏莎行》词，原有“杜鹃声里斜阳树”一句，因为讳英宗“曙”字，不得不改为“杜鹃声里斜阳暮”，“遂不成文”。

官员们还利用家讳抬高自己的身份和欺压下属。资政殿学士黄中之子任临安府通判，其官阶仅中散大夫或中大夫，借口避父讳，命合府称其为“通议”即通议大夫，比原有官阶高了好几阶，而“受之自如”。李清臣之父名不陋，派客吏修理屋漏，呼而问之，客吏答道：“今次修了不漏。”李不陋大怒，立即严惩客吏。赵方在楚州，问一娼妓从何而来，对方答道：“因求一碗饭，方到此。”赵方怒其言及自己和父亲之名，将对方处死。陈卓知宁国府，一名司法参军初次参见，陈问其何往，答道：“在安仁县寓居。”陈转身入内，在家庙内边哭边诉说：“属吏辄称先世之名。”司法见状，手足无措，很快寻医而去。仁宗至和（1054-1056）年间，田登知应天府，自讳其名，触犯者必生气，吏卒多被榜笞，于是全府皆讳灯为“火”。上元节（正月十五日）点灯，依例准许百姓入州治游赏，吏人写榜张贴于闹市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从此，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还有执政官薛昂，为谄媚蔡京，称蔡为父，全家不准犯“京”字，亲属犯者训斥，奴婢犯者捶笞，宾客犯者罚酒，自己违犯则自打耳光。这些带有故事性的记载，极为可笑，但在当时人们习以为常，鲜以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