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社会救济

历代的社会救济一般停留在灾后赈济的水平上。至于成效，那就不可一概而论了，譬如未建立固定的储备制度和救济政策，哪里粮食刚好少储备了一些，一遇大灾，调剂不及，难免饿殍遍地。从隋代开始，国家强制各地建立义仓，平时除交税之外，尚需交粮到地方义仓，用于荒年自救，不至于紧急时调粮不及。宋于义仓之外，复于地方置常平仓，其救荒政策，除蠲免赋税，以及出常平仓米或济（免费发放）或粜（平价出售），在灾荒严重时，会集中国家与社会的所有力量，调拨一切可用的粮食，按灾情轻重分别予以适当处置。其所常用的手段包括：从本地其他粮仓紧急拨粮，从外地官仓紧急调粮，鼓励和组织外地客商运粮来售。同时，地方官会向大户劝募，请求他们捐赠或平价出售储积之粮，有时甚至是半强制地劝募。劝募是少有的考验长官“亲民”能力的时候，如朱熹所言，应将“积米谷钱物之家，敦请赴官，以礼劝谕，承认赈粜米谷数目”，或以进纳补官诱之。朱熹在南康军任官时，恰遇重灾，曾与同僚竭力劝募，成功地从三县二百余户富户处募到十余万石。不过，有时富户不听劝诱，也不可理喻，尽管事后可以将坐拥巨资而一毛不拔的富户“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却可能会错过时机，影响赈济效果。考虑到这一点，朱熹命属县官员“取会管下都分蓄积米谷上户”，并提供最详尽的资料，如富家有米可粜者几家，除其家自用外，有米几石可粜，以防富户托言家无储积，拒绝承认出粜米数。有的知州会直接推出比较强硬的措施，如咸淳中（1265—1274）黄震知抚州，规定有粮不粜者籍没家产。迫于这种压力，富人多不敢抗拒。

《货郎图》（南宋李嵩绘）画面上货郎不堪重负地弯着腰，欢呼雀跃的儿童奔走相告，一副货担就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店。

《闸口盘车图》（宋）再现了河旁闸口一个官营磨面作坊的忙碌场面。堂屋安放水磨，望亭置于两端，河上两艘篷船，运粮引渡忙碌。图中劳动者忙着磨面、扬簸、挑水、赶车，官吏们则正在查点、饮酒等。

获得粮食后，官民合作，在灾区设计完善的赈济点的分布格局。官方在人口最集中的县、（镇）市置粜场，而令富户以所应允之数，于乡村就近置场出粜，官方会派人监视，以防富户阳奉阴违。宋代州、县官员于赈济一事，大体比较尽责，所以南北宋安定时期，极少出现大批饿殍，这又是历代难以超越之处。

除相对完善的赈济事业之外，宋代较之其他时代更为突出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日常救济的体系。各地往往有贫困家庭生子而不能举（无力抚养），故而弃于荒野的现象。比如北宋时，弃婴现象在福建特别严重。那么就在重灾区造“举子仓”，政府拨发与社会劝募并行，建立粮食储备。有子不能养的家庭，每月从“举子仓”中拨定额粮食以供抚养儿童，直至其成年。而在弃婴不太严重的地区，会建有“慈幼局”，弃婴被送入其中抚养。对于重病无法自理的，建立“安济坊”调理之。“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被送入专门的“居养院”或“福田院”收养。未置专门机构之处，则对贫乏无以自存或老幼疾病者定期发给米豆。

安济坊与居养院常委托坊隅监管，募人照料，但常常又与寺院合作。譬如苏轼知杭州时，经办病坊一所，命僧人主之，允诺三年之内治愈百人，则与“紫衣”一件。着紫衣为德高望重的僧人的特权，有紫衣者，可赐“师号”，即给予“某某法师”之荣称。对一般僧人又可给度牒，即颁给僧人的执业许可。僧人行善，为其职业上的成就，同时又获得朝廷颁给的荣誉及实际的利益。有时为简化程序，便直接将安济坊置于僧寺，官方定期颁给一枚度牒。

对于死后家中无力埋葬或无人认领的，官方出地建公营墓地，称“漏泽园”。漏泽园有定制，人给地九尺，官给棺柩，以其身份及葬日镌于碑上。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洛阳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在宋陕州故城（今三门峡市西北）附近清理出北宋陕州漏泽园墓葬八百余座，每座占地约六平方米，这是迄今所见的规模最大的漏泽园。而史籍记载中，开封、洛阳等大城市，其漏泽园占地更为广袤。可能后世受救济的人，有比宋代更多的，但社会救济体系大约没有比宋代更完善的。

其他救济政策，惠及各个层面的贫民。如官营房产置“楼店务”管理，其中客舍租金并不高，按月计每间五贯而已。租住的除了外地寄居者，即本地贫民。贫民无积蓄，一日不作，则一日不得食，若遇大寒或大雨不止，便无力支付房租，则政府或会下令免去若干日房租。又，政府在各大城市经营的平价药房，称“惠民药局”，目标是惠及中下阶层，所以药价是私人药铺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公认的是，药品质量较差）。若遇疾疫流行的非常时期，惠民局负责向民众发放药剂，控制疫情，人口极为集中的开封即受惠于此，很少看到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若惠民局或民间所存药品不敷使用，甚至临时从军用药品库调拨。有这种观念并且能持之以恒地付诸实施，对于平民的健康与平均寿命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以北宋为例，短短一百六七十年，人口从三千五百万增长到一亿四千万，年增长千分之八点五，这一纪录，直至清末再没能超过。很难想象，这仅仅是靠粮食产量提升而促进的生育率提高的结果，肯定还需要伴随死亡率的降低、平均寿命的增长，尤其是避免欧洲那样全面流行的瘟疫才可达成。宋政府对于医药事业的重视，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直接关系。

文化所涵括的内容极广。宋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刻的，首推经学，次为史学。但其实在后人可以想到的大部分文化形态，都在宋代获得巨大发展。文学如词，艺术如绘画、书法，其他如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话本和戏曲等大众艺术，算术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及如金石、医学、武术，都处于历史的巅峰。

由五代入宋之初，文化的各个层面，并无很好的基础。我国的文化，固然在唐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安史之乱是个转折，它打断了正常的发展过程，黄巢之乱是个更大的转折，由此而致的长年战乱与萧条，更是使中原文化大踏步后退。宋起先所继承的后周疆土，是一片朴实无文的景象，更好地保存了文化孑遗的，是割据政权里的南唐与后蜀。

在这样的基础上，宋代的文化能全面达到新的高度，得益于这个时代多方面的特殊之处：国家长期稳定，文化遂有连续发展的环境；与科举制紧密相联的文官政治，吸引人们竞相习文，这对于某些文化形态如经学、史学、诗赋，是首要的推动力；开放的社会使得人们能在不同阶层之间通畅地流动，各阶层人士的才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现，开放的心态亦使各阶层普遍欣赏某些大众化的文化形态，词曲便是最好的例子。

两宋在国内政治上是一个阶层冲突较少、凝聚力较强的和煦的时代，而在文化上，也显示了多彩、包容、雅致之性格。政权固然消亡了，但文化的特性，不致全被抹去，从而为后世留下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