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工商经济与城市网络

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

传统的农业经济，也伴随着商品的流通，如粮食和纺织品、日用小商品等。宋代的人口增速高于土地垦辟速度，人均耕地面积便趋于下降。很大一部分农户，因拥有土地数远不敷赡足家计，故不得不兼营别业。在大部分地区，会形成一种兼营绢布、日用小商品，且在村落、附近集镇从事小规模商业活动的模式。而在自然环境特殊的地区，人们会共同投入以市场为目标的其他产业，譬如浙东及福建沿海，为全境耕地最紧张的地区，大量人口投入渔业、海外贸易。譬如在南方山区，完全市场化的茶、竹、木、漆、纸等行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譬如在矿产富集地区，则大量劳动力会聚焦于金属、盐、陶瓷的生产。而当时商业化程度最高、流通规模大的产品，应属丝织品。宋代丝织品主要产区为京东、河北、四川、两浙，南、北、东、西兼有，分布比其他时代更广，其中浙西太湖流域的生产区，桑蚕业已实现充分的行业内分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其专业程度亦明显胜过前代。

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其独特之处是使用窑变色釉，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

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包括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

从事工、商经济的人口，以农户兼营为主，他们季节性地进入某些手工行业，又占据了小商贩的很大比例，他们投入初级市场，在村落、附近集镇从事小规模兼营。但是某些地区性的手工业如陶瓷，以及长途贸易，必须有专业的工、商人口承担。耕地不足，不止于迫使农户兼营其他行业，更使大量人口从耕地上被挤出，成为专门的工、商户。宋代是十九世纪以前铜产量与铜钱铸造量最高的时代，又曾以年产铁十四万吨的水平在世界前现代国家中高居第一。这既要归功于冶炼技术的新发展，又与新的非农人口的大量产生密不可分。而更多的与土地相分离的人们，则投身商业，拥入城市，使宋代发育出繁盛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城镇体系、商品交易网络，也使宋代的城市化水平达到前朝后代均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定窑在宋代主要烧制白瓷，也兼烧绿釉、黑釉、褐釉。首创覆烧法。

商路四通八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网络。这个网络中，存在无数节点，这便是宋代的城镇体系，也就是商品交易场所。这些节点分为多个层级。顶点是开封府，集运河交汇处与首都于一体，天地之所钟，其地位无可替代。次一级是各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大名府、杭州、扬州、成都府、广州。再次是各路会府与本路个别府、州，如京东东、西路，齐州、徐州、密州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即不在青州、兖州两个行政中心之下。再次为一般州城，再次为各县城。再往下是政府于要路所设镇、税场、税务。在官方严格管理之下的城镇，至这一级为止。最底层，则是乡村自发形成的草市镇。在宋代重要典籍《宋会要》之中，有一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商税定额，以数字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有一定规模的各个商业节点的重要性—“规模”的体现，是政府在该地设置抽税机构。

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出于行政的必要性而存在的京、州、县等各级地区行政中心，同时也因其位处本区要会之处，而同样是商路汇集、商旅麇集之处。譬如两浙路钱塘江流域，一级支流汇入干流处，即是整个区域的中心；二级支流汇入一级支流处，则是一般府、州；三级支流汇入二级支流处，则设县。而商业网络，也最为借重水路交通，故而各个层次的商业中心与行政中心的等级高度契合。而在宋代的政区调整中，有时也会考虑商业的要素，使这一体系与商贸更为契合，这反映于宋代新进入行政区划体系的“镇”。置镇设官，一条重要标准即是税额。绍兴五年（1135）徽州乞升岩寺、新馆两处为镇，理由是“商旅聚会”，税额各达六千三百、两千一百余贯。有时甚至县的建置有所变动，也与其作为商路节点的地位有关。嘉祐元年（1056），因冀州堂阳县人户稀少，而本县新河镇“交易所会”，故徙县至新河，而废堂阳县。一条新商路的繁盛，便会导致政区的升、降，行政中心的迁徙。

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

北宋政和通宝

随着商业的全面兴盛，一些高层次的商业中心，因人口的大量聚集，更因寻找便利的交易空间的需要——譬如更靠近水路之处，而出现了新的城市景观。众所周知，在唐代以前，城市是有边界的，它就是城墙。城市的建成区，大抵要用城墙封闭起来。一旦由于商路的发达，自发形成城外的聚居区，则尽量新建或扩建城墙，将它围进封闭空间。如唐代扬州城，本在远离长江的蜀冈之上，其后在城南长江岸，发展出一片繁盛的商业区，开放型的城市，已经初现雏形，但很快就向南修筑了罗城，将商业区括于其中。唐晋阳、苏州等城市也有类似的扩建。城墙的扩展，是城市扩张得以实现的最终步骤，只是稍有滞后而已。城墙有效地分隔了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城乡边界分明，即以城墙为界，可明辨城、乡的差异。但是入宋之后，先是在个别大都市如开封，而后在大区域的中心，城墙以外出现大片聚居区，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城市居民，背向外城城墙，持续向外扩展。为了对城外明显区别于乡村的区域进行管理，政府也像在城内一样，设置“厢”这种城区内的建制。这样，城墙便不再是城、乡之分界。南宋临安城，“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甚至作为娱乐场的瓦子、勾栏，在城外也有分布。京师而外，如南宋的鄂州，濒江一带商业繁茂，形成城墙保护之外的大片商业区，居者数万家。城市人口聚居的建成区突破城墙的包围，从而形成开放型城市，自宋而始，并影响了明清的城市景观——明、清部分城市，置“坊”管理城墙以内的人口。城墙以外，城市居民区不依地形的局限，见缝插针，适当外延，且依据水陆路交通的走向自由布局，政府则以“隅”作为管理单位。可以说，宋代因商业繁盛与城市规模的扩张而萌生的开放城市的景观与管理制度，为后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石与样本。

北宋元符通宝

北宋交子印版拓片图

南宋会子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