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历史 > 宋元文明

细说历史——科举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14 00:59:19 0


科举自唐初成为固定的取才方式,自此实行近一千三百年,成为我国历史上通行时间最长、作用最大的官僚选取方式。初行科举之时,唐太宗颇为自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但此话未免夸张。整个唐代,科举都只是在初创期,这是就它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唐代科举,录取人数一直极少,最盛的进士科,太宗时期,平均每年仅十人。武则天加倍拓宽了官僚体系的门面,可是由科举而进入体系的,每年仍不过二十人。唐代对科举制的贡献,是使它成为定期举行的人才选拔方式,从而为它在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的主要时期是在宋代,它也是宋代发达的“文治”的基础。

若仅从科考录取的人数来看,从宋太宗朝开始,由科举获得入仕资格的人数,呈爆炸性增长,个别年份达千人以上。当然宋太宗出于收买人心之需,走上另一个极端,这对于制度的健康发展而言,同样是不利的。一年千人,十年即是一万人,已接近当时的官员总数。故而,对录取人数的限制是完善科举制之首务。到北宋中期仁宗朝时,录取数已经稳定,达到较为健康的水平:平均每年二三百人左右,其中主流的进士科大约百人。科举出身者,必占文官总数之太半。历代传承下来的恩荫,仍据有官员数的较大部分,然而,迁至高层却相当困难。这样一来,中、高层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就占了绝大部分。

科目之固定与内容合理化,也是在宋代完成的。宋本来有许多科目,除进士之外,其他各种合称“诸科”,就是各种科的意思。但从北宋中后期开始,专考背诵能力的“诸科”被取缔,全部以进士科取士,此即明、清科举制度的源头,也使我们今天通常以为科举的结果就是进士。但是宋的科目设置,却比明清合理。同是进士科,又有“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之分。概而言之,考试内容分三块:经义,考察对经典的掌握,这是立国与修身之本,不可放弃;诗赋,考察文学水平,但写诗作赋,多用典故,所以这一项也需以经典为基础;策论,即政论与公文,考察政治理论水平和行政能力。诗赋进士考诗赋与策论,经义进士考经义与策论。士人可各取所长,而两者互补,治国所需要的学识和技术,也可全部得到。

细说历史——科举

宋人科举考试图。宋代重视文人,相臣多出自进士。

宋代科考分为三个步骤:州一级举行的“解试”,中央礼部的“省试”,以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后,通过省试者,殿试也全部录取,其作用仅限于重排名次。各州有“解额”,即由朝廷限定的该州通过解试、有资格参加次年省试的人数,定“解额”主要依据该州以往顺利完成解试(所谓“终场”)的人数,另外尚需参照地区的人口数、省试的登科数,再需考虑地区之间的平衡—“终场”人数高至数万的东南大府、州,需有上限,不过数十名,而数百人“终场”的僻远小州,不可能为零,也需分配几名。各区域在文化方面固然有巨大差异,但从更高层面考虑,国家由许多区域构成,通过科举给予各区域参政权利,正如同科举也给了各阶层参政权利。而“解额”是体现这一权利的首要层面,这和汉代始创的“乡举里选”用意相同。不过,获得“解额”而参加礼部省试的大部分人会被淘汰,故而这种权利无法表现于最后的结果——殿试录取名单。在宋初至熙宁间,东南的福建、两浙路每次省试的录取人数,呈递增趋势,而河北、河东、京东、京西诸路,却日趋减少。这些传统的“中原”路分,为国家的核心区所在,怎能如此被变相排斥?这一问题至神宗朝获得较好解决。熙宁四年(1071),在王安石所从事的科举改革中,为京东、京西、陕西、河北、河东等北方五路特别保留礼部试录取名额,从而维护了北方诸路的参政权利。

科举的规章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唐已经发展出地方与中央两级三次考试,以多次筛选来确保公正,但若无制度保障,人性的弱点却使不公正的事永远在发生。士人平日的名声对考官有重要影响,名声在外者更易被录取。更有考官接受嘱托或贿赂,出卖名额。宋代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是“糊名”与“誊录”。“糊名”是指将考卷边缘关于名字、籍贯等考生个人信息部分封起来,阅卷官就只能评价文章的价值而不能评估考生的价格。但这还不够,阅卷官有时可以字体来分辨他想关照的学生,甚至两者以考卷上的某种符记来作暗号。于是又多出“誊录”一步,专派书吏誊抄考卷,进行编号,使字体与暗号不再起作用。等阅卷完毕、录取名额与名次确定,再据誊抄稿寻找原稿,找出相应编号的考生信息。等这些技术在仁宗朝应用之后,考官与考生通同作弊,便基本可以避免了。

另外,由唐至宋,每年开科举变为三年一开。周期的变化,似仅是细节上的调整,却同样不能忽视。由皇朝的疆域来看,无论在唐在宋,边缘地区的人们要到达京师参加科考,都是极为困难之事。比如两广福建的考生到长安,四川考生到临安,无不费时耗力,备历艰险。若每年开考,剑南岭南士人,每年万里远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隔几年来一次,录取数几乎为零,边远之地文士不能与中州相抗,极渺茫的机会,不如放弃了。然每三年开科取士,每次名额大增,机会也大增,对边地考生就很有吸引力。尽管落后的局面长久未改,但是这些考生成为边地与中原唯一往来不绝的人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维系力量。宋政府也特别看重这些士子,到首都参加过若干次考试,即使不中,也制造机会,让他们担任本地的低级官员。网罗天下英雄的豪言壮语,在唐代还是虚多实少,在宋代却可看作是朝廷最大的政治广告了。

宋代科考录取人数既多,待遇又较唐优厚。唐代士子通过礼部的科考,还要到官员的主管部门吏部去考试,不少士人通不过这一关,前功尽弃。宋代则不同,礼部试一通过,即可授官,这对于天下士子纷纷投身这一事业,有极大的促动作用。宋初承五代乱后,文风不盛,每年应试者寥寥。到了北宋中期以后,每年百余人的水平,背后是上百万的士子,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东南地区比例更高。从宋代开始,科举才真正发挥其传播文化与凝聚人心的强大作用。

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宋代人口数的变化过程,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统一之初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全国人口数约为三千七百多万,经百余年的连续发展,徽宗朝末年的宣和六年(1124),发展到一亿两千六百万。历代皇朝境内人口,在北宋首次突破一亿。南宋拥有略多于北宋一半的疆域面积,在嘉定十六年(1223)达到人口峰值,约略多于八千万,与北方金政权合计,超过一亿两千四百万,而南宋境内的城市人口,较低的估计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这两个数字,因宋蒙战争而锐减,直至明代后期才重新回复。

总人口数的增长反映土地开发的程度、农耕技术的发展水平,而真宗皇帝亲自经手引入抗旱高产的占城稻,对于南方稻产区的人口增长,也有极重要的作用。政府不抑工商,且允许农业人口自由迁徙,农村人口遂大量流向城市,而城市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则与工商业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在中原的中心城市和东南地区各个等级的市镇,商品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市民阶层形成。政府掌控的物资的大规模流动,带动了水陆商路网络的成熟,全国范围内,商品顺畅流通,促成了官、民经济的全国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和会子诞生。同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也取代了唐以前的丝路贸易,使中国作为世界贸易重要终端的地位继续提升。

宋代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占据突出地位。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推出的“唐宋变革论”,于政治体制、阶级、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将宋代作为一个新阶段—“近世”—的开始。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学界渐兴的“宋元明变革”说,部分学者又将宋作为一个旧时期的顶峰。论及对近代中国有直接影响的重要转折,就不得不关注宋。这与陈寅恪所谓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相呼应,使宋代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zgls/sywm/24721.html

  • 手机访问

站点声明:

历史学习笔记,本站内容整理自网络,原作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

Copyright © http://www.historyho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粤ICP备20055648号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