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财政

政权运作，无一日不开支，财政为国家之命脉，反之，为开支而征取赋税，占了政权日常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因此，财政是政治制度中极重要的部分，很能体现政权的特点。

宋代财政之收入部分，其主干沿袭唐制，用两税法，即民众夏秋两次缴纳赋税，“夏税秋粮”，夏税为钱，秋粮为米。大体依民户所拥有的田亩数、肥瘠程度确定税钱缴纳数，但各地标准又颇不同。真宗以后，又以夏税之部分折为绢帛交纳。实物部分，即绢、粮，占了两税的大部分，这也是所有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实物收入的来源。其受政府之极大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宋代始终未作土地的重新分配，则土地和赋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生偏差，且愈往后愈严重。一是豪户隐瞒土地不报，政府便无从征税，导致田赋流失。二是土地交易过程中，田赋未随土地的所有权而交割，造成“产去税存”甚至“无田抱税”的情况，无田贫民既无力纳赋，这也同样导致政府的田赋流失——至少是征税成本增加。故两宋历朝多有整顿田赋之举，即政府准确掌握民户土地的数量、质量情况，以便使民户的田赋数与所拥有的土地情况相合，既保证百姓纳税之均平，又保证政府的正常收入，官民两便。个别地区在某次整顿中或取得良好成效，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整顿，投入成本太多，故极少进行。北宋熙宁变法期推行“方田均税法”，因急于见功、行法匆遽，官吏趁机增税，且与豪户相结以徇私，故受到广泛抵制，效果不著。南宋初多地版籍失散，田赋严重不均，遂又推行“经界法”，大部分地区在绍兴十三年至十七年间完成。此次整顿一定程度上合乎民间均平税赋的期待，经界初步完成后，政府的基本岁入也得到保障，收效较好，对于南宋的立国久长，颇著功效。

两税而外，宋之南方诸路，大体皆收“身丁钱”，这是一种人口税。土地是农耕时代最有价值的财产，唐定“两税法”，将赋税摊入田亩，这种理念相当先进，是对贫民的保护，至少较之“租庸调制”之下产、丁两线分别计税的方式，更为公道。然而唐末五代，各割据政权因国用之需，先后重新征收人口税，宋灭诸国，虽有形式上的改变及偶一为之的蠲免，大体袭其旧例，仍征人口税。故而反对者认为，这些“伪朝所创”的盘剥贫民的税项，“圣朝”怎么还能沿用呢？不过身丁钱占全国岁入的比例很低，在宋代也未见有增收的趋势，某些路还得以废除。

与人口直接相关的收入，尚有免夫、免行、免役钱等。宋行募兵制，厢、禁军皆由政府招募，支薪供养。禁军为主力军，厢军则以服各种劳役为常事，如此则前朝由平民负担的力役，在宋代大多可免，某些宫室、城防之修筑，亦于农闲时募民任之。唯非常之务，如河工之役与战时军需运输，在短时间内需要数以十万计的劳力，既非召募能集，某一区域内的厢军，其数亦远不敷使用，故而仍需征平民为之。若重大役事，或须在相邻数路、千里之内调集民夫，有不愿远行者，可出钱雇人代行。熙宁以后，官方遂以便民为理由，创出一种“免夫钱”，名义上给平民留下以税代役的余地，而达到创收的真实目的。

免行钱则施之于工商业户。工商业户需入行会，宋初始，即有“行会祇应”一项，即行户需轮流至官府服役一定天数，如同农户之每岁缴纳两税。熙宁中行“市易法”，遂令行户纳钱，官方用以雇佣所需劳力。如同熙宁中其他新法，官府在制度设计时，设定的役钱收入会高于其实际支出，给自己留下余地。其收入每岁为一百万贯左右。此后随着新法的行、废，常有征、罢之变化。至绍兴二十五年，彻底废除。

免役钱即以纳钱代替原先上户轮流为官府服吏役，为熙宁变法的重点之一。对政府来说，每年征收的免役钱，比它雇役所支，节余甚多，从而成为变法新创收入、北宋后期政府岁入中极重要的一块，也是最体现新法精神的一种新制度。

但上述所有收入项目，其货币收入的数额都不能与国家从商业所获的相比。商税、禁榷收入两项，在两宋都远超货币收入的一半。商税以两种方式征收：“过税”为贩运途中之过境税，官府于交通要道设税场、税务抽取，原则上税率为百分之二；“住税”为交易时所纳，定为百分之三。有官府所需的货物，则以“抽税”的形式，征收一定比例的实物。也有免税的货物，譬如仁宗朝之后，粮食的贩运交易不再征税，以免抬高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开支，这也是仁宗获此庙号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宋商税最高额出现在北宋仁宗朝，为两千两百万贯，北宋其他年份约近一千万贯。

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局部）

禁榷就是禁止民间经营，由国家对某些重要生活物资实行专卖，在两宋先后实行专卖的，有盐、茶、酒、矾等。其中盐为最重要的项目，北宋中期仅此一项即高达两千万贯，北宋末政和中达四千万贯。盐的专卖收入，随盐法变化，浮动很大。从这种全民所需的商品中增收，最为便利，故而在敛财最急的时代，如北宋末徽宗朝、南宋后期，榷盐收入也会有突然的大幅增加。其次为榷酒，往往在一千万贯以上。

此外，海外贸易则通过置于重要港口的市舶司抽取实物，由官方变卖，年收上百万贯；坑冶亦征收金、银、铜、锡等实物，每年值数十万贯；僧尼道士需持度牒为合法凭证，官方鬻度牒，在神宗朝之后成为经常项目，每岁收入可达上百万甚至数百万贯。另外以和籴、科敷等形式，名义上向民间购买物资，而事实上却成为税负，也为政府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收入。

合计诸项收入，宋政府岁入钱、粮、绢布、金银等数千万至上亿贯、石、匹、两，并呈现较为平直的上升趋势。以最主要的钱、粮、纺织品计，真宗末天禧五年（1021），收入七千万贯石匹，英宗治平元年（1064）约七千五百万贯石匹。南宋以半壁江山，淳熙间（1174—1189）尚有八千两百万贯石匹，后期理宗宝祐中（1253—1258）高达一亿两千万。其间两税收入较为固定，而其他以货币为主的项目，则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较为突然地增加赋入的时间段，一是神宗朝变法时期，创立许多新项目，如市易、青苗、免役钱皆是，货币收入以千万贯的级别增长。熙宁也是财政政策的最大转折期。此后，在增收的大背景下，赋税政策更为灵活、更重视发掘货币形式的税源，如以免役钱代替差役、力役。二是徽宗朝，赋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混乱、贪婪、随意，北宋末年甚至卖度牒一项，年入最高时达六百万贯。三是南宋后期，因宋蒙战争长期持续，财政极为紧张（如宝祐中岁入一亿两千万，而岁出至于两亿五千万），除了以纸币贬值达到寅吃卯粮的目的，增加赋敛也是必然之举。

中央管理财政的部门，在元丰官制改革之前，主要是三司，此后则归于尚书户部，二者皆称“计司”。但事实上又存在多条渠道。譬如太祖朝开始便有所谓“御前财赋”，即属于皇帝的财赋。所谓属皇帝者，由皇帝另立机构管理，其出入情况不经朝廷，但这笔财赋的去向，主要还是补贴政府用度。那么，何以不直接交由三司管理呢？据太宗所说，是怕三司平时浪费以致急需时无财可用，故而要皇帝替三司掌控。此后，三司、户部经常“借用”皇帝的财赋，三年无力偿还，便免去“债务”。看似与计司亲掌并无不同，但计司不知内藏之数究竟有多少可以借取，故或多或少有抑制其铺张的作用。自神宗朝起，为便于积极推行新法的皇帝和宰相有充分的主动权，又创立所谓“朝廷财赋”，由帝、相共同经管，仍与三司、户部的财计相区别。三个系统既分别收、支，又互相通融，但愈往后，所谓“御前财赋”愈为强势。

地方主管财赋的部门，在路一级由监司主管，且随着新的收入项目创立，三类监司都参与财赋管理。府、州一级，则如其他事务，知州（知府）为主，通判为辅，幕职、曹官经办。县级则有“收”的义务，而乏“支”的权力，由州一级统筹。南宋初，又置四总领所，各经管数路钱粮，负责供应前线军队，既代户部行使部分职能，又夺去监司部分权力，成为地方最强势的财政机构。

两宋三百余年，一直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岁入分配比例，总的趋势是中央赋敛有所增加，这个过程也可分两步。自宋初削藩镇，中央对地方财赋拥有无可置疑的处置权，一改晚唐五代藩镇时代的旧况。但北宋前期，还是有相当部分赋敛留存在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另一部分“上供”则辇运中央。至熙宁中行新法，一方面收入猛增，另一方面又将大部分财赋输往中央，留与地方作备荒等用度的财赋大减。至徽宗朝，地方储积纷纷纳入经制钱、总制钱名下，也敛归中央。自此，地方愈窘、民间愈贫，而中央愈富。南宋的财赋流向则有转折，州县仍无法摆脱日益困窘的状况，监司也趋于弱势，中央的财政控制力亦未上升，只有总领所的权责日重，用兵愈久，军事行动规模愈大，愈是如此。

至于财赋之支出，则如前所述，大部分耗于养兵。北宋中期六分之五的岁入用于军队开支，至南宋也长期维持在十分之八以上。这使得宋代的财政，比起其他时代更受制于军事规模与军事行动。至于与“冗兵”并称的“冗官”，实际上并不具有相提并论的地位，即使南宋冗余官员较北宋明显增加，官员的实际收入较北宋有较大的增长，但这一项所消耗的国家资源，也不过就是在剩余的不到十分之二的岁入中，分去一块。故而，宋代的“冗官”虽然留下不少教训，但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亦不必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