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贾似道的时代

史弥远之后，宋有长达二十五年的“正常”时期——皇帝正常行使着职权，没有所谓“权相”把持朝政。即便是他的老师郑清之在相位之时，皇帝也掌握着主动权。而十余年任用的宰执，大多有贤名，其中大部分与理学家有较深的关系。朝中大臣，也多用理学中人。被称为“小元祐”的“端平更化”，在时人看来，确有元祐时期的盛况：贤士当国、舆论开放、朝政清明。在前线战火连绵的时代出现此类承平景象，殊属不易。后期，则有转变，如丁大全这样的奸佞之人登上相位，意味着理宗治国能力的下降。但即使如此，仍不能与韩、史专权时代相比。丁大全当国不过一年半，为患有限。而随即出现的贾似道专权，在后人的评价中，似要严重得多。这又与当时的特殊背景，与理宗中期命相的新特点有关：战火绵延，将领的地位日显重要，而一些文官出身的优秀统帅尤受眷顾，几位优秀的将领最终登上宰执之位。先是嘉熙三年史嵩之除右丞相，开其风气，其后赵葵、陈韡先后于淳祐五年、九年同知枢密院，赵葵且于淳祐九年任右丞相，虽未就职，但这一任命，在宋代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宝祐二年李曾伯参知政事，而后是贾似道的飞升登顶。

贾似道是外戚出身，其姊为理宗最宠爱的妃子，几乎立为皇后，这对似道的前期官宦生涯，有极重要的助力。然而理宗尚未昏庸到仅凭这一层关系即倚重似道的地步，似道亦非无识无能之辈。淳祐元年为湖广总领，锋芒毕露，“刻剥至甚”，大约军需征集不易，故而正需要他这样的能吏。他在边事方面似乎未露峥嵘，淳祐六年在沿江制置副使任上，“措置蕲黄山寨城筑”，亦未见有直接与敌交锋的记录。但是，以“善相”著称的孟珙，却非常赏识他，该年孟珙卒，遗表荐似道以自代。似道立即升任京湖制置使。淳祐十年，调任两淮制置大使，年仅三十三岁。宝祐二年，以制置大使加同知枢密院事，封开国公，威权日甚。由其功业来看，似亦无大可观者，应当是承孟珙之旧，在京湖与淮西继续加固防线，而恰好淳祐至宝祐中，蒙古政权在窝阔台、乃马真后、贵由、蒙哥之间流转，内部略显混乱，大举南侵行动较少，故而似道历任两个战区的最高统帅，竟无大的过失，于是官位与权势迅速上升。

开庆元年，蒙军三路侵宋，嘉熙以后宋的最大危机来临，而贾似道证明自己真正能力的时机也到了。他先以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又于军中拜右丞相，率两淮大军西进援鄂，进驻与鄂州隔江相对的汉阳军（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月，亲入鄂州督师，百计固守，终于等到忽必烈退兵。宋方史料对于贾似道在鄂州围城战的作用，大抵无正面评价，认为是高达在实际指挥，似道只是因人成事。反而强调他在围城末期，一度欲向蒙军求和。不过，《元史》却记载，忽必烈对他评价很高，赞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或者似道的指挥才能不应过分贬低。

似道凯旋，勋绩卓著，地位牢不可破，遂挤走左丞相吴潜，由此开始其“专权”之时代。

似道为人，颇有可称道处，如用人尚公，喜荐拔才士。其由鄂州入朝之初，远窜丁大全，逐权阉董宋臣、卢允升，“登用故老”，当时大快人心。又令外戚不得出任地方主要官员，“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宋史》于其本人之传中，将这些举措都视作其“进用群小”的前奏，倾向未免过于明显。而《宋史》对其抨击最为严厉的，莫过于景定四年实行的“公田法”。

公田法之推行，其背景是军粮的开支入不敷出。南宋后期，兵数增加极快，正规军已增至五十五万以上，较之孝宗朝，有十余万的增长。这还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正规军以外，尚有数十万民兵的存在，也是要支取军粮的；蜀地荒残，尽其全力，仅能供五万兵，较之孝宗朝，少去一半，如此，则京湖、两淮增长的兵数更多。这直接导致军粮需求的猛增。以淮西为例，绍兴中，每岁供军粮七十万石，嘉熙中，已升至一百五十万，其来源为：江东、江西路纲运五十万石，大致为两路之田赋；淮西本路诸州和籴六十万石；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市）百万仓供给四五十万石，其实是由平江一府籴得。此外，淮东也从平江府获得大体相同数量的军粮。仅平江一府，一年所籴之粮即为孝宗朝田赋（苗米）之三倍。而两浙其他诸州，也需大量和籴以供临安官、兵、民所用。这对两浙民间是巨大的压力，故而，和籴极难。以市价籴米，则朝廷需支出大量货币，国库不足供给，便增印楮币（纸币）以济急，遂致物价飞涨。以贱价籴，则百姓不愿，若向细民科配，官方支付不起人力成本，故往往劝谕大户粜与政府，这也成为大户的负担，若遇歉岁或籴量增加，地方官便难足额籴得。和籴的两难处境，是由政府手中掌控的土地太少所致。相反，此时民间的土地集中，却达到很高的程度。贾似道接受属下建议，在两浙西路平江等六个府州推行“回买公田”之制，每户限田百亩，逾限之田，由政府买作公田，公田租入，充作军粮。贾似道率先捐地万亩，又鼓励理宗弟荣王等争相献卖，但官民并不愿积极跟进。而在回买过程中，田价被普遍压低。短期之内，政府又无法支付足够货币，遂仍以惯用之法，增印楮币以偿价。朝野之间，怨声载道。

公田法实有其成效。回买公田毕，和籴之制便不再实行，六州所得公田之租，每岁数百万，足支军粮。这对于政权的延续，实有极大的支持作用。然而，此制劫富济国，损及官户及豪户利益极大，反对的声音，迄宋亡而未绝。

若说公田法之目的在于开源，那么，“打算法”的目的便在于节用。“打算法”行于景定元年，其原意是审计诸大将开支，钱粮若非用于支饷、犒军等制度内的用途，则要追“赃”，甚至入狱、远谪。此制确实有减少军队开支的效果，然而连年激战之下，将帅往往有非正常的支出，贾似道将“打算法”作为陷害政敌的妙计，但凡需要严格审计的对象，则如招募新兵、支给民兵米，都在“追赃”之列。赵葵、李曾伯、史岩之等，较似道更资深，为其所嫉，皆陷法中，责偿不已。向士璧、曹士雄、高达等功勋卓著的将领，素来鄙视似道，亦遭“打算”，向、曹二人至于论死。用兵之际，对将帅用度，本应留有自主的余地，故此举对士气有严重影响，更遑论在至公之面目下，行妒贤嫉能之实。贾似道此计亦为其亲信所效仿。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与四川制置使俞兴有隙，俞兴遂遣人来“打算”，刘整有向士璧等人的前车之鉴，遂决意叛宋，景定二年，以泸州等十五州三十万户降蒙，这是“打算法”最严重的后果。

宋李唐《采薇图》是以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而画的。画面上二贤以野菜充饥而没有被困苦压倒，着力刻画了宁死不屈的人物形象。借以表彰保持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贾似道所行，有出于救国之公心者，亦有出于固权之私心者，且两者未必截然分明。但是固权尚是容易的事，而救国却大为不易。开庆元年鄂州一战之后，忽必烈撤军，全力应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宋的形势得以暂时缓和，中、东两路平静下来，仅在西线，双方在交错的战线上此进彼退，仍有频繁的逐城争夺之战。此时，贾似道还是作了一番努力。

在此前二十余年的宋、蒙战争中，宋在两淮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淮西，尤其是淮西与京湖交界之处，而来自淮东的威胁向来不大。这是因为，进击淮东的任务，蒙古方面向来是交给益都行省李璮的。而李璮一直很注意保存实力，攻击力度不大，报给蒙廷的战功却很夸张。贾似道趁忽必烈专注于西北之际，竟然成功策反了李璮，将山东最东南面的海州献给宋，且于元中统三年（宋景定三年，1262）二月杀境内蒙古戍军，举兵反蒙。但忽必烈在上一年十一月与阿里不哥的会战中，取得胜利，随即掉头东进，召集蒙、汉军队——尤其是河南、河北及山东西部的汉军，围攻李璮。宋方显然已有应援的准备，立即遣夏贵引军北上，攻占泗、宿、亳等州，兵锋已近山东。但碍于山东西部东平、兖州一带蒙军力量较强，无法逼近济南、益都。而由海上应援的宋军，也在沧州、滨州海岸被蒙军击退。李璮自四月被困于济南，一直无法解围，六月，城破被杀。宋方竭力掀起了一次罕见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未能奏效。这预示着它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终将在蒙军的持续进攻下崩溃。

景定五年，理宗崩，其侄赵禥继立，是为度宗。度宗身体与心智都不健康，对贾似道的依赖更重。似道获得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名号，位在宰相之上，国事由其一言而决。然而权势愈盛，皇帝对他的依赖愈重，其能力与魄力愈是不堪负荷。度宗继位之时，时势如前，前线的军事行动不温不火，但那是最后危机的潜伏期。四年之后，蒙军开始围攻襄阳，宋皇朝与贾似道专权，进入了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