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蒙古侵金与宋金混战

后人或为韩侂胄感到惋惜，认为北伐不见得是错事，但选择的时机不对。若推迟数年发动，应当便能成功。此说有理。仅仅三年以后，金军便遭受蒙古的全面攻击，至于二十余年后亡国，北境战事未尝中辍，对宋来说自然是极好的机会。当然韩侂胄未必能掌握确凿的信息，且久不习战的宋军，胜率也未必高。

其实早在金世宗朝，危机已伏于北境。大定初年制服叛乱的契丹人之后，北境契丹人离心之倾向愈强，而金廷也不再信任契丹，殚思竭虑者，在于边境契丹人如何不至于为患。由此，完颜亮对金国西北防线的破坏始终无法恢复，原先的立体防御格局无法重建。金世宗被迫寻求一种新方式来保护国境安全，即以大量屯兵配合边堡、边壕，构筑以一条缺乏弹性的防线来保护国境安全。自大定五年增加西北边境屯戍军，渐增至十余万人。大定二十一年起，大举增筑边堡。可知世宗朝北境并不宁定，只是，当时尚不至于威胁金的生存。

进入章宗朝（1189—1208），蒙古高原的部落，已成了首要的外患。金廷与广吉剌、山只昆、合底忻、阻?（塔塔儿）各部的冲突已达到关乎国运的地步。明昌六年（1195）至承安三年（1198）金在北境与合底忻等部的三次大战，暂时止住了诸部的强势发展，使边境之危机稍得缓解。但蒙古高原的风云变幻，远非金所能控制。于是，增筑边堡又成为最稳妥的办法，直至边堡密布，并以边壕将它们连接起来。但是，金以边墙自限其足，是任由北境诸部自由离合，以强并弱，直至最终出现一支最强大的力量统一蒙古高原为止。至泰和六年（1206），铁木真击败各部，统一蒙古高原，而金对其统一的趋势，丝毫无法阻遏。这正是韩侂胄北伐之前一年的事。开禧北伐失败，章宗对宋的“惩戒”不算严厉，恐怕正是因为金北境的危机，已使其不敢对宋施予太大压力。而当蒙古势力崛起之后，这条容易被风沙填平的边壕，以及散布于漫长防线上的兵力，根本无力阻止蒙古军的入侵。

章宗崩，其叔父完颜永济（被弑后追贬为卫王，史称卫绍王）即位方两年，蒙古军便全面入侵。大安三年（1211），蒙军横扫金境，向南至河东北部而止，东、东南两个方面，则直抵辽东、河北南部，已深入金之腹地，前锋直抵中都而还。这还算是试探性的进攻。至宁元年（1213），蒙军又大举南下，直冲中都。金将纥石烈胡沙虎未能守住居庸关，为免于追责，杀卫绍王，迎立章宗庶兄完颜珣，是为金宣宗。

此次蒙军攻势更胜两年之前，除河南、陕西之外，金境各地普遍沦陷，甚至山东亦是遍地烽火。宣宗即位仅半年，蒙军便围困了中都，在订立苛刻的城下之盟后，才暂时解围。宣宗稍得舒缓，立即逃离中都，迁都至汴京了。而铁木真便认定这是不友好行为，重新点燃战火。贞祐三年（1215），中都陷落，河北、河东陷入混战之中，金龟缩河南，与其发源地东北相互隔绝，其力量被一分为二、各个击破。

金宣宗完颜珣时期的贞祐通宝

宋、金再次交恶，正因蒙古攻金而起。嘉定四年（1211，即金大安三年）六月，宋遣余嵘赴金中都贺卫绍王生辰，行至涿州，得知中都被围，中道折返。宋由是得知金为蒙古所侵，至有亡国之危。嘉定七年，金迁都汴京，宋更知其势弱难支，开始考虑新环境下本国应如何自处。当时，放在史弥远面前的，从最保守到最强硬的主张，无不备具。或以为应一切维持原状，持此说者提出“唇亡齿寒”之论，认为金在蒙古的攻击下焦头烂额，对宋已无致命威胁，应如旧予岁币，以支持其作战，令它在宋、蒙之间长期保持屏障的作用。或以为应减岁币而维持和平关系，此说是为未来的宋、蒙关系考虑。在金灭亡之后，蒙古人很可能按照原先宋金的关系来设计宋蒙关系，故要先向金争取尽量有利的地位。或以为金灭亡在即，应尽早组织北伐，以期获得其部分领土，免致中原尽沦为蒙境。凡此种种，尽管大异其趣，但都已看到金的窘境，且已着眼于将来的宋、蒙关系。史弥远虽然一向持重，却也不愿在剧变的形势之前，一无所为。他支持较为折中的策略，遣使金廷，要求将岁币减为隆兴和议的数额，即由银、绢各三十万降为各二十万。但金宣宗觉得此事无可商议，照和约办理便是。宋使带回此讯，宋廷决定，自翌年起，暂停岁币的交纳，给出的理由，是运河水浅，漕运阻滞。宋人本以为，金方因四处作战，遍地烽火，财政极为拮据，应会在此压力之下做出让步。但金没有退让，而是在两年之后，发动南侵。

1211年蒙金战争，蒙古军于野狐岭战役消灭金军四十万，金朝至此无力反击。本图出自《史集》。

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以主力进攻宋之两淮。是年冬，又由陕西攻宋四川。战争进行得拖沓冗长。至该年底，仅西路破宋天水军、白环堡、大散关。次年三月破西和州，四月破成州，随弃二州而去。伐宋二年，迄无所成。

兴定三年正月，再兴师伐宋。疲惫乏力的南征军忽然有了些进展。同月焚成州、破凤州；二月，进取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县西北）、洋州（今陕西洋县）。然同月大败于大安军，遂弃兴元府、洋州而去。闰三月，仍未见建功，遂班师。

兴定五年，金又出师南下。此次更是三鼓而竭，仅陷蕲、黄而退。由蕲州守城战参与者留下的记录来看，宋于调兵救援方面，固然极显拙劣，而金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也极堪忧。然宣宗南征之意犹不息，元光元年（1222），复以三路军马伐宋。不久渡淮，略有小胜而退。还师时再三遭宋军追袭，覆军于淮水之滨。

兴定之五载及元光元年，金几乎年年兴师伐宋，双方各丧师数万，而金迄无寸土之入。不惟如此，金南侵之时，宋固然反击不力，然而金之内乱，却是宋可以大加利用的。史弥远仍然持重，未以宋之正规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他希望借助金境内的反金力量，由侧翼对金形成威胁。正是在兴定元年金宣宗初次兴师南伐之际，宋以楚州为基地，为山东境内的反金武装红袄军提供支持，吸引山东“豪杰”来投，组成“忠义军”反攻山东。初战告捷，兴定二年忠义军将领李全围海州、下密州，金之东路在宋、蒙夹击中，其势日蹙。至兴定三年宣宗再下诏伐宋之后，李全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而新近割据山东北部的张林亦附宋，除济南为蒙军所据，山东东路其他诸州，大多被投宋的山东地方武装所占领。

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和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前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图中左边马上的人物）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本图出自《史集》。

金哀宗即位后，于正大元年（1224，宋嘉定十七年）向宋方宣布，此后不再南侵。然而宋、金的关系，已根本不可能恢复到和约状态。僵局已打破，但有很长时间，宋、金关系处于混乱状态中，由于蒙古的介入，乱局更形扩大，直至金灭亡之时，局势才得以清晰起来。不过无论是混乱或是廓清，宋方都无利可图。

除了孝宗这一例外，南宋皇帝大多弱势，理宗赵昀（1205年生，1224—1264年在位）亦然。不过他不比宁宗那样，身体与心气俱弱，理宗因为出身的问题，总是无法自信。他对史弥远的顺从与感恩，显示他在位前期，仍笼罩在旧身份的阴影之下。但他努力想摆脱这个阴影，史弥远尚在之时，理宗已表示对理学的服膺及与理学家的亲近，希望展示他与历代帝王很不一样的“圣哲”的一面，求得完全的正统性。史弥远卒后，他力图振作，出师河南，收复故土，亦是适应新身份之一端。但两事皆不成功。理学家赞叹他的上进心，但总是将他与史弥远、济王联系在一起，无意之中，不断地质疑他获取皇位的正当性。而宋的最后一次“恢复”之举不仅未获成功，并且将政权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状态。而他所器重的理学家们，对于保卫社稷的事业，几无所用。其后期，除了与理学家们就哲思相互唱和之外，他不得不借助他认为有军事特长的人物，这又导致了贾似道的专权。而贾似道所谓的“军事特长”实在相当有限，他根本无力扭转宋军对蒙军的弱势。理宗在位晚期，蒙军已全面占据优势。度宗赵禥（1240年生，1264—1274年在位）继位九年，襄阳的陷落，使得宋的抵抗完全崩溃，度宗亦在忧患中辞世。德祐二年（1276），蒙军至临安城下，恭帝赵（1271年生，1274—1276年在位）出降。宋的残余力量拥戴事先出逃的恭帝的两位兄弟赵昰与赵昺，继续抵抗了三年，在广东厓山一役，以全军沦没的方式，使宋朝得以悲壮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