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完颜亮南侵与高宗之退位

秦桧死后，高宗立即回到前台，且朝政的运作也回复到较正常的状态，正士逐渐回到朝中，台谏终于可以据公论奏，皇帝与宰相，也处于一种稳定、正常的合作状态。但仍有一个秦桧专权时期的原则，在绍兴二十六年以后保留下来：不许攻击和议。当然，更不许破坏和议。秦桧死后数十年，尚有人以为，其当政时期“卧鼓灭烽逾二十年”，“功不可掩”，绍兴末年，朝野上下长期鼓吹和议之正当性，更不至于以和议为非。

但是，和约既然是由双方共同缔结的，当然需要双方共同维护。高宗虽然很有自制力，却无法制止对方违约。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国皇帝完颜亮（金熙宗完颜亶堂弟，死后被降封为“海陵王”）举全国之力，率军六十万南侵。

完颜亮于金境内频繁调动兵粮，自然不能尽蔽人之耳目。南侵之前，宋已逐渐探知金的动向，高宗起初疑惑不定，至绍兴三十年春，已确信南侵之讯无误，不得已在北境紧张布防。宋军在短期内进入战备状态。绍兴初的名将，当时仅刘锜尚存，遂命为东路主帅（江、淮、浙西制置使）。

金军将主力安排在东路，渡淮南进，江淮之间诸军面对敌方的绝对优势兵力，大多未作抵抗，弃城而遁。年迈的刘锜尽管尚有余勇，然属下乏善战之将，兵力又远不足与金军相匹，略作抵抗之后，主力退往江南。金军相继攻克滁州、蒋州、安丰军、庐州、楚州、真州、和州、扬州、无为军、泰州，淮南江北之地，金军据有大半。假以时日，两淮其他州、军也很难坚守。

金世宗（完颜雍）大定通宝

宋军也不是全无收获。当东面的两淮充斥金军之时，宋军在中、西两路发动反攻。中路宋军以信阳军、金州为基地，攻入河南，取唐、邓、商、蔡、虢、陕、嵩州及顺昌府。西路军进据秦、洮、兰、陇、华州。即使在金军占绝对优势的东路，宋军也由侧翼攻取海、泗二州。当然，这些成果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只有东路的战局，才能决定两个政权的最终胜负。

宋方危在旦夕。宋军无法阻挡金军强攻，放弃了长江北岸的瓜洲渡，二十万大军全线退往江南，驻于建康至池州（今安徽贵池县）一带。刘锜忧急成疾，属下大将王权一路引军逃遁，时知枢密院叶义问代朝廷“督视”江淮军马，急调成闵由襄阳来代刘锜、李显忠由池州来代王权，而召锜、权二人归临安。但王权已赴朝而李显忠未至之际，完颜亮已准备率众渡江。十一月八日，金兵预定渡江之日，“督视”府参谋军事虞允文至东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前线犒师，发现无人统辖的宋军士气低迷，全无斗志，遂临时担起重任，召集诸将，准备于江上迎击敌军。

当东路宋军划江而守之后，完颜亮的困局出现了。他的水军，无论是舰船、军士的训练还是战法，都与宋军相去甚远。这个弱项，在他南下之初，似乎全未考虑。十月二十七日，当他正全力侵据淮南之时，宋将李宝率水师由海州东海县奇袭胶西陈家岛，将即将出海侵宋的金水师彻底击溃。显然，两军在水战能力上，相差悬殊。而十一月初，顿师于长江北岸的完颜亮，更对这一劣势有切身体会。优势的步骑，在长江防线面前全无用武之地。宋军在虞允文稍作整顿之下，略略恢复士气，便在采石击溃金水师，杀四千余人。次日金军于上游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潜师渡江，又为事先设伏的宋水师夹击。完颜亮不得不率师向东，集于扬州，欲改由瓜洲渡济江。

完颜亮此时的形势极其不利。这并非由采石之败直接引起，但却有相当大的关系。十月八日，堂弟完颜雍称帝于辽阳，此事他策划渡江之前已得悉。采石一败之后，四十万士卒顿师于江边，一无所用，这种局势本来就很容易出事。而后方之不稳，更使军心日乱。形势容不得半点拖沓，他只有迅速战胜宋军——甚至灭宋——而后乘胜北归，否则就极难平定内乱。若置宋于不顾，骤然回头，宋军又跟在他后面，前后受敌，难有胜望。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南渡，以征宋之战功，确立新的声望，那么对于完颜雍，他还有明显优势。此时，海陵只求孤注一掷能成功。

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向诸将施令，三日之内必须渡江，若不成功，“尽行诛斩”。但金军在水战方面的劣势，不会因为这一命令而改变。诸将前有败死之忧，后有诛斩之惧，遂决意谋叛。二十八日凌晨，在预定渡江之日，万余金军在扬州东南射杀完颜亮，整队北归。

当时宋军并未察觉敌方退师。直至数日后，一名被金军虏获的宋卒带回金军将帅致宋方的信，才知晓金军南侵突然终结。高宗顿感舒缓。然而，前线的战争却并未中断。因金军主动退却，半月之内，宋军尽复淮南州军，随后迅速分路进击，攻取河南、山东诸州。而陕西之战事尤为激烈。至次年闰二月，宋方形势颇为乐观，“京西、淮北、陕西新复近二十郡”，仅在京西，宋已得陈、蔡、唐、许、颍、嵩、洛、唐、邓州，极为接近开封。但三月之后，势复转衰。完颜雍收拾北归之金军，于南境全面反击，河南、陕西诸州，于宋、金之间反复易手，宋方所占领的淮河、大散关以北之地渐少。不过，战局终结的前景，尚未出现。此时，高宗突然退位，将天下交与养子，移居“德寿宫”颐养天年。

三十五年的高宗朝，以宋金战争开始，中间以一个和议为转折，最后复以战争状态而结束。这样的循环，成为此后宋金关系及宋的政治史的主要特征。

孝宗赵昚（1127年生，1162—1189年在位，1194年卒）以奋发有为之姿态，登基伊始，锐意恢复。一旦受挫之后，锐气丧其大半，是后虽念念不忘“恢复”，却再未付诸实施，而是在一个新和议的框架下度其余生。他无从改变对金弱势。他的治国之道，较高宗要积极一些。他频繁更易宰相，以维持自己的强势，为后世留下“独断”之名。但他的时代，朝政也只能算是“正常”而已。没有出现“权相”，但出现了宠任近习的迹象，他与朝士之间所起的风波，多由于此。而他所选择的继承人，更使他晚景凄凉，且引起朝政的巨大动荡。

光宗赵惇（1147年生，1189—1194年在位，1200年卒）虽是孝宗亲子，却远不如身为高宗养子的孝宗那样尽孝。正因不孝，光宗终被群臣所逐，而立其子宁宗赵扩（1168年生，1194—1224年在位）。但宁宗秉赋素弱，不任繁重的政事，其当政之初，便严重依赖扶持其上台的韩侂胄。侂胄出身外戚，但却强干，志满意得之余，主动对金发动攻击。当绍兴以后唯一一次主动的“北伐”失败之后，宋以侂胄的首级为条件之一，再次获得了和平，并由此进入史弥远专权的时代。皇帝自始至终，未起过主导作用。可以说，在光宗朝，重新进入了臣强君弱、太阿倒持的时代，且较秦桧时代更为彻底、更难扭转。光宗被大臣所废，以及权臣政治一直持续至南宋将亡之时，都是皇权不振的后果。

不过，孝宗至宁宗朝，是宋政权相对安全的时期。宋固然无力振作，金也逐渐呈现疲态，再无初期的迫人气势。两国相互虽有攻伐，终不能打破僵局，在平淡的对峙状态中，共同走向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