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防线的重建与政权的重建

能在逃亡途中学习治国，这是最体现高宗能力之处，但又不易为人所见。当他从河北南下之时，南方乱事渐起。北上勤王被解散遣回的士兵、被金人和官军骚扰的平民、各种不逞之辈，崭露头角，随着统治秩序不断瓦解，土匪、流寇、溃兵布满各地，高宗愈往南，愈发现南方之混乱，淮浙、荆湖、福建，无能例外，孟太后到赣南，一度受到卫兵和当地民众的威胁。受到两面煎迫的高宗，必须先解决南方的问题。故而南渡之初的精兵良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于平乱。如岳飞部，在绍兴五年（1135）以前，主要在江西、荆襄一带与孔彦舟、李成等部作战，抽空则南下平定洞庭湖杨么。韩世忠除了扫平江淮之外，还要到福建平定范汝为之变。也恰是在平乱过程中，官军的实力得以持续增长：“盗贼”中的精壮，被编入军队，这些由大时代筛选出来的民间的亡命之徒，于是变成了优秀士兵；而官兵也在反复的平叛过程中，得到实战经验。至绍兴五年，数以百计的乱事基本平息，高宗获得了一个安定的后方，政权的重建始在内部基本达成。

内乱和外难并非界限分明。接近中部的叛乱者，至无力抵敌之时，往往便投靠外敌。如李成，便从江西被赶到淮西荆鄂，而后窜至北方，成了伪齐的将领。孔彦舟亦由荆湖北路外逃。所以宋控制区域内的平叛过程，也就是宋、齐政权实力共同增长的过程，并且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也日益清晰，俨然敌国。

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绘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将全身立像。

金于建炎四年九月扶立伪齐。从第二次南侵以后，金军一直努力地逐城而战，直至此时，终于大致占领了河东、河北、山东、河南。建炎元年高宗“南巡”时，将开封托与宗泽，聚拢残兵义勇数十万，一度在金人的包围中兀然矗立，然而宗泽卒后，历任东京留守乏统御之才，这个孤城终于也无法撑持，于建炎四年二月降金。金军仍不欲直接统治汉地，而以宋之降臣刘豫为傀儡皇帝，定都大名（后迁开封）。伪齐被赋予灭宋的重责，在其境内及南部边界，它是作战的主力。也正因有此转变，宋的压力大有减缓，得有余裕巩固沿淮边界，并且，还能时时转向内地，平定叛乱。

不过，金军在立伪齐之初，未以主力协同灭宋，实是另有重要发展方向。

自北宋宣和末征幽云、起师勤王及救太原，陕西的兵力，有很大一部分被调出且再未回归，其精锐部队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但仍存有二十万兵员，这对河南的金军是个重大威胁。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将娄宿已曾侵入陕西，攻占其东面永兴军路、鄜延路部分地区，但在宋方反击下，得失无常，处于僵持状态。到建炎四年，陕西宋军所施加的压力却突然增强。因为，宋终于有余裕关注到陕西，派了重要人物来策划反击。

西来的，是锋芒毕露的张浚。建炎三年平定苗刘兵变后，他立即以枢密使兼川陕宣抚处置使的身份，以陕西、四川、荆湖、京西等路为腹地，经营收复大业。他的到来，立即改变了“诸帅方互结仇怨，不肯相援，人心惶惶”的内部危机。他本与高宗约定，用三年时间，在西面整顿军事，而后大发兵以图恢复。但他旋即发现，三年之约无法实现。建炎三年他西行以后不久，金军在东南的行动就迫使高宗有“海上之行”。虽然高宗自海上生还，而金军也退回北方，但却集结在沿淮一带不走，次年再次南下的可能性极大。治兵才半年，张浚决定，在陕西主动挑起战事。高宗也急切盼望他以西部的攻势来纾缓东部的压力。

张浚力排众议，甚至罢免了拒战的都统制（陕西五路军总指挥）曲端，以前所未有的迫人气势，将一封战书送到金军主将完颜宗翰处，要求约期会战。此举令金方甚为惊惧。若宋军决心发动反击，以娄宿的数万兵力，难以抵敌。完颜宗翰令淮河北岸驻扎的完颜宗弼（兀朮）日夜疾驰，至陕西与娄宿会师。若两军相合，可能有十万之众，但娄宿此时尚留守陕西北端的绥德军。而宋军则已全部集结到耀州富平县，张浚本人留在西面的邠州。诸将提出先北上击溃娄宿。但张浚宁可约期会战，以优势兵力，一次性给金军以重大打击。九月，张浚集结永兴军、秦凤、泾原、环庆、熙河五路大军，与金军会战于耀州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当日，诸州乡民络绎不绝，运粮到军，即每州县自为小寨，与军营相连。女真先冲击乡民小寨，乡民惊溃，女真乘势冲击泾原军，泾原路经略使刘锜身先士卒，“自辰至未，胜负未分”，这时，转折点出现了，金军分兵冲击环庆军，环庆路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将士惊溃，从而引发全军溃退。

金代观音菩萨造像

大军退到邠州，极其失望的张浚会集诸将，追究失利的责任，并当场诛杀赵哲。眼见颓势已成，张浚令各路军队分守要害，恢复了他西行之前陕西军各自为战的旧貌。在金军的强大攻势下，环庆将慕洧及泾原将张中彦、赵彬等相继叛降金军，引金军夹攻刘锜，刘锜被迫退保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金人西进，十一月底，张浚退保四川兴州，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退保凤翔府西大散关东和尚原，已暂时放弃进取陕西的准备，要力守汉中。十二月，熙河路沦陷。绍兴元年三月，金人迫兴州，张浚又退保阆州，这已在剑门之后，汉中也不保了。直至五月，吴玠以残兵于和尚原首次挡住金人攻势，至此，局势才稳定下来，而宋在陕西，也只剩下“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八月，张浚杀曲端于阆州狱。

釉陶五角花冠频伽（西夏，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藏）

富平之败在朝廷引起了极大反应，众口哓哓，指责张浚不知兵法，又处事不当，不当战而求战，擅杀曲端、斩赵哲，致诸将离心，尽失陕西之地。然而，南宋的史家大多以为，诛杀大将与诸将离心没什么关系。赵哲因一次战败而被诛，放到宋代的传统中，是过于严厉了，但赵哲本由张浚一手提拔，因失职被诛，正说明张浚赏罚不由私心。至于杀曲端，与战败没有关系，曲端自来无视朝命，畏金如虎，而为培植本身势力不惮于扣押上级、举兵攻击抗金的同僚。杀曲端不过是为西边的形势排除一个不安定因素。元、明人至以张浚杀曲端拟为秦桧杀岳飞，是不明当时形势所致。但是，对于张浚的战略却无法恭维。他与金军约期会战，而后将所有希望押在富平一战，在兀朮至陕西之前，置娄宿孤军于不顾，由是无限提高了宋军在会战中的风险。

面对潮水般的弹章，高宗不改初衷，继续表示对张浚的支持。因为高宗不但知道他在四川所为主旨是正确的，也知道富平一战，对于东南形势有多大的影响。自兀朮军开赴陕西，忙于进攻陕西（而后是四川），也给予宋方以充足的时间来布置两淮防线。宋虽然失去了作为反攻基地的陕西，但却保住了作为政权根本的东南，其中功过，实不可轻易论定。

西面战事之所以能保护东南，当然不能仅依靠富平之战这一类败局所起到的牵制作用，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以消耗敌方军力、打击其斗志。而西面的这些成就，与张浚的经营有直接关系，可视作富平之战的余绪，但却是以战胜来接续富平之败。绍兴元年，兀朮乘胜自陕西南进，三月至五月，金军对和尚原发动三次小规模的攻势，先后遇挫。十月，兀朮率军十余万来攻，吴玠以溃卒数千，鏖战三日，用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出奇兵绝粮道、设伏、夜袭等计，虽是以少击众，却使女真前后诸军不得休息，十损六七，兀朮大营被袭破，身中流矢，狼狈逃离。金人用兵至此，从没尝过如此艰苦的战斗，也从未遭受损失万计的惨败。

绍兴二年冬，金将撒离喝又尽锐来攻。吴玠军先败于饶风关，以清野之策使女真退返，并组织多次伏击，使金军损折万计。其激烈程度以及对金人的杀伤，不下于和尚原之役。

绍兴三年十二月，兀朮、撒离喝再率十万众自北路南侵，次年二月底，与吴玠军战于兴州北境川陕要隘仙人关侧杀金平。金军于三日之中冲击二百余次，精疲力尽，准备退师，却连续两日遭袭营，金军主寨被攻破，兀朮几乎当场被杀。吴玠事先遣人设伏，于金人归途一路劫杀，将金军逐回凤翔境内。此次是以三万众击破敌十万大军，还有余力设伏、追奔逐北，使女真气焰尽销，自此，再无如此大规模进袭四川之举。

东面淮东、淮西诸将，其能力与功业，远不如吴玠，合十余万人之力，与伪齐军互有攻守，不相上下。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之间，正因西面牵制了金军的绝对主力，才容得东面诸军可以犯较多的错误。即如绍兴四年十月金、齐联军南侵，韩世忠于扬州大仪镇袭破金军，与和尚原、杀金平之战同被列入孝宗朝所定“中兴十三处战功”，但南宋史家称，此战不过是“败兀朮游骑”。而守御中路京西、湖北的岳飞军，也得以从容击溃李成、平服杨么，为此后几年真正与金军大举作战做好充分准备。

总之，在建炎元年至绍兴五年这段时期，内外忧患并起之时，宋军在东线无力反击金军，主要依靠西面积极的军事行动，使东南危局得以缓解，争取到时间，建立起稳固的防线。绍兴六年以后短暂的反击，即得益于此前十年东、西两面和内、外两重的苦心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