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北宋灭亡

太原沦陷之时，北宋灭亡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假如金军没有重大失误的话。原因有三：宋中枢的抵抗意志完全崩溃，一州一县的分散抵抗不可能扭转局势；太原已失，河北诸州基本上也不可能抵抗东路金军的进攻，开封北面失去坚实屏障；救太原的过程中，宋的兵力已大量消耗，种师中、姚古的陕西部队溃散，真定府守将刘韐率河北兵数万西进，也同样被击溃，加上其他多支援军及河东本地军队，损失不下三十万。而要将陕西剩余军队都集结起来，时间也来不及。

比起上次围城之前，此时的形势要恶劣得多。宋军甚至在人数上也没有优势了。金军两路统帅小心翼翼地协同步调，部分宋境重镇，甚至过而不攻——若在开封城下诱宋军来援，以金人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比起围攻坚城岂非省力得多？十一月三十日，两军终于同时到达开封城下。

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开封军民倾力血战，以御十万金军。但困守孤城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金军尽克周边诸城，以十余年来习得的各种攻城方式施于开封，而宋军技穷，乃以“神人”郭京的“六甲神兵”出城应战，为金人掩击溃回，金军遂尾随而入。苦守二十五日之后，开封外城沦陷。

钦宗最后一次表现他的所谓勇气，亲自来到金军营地请和。金人扣留了钦宗，又胁“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公主驸马都尉等出宫”至营地。此时请和当然已无可能，亡国之势已成。金军统帅不顾百官万民“存立赵氏”之请求，要求众人另举异姓为帝。众人遂推举前宰相张邦昌，劝邦昌暂时“接受”帝位，以安金人之心，俟其退军，另作他谋。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同月，搜罗府库所余财物、皇家各种礼器，劫持两任宋帝及在开封的所有宗室、宫人、内侍、工匠，部分官吏，尽皆北迁，意图令赵氏无法复国。

一位轻佻的君主，在百年难遇的变局面前，将国家步步导向灭亡，这给后人以极恶劣的印象。从宋、金结盟，议共同灭辽而分其地，到金攻陷开封、灭北宋。其中的每一步，宋人似乎都犯了错。整个过程，当然被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亡国前夕，即有人公开批评徽宗的政策，南宋时更有人在朝堂之上提出，从一开始，想要回幽云之地，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若非我们主动想得到土地，也就不至于在攻燕时泄露虚实，也不至于因为平州而背约，更不至于再次撕毁城下之盟而拒不割河北三镇，最后就不至于南渡了。但是，我们若是把海上之盟，当作宋人在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四次北伐的延续，当作澶渊之盟一百多年以后，大一统情结的反弹，那么徽宗的动机，未必应受谴责。在这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中，宋在军事上明显是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地理形势上，处于河北平原的边境不适于防御，辽人就曾尖锐地指出，白沟这道防线，一苇可渡。故而，若有更往北的幽云形胜之地作为边疆，那么不管北方是辽是金还是别的什么政权，宋的防御就有利得多。而宋对于平、营、滦三州的执着，其实是出于同一原因，即获得平州境内的榆关，东北境即能构成完整的防线。金灭辽的大变局可遇不可求，借此以重构防御体系，符合宋政权的利益。

只能说，唯一可以确定的错误就是兵力如此之弱而不自省，神宗以来对于革新成果的高估，不仅在此后成为一种惯例，且在徽宗朝臻于极致，更在此基础上豪掷兵财、轻开战端，完全失去了仁宗朝以前与国家的实力相匹配的理性。等到发现自己缺乏实力后盾之时，超迈祖宗、成就伟业的幻想，令徽宗无法在挫折面前止住步伐，希望靠“谋略”—实际上是取巧——来实现战略意图。不过，缺乏武力的支持，谋略同样行不通。更不幸的是，这些“谋略”是建立在违约行为之上。军事失败所体现的无能，违背盟约所体现的无信，令金人对徽宗的态度急剧转变。如金初势力最大的将领完颜宗翰，原先对“赵皇”颇怀敬意，对宋的国力不乏畏惮，认为宋既立国百余年，必有强大国力保障方可。不过两国交往数年，深悉宋的真实情形之后，粘罕变成了对宋最强硬者。而钦宗和他的大臣们在签订城下之盟后，立即毁诺，更使宋金关系走向绝路。那些声称自己是为国家和祖宗着想的朝士们，并没有考虑到，本国有没有能力偿付违约的成本。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徽宗没有区别。若宋方不是数度毁约，金是否不会兴师灭宋？宋之富庶与无力，必会引起金之觊觎，然而金人未必会直接进行攻击，更不致灭之而后快。证据何在？在于金先后立伪楚、伪齐政权，而并未立即将所得宋地直接并入本国疆域。直至十年之后，对本国的疆域有了新的构想，才再度兴兵攻取了淮河以北。可以说，“靖康之耻”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徽宗于政治道德、政治智慧的双重缺失所致，也是北宋后期六十年的革新事业日益畸形的结果。

金军的一时疏忽，使其断绝赵氏统治的企图未能实现，宋高宗赵构（1107年生，1127—1162年在位，1187年卒）在南方重新立国，使宋又存在逾一个半世纪。南宋之于北宋，是亡国之后的重建也好，是破落之后的复兴也好，要之，赵氏的统治余脉绵绵，文官政治得以延续，而与北方政权的关系，也同样是始终未能处于主动的状态。但也有形成强烈对比之处。澶渊之盟以前，尽管宋辽关系并不稳定，但宋之军力，亦足以保证自身安全，此后更是进入百年和平时期，各自尽力于内政，边事或有危机，通常也能以非战争手段度过。南宋却再也没有如此优裕的处境。高宗仍将内政的巩固视为首要事务，但以谦卑的姿态换来的和平，在他的时代两次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故南宋总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备战，战争，战争结束略得喘息，而后又是备战。它总是绷紧着，全无北宋中期的舒缓。它的朝政，也往往随着对外关系而波动。它的财政，总因备战和战争而拮据。不过，重建政权之初尽力向北宋中期的体制回归，还是为南宋一百多年内部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