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秦桧专权

虽有“偏安”之讥，毕竟“弭兵”的首要目的达成了。绍兴十二年之后，对高宗来说，内外关系已经理顺，他的政治生活，按理应当步上正常的轨道。但出乎意料的是，此后，却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秦桧专权”时代。

秦桧为徽宗政和中进士，靖康元年任殿中侍御史，慷慨激昂地反对割让三镇。次年金军占领开封，欲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御史大夫，向金人进状痛斥张邦昌，乞立赵氏。金人将他扣留军前，后又胁之北归，为金将挞懒私属。建炎四年，阖家归宋。关于秦桧南行之事，据其自言，是“杀金人监己者”而逃回，时人质疑，自燕京穿越金占区逃回宋地，二千余里，怎么可能一路通行？后世认为应是挞懒故意纵还，其说应可信。但挞懒的行为，是否金廷的一致意见？秦桧是否金派来的“奸细”？此可存疑。

围城中“乞存赵氏”的大胆吁请，成为秦桧回归之后的最大政治资本，高宗酬之以礼部尚书之职，且因一力主张和议，次年升任宰相。不过，他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趁早划定两国界线，放弃收复的主张，遭到金人的漠视。金军仍在积极策划侵入四川，这一消息传来后，他黯然去位。

绍兴七年正月，仍负忠义美名的秦桧，竟获主战的宰相张浚之荐，任枢密使。张浚旋即“觉其妄”，但自身相位不保，淮西兵变之后，于当年九月罢相远谪。当时挞懒一派在金得势，隐露与宋议和之意。向来主和且与挞懒有特殊关系的秦桧，再次受高宗的信用，于绍兴八年三月复相。十年五月，金人叛盟，再次侵取已还宋的河南、陕西地，在时人看来，这证明秦桧的政策是失当的。而此时的高宗，求和之心比八年前更热切，反击的同时，已在筹划下一个和议，故而秦桧竟得以仍然留在相位，且站在前台，杀岳及绍兴十二年和议的缔结，都由其一手办成。酬功报庸，他继续任宰相，也是应然之事。

不正常的是，他在相位上继续待了十三年，至死方休。自绍兴八年算起，连续十七年，且是独相。这一记录远远超过开国元勋赵普，在宋代可称空前。并且绍兴十二年之后，竟然出现秦桧控制朝政的现象，他在各类政务中——尤其是人事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高宗几乎成为“虚君”。

对于这一现象，后人的解释是，秦桧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以达到“专权”的效果。如勾结高宗宠臣、内侍以固位，任用私人，控制台谏，同僚不使久任，迫害绍兴初重臣，绝其复出之路。久之，朝廷布满秦党，而高宗则无真正的可信赖之人。

秦桧所结交的高宗宠臣，以王继先为首。王继先为医官，随侍高宗三十年，深受信任。秦桧令其妻王氏与之结为兄妹，每每建请升迁继先亲属官职，从而与之深相结纳，宫中动向，无不悉知。且倚继先与众内侍，助其屏蔽外廷信息，据说地方上报的事务，高宗一无所知。秦桧遂得以独自裁处朝廷政事。

对于外廷大臣，秦桧通过三种手段来控制。一是多用柔佞易制之人，凡事惟其意是从，循默而无所发明，甚至事先揣摩，曲意逢迎。桧孙秦埙试于礼部，考官魏师逊、汤思退等事先定为状元，未发榜时，便急不可耐地赴秦府报喜。秦桧喜进用的，便是此类官员。但对他们的擢拔，至执政（副宰相）而止，迎合再力，也无法破除秦桧独相的局面。

二是控制台谏，任用亲信为言官。秦桧不满之人，即纵台谏交击，必使罢去而后已。即使是阿附取容者，也易受到弹击。因为秦桧不希望任何党羽在重要职位上停留过长时间，以致影响和势力渐大，威胁自己在朝政裁断权上的独尊地位。最常用的手段，是唆使台谏官首脑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力攻执政，执政罢去，由台谏官据有其位。不久，又使台谏官攻去新任执政而代之。如此反复之下，秦桧独相十七年之中，执政凡二十八名，有十二位由中丞、谏议升任。但这些多为秦党的执政，却无人久任。可以说，除了少数共进退的人物如王继先辈，以及少数亲党如郑亿年之流，其他所谓“秦党”，并非有固定范围的、封闭的派系，而是开放的，以利益为旨归，以个人的立场和秦桧的需要而定，看不出有明显的阶层或派系的痕迹。而秦桧的需要，在绍兴十二年之后，不外乎是长久维持其“专权”。

《女孝经图》善事舅姑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除以敬谨侍立或跪拜的妇女，与端坐的尊长者相对，阐明彼此相处的伦常秩序，也有织布缝衣的生活场景，大多承续班昭的《女诫》内容。标名为马和之（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著名院画家）教化题材绘画的作品。

绍兴初的重臣，大多曾与秦桧同台竞争，且在共事之时，有过严重的分歧。不过，报怨事小，免除潜在的威胁更为重要。高宗对某些旧人，情分不浅，其中如李光、赵鼎、张浚等，即便不在相位，也有相当高的威望，一旦复出，较难压制。故而秦桧对于绍兴初的故相，分外关注，不遗余力地动用台谏倾陷之，先后将之远谪蛮荒，且欲置之死地。赵鼎即被迫自裁。桧又于晚岁兴大狱，诬张浚谋大逆，恰逢秦桧死，张浚才得以幸免。

欲收兵权，方有和议，故而抑武是秦桧专权的立足点。罢兵权之时，先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人任命为枢密使、副使，调至临安。此后岳飞被杀，韩世忠旋即罢职，但张俊留在枢密使位上逾一年半，毫无去意。秦桧遂使御史攻逐之。对那些被怀疑有“好战”倾向的武将，用的手段更为直接。如岳飞部将牛皋、镇守商州十年的名将邵隆，据说皆为秦桧所毒杀。这些对付武将的手段，也是确保和议与维持秦桧本人权威的应有之义。

秦桧在世之时，如此强势。然在其最后一刻，“专权”的崩溃竟如此迅速、彻底，这却令人疑惑不解。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处于弥留之际，高宗去秦府探望。秦桧家谋以其子秦熺代为宰相。二十二日，高宗出宸翰，命秦桧、秦熺致仕。是夜，秦桧卒。二十三、二十四日，高宗清洗了秦党主要成员，将他们驱出朝廷。次月，因秦桧迫害的重要官员，纷纷复官或自贬谪地放归。这一过程中，这些举措未引来任何反击。此后，虽有旧日秦党中人仍被重用，如汤思退、万俟卨、程克俊等，但他们都是作为高宗所信任者，而非秦桧旧人而进用。可以说，秦桧一死，高宗就完全控制了形势。这就令人奇怪：高宗与秦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据说秦桧的强势，已令皇帝感到恐惧。后来高宗说，我身边，也尽是秦桧的人，很怕他突然想对付我，所以靴筒里始终藏着一把短刀。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太阿倒持的不正常现象？最易理解的就是他控制了人事，其次，高宗借秦桧达成了和议，以相位酬庸，且将和议带来的种种困扰，让站在前台的秦桧承担责任。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宋与金有秘密协定，如果秦桧下台了，那么和议作废。

但所有这些见解，仍未能充分解释秦桧之专权。秦桧确实控制了人事，但若皇帝愿意，他尽可将控制权夺回，就像他在秦桧的最后时刻所做的那样。至于说需由宰相替皇帝背负和议之恶名，和议在当时却未必为人所不齿。否则，高宗也不会在秦桧死后宣称，和议是朕所亲定，岂是秦桧能做主的！那么，秦桧又是以何种力量挟制着他，如他自己所说，需要带短刀以防不测？然而，秦桧一死，高宗将其势力清扫一空，也未见什么秦桧的党羽有丝毫异动。若说是因为出于金的要挟而必须保住秦桧的相位，又与金方政局发展不符。和议签订九年后，金最强势的大臣宗弼死后，金熙宗被刺身亡，金的政策按惯例发生断裂时，还有谁会一以贯之地支持秦桧？

绍兴二十五年前，高宗的形势堪忧，大权旁落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不过，绍兴二十五年接近政变的这次改变，既说明高宗能力很强，手段高明，又让人非常怀疑，此前的局面又岂有高宗宣称的那样险恶？但若非如此，高宗任由秦党活跃近二十年，又作何解释？尽管对高宗与秦桧的关系，已有许多解释，但仍不足以打破这个谜团，至今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