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达成和议的外部环境—“恢复”的困境

和议的好处，高宗看得非常清楚。而和议带来的重大问题，他也必然要考虑到，亦即放弃对失地的诉求，这自然会严重影响他的威望。和谈过程中，反对的声音遍布朝野，后世会对他有何评价，也是不难想象的。他何以宁可背负恶名，坚定地谋求这样一个协议呢？

在半壁江山之上重建太宗朝的体制，这无疑是推动高宗实施和议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其内因。“恢复”与“和议”，是两难问题，两者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若欲恢复，即需维持现状甚至继续给某些大将增兵，则大将的隐患，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而和议以及“收兵权”，又相当于放弃宋对金争取主动权的努力。“收”兵权的实质，是免使少数大将掌控过大的力量，重要军政，朝廷须有主导权。在形式上，就是要割裂各支大军原有的整体性，将兵员交由更多将领来统率，使各部相互牵制，而无力与朝廷相抗衡。但这个结果，与高宗和张浚一度表示的集中兵力北伐的主张，明显相悖，若就对外战争的角度看，显然非常不利。内、外之间，仅能择其一端。

但“恢复”尚有其他难处，有军事体制以外的因素使之难以实现：马匹的缺乏导致军队守御有余而缺乏攻击力；募兵体制之下，兵力难以扩张。

《侍从牵马图》中的精良马具（金代壁画）

自从骑兵成为突击的主要兵种之后，平原作战骑胜于步，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像契丹、女真等，从各种记载看来，完全是依靠骑兵作为取胜的主要凭恃。契丹“利于骑斗，钝于步战”，其长处在于机动性。女真军队作战，先以步军当先，这步军，几乎全是两河征发的“签军”，主要用于冲乱敌阵，而不顾及其自身损失；至于女真兵，则为精骑，金人自称，“不能攻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战败也不溃散，收队徐徐退却。若金军南侵，宋军可凭关隘、坚城、水路予以阻遏，并逐渐消磨其兵力。南渡之后十年，宋军的战斗力有百十倍的提升，固然为南、北实力接近均衡，提供了主要条件，但充分借助淮河以南的复杂地形，使敌方骑兵难以展开阵势，亦为百试不爽的守御良策。但是，若宋军北上，不但天然屏障不能再为所用，还须攻打敌方的坚城。更有甚者，宋军骑兵少而步兵多，渡过淮河之后，必然要在大片的平原之上进行会战，则步兵大多不能当金军精骑百余合之冲击，故平原作战，很难取胜。即使人力足以当其冲突，马却是太少了，小胜后，欲扩大战果，却无法追击，这几乎是一味地挨打。举国上下耐战的马匹有限，故兵种的配置，整体上受到限制，这是北伐所遇的主要物质障碍。

早在北宋，“马”的问题就长期困扰着朝廷。就马政而言，比起幽云之无法收复，更严重的是夏州一带由割据而独立，以及宋、夏对立，唐代的主要产马区域，在宋代失去一半（即河套的灵、夏等州），另一半（即秦、陇、泾、原等州）则过于近边且人口繁庶，也无法提供安全、充足的牧地。因此，北宋前期主要在河东、陕西向蕃部买马。随着西夏的崛起，仁宗中期以后，西北买马越来越困难，马源不足，质量日下，促使神宗在熙宁七年（1074）改革买马方式，设立专门机构茶马司，有两个总部，一个在四川成都，一个在陕西秦州。从四川获得大量蕃部不可或缺的茶叶，在陕西向他们换取马匹，这样，对马源的吸引力增加。再加上开熙河路，或多或少有助于获得马匹，情况有所好转。到了南宋，马政之困境进一步突出。由于陕西陷落，向蕃部买马之路不通，茶马司川、秦两个总部当然也合而为一，驻于成都。西部，仍然是马匹的主要来源，但现在，主要是向川西的西南夷买马了。川马的质量远不如西北马，这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事，买来的马很难用于作战，而且从西部往东运输的途中大半死亡，南宋政府甚至无可奈何地把它当成是羁縻西南少数族的一种手段。为广开马源，甚至尝试从广西买入经大理转运而来的吐蕃马，马匹质量虽高，价格却贵，且数量有限，盛时不过每岁千匹。入境的马匹，根本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军。

北宋时，也曾尝试由民间买马，以补入境马匹之不足，但民马不耐战阵，故此法并无实际效果。李纲于建炎元年任宰相时，复推行此政，括民间马匹输军，除了扰民外，很难有别的结果。

马的问题成了一个死结，自始至终，未能解决。绍兴元年，刘光世“发现”了“枯秸生穗”之祥瑞，借以恭维皇帝圣政。高宗认为这样做很无聊，指出：“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高宗此言，并不是说当时南宋总兵力不到十万，而是为缺乏精锐骑兵而烦恼。绍兴九年，韩世忠献给皇帝一匹良马，皇帝再次就马的问题发了感慨：和议虽成，战守之备却不可松懈。若再得数万匹西马，分拨诸将，趁此闲暇，勤讲武备，足以应付强敌。若非提升自身实力，“和议岂足深恃乎”？可见，骑兵——也就是马匹的问题，成了无法去除的心病。若是恢复了北方，甚至打到燕云，马匹自然不成问题。可是要恢复北方，首先需要马匹的支持。这个圈无法自圆。反映到宋金问题上，马匹的缺乏造成一个难以破开缝隙的僵局，金固然没有南下灭宋的力量，宋却也无力北上恢复故土。

财政问题也非南宋首次面对，北宋时即已如此。宋代从未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重新分配，也就不便重建征兵制，而实行全员召募。募兵制之下，兵力与财力直接相关，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其耗费一直占政府岁入的一半以上。最困难的仁宗庆历以后、英宗朝，养兵的费用，要占去岁入的五分之四左右。南渡之初，兵力远不及北宋之多，但南境疮痍之余，能提供的赋税也极有限。随着经济与财政状况不断改善，兵员数也持续提高，供军的压力始终难以缓解。绍兴初，全国军队十九万四千。高宗虽不是个俭朴的人，但总算是节衣缩食，临安的宫室，也没有一口气修起来，长期住在北宋的杭州官署里。靠当时的财政收入，勉强养得起兵。在此后的长期战争中，兵员持续增长，至绍兴十二年和议成，复调整至二十一万四千，虽经缩编，还是比绍兴初多了两万，自然难以遏制支出的增长趋势。

更大的问题是，南宋时每兵的平均耗费也较北宋有了大幅提高。南渡以后战争第一，建炎中，将领带兵四处作战，责成地方供应军需。绍兴以后，基本上是各成军区，并配备专门官员负责供馈，皇帝学习北宋制度，逐渐剥夺了大将们管理后勤的权力。但形势却不容朝廷恢复北宋另一项制度，即兵、将两分，所以，将领得以致力于扩张军队的开销，提高士气，也加深军队和自己的感情。朝廷对军事服务的迫切需要，使将领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朝廷求取补给，可以强势地要求后勤官员绝对服从。至于财政是不是供应得上，与他们的职责无关。绍兴八年，吴玠为川陕宣抚使，后方的军士家属没有及时领到俸米，拦在吴玠马头鼓噪，吴玠大怒，执意要杀负责供军的利州路转运副使，制置使胡世将苦劝之下，“械（四川）诸路漕司吏，斩于市”，以平其愤。绍兴初年，诸将致力于扩张本部的开支，绝非个案，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军在待遇上互相攀比，竞相要求朝廷增加补给的记载，不乏其例，甚至发生了以更优厚的给养引诱友军来投的事件。北宋仁宗朝，百万禁军花去了全国岁入六千余万之中的五千万缗，平均下来，养一兵年费五十缗。而到了南宋绍兴中，约每兵二百缗。

大将们如此体谅下情，首先为难的是后勤官员，比如总领、转运使，最终苦的是百姓和朝廷。南宋初不但继承北宋后期的各税种，还不断创立新税种，后来又发行大量会子（纸币），通过通货膨胀以掠夺民间财富，可是，大部分的税收被军队吞食，财政上仍然是捉襟见肘。可是负担增长的首要因素正在于兵费之人均水平在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仍然被军队吸走。高宗末年，皇帝提到，岁入的十分之八，耗于养兵。

当时的兵员，已经增长到三十一万八千。到乾道年间，又增长到四十一万八千人，一年耗费已达八千万缗。供养军队，已竭天下之力。若说要稍减兵士之花销，那必定有损士气。朝廷也曾想过其他方法，如绍兴二年，朝廷要求诸大将广兴营田，欲以屯垦补民赋养兵之不足。然屯田终无显效。养兵既厚，士兵骄惰，驱之耕垦极难。若招徕平民，绍兴初经兵火之劫，地广人稀，荒田颇多，平民不愿忍受士兵欺压，应募开垦屯田的极少。屯田之事，起始就困难重重，时日既久，就愈发难以讲求了。

所以，在兵种上的不利之外，南宋在兵力上又无优势。绍兴初不到二十万，能用在前线的不过十余万，而金军南侵时，其主力也常有十余万。孝宗朝增至四十余万兵员，然稍前几年完颜亮南侵，共发兵六十万，更非宋军所及。此后，为应对从未缓和的形势，宋竭力增兵，多敛一分赋税，便多增一分兵，中期，其兵力已超过五十万。即便如此，仍未能超越对方。金末贞祐二年，金为蒙古所迫，徙都开封，将河东、河北兵三十万迁至河南。河朔战兵且三十万，那么东北、陕西加起来，至少不下五十万。于是，在军事相关的所有方面，宋都不具备对金的优势，其“恢复”大业，成功的可能性无法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