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和议与收兵权

绍兴十二年和议条款很苛刻，具体为：一、称臣，宋主由金册封；二、割淮北唐邓二州及陕西大部，宋陕西故地，仅存阶、成、凤、西和州，以及商、秦州之半；三、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令后人大惑不解：绍兴十一年宋金的实力对比既然大不同于绍兴四年，怎么提出来的条件甚至还不如绍兴四年呢？绍兴四年因宋人欲金归还河南地，而金人则要宋交出江北地，故和议不果，而绍兴八年，河南地一度竟然还给了宋，十二年和议却最终将它排除在外，宋方让步之大，简直是不可想象。

揆诸高宗所虑，大约以为绍兴八年的条件既被兀朮推翻，现在仍是兀朮当权，同样的条件，恐怕不足以达成和议，故退而求其次。但这也更能说明高宗求和之心的迫切。除了高宗声称的“梓宫”和“太后”（即迎回徽宗灵柩及亲母）之外，尚有极现实的政治目的。即收回兵权，重新建立一个文治政府。

自北宋开国，一项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逐渐地，安内就成为首要的立国之本。而安内，首先是防范武将。建炎与绍兴初局势还恶劣的时候，高宗作为一个毫无准备就上台的皇帝，对于北宋诸帝的御将之术，是不那么坚守的——在内外四处用兵之时，也无法坚守。正因如此，武将得以施展手脚。但在此过程中，武将跋扈成为普遍现象，而在国内寇盗完全平定，对外局势有所好转之后，高宗就开始讲求恢复太宗对武将的防制之术了。那些中兴大将的地位越来越高，威望越来越重，公家的军队，被称为“刘家军”、“张家军”、“岳家军”而不遵朝廷节制的现象，也多了起来。比起南渡最初几年，内乱已平，外患已非致命，形势明显好转，高宗就有余暇思索问题所在及应对之策：北宋的武将何尝如此骄横？又怎会如此兵将一体？若再纵容，是启武人干政甚至篡权之渐，故必须加强控御。在建炎及绍兴初，基于兵事第一的现实，高宗对武将不得不含容，武将有过，很少施以惩罚。大概从绍兴五年开始，高宗和他的朝廷，态度开始变化。当年，更因“韩、岳统治权重，方欲置副贰，又恐启其之疑”，在赵鼎的策划下，朝廷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除供馈军需外，“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盖欲阴察之”。对大将的控制忽然加强了。而绍兴六、七年间，罢刘光世兵柄，最终又不打算将他的兵员并给其他将领，此举又何尝不是朝廷意向的反映。但对刘光世部的处理，只是第一步，高宗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收回前线所有大将的兵权，作重新配置，强化朝廷对主力部队的控制力。收兵权一事，不仅是秦桧和高宗的一致想法，且在形势改善的绍兴四年之后，历任宰相的想法，皆无不同，无论是赵鼎，还是张浚，无不持此立场。而收兵权的前提，是和议的订立，使前线连续、大规模的用兵不再成为必要。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后，刘光世的命运，后来又落到张、韩、岳三大将身上，并导致岳飞之死。

关于岳飞之死，是出于高宗的意图而非由秦桧做主，后人对这一点有较一致的看法。但何以非置之死地而后已？却有多种解释。比较激烈的解释来自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以为，岳飞过于完美，能力、品格无不出类拔萃，声望甚至盖过皇帝，又过于外露，故引来杀身之祸。亦即高宗因妒贤嫉能而杀岳飞。不过，这个解释中间，缺了一个环节，即这位强人，对高宗产生威胁，才至于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在高宗眼中，但凡武将会有的不良习性，在岳飞身上都具备了。

自事业的初始阶段，岳飞就显示出他勇于担当的个性。建炎元年上书责让宰相、要求高宗北征，实在是骇人听闻之事。在宋代，一个下级军官上书直言国家大事，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对他所施的惩戒，是免去官职。不知高宗是否亲见这份上书。但绍兴七年论储嗣之事，却是两个人觌面相对。按当时规定，岳飞入对前，事先以密奏的形式将相关话题送交皇帝御览，其中有建议及早立储一事。等正式面见，高宗对此事毫不含糊，直接警告说，此事不是你应当干预的。高宗极少以这种干脆直接的方式斥责臣子。据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说，岳飞下殿时“面如死灰”。以武臣之身份而干预立储之事，有此一举，高宗对岳飞的本心，多多少少要有些怀疑，当月和下月，关于刘光世的部队是不是给岳飞，有一个大的反复，据《宋史·高宗本纪》所载，是秦桧欲议和，以并兵为疑，或正是高宗本人的意思。

岳飞个性之高傲与固执，行为之不合流俗，当时恐怕是有目共睹。正史多载其对下属态度的偏执，比如对牛皋、对养子岳云的严苛，当然，还有对上司的毫不讳言，比如张浚。甚至对皇命，有时也敢违抗。像绍兴十年六月，李若虚奉高宗之命，嘱其班师，而当时出师之准备已经就绪，时机也是难得，岳飞必欲北进，李若虚慨然许诺，愿意替他担起违抗君命之重责。不过，即或此事尚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解释，但早在绍兴七年，欲得刘光世军而不果，又与张浚起争执，一气之下，弃军上庐山终丧，致使军心不稳，此事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骇人听闻。遇丧而起复，带丧履职，在宋代多有其例。但岳飞在二月已起复，四月底却重新要求退居终丧，也就是说满三年之期再下山。这是和皇上赌气，是犯忌之事，更何况此事出自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高宗当时也慌了手脚，命令岳飞的幕僚部将们上庐山去请，如果请不下来，将治将吏以死罪。可以想见，当时他是非常愤怒的。这起事件之严重性，在参议李若虚上庐山去请岳飞时，就已提出来了：“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此说虽不动听，却是实情。但仍要连劝了六日之后，岳飞始下山赴行在，似乎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要张浚提醒他后，才上书待罪。可是这时待罪又有什么用呢？高宗说“不怒”，但杀气已现。对皇帝来说，岳飞干预立储一事，十之八九是出于野心，而弃军终丧一事，则表明他没有忠心。而事后张浚又弹劾他“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此话对皇帝恐怕也有“启发”。而若皇帝以为，“并兵”便是为了“谋逆”，那便成了岳飞的死症。

关于“谋逆”之事，起于岳飞部下王俊告变，说岳飞副手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史家认为，实情是朝廷征岳飞赴朝，其副手张宪恐怕岳飞去而不返，遂妄奏金军入侵，希望朝廷放回岳飞。此事若得坐实，虽本意不是兵变，但实质上却差不多。更何况，引起皇帝疑心的类似事件，以前确是有过的，也正是在绍兴七年岳飞弃军而去之后。当时以张宪暂管军事，仍待朝廷同意，而张浚已用都督府参议张宗元为宣抚判官，代替岳飞的职事。于是，其部下群情激愤，几至于哗变，经薛弼再三申说，才得抚平。军中不愿岳飞离去，一旦离去，又不愿外人来领军，岂不是坐实了“某家军”的传言？这是郦琼叛降前一个多月的事。而绍兴十一年，已经有过郦琼的前车之鉴了，类似的事件，必然更令朝廷心寒。而由王俊出首的事件，其目的、谋划过程以及可能的后果，在高宗看来，恐怕是证据确凿的郦琼事件第二了，而以岳飞部的实力，或许比郦琼事件更严重些。罢三大帅兵权，这也是朝廷已经决定的事，高宗心中未免有鬼，照岳飞向来表现的那样，希望所统部属多多益善，他的心腹也非岳侯就不接受，那岳飞部的叛变、降金，绝非不可能的事。其以张浚迅速分化和压服岳飞军，并对岳飞、岳云等施以雷霆手段，当然是心里已有了成见。

当南方政权已趋稳固，高宗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孙皓或陈后主，于是，他需要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皇位足够牢固，不至出现刘裕或侯景。他回顾太宗以来的种种防制武将的手段，这种假设是必有的前提。当他一旦自以为看到武将谋变的萌蘖之时，便果断地作了决定，将杀岳作为收兵权的重要一步，同时坚定地寻求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