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厓山海战

在蒙军抵达临安前夕，知临安府文天祥提请，送恭帝的兄弟益王昰、广王昺出城，以保存复兴的希望。临安降蒙后，南走的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与二王会于温州，同向福建进发。德祐二年五月一日，益王昰于福州称帝（即宋端宗），改元景炎，以示效法一百四十九年前同一天即位的高宗，再度中兴宋朝。新朝廷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由蒙军营中逃出的文天祥也辗转来到福州，被任命为右丞相。

当蒙军由襄阳南下鄂州之后，分军西向攻克江陵府，复出洞庭湖入湖南，沿途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常德府（今湖南常德市）、澧州（今湖南澧县）等望风而降，至德祐元年底，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占据两湖大部。由是，宋境东、西部之间已被隔绝。四川蒙军发动全面攻势，逐个攻下山城，清除残存宋军。淮西已在临安陷落时降蒙，李庭芝困守淮东，无法与江南联成一片。宋的原有疆域，被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几片。其始，陈宜中等对淮东抱有很大希望，那是硕果仅存的一支精锐部队了，若李庭芝部能由扬州突围南下，对于政权重建将有极大作用。但李庭芝在当年七月的突围战中兵败被俘，淮东也全境沦陷。因此，福州的新朝廷，从一开始活动的余地就不大。主要的腹地是尚未为蒙军所下的福建、两广，另有蒙军占领不久、驻兵较少的浙南、江西，尚可争取。

以福建诸州为基地，福州政权立即对浙南展开反攻，收复临安以南诸州，文天祥又于七月亲自北上督师。但到八月，形势已逆转，蒙军组织重兵南下，重新控制两浙诸州。江西的宋军仅一度据有南部的几个县，且旋即败退。九月，蒙军由两浙分三路南下，指向福州。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相继失守，浙闽通道打开。群臣拥端宗驾船南泛，驶往泉州。控制泉州的是闽广招抚使兼提举泉州市舶司蒲寿庚，因长期经营蕃舶贸易而养成雄厚力量。宋军至泉州，征用市舶司船只，致蒲寿庚闭城不纳，尽杀城内南外宗正司皇族及其他拥宋力量。十二月，蒙军至泉州，蒲寿庚迎降。福建诸州尽为蒙军所下，端宗只得由海上再往广东惠州。而文天祥由江西退至福建汀州之后，也因汀州失守，移屯梅州（今广东梅州市）。蒙军同时由江西、湖南两路逾岭。广西重镇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受围三个月之后陷落。两广诸州纷纷降蒙，至景炎二年二月，端宗逼处珠江口的官富场（今广东深圳西南）。

文天祥像

宋军经短时休整之后，于景炎二年五月，兴兵向赣、闽反攻。文天祥领军出梅州，下江西吉、赣州诸县，张世杰袭取潮州，又围攻泉州。然而当元军主力南来，宋军一触即溃。文天祥溃师于空坑（今江西省永丰县东南），率残部退往潮、惠之间。蒙军随后由福州南下，张世杰由泉州撤围，趋珠江口会合端宗。蒙军紧随其后，迫使宋军由珠江口继续西行，欲逃向占城。但在景炎三年，蒙军疾速南进，占领雷州，控扼琼州海峡。宋师遂不得进，停留于碙洲。四月，端宗崩，群臣又拥立其弟昺，改元祥兴。六月，张世杰选择了新会县（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东南海中的厓山作为驻跸之地，于其上筑宫室，泊船驻兵。蒙军得讯，分水、陆两军来袭。陆路由江西入广东，年底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北）执文天祥。张弘范率舟师出漳（今福建漳州）、潮（今广东潮州），于祥兴二年（1279）正月围厓山。

对峙于厓山的两支军队，宋军在人数上占优，有二十余万，而蒙军不过数万。但宋军大部分为义兵，少数官兵绝大多数来自东南诸州，很少经历艰苦的战阵。而蒙军自攻襄阳以后经历十年磨炼，水师已非昔比。丁家洲一战，早已显示了实力。张世杰在焦山江面，也同样取败。此次决战，张世杰也未必有必胜的信心，只是觉得，这样四处流亡没有意义，而且沿海渐为蒙军所占，连海南岛也已陷落，二十万人供馈渐难，终有无处可去的一天。此战若取胜，则至少在东南，尚有扩大战果的机会。因此张世杰并未作战败逃离的准备，而是孤注一掷。

二月六日，两军在厓山海面决战。张世杰恐将士甫一接战便四散溃逃，下令将大船相连，构成一座浮城，帝昺居中，将士四周拱卫。如此将士固无可逃，而水城则成为对方矢石的固定目标，水战便演化成攻城战，无法发挥宋军水战的机动性，蒙军的陆战能力则可得到充分发挥。两军自清晨战至傍晚，在蒙军四面围攻下，宋军饥疲不堪。恰值风雨晦暝，蒙军乘机逼近，宋军大乱。陆秀夫见无力回天，负帝昺跳海，后宫、百官、将士随之蹈海者数万。张世杰乘乱解舟逸去，数月后，值飓风溺亡。残宋之力量，再无复振之可能。

自临安陷落至厓山之败，其结果实际上已可以预测，只是忠臣义士不愿残喘于敌方铁蹄之下，遂于极为困敝的环境下求万一之希望。与建炎中相比，南宋末的情形远为恶劣。与当时金军急于求成、在各战区迅速扩大战果不同，蒙军稳步推进，以三年时间逐渐逼近临安，途中以多次会战与围城战，基本耗尽了宋的主力军。因此福州政权拼合南方官军、民兵数十万，大多缺乏在北方边境与蒙军作战的经验，面对蒙军的大部队，不堪一击。蒙军已占领了经济发达的区域，残宋力量在逼仄、贫困的福建、广东，又难有重振的财政基础，且离蒙古占领区极近，守臣动辄迎降或被突然攻下，这个腹地是不可靠的。再则，以全宋之力，尚无法在陆地上与蒙军相抗，残宋的力量，就更不可能通过陆战来逆转局势，所以，他们不能离开海岸，希望可通过较强的海战能力自保。但是蒙军的水战能力已不下于宋军，在广阔的大陆腹地支持下，胜算很大。且宋军没有陆上的基地，近海舰队如何生存？从福州逃出后，残宋的水师一直在闽广沿海徘徊，寻找可以重新回到陆地的机会。但这个机会越往后越渺茫，即无厓山一战，也终究只会在海上耗竭其实力。最后是，南宋善战之将，已在北境之战争中全部消耗——其中大部分降蒙。随行而南的将领，起主要作用的是张世杰。这位由金境南投的将领，勇悍敢战，但在指挥作战方面，实非当时最出众的人才，更不能与建炎南渡之初岳飞、吴玠比肩，此在焦山、厓山两战，以及其间在闽、广沿海的一系列战役中，实不难做出判断。故而，以厓山之战为终点的三年，早已注定会有一个黑暗的结局。战后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皇朝，于此留下最后一声沉重的足音。

今人常以两位大师的话来概括宋对后世的影响。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以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后者所言“文化”，可有极大范畴，而前者所谓“人心政俗”，所涉更广，举凡政权与社会诸种层面，无不在其中。不过严复所谓“今日现象……为宋人所造就”，倒也未必——元以降有不少方面，未必沿袭了宋代的优胜之处。陈寅恪之宋于文化上的“造极”之说，或更切合实际。“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十一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才成为现实。北宋，既是儒学的繁荣时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宋亡之后，这种盛况也不再出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其“造极”也有所表现。宋代国家干预较少，没有政府发起的土地调整。但得益于税收方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其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缓慢。而三百年间商品经济始终繁荣，这又不是任何朝代可以比拟的。城市化程度、识字率诸方面，也冠绝两千余年的皇朝史。宋可以称为全面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跃的程度与连续发展的时间，可说是空前绝后。这是一个在各个层面都向平民社会发展的时代。

先就政治层面而言，一度盛称的宋代皇帝“集权”、“专制”的说法，正在不断被学术界所辨析、纠正——不是说不存在“集权”，而是其集权之强度，实未必胜过其他朝代。难道有宰相的时代，皇帝的集权程度会胜过无宰相的时代？至于“独裁”的极端说法，更可以摒弃。宋的皇帝当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以皇帝为中心，层层向外，由决策中心（帝、相）而朝廷（中央政府），而外官，无不受内部或外在力量的制衡。任何政治力量都受其他力量的制约，同时又严重依赖其他力量，所有政治力量勾连成一张紧密的权力网——有时或紧密到呆滞的程度。

“皇帝专制”未必是宋代的特出之处，而宋之“中央集权”倒确实值得强调。众所周知，自中唐至五代二百余年，中央力弱而地方势大，实为肇乱之端，宋代每事必“惩五季之乱”—吸取五代教训，收地方之权而归中央，为至要之务。故自立国之初，便汲汲于削藩镇，加强对州、县的控制。自宋而始，卑如一县尉、丞，亦出自中央之任命。由是中央始有绝对之权威，而割据称乱之事遂不复见，迄其末年，内部仍体现强大凝聚力。

政权建设的成果，与科举制的成熟、兴盛密不可分。真宗朝之后，出身科考者长期占据官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政治，并且，科举制以才取人的原则，令政权与社会有充分交流，社会也因此拥有最重要的阶层流动、区域间交流的方式。宋之内政稳定，不仅有赖于强有力的官僚制度，也得益于科举制参与创造的较为公平、活跃的社会气氛。当然，在它的推动下，儒家经典被不断汲取出精华部分，形成愈益完善的世界观与道德规范，同样在社会各分子之间，起到黏合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