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李至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校理，又请求购置“亡书”，也即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这样，就不断地有新发现的“亡书”出现，每一次有发现，李至就向太宗汇报，太宗就让他将“亡书”送来“御览”，在很休闲的便殿，便座召见，对李至“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后来又兼判国子监，到太学去做总管。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左氏传》这“五经”，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这七部经典的注疏还没有刻版，就推荐当时的饱学之士杜镐、孙奭、崔颐正等人整理这些典籍，准备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就让他和名臣李沆一起来裁断总揽此事。这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经”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后蜀时，孟昶曾经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一，正式成为“经书”。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经书”，前人已经做过部分，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校勘、注疏），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久，秘书监李至进献新近校订的图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这个道理，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只说近来的事吧，你看那老将符彦卿，那还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欢射猎驰逐，以此为乐。结果呢，近侍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争着向他进献猎鹰猎犬，符彦卿呢，也很高兴就接受了。这样一来，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有了对百姓的恣意蛮横侵扰。所以知道人君应当淡然，不要放纵，更不要使嗜欲见形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么。朕越来越年长，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好的经验我就学着，不好的经验，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过如此而已。

李至听了这番话，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就向太宗“拜舞称贺”。

《太平御览》

太宗一朝，为中国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传至今的标志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为人称赏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为真宗朝编辑外，其余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府元龟》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四部书中，它的规模最大，有一千卷，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了解远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国军政，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记》是宋代之前，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全书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光，慢慢浏览的大书。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风。大宋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样？去看《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词赋之集大成。但此书所收文人文章从萧梁时代开始，萧梁也即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没有收录，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九，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最为我所赞赏的是《太平御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类书，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它集合、辑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按门类、字韵编排，便于循类查阅。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太宗读过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领衔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昉，还有李穆、徐铉等十四人，其中吴淑、吕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在具体编撰方面，用力最深。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这书从太宗践祚三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开始立意、选题策划，完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深秋，用了六年时间，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编为一千卷的大书。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分门别类，按类集合，一类一个主题，总五十五个大类，五百五十个子类。

对世界总和性的门类划分，是人类追求逻辑秩序的智慧，它需要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因此，这类划分，代表了太宗一朝智识者对世界的理解。换言之，浏览《太平御览》，可以约略感知宋初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文化贵族对天、地、人、事、物的关心方向。这种方向一旦以文本的形式界定下来，在后世的推演中，就成为传统。《太平御览》就是源自于大宋太宗朝千年传统的文献和逻辑起点。大宋，赖此，奠定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文明文化，是在文化存量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贡献。

今人要感谢《太平御览》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全书引用古籍千余种，全部为太宗朝以前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引用的典籍，到今天，检点起来，竟有十之七八已经亡佚，因为有《太平御览》，这些亡佚的典籍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对一个流传有序的文明而言，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近世各类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孤本”文字的发现。每一次发现，都给人类回顾往事带来一种惊喜。《太平御览》在呵护传统文化存量方向上，也是功勋卓著的。

人这种星球上唯一的“历史动物”，需要了解由无数故实组成的往事，那就是历史。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意义，会有很多话题，譬如，历史，对个体而言，如果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实，那就永远是个孩子；对群体而言，不愿意思考，或隔断、割断共同体的历史，将会失去未来；而对历史缺乏一种尊重、敬畏，那就注定要犯“历史性错误”。所以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实上还关心传统史学的意义，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赞誉《春秋》这部永恒的经典所言：“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事实上，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的主旨，如塔西佗就说过类似的话：“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孙文先生一番话，看似浅显，却提炼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价值方向，孙文说：“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太平御览》将太宗朝之前的中国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内中所含蕴的道德训诫，比比皆是。在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以“反传统”为“天然正确”的各类喧嚣，对传统圣贤人物的“道德训诫”嗤之以鼻，是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文明坎陷。道德，是文明人类的必修课；道德垂训，是人类文明的嫡长子。人类的优雅与美，生成于洪深莫测的道德渊海。无道德，无美，无优雅。推演这个简易道理，方有文明可言。反传统，并不光荣。

《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编成。成书以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读书的人，要他读书也读不进。”

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读满三卷，则一定在以后有空时补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著名成语“开卷有益”，就从这个故实中来。

一个月后，太宗在禁中读书，巳时开始阅读，发现有一只苍鹤飞到对面殿脊的兽头装饰“鸱吻”上，太宗没有理它，一直读书到申时，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一伸懒腰，发现那只大鸟还在，见太宗“掩卷”，这才拍拍翅膀飞走了。

太宗觉得神奇，说给近臣听。近臣回答说：

“这是上天被陛下好学而感动，所以要用大鸟来示相啊！过去大汉杨震读书，有鹳雀叼着鱣鱼坠落在杨震先生的讲堂下，就是这类故实啊！”

据称，全书五百万字读罢，再和群臣讨论历代得失，太宗就有了“历史经验”。

太宗论刘义隆、杨素、许敬宗

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说：“朕于万机之暇，不愿意荒废读书之事。读书，这才知道历代帝王的行为方式。一个经验：如果不能有独立意见，万事全凭他人，那自己最后的位置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说着，就讲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实：他虽然很恭俭，但是元凶们一旦悖逆，皇上就完了。

这个南朝宋文帝名刘义隆，是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他一生“恭俭”，在位三十年，减免百姓赋税，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两个儿子刘劭、刘濬，因为做错事，遭到宋帝刘义隆的责骂。刘劭就让女巫刻了一个父亲的玉石雕像埋在宫殿前，日日诅咒父亲早日晏驾，这类“巫蛊”之事，被刘义隆知道后，就要废掉刘劭的太子位，并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不料潘淑妃却将此事告诉儿子刘濬，又不料刘濬很快就转给了太子刘劭。刘劭于是与大将萧斌在一个夜里，带领东宫卫队，假装说受诏入卫皇宫，进宫后，刘义隆正在烛光下与臣下讨论废太子之事，见太子持刀进入，急忙举起凳子自卫，被儿子砍掉手指，啪啦啦掉了一地。最终，父皇被杀。

显然，在赵廷美大案之后，这类骨肉相残的故实，很让太宗痛心。侍臣们听了也都为之动容，不免一个个心头一凛。

太宗还讲到隋朝杨素的“邪佞”。

隋文帝病重时，很想将帝位传给原来被废掉的皇子杨勇，但杨广与杨素勾结为同党后，杨素也假传圣旨，派杨广的东宫士兵进入宫禁守卫，更派出亲信“守候”病榻上的隋文帝杨坚。但就在当天晚上，隋文帝崩。

杨素之所以拥戴杨广称帝，很大程度上有曹孟德、司马懿之志。他几乎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炀帝杨广之恶，试图让杨广众叛亲离。但杨素死得早了些，而儿子杨玄感也不争气，造反后，无德无能，被诛杀。

史上对杨素的评价极低。此人帮助隋文帝开国，立功极高，但在晚年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邪佞之举。史称杨素“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只要国家有倒霉事，他就感到对自己有利。

王夫之《读通鉴论》分析杨素，认为：“隋之诸臣，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隋朝各位大臣，唯有杨素是最不可托付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从古到今，天下各地，杨素是最为“不仁”的人。而“不仁者不可以托国”，是王夫之的重要史学意见。

杨素的“不仁”，特点就是“杀人立威”。几百人的将士跟敌人大军相遇，不胜，回来后，全部杀掉。这种行为，只有战国时的尉缭说过，而做过的，只有杨素。按王夫之意见：杨素本来也“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这人并没有什么智慧和韬略，就是忍心杀自己的人而已。他建造一所宫殿，速度很快，但导致“丁夫死者万计”，这些“功绩”，其实都是“以杀人而速奏其成”，用杀人来尽快完成任务而已。王夫之没有见过近代杀人纪录，所以他说：“旷古以来，唯以杀人为事者更无其匹。”这种人在帝王时代，只能是祸乱江山，涉及“邪佞”，是不可以托国的。

太宗还讲述了与杨素相类另一个故实：许敬宗推举武后。

大唐高宗时，因为宠爱武则天武昭仪，要废掉名正言顺的王皇后。这在传统礼制中，是不允许的。但武昭仪枕头风厉害，高宗很想满足她这个愿望，但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片反对之声。许敬宗看看久拖不决，就对高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乡下老农民要是多收了几百斤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贵为天子，要立一个皇后？这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跟着瞎掺和！有了这番言论，高宗得意，换了皇后。

许敬宗的这类言论，固然有省略价值观，悖逆人伦义理的昏妄，更有他难于言传的心事。按照后人诛心的说法，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从中渔利的隐秘心事。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员，往往就乐于看着帝国不断犯错误，而后，取而代之。帝国，在他们那里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鹿。

太宗读书后，讲述这类故实，自有深邃的远虑。

大臣苏易简听罢太宗论刘义隆、论杨素、论许敬宗的话题后，回答说：

“陛下阅览往日历史，安危治乱之道，都在心怀之中。这实在是社稷无穷之福啊！”

“仁者之愚”

太宗的好学是出名的。

太宗读书之多，后世帝王罕有企及。读各类书，往往都有自家心得，有时就跟诸臣讨论，成为君臣之间思想、学问进阶的一个常态。但讨论中，太宗也有“偏蔽”之见，可以看出他的“仁愚”——顺便说，大宋帝王十几个君主，几乎个个都有“仁愚”之病。“仁者之愚”是王夫之先生对太祖赵匡胤的一个评价。大意说，太祖知道“兄终弟及”之后，自己的儿子德昭、德芳，还有兄弟廷美，可能吉凶莫测，但不能因为这种还没有实然出现的可能，就将兄弟赵光义事先“解决”掉。天伦为重，大位为轻，人伦大于社稷，伦理重于政治。所以不会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而斫丧自己的恻隐之心——去制止兄弟赵光义的自发生长。“廓然委之于天人”，豁达地将以后的事委托给天命、人心。西人的说法就是：至于以后的事，上帝知道。这种“仁”就是“愚”；但反过来也成立：这种“愚”就是“仁”。太宗攻取太原时，看到将士争奋，担心屠城，就在城池即将攻破时，下令稍缓，就是“仁愚”。他读书时，偶尔也可以看到他的“仁愚”心声之吐露。

有一次他读《兵法阴符经》，叹息道：

“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

兵家诡道不能导人向善，言之有理；但战争谋略与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慈者掌兵，铁戈撞响之际，如何奋勇？两军相对，很多时刻更不是勇气、血气之争，而是智者之争。这一层道理，太宗自然懂得，但他不以此为意，更不屑于将这类兵家的诡谋移用于政治管理。从大的战略而言，为正。人类真正的大型战争，整体上，事实上是综合国力之较量，不是计谋小道之较量。但就局部战争而言，如何可以省略“伐谋”？

太宗的“仁者之愚”，细考下来，事实上也许有防备“奸雄之志”的用意。他不期望帝国被“权谋”人物所毁。传统典籍读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权谋”这种黑色智慧瓦解文明、稀释道义的破坏性力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都比大宋更愿意操练“权谋”。大宋，是历来王朝在政治管理方向上，最少“权谋”的帝国。大宋诸帝，总是试图沐浴在圣贤光芒之下，在“奇正相守”中，恪守“正”的一面。

“万岁”与“眉寿”

大宋士庶，在民间有一种自发的习俗，往往会每天燃一炷香，祷告天地，祈求天地保佑，让当世天子“万岁”，让大臣“眉寿”——“眉寿”就是“长寿”，眉毛长称为“豪眉”，“豪眉”者，长寿。故称之为“眉寿”。

太宗知道这个习俗，有一次读书，小憩，回顾宰相宋琪、李昉等人，说了一番读书体会：

“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符亿兆人之祷？”朕因为常常想到胡同弄堂里的士庶小民，每天都焚香，祝愿天子“万岁”，祝愿大臣“眉寿”，想想这个，朕与爱卿等，哪能不天天想着做些善事，以不辜负天下亿万人民的祷告呢？

宋琪说：“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臣等承蒙陛下不依照寻常秩序，拔用了我们，又承受了陛下的训诫谕旨，岂敢做不善的事情辜负皇恩！只有想着公道仁德，勤快机敏，以此来弥补不足。

太宗读书，始终是关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太宗在读书中，还无意间接近了今日流行的“轻饥饿”养生法。

说有一天，太宗对宰相说：

“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朕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很有规律：早间公事朝仪完成，就开始看书。夜深就寝，五鼓起床。盛夏时一个整天也不昼寝。至于饮食，也不过度。这样时间久了之后，感觉很是得力。我觉着，人只要吃太饱，没有不身体昏沉头脑浊乱的。如果四肢还没有运动就入睡，那就会血脉凝滞，估计就有各种病症找来了。这样，想求神清气爽，那哪可能啊！老子有话说：“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之身体，全靠自己调适。爱卿等人也要留意，不要轻视了养生之道。

人君当淡然无欲

王夫之先生对太宗的读书姿态评价极高。

太宗曾对李至说：“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王夫之非常欣赏这个意见，给予了长篇评论，以发掘此中的意义系统。

王夫之认为，嗜好，往往因为生活习惯所致，事实上是一种赶时髦心理在蛊惑嗜好者。“群然取一物而贵之，则贵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则安矣”，人人都认为“爱疯6”很珍贵，我有了“爱疯6”就自以为珍贵了；人人都购置了“爱疯6”而后心安，我也购置了“爱疯6”，也就心安了。君王若存此心态，是很可笑的。譬如过去那个卫懿公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仙鹤，唐玄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羯鼓，宋徽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花石，但这类嗜好的对象，在“达者”看来，都跟凡虫、瓦缶、土块之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嗜好，不过是因为这类对象的名气而已。当君王这类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后，就会起而效仿，于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于是就有了劳形劳神追求时尚的现象，于是有了“殃民”“殄物”等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君子所为“无欲”，不是灭绝欲望，而是不悖于理，将欲望控制在“分”上，不让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这样，各类诱导欲望的人言，各种稗官撰写的诱惑性文字，各种谄媚者试图引发嗜好的妾妇之道，各种兜售奇技淫巧方士的蛊惑，都不可能变易我的合理欲望。但人人有欲望，且一旦欲望来临时，往往心旌飘摇，人不能免。这时怎么办？唯有“镇之”。太宗有言：“朕无他好，惟喜读书。”这就是“镇之”之道。如此“镇之”，外界种种诱惑，不能动我之心，如此，“道存”。

王夫之还进一步分析道：尽管如此，只说“读书”，还是会有弊端。如果以流俗之心读书，书也会为流俗所用。历史上这类读书人，即使在帝王中也不少，最后是消磨于读书之中，日月流失，废事丧德。王夫之认为读书之“淫”，也即“过分”，有三种表现。第一是那种寻章摘句，搜求险僻的典故，用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读书之“色淫”。第二是那种过分注重师承，处处中规中矩，弄一个音韵，互相标榜，顾盼自雄，以为得意，这是读书之“声淫”。第三是那种随着书中意见而喜怒，喜时像醉酒，怒时要操戈，跟着书中人事而情绪起伏，这是读书之“志淫”。

这“三淫”，乃是流俗读书法，所以真读书，一定要“远流俗，审是非”，自家以宁静而“镇”“三淫”，不要被书中的文字所诱惑，演化为“嗜好”，这样，《诗经》中那些兼有的淫乱记载，《春秋》中那些兼有的逆乱故实，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语，里巷传播的谣谚闲话，都可以令人获益。这样才接近于读书之道。如果不是这样，则书中记载的种种文字，就有可能将人往欲望一途导引而去。所以说，以读书为嗜好，也是嗜好，也是容易将人导向欲望的路径。王夫之最后说：这样来看，“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太宗关于读书的言论，实在是“知道者”的言论。值得嘉赏。

“飞白”

太宗赵炅诗一般，但书法不错。而且乐于在笔墨之间花时间，下功夫。史称太宗善于写“飞白”书法。雍熙三年（986）初秋的一天，太宗拿出自己写的“飞白”字赐给宰相李昉，并对他说：

“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朕每次退朝，从来没有过虚度光阴。读书之外，就是书法了，我比较留意真书、草书，现在又学“飞白”体。书法，虽然不是帝王事业，但把时间用在这里，不比用在田猎、游幸、声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别喜欢写了“飞白”大字送人。这也是联络君臣感情的一种方法。大臣们也都乐于得到太宗“赐字”，估计“求墨宝”的人不少。

有一次，他一气写了二十幅“飞白”书轴，遣中使拿着去送给宰相吕端等人，一人五轴。大宋诸帝身后各有私人图书馆，用来收藏帝王个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太宗似乎有意丰富自己未来的图书馆，淳化元年（990）七月，他就特意将御制诗文四十二卷交藏于秘阁。他对自己的“飞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这次还专门写了四十轴，存到秘府。“飞白”字，每一个都有一尺的直径。吕端等人得到赏赐后，到殿上来称谢，太宗对他们说：“我这‘飞白’，是依照小篆字体来写，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干吗还要在笔砚之间花时间呢？实在是天生喜欢这个，不忍心轻易放弃。岁月久了，慢慢也就得到了‘飞白’的写法。”

有一年，太宗给近臣每人写了一幅“飞白”作品，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十八轴。这是因为上一次赏赐大臣时，寇准出使在外，没有得到。这次一块给了他。赏赐之后，太宗又对宰臣吕蒙正等人说：“书札，过去算作‘六艺’之一，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领，朕不过是听政闲暇时，没事用这个自娱自乐而已。”

真宗、仁宗也善于写“飞白”。写好这种字，有难度。据说是当初东汉蔡邕所发明。他看到修理宫阙的工匠用笤帚蘸了白粉写字，受启发，写了“飞白书”。据说这种字，要在中锋行笔时，见出平行的墨丝，墨丝之间有空白，所以称为“白”，字要写得灵动若飞，所以称为“飞”。这种字类似于“榜书”，字体很大，适合做匾额，古人敬惜字纸，每天练习这么大的字，纸墨伺候不起，所以有“可爱而不可学”的说法。后来学习者成功者也确实很少。但太宗用点纸墨还是小问题，所以他乐此不疲，且成就不俗。这是他长期沉浸砚边，点滴收获而后达致的成就，但更与一个叫王著的书法家有关。

王著，此人习练王羲之书法，得其神髓，在太宗朝做翰林。太宗听政之余，读书之外，就留心书法。有写得稍稍得意点的，就让内侍拿了去给王著看，史称“著每以为未善”，王著往往评价说“未尽善也”，还不够好。太宗听后，于是就更加刻苦临帖写字。觉得有点进步了，有写得更好点的字了，再拿给王著看，王著仍如以前一般回答。有人就问王著，为何要这样回答？王著说：“其实皇上的字已经写得不错了。但好固然是好，如果告诉他写得不错，恐怕皇上从此不再用意去练，那就没有更大进步了。”时间长了之后，太宗又写了比较满意的字让王著看，这一次王著感到字确实好，夸赞道：“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功夫到了，这种成就，不是臣所能够达到的。太宗就这样在王著的鞭策下，越写越好，史称“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太宗笔法精妙绝伦，超越前面的古人，世人都认为这是由于王著的巧妙规劝而获益的。多少年之后，真宗还对宰相说到这个事，并且嘉奖王著“善规益”，认为他在侍书、待诏这个职务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著”的人很多，五代宋以来，就有几个“王著”。有个五代后周时期差点做了宰相的高阳酒徒王著，在太祖朝还常常酗酒。他曾是后蜀的一位县主簿，宋太祖时，继续做他的县主簿。

契丹的学术成果

太宗看到汉字在使用中常有舛误，很想动用国家力量，做一场汉字纯洁化运动，便于中原子弟们能有学习汉语文化的基础依据。

此时，契丹燕京崇仁寺有个和尚释希麟，看到唐代和尚释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有不足，于是续写为《续一切经音义》。此书选取佛经词语，先注音，再释词，并引用传统各种字书、韵书和多种文献。注音则用反切和直音。书十卷，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写成。契丹对自家文化很看重，名流写书，只言片语不准出境，故中原地区始终未见流传。但此书曾流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清光绪年间，此书从高丽和日本再传回中国。不过这类大书，起心动念，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集成，须动用多种文化资源和力量，因此，中原虽然未见此书，但应该对此书的起念、流布会有感觉。文化的整合，会规模性忽然勃兴，如“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展开就是。但也会在某个具体方向上忽然勃兴，如汉代的注经，宋代的疑经，清代乾嘉时期的整理国故，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形成为学术共相。宋代太宗、真宗时期，中原、契丹都有了对文字音韵方向上的学术展开。

契丹在做《续一切经音义》的同时，大宋正在做《雍熙广韵》。

太平兴国七年（982），刚刚结束了“赵廷美大案”，这年的五月，契丹三万骑，分三路来侵略大宋，雁门关潘美、府州折御卿、高阳关崔彦进正在抵抗中；陕州也正在闹蝗灾，其他州郡也有人报来河水决口、冰雹灾害等消息，但太宗仍然好整以暇，组织各地通晓汉语文字的专业人才进京，“详定音韵”。王著，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成都府调入京师的。

太宗提拔王著为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

《淳化阁帖》尽显大宋风韵

王著，乃是王羲之的后裔，晋代名相王导、大唐名相王方庆，都是他的先人，是门阀大户，有家学渊源，他的书法为时人所称赏。后来他还主持编辑了著名的书法集大成著作《淳化阁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工程。

《淳化阁帖》，是将先秦至五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墨迹，经过双钩方法描摹下来，而后刻版，再拓印，成为书法之帖。此书共十卷，收录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墨宝，这就是中国“法帖之冠”“丛帖之祖”。还有记录说太宗曾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王著编辑、摹写，而后刻石，称《淳化阁帖》。这类石刻后来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残碑散见于各地。我曾在西安见到《淳化阁帖》的一块残碑，字极小，然刻工精良，不免驻足良久，让人想见大宋风韵。

作为书法家也是文字学家的王著，与另一个同行句中正，都是原来后蜀时的文人。句中正也精于字学，对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研究，太平兴国二年（977），他进献“八体书”。太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召入京师，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诸文臣详定各类文字学专著。

当时的名臣张洎也有文采、有学问，曾与徐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刻版颁行。太宗看后很高兴，就问句中正：“汉语中有声无字的，有多少？”句中正答应回去检点，不久，整理为一卷献上。太宗看后说：“朕也得到二十一个字，可以一块录下来。”

《孝经碑》与《雍熙广韵》

句中正曾经用大篆、小篆、八分体三种字体书写《孝经》，刻石，到了真宗时进献给国家。真宗在便殿召见他，问他这块《孝经碑》写了多久。句中正回答：“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真宗嘉叹很久，赏赐甚厚。命人将《孝经碑》藏在秘阁——此地太宗时就有意要刻《孝经碑》，而且自己书写了《孝经》给当时的大臣李至，也曾刻碑。句中正的则是三体碑。

当时乾州（今属陕西咸阳)献古铜鼎，四方形，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没有人能解读。句中正与另一位文字学家杜镐，详细查验，引用典籍一个个解读了字义，有根有据，为人所信服。

句中正、王著，还有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等人，共同开始撰定《雍熙广韵》。句中正第一步先分出了字韵的门类，等于完成了结构性工作。太宗给了他很优厚的赏赐。《雍熙广韵》书成，凡一百卷。

这是一部韵书。韵书是将汉字中相同音韵的字编排在一起的字典。韵书需要注音，“反切”法为韵书所常用。传统文化中，字书、字典，是基础性建设，但需要极高文化素养才有能力修撰。字书字典，属于“小学”一类，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最早的《尔雅》开始，到《说文解字》，是一个高峰；到了《雍熙广韵》是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学问，如历史、文学、经学乃至于诸子学，都需要有“小学”的功底，才有可能升堂入室。王著、句中正、徐铉、张洎等人，以及更多的学问家，在太宗朝，一直延伸到真宗朝，所做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原文化重建”。五代乱世之后，有了这样一批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不坠。他们生平事迹都很简单，除了学问，似乎没有更多业绩可以谈。“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承续传统文化，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望者。

顺便说，《雍熙广韵》是对隋唐之际陆法言的《切韵》的一个补充、修订；也是真宗朝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的前期形态。或者也应该说，《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是太宗、真宗两朝的修订成果。

《广韵》为何重要？

它第一次将26194个汉字整理分属于206个韵部。而这些韵部，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布。每个韵部都有一个代表字作为名目，史称“韵目”，这就成为韵部的排列顺序。而这个顺序，如“一东、二冬”之类，就成为记忆汉字，进入韵书的钥匙。之后，到了金朝、南宋，又有了著名的《平水韵》。《平水韵》将《广韵》一书中允许互通使用的韵部合并，另外合并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几个韵部，成为106韵。于是，此书成为世人写作近体诗不可离手的工具书。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诗人从隋唐以来作诗的音韵规则。因此，宋人乃至于今人创作近体诗，要有赖于《平水韵》，理解唐诗，也离不开《平水韵》。由这部韵书，可以上溯中原唐音，复盘千年前中国人发声用语的语音形态。而由此为依据，可以考据、解决的学术问题多不胜数。没有《广韵》可能就没有《平水韵》，那就像今人理解《诗经》一样，困难重重。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外，太宗朝主持修订的《广韵》，以及《说文解字》《淳化阁帖》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是比“平北汉”以及和平收复吴越国与清源军，更久远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勋。

“十六字教”

国子监总管李至推荐了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等人之后，这些大儒都对帝国的文明推演贡献了学问、智慧和道义方向。太宗录用这批人物，一直嘉惠后人，若干年后，有一天，真宗皇帝对李至说：“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我在宫中没有事的时候，愿意听听学者们讲诵经典。于是召崔颐正到后苑，讲《尚书.大禹谟》。

《尚书.大禹谟》，在学界被一部分人认定是“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从“制造”这部“伪书”的东晋梅赜算起，也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其中很多思想已经进入传统，传播有效，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大禹谟》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被人称为“十六字教”的四句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在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简略介绍了“十六字教”。现在重复来说它，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十六字教”直指传统政治管理，它直接叩问：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当的？人性恶，不可测，意味着政治充满风险。而如何治理，其道隐而不彰，并不是那么明白显示，让人轻松掌握。但一定存在一种唯一的精准之路可走，这条路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必须考量的总体战略。“中庸”，不是“中间”；“中道”，也不是“中间”；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平衡”。政治治理的“平衡”状态，是一种从“实然”起步，走入“应然”的过程。而“应然”，是一种价值诉求。文明邦国，必须以价值诉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性恶的普遍环境中，在士庶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中，如何推演价值文明？这之中的“平衡”之路，就是优秀政治家的从政之路。一味顺从人性恶，引导本来就是“经济动物”的人类去瞩目于经济方向运转，等于“教猱升木”，教本来就会爬树的猴子去爬树，等于省略了价值诉求，天下攘攘，乃成一无义动物世界——文明规则的破毁，丛林法则的流行，原因在此。一味演唱灭绝私欲，推演纯洁利他世界，等于背离人情，天下嚣嚣，乃成一虚假天使世界——在虚假圣洁中自我高潮，在自我旌表中廉耻流失，最后演绎为一个犬儒主义天下，原因在此。

背离“允执厥中”的圣贤意见，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这个道理，真宗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无数的治理经验中，这个理念指导下的政治经验，至为珍贵。

太祖“允执厥中”，以一种赎买而不是预先杀戮功臣，或无所作为的方式，解决了可能的“阴谋拥戴”问题。

太宗“允执厥中”，以一种政策性向“文治”倾斜的姿态，省略了多种“以暴易暴”的模式，尽量减少对武臣的各类制裁或轻蔑，引导大宋慢慢消弭五代以来，甚至秦汉以来的藩镇尚武的骄悍之气，收敛天地之间的杀气、戾气，以一代人的时间，推演了一个强盛的文明之邦。

真宗“允执厥中”，以一种“商谈”而不是“硬拼”的模式，与契丹平等对话，解决了多年对峙、流血的连绵战争问题，为大宋赢来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时代，晚期，开始渐渐偏离“允执厥中”的平衡路线，国家开始在祥和气象中隐约潜伏了不祥之兆。三百年帝国，有了危机。

“家法”与“家学”

宋代史论家吕中有专著《宋大事记讲义》，内中说大宋“家法”，有言道：“宋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唐，由祖宗无不好学也。然人君之学，尤在于所共学之人，故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时则有若孙奭、邢昺，在真宗时则有若崔颐正、冯元辈，皆极一时之选也。”这意思是说，为人所称赏的大宋“家法”，其实是来源于“家学”的！后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其实是从“家学”开始的。而这种“家学”，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共学”之师，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儒学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个绝大话题，千年以来，议论不休，近人也有专著、专文反复讨论。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几个方向，吕中先生这一番话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有了几个节点——

第一，大宋“家法”，与“家学”有关，并来源于“家学”；而“家学”乃是以圣贤说法、儒家义理为核心的经典传承过程。

第二，并不存在“成文”“家法”，所有“家法”皆以“家学”为思想资源，因此，“家学”有多么复杂，“家法”就有多么复杂；但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公道”与“仁德”——因为这是儒学价值的核心。

第三，“家法”事实上乃是一种诉诸“价值应然系统”的政治伦理规则。这种“规则”，由太祖、太宗开始，包括真宗的言行，成为后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经验，但这种经验，具有“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质。

理解这三个节点，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意。

太祖、太宗、真宗，作为十世纪后期、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领袖，合格。

崔颐正的《大禹谟》讲述甚为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真宗不断召他来禁中讲《尚书》，一直讲到十卷之多。因为他讲得好，赐给他五品服。

太宗一朝听儒士说圣贤义理，成为一种传统。后来演化为“经筵”。

所谓“经筵”，就是延聘时贤，为帝王讲授儒学经典，令帝王接受儒学教育的小课堂。“经筵”制度化，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连续性，不但这一代帝王日常要连续学习，以后一代代都要连续学习。这种教育的持续，成就为一种宫廷文明，在规则化的管理下，推演为有效引进圣贤理念的政治机制。是否接受圣贤理念，成为君主光荣与耻辱的尺度。在荣誉感召之下，君主的尊严也有了理性方向。因此，“经筵”之实质，是对君主行为奇妙的“价值制衡”。

李觉讲《泰卦》

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夏天，太宗车驾到国子监礼敬孔子。礼毕，升辇，准备回驾，临出西门时，看见一间经堂内正有讲座。

左右告知：“博士李觉正在聚众讲学。”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兴国五年（980）时，因为通“九经”，李觉起家成为将作监丞，后来到建州（今属广东罗定市）做通判，任期将满时，当地人舍不得他走，一力挽留。郡县治，天下治。太宗喜欢治理地方有德有能的“循吏”，就下诏褒奖他，迁为左赞善大夫，知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转秘书丞。后来又刊定唐代大儒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同僚举荐，做了《礼记》博士。

雍熙三年（986）时，李觉与右补阙李若拙出使交州。交州此前有乱象，侯仁宝征讨当地叛乱者黎桓，失利；黎桓坐大，建立黎朝，正在与大宋欲战不敢，欲降不甘中，多次遣使修贡，但又多次背命。李觉二人到达交州后，李若拙就对左右说：“虽然黎桓称帝，但我们不能跟他称臣！”太宗曾封黎桓为节度使，见面后，黎桓还算尽礼，但没有下拜，说是患有脚疾，不方便。欢迎宴会时，黎桓在大厅里摆满了南方所产奇货异物，很有眩人耳目的意思，但大宋使臣一眼也不看。黎桓试图送给各位礼物，也被拒绝，只要求黎桓将此前失陷于交州的一个使臣带回汴梁。黎桓答应了，然后又安排休息，对二人说：“我们这里风土如此险峻，你们中朝之人乍来此地，能不疲倦吗？”这话显然有刺，意思是交州不容易攻取，如果攻取，会很“疲倦”。李觉回答道：“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也。”咱们国家版图总共不下万里，排列州郡四百多。各地有开阔平原一马平川，也有险固山岭重岩叠嶂，这一块地方何足道哉。据说黎桓闻听此言“默然色沮”，无话可答，神色沮丧。

现在听说李觉在这里讲学，太宗忽然来了兴致，就让人召李觉御前讲学。李觉来到车驾前，看到坐在御辇上的君王，未免不爽，就对皇上说：

“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陛下您乘坐六匹马拉的御辇，臣子怎么敢就来升座讲学？

太宗惭愧，于是从六匹马拉的御辇上下来，命有关部门另外张架帘幕，为李觉另设一座，开讲。从臣都有座位，列席听讲，赵普也在座。

讲什么呢？陛下您出题。太宗于是让李觉讲《周易》的《泰卦》。

泰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属于第十一卦。卦象是坤卦居于上，乾卦居于下。按照寻常理解，乾在上，坤在下，但这一卦恰恰相反。但李觉很高兴，就顺势讲述了“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他这个讲述，取法于《周易》的《彖辞》，而《彖辞》是讲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乾坤倒置，等于天地相交，是吉相。“小往大来”“其志同”“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等，都是泰卦的主题词。循此类主题词展开，是一篇大文章。熟悉《周易》的人，会约略理解李觉讲了什么道理，大意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君臣相会相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道理。古来大儒，往往不失时机地“点化”君主，在“帝王之师”的荣誉下乐此不疲，且往往收获政治效益，是事实。

传统士大夫，就这样用圣贤精神、儒学义理作为思想资源，一点一滴地矫正着帝王的致思方向，在不自觉地作着隐秘的“价值制衡”。

太宗听他一番讲座很高兴，特赐帛百匹，第二天还在跟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个事：“昨日听李觉讲‘泰卦’，文义深奥，但足以作为帝王鉴戒，朕当与爱卿等共遵守这个卦中所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羁縻文人论”

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大宋建国已经二十年，原来的割据政权首领们，如李煜、孟昶之流，一个个都已经死了，但还有些旧臣，往往会对新朝有不满，太宗“疑其怀故国、蓄异志”，于是有了高招，将这些人全部“收用”，安排到各个馆阁之中，让他们去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类，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卷帙浩瀚，然后给这些人比较优厚的待遇，“姑以是縻之，录其长，柔其志”，姑且以此来“羁縻”这些文人，用他们的长处，消磨他们恢复故国的意志，役使他们可能不安分的心。如此一来，这些人就老死于文字之间，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云云。

可以将这种“政治深刻”的讲述概言为“羁縻文人论”。

率先讲述这种论调的，是南宋诗人朱希真，南宋学者王明清《挥麈后录》则记载了这个说法。

此类“政治深刻”从古至今并不鲜见，基本上可以归类到“阴谋论”大范畴。“阴谋论”除了奉旨操作之外，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二三流文人对自家“政治深刻”的一种炫耀。但这种“政治深刻”古今套路一致，模式统一，只要熟悉这种套路和模式，可以很轻松炮制无数“阴谋论”。这个套路或模式就是：

以诛心也即猜测动机为手段，视权威人物光明正大的安排或讲述，为障眼法，在障眼法背后，是权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封建统治阶级”为小民伸张冤情、赈灾、恤老、轻傜薄赋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不过是一种“让步”，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封建统治阶级让步论”。

如此，“资产阶级”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施行民主宪政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光明正大的安排，其实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资产阶级”更根本的利益，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资产阶级虚伪论”。

如此，儒学光明正大讲述“仁、义、礼、智、信”，讲述“温、良、恭、俭、让”，讲述“四维八德”等圣贤理念，事实是为了“维护或迎合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统治阶级位置上去”，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儒学专制论”。

诸如此类。因此，古今“阴谋论”一般没有思想含金量。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太粗糙、太过于程式化，属于“精致的坊间思维”，基本上不提供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讲述，罕有真实判断。但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攻讦。“阴谋论”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几乎没有例外。

王夫之《宋论》专章说到大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羁縻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法：“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编造诛心的言辞，去批判人家的言行，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见，大宋一朝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但尽管这样，太原降将杨业，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为杨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于契丹。这样的人，比那些文人，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对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如张洎、徐铉、句中正等人，不过是“浮华一夫”，虽然他们自诩“不为之用”，也即没有得到“大用”，但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灰之烬，不可复炊”。张洎算是这些文人中智慧比较“敏给”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经政治活动，国家大事，他都参与，太宗并没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过去连李煜那样的人，俘虏之后，连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实在不值得为之重重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还不仅在这里。他看到了太宗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授给这些“降臣”做纂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后梁篡夺大位，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但他那种凶戾，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战战兢兢。大诗人杜荀鹤，被后梁聘任，几乎要吓死。所以“文藻风流”成为文人的大忌，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那种“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进入中原，蹂躏得中原大地“千里为墟”，人与人之间，“救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沉吟于文藻？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到了周世宗时代，很想有所作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起用。有几个文人，如王朴、窦仪，都从北方燕赵之地起身，都有“简质”，也即简易质朴的特点，与古来涵咏于典章的文人还有距离。几十年、百余年来，中原文明就这样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相。

但在江东、西蜀，则因为画疆自守，较少战乱，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和平中，“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这样，就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大宋统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种文明推演中，能够有成果，除了后蜀、南唐保存下来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说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兴大汉，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雅乐礼仪，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孙述那里得到人才。“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么偏处于边鄙之地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世，如果处于偏僻之乡，珍重古来遗文，必有承传，如果承平之世来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来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乱世到承平的古来历史，几乎没有例外，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那可不是简单的悠悠岁月，人才羁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胜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经实现；以“文”而成就人生者，书已著，而内心已经通达。这样对文人而言，做官与否，封侯与否，都不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在“立言”不朽。现在想想汉代复兴，很多功臣都已经隐没不彰，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申培、伏胜等，他们整理古籍的“遗泽”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如此意义上说，大宋馆阁中的这些文人，是可以恒久享有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赵炅，是他们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