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纳土归宋



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

封桩库

解决北汉问题之前，宋太宗赵炅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漳泉、吴越问题。

哥哥赵匡胤似乎有意留下这两块地方给兄弟，让他去收复，做成统一大业。从此，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沿海。这两块膏腴之地为大宋帝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税赋，让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甚至发现，哥哥费尽心机贮存财帛，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封桩库”都已经多余了。

“封桩库”是太祖时备下的一座财富仓库。每年有盈余，就将盈余的财帛存入这个仓库。那时就想用这个仓库的所有，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个仓库所有招募勇士，攻取之。太宗时的仓库最大的是左藏库。南唐、南汉、荆湖、后蜀等国的仓库财货，大多积蓄于此。太宗有一次来库里巡查，一看这里堆积的金钱、布帛及各种财货多到不可计量，就对陪同的宰相说：

“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这里金帛像山一样这么多，怎么能用尽！先帝时总是以经费为念，每日操心焦劳，太过担心啦！

假如漳泉、吴越再来归附，大宋岂不更加富有？那时节，解决北汉问题、契丹问题，也就更无后顾之忧了……

清源军

漳泉，也即今日的漳州、泉州二地。五代、大宋时期，称清源军。

此地地缘先后有变化。

大唐帝国时代，公元699年，在现在福建莆田的西部设县，名清源，此地部分隶属今日的泉州，这就是后来改为“清源军”的地理来源。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占据此地及周边地区。

公元945年，南唐发狠，与闽国开战，吴越国来援闽。最后结局是，闽国被灭，但闽地三分：南唐拿去汀州等地；吴越拿去福州等地；而泉州、漳州则两边不靠，为当地人留从效占据。

留从效势力坐大，自称“留后”，也即暂时留在此地，等待宗主国正式任命。他愿意接受南唐册封，南唐中主李璟也奈何他不得，就将留从效“留后”辖境升格为清源军，留从效则成为清源军第一任节度使，做了藩镇大员。这就是“清源军”的军政来源。

留从效，这位中国南方的藩帅，后来又先后被南唐和中原帝国封赏为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这是宰相级别的荣誉职称；更授中书令，也是宰相；又封鄂国公、晋江王，留从效政治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说起来，留从效也是乱世一枭雄。他就出生在泉州，年轻时在泉州当兵，闽国王氏当政时，他曾经做到散指挥使，这是一个实权不大的武官职务。

闽国频发国变，到了王延曦时，出了一个叛逆者朱文进，他杀了王延曦，自己做了闽国君主——但他不敢称帝，降一格，称王。闽王“首都”在长乐，即今天的福州，他派出了自己人黄绍颇到泉州做刺史。

这时候，泉州人留从效的机会来了。

他跟铁哥们董思安等几位商量好，在一个冬夜，各自带着军中亲信到自己家中吃酒。酒酣，留从效说：

“朱文进杀王氏，又派出亲信分头据守各地。咱们一直受到王氏恩遇，现在却事奉这个叛逆贼人。要是有一天富沙王攻克福州，咱们这班人可就死了都惭愧啦！”富沙，属今天的闽北建瓯县。建瓯，史称建州，王延曦的兄弟王延政被封在那里称王，故称“富沙王”。“王”是比“帝”低一格的君主。王延曦是闽帝，让兄弟王延政称王，有效法“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度，由宗亲拱卫京畿之意。但兄弟王延政自立为帝，成立了什么大殷国，与哥哥王延曦多年打仗，互不心服。

留从效看到这哥俩的矛盾，知道虽然朱文进杀王延曦，但王延政是不会容他称帝的。所以留从效预先纠结支援力量，准备向未来的君主王延政做投名状。

亲信们虽然认为留从效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免害怕。

留从效骗他们说：“富沙王已从建瓯发兵，平定了福州，并给我密旨，令我讨伐泉州黄绍颇。再说，我观诸君状貌，都不是久处贫贱之辈。听我话，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在恐惧中勇气倍增，决计起事，做一番功业。座中一个叫陈洪进的，尤其彪悍，当即率众踊跃而起，一时间找不到更多兵器，各人都顺手操起训练用的兵器白蜡杆，跳入府厅，擒住黄绍颇，根本就不容他说话，当即就寻了大砍刀，斩了他头颅，装入一个木匣之中。

随后，就像晚唐以来屡见不鲜的故实一样，留从效也搞起了“阴谋拥戴”。他在泉州找到王延政一个侄子王继勋，请他出面主持泉州军政大事；留从效、董思安等人则自命为“平贼统军使”。

陈洪进受“平贼统军使”的命令，提着黄绍颇的首级到建瓯去见王延政，并表示愿意拥戴王延政为闽国大帝。

陈洪进走到半路，碰到朱文进的福州戍守兵士数千人，这些人挡住道路，也是在提防泉州、漳州的“叛逆”。陈洪进见势不妙，就骗这些士卒说：

“我起义的大军已经诛杀了朱文进。我正从小道去迎接真正的君王继承者。你们这帮傻子还守在这里干啥啊？”

说着，将黄绍颇的首级假作朱文进的首级，向士卒展示。士卒一见，血肉模糊的一个人头，哪里分辨得清，于是认为国家元首已经不在了，一哄而散。其中有几个将军还跟着陈洪进一块去见王延政。王延政大喜过望，当即封官许愿，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人则升为都指挥使，方面军总司令。

留从效一战成名

刚刚做了闽国王的朱文进听说泉州兵变，最亲信的黄绍颇被杀，很恐惧，重赏之下招募了两万兵马，派出几位将军前往征讨。两万人的队伍，从福州出发，前后分队而行，史称“钲鼓相闻五百里”，声势也颇浩大。

殷主王延政闻讯，唯恐泉州有失，也派遣大军两万来援。

福州兵先到。留从效不犹豫，直接打开城门，列阵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一将，擒一将。

王延政又派遣水军帅战舰千艘攻打福州。

福州兵败泉州城，又来劲敌围城，朱文进万般无奈，派遣子弟作为人质到吴越国求救。

后面的事就是南唐与吴越在三闽大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故实了。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有详叙。

且说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投降南唐，泉州还在王继勋管辖之下。但“泉州保卫战”中，留从效一战成名，威望大增，取得实权，王继勋已被架空。

南唐将福建设威武军，泉州、漳州、福州等地皆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样一来，在试图有效管理泉漳之地时，遇到了困难。

王继勋本来想对南唐派出的威武节度使李弘义修好，但书信中却用了平行格式。李弘义认为泉州隶属威武军，王继勋来信，应用上行格式。被征服之地如此“抗礼”，李弘义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他的兄弟李弘通率兵一万来讨伐泉州。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他声言王继勋不能统御士卒，因为赏罚不公，所以无人愿意效命。然后直接找到王继勋对他说：“福州李弘通兵势甚盛，这事对我泉州生死攸关。士卒因为使君您赏罚不当，谁都不肯效力死战。如此，泉州危矣！使君应该避位，自省！”于是将王继勋废黜，勒命回到他的私人宅邸，留从效则开始代领军府事。

泉州兵因为留从效曾夜袭黄绍颇、遥尊王延政、击败朱文进，都是大事决断，故对这位“都指挥使”有畏服之心，于是与李弘通大战时，多肯卖命。一战，将李弘通击败。

但留从效并不想得罪南唐，随即向李璟上表报告泉州之变。李璟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一样，对藩帅自署“留后”不敢兴师问罪，也采取了所谓“羁縻政策”，干脆承认其地方割据现实，将“留后”转正。李璟将王继勋召往金陵，正式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董思安为漳州刺史，另外派遣南唐将领来领任威武节度使。刺史，比节度使地位要低。到这个时候，泉州还没有真正独立。

随后，留从效还跟着南唐将领征讨过福州朱文进。但是平定朱文进之后，留从效带兵回到泉州，发现了南唐派遣来的戍守将军不是对手，于是，他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留从效对南唐将军说：

“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此地南接岭南大海，是瘴气疠病蔓延之乡，地势险要，但土壤贫瘠。更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农业桑园大多废弃。每年的冬夏两季税赋，仅仅够自己养活自己。哪里还敢有劳大军长久在此地驻扎呢？”

说罢，更不做商议，即摆酒宴，为南唐将士送行。南唐将军看来看去，但见留从效的亲信们一个个按着刀剑把手，虎视眈眈，知道这个地头蛇已经坐大，且早有准备，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只好率兵回国。

南唐主继续采取“羁縻政策”，同意留从效管辖此地，还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留从效并不满足。

几年之后，已经是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效的哥哥毒杀，这样，留从效就拥有了泉州、漳州二地。李璟见状，只好将泉州升格为清源军，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从此名正言顺地做了藩镇大帅。

留从效的野心到此为止。追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从未有过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他很满足于做一方藩镇。

留从效“疽发背卒”

漳州、泉州，隔着南唐与中原相望。历史上来看，五代时期，无论周边诸国如何强盛，最强盛的还是中原帝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折腾下来，还是比南唐、后蜀、吴越几个割据邦国要强大。清源军靠近南唐，南唐比清源军个头大得多，但是与后周比，还是呈现为弱相、疲相。中国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无人能摆脱这种理念惯性。如果说“中国特色”，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应是其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中国就在缔造政治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化共同体。没有人能长久地安于一隅。留从效骨血中也有此本能记忆。

他知道中原帝国必将一统华夏，清源军，还不过是华夏被割据的一块土地，迟早要归附中原，如果不能自家统一中原的话——而留从效知道，他无能统一中原；他连南唐也“统一”不来。

但中原有可能统一南唐，南唐有可能统一清源军。

这是清源军面对的天下大势。

在这种大势推动下，他从未有过“北伐”之念，甚至没有继续扩张地盘的念头。他安于清源军，也安于“节度使”这个职务职称。若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他期待能像晚唐以来的节度使们做过的那样，也能让自己的后代们继承节度使的职务职称……

他做出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是：就像南唐“羁縻”清源军一样，清源军也要“羁縻”南唐。

南唐，是隔离开中原的巨大存在。常识也告诉他：只要南唐国存在，清源军被中原收复的可能就很小。因此，他希望南唐长久存在，以此来庇护清源军，不被收复。所以，当南唐与后周开战时，留从效多次给李璟上表，谈天下利害，谈用兵之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正在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强势横击之际，李璟倾全国之力，部署南唐兵十万，出师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力保淮上。按李璟战略：江淮乃是南唐北部屏障，犹如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屏障一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丢失江淮之间的要塞，南唐就只有长江一条横线，再也没有陆地缓冲。周师过江，即意味着南唐转入内线作战，凶多吉少。故江淮志在必守。但李璟不明白的是：江淮，柴荣则志在必得。各自有志，这个时刻，志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运气。李璟的实力无法与柴荣比，运气也差得多。但他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留从效却看到了。

紫金山一役，他给李璟连续上表，提出忠告。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分析，留从效的上表很可能包括如下要点：不可与周师开战；如开战，不可如此派兵布阵；万一机动不利，甚至宁可让出江淮，保存实力，退守长江。留从效的上表认为，南唐大军在紫金山一线“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大军困守此地，士气已经衰惫；战略形势非常不利于我。李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史称“既而果败，江北之地尽入于中朝”。不久果然大败，江北之地全都被中原后周侵占。

留从效眼见自己如此卓绝的战略意见不被南唐采纳，于是开始秘密讨好后周。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牙将，换穿了商人的服装，避开南唐的关卡，渡过长江的风涛，从偏僻小道，千辛万苦地跑到汴梁，来见周世宗柴荣。然后，这位牙将从皮带中挖出了一幅隐藏的绢表，那就是留从效向后周称臣的文书。

随后，留从效又派遣使团，向后周进贡，并请求在京师开办一所“清源军进奏院”，略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事处，以此将清源军直接隶属中朝。

但柴荣征讨江淮，攻克全境之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开始第二阶段战略规划的实施：挥师北上，拟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因此与南唐正在睦邻和好中。依柴荣的英雄性格，不大可能首鼠两端，一面与南唐修好，一面又挖南唐的墙脚。于是，柴荣婉言拒绝了留从效的建议，并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信中说：

“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江南新近已经归服中原，我大周正在设法绥靖安抚。爱卿你过去一直长久地侍奉金陵南唐，现在不可改变主意。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官邸，那你岂不等于同金陵抗衡？朕如果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清源军，那么，与南唐断交的罪过就在朕身上啦。爱卿远道来我大周进奉贡品，已经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可以继续努力事奉你旧日的君主，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爱卿来说可加深有始有终的君臣情义，对朕来说可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深望爱卿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之本意。

柴荣一番话，讲述了政治纷争不得影响伦理道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诉求，而不是利益诉求，对五代乱世间的天下意识，有拨乱反正之功能。一番话等于一次棒喝。在留从效的生命背景中，大约从无这种价值考量。柴荣的道义，对他，是全然陌生化的。

但留从效应该从此知道，中原大朝自有格局，不是藩邦小国所可梦想。也是出于对清源军前途的考虑，从此以后，结好中原成为他的既定政策。

太祖赵匡胤践祚后，留从效立即上表称藩，表示清源军乃是大宋一个藩镇，不敢独立于大国之外。并对大宋贡奉不绝。这时也正赶上南唐中主李璟害怕大宋，要从金陵（今南京）迁都到洪州（今南昌）。洪州与清源军属地相连，留从效怀疑李璟是准备南征，试图屯兵清源军，非常害怕。留从效没有儿子，就派遣他的侄子留绍錤带着厚重礼品向李璟进献；同时又派出使节借道吴越，向大宋进贡。这个时期，留从效极为忧惧。赵匡胤也知道这位清源军节度使的难处，就派出特命全权大使给他“厚赐”，并发诏安慰他。这位大使走在半路上，留从效就在忧惧中生病，病重时，部下乘机发动叛乱，劫持了他，另立新主。留从效忧虑、恐惧，又加上愤怒，最后结局是：“疽发背卒”。

像“扼吭而死”一样，“疽发背卒”也是史书记录中常见的死亡方式。“扼吭”就是用绳索勒住咽喉，自缢；“疽发”就是背痈，西医说法是背部皮下蜂窝组织急性弥漫性化脓感染。

留从效已矣。

他出自寒微，但与其他藩镇比较，算是少数知晓人间疾苦的地方长官。史上说他“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在清源诸州，生活节俭，注意养民。他不嗜奢华，平常穿的衣服都是素布，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公服比较讲究，但他却将它放在府厅中门的侧面，出门办公时才穿上。他常说的话是：“我素贫贱，不可忘本。”我一直很贫穷，出身卑微，不可忘本。

他在漳泉地区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名曰“秋堂”，每年都有“进士、明经”得到提拔。这是在乱世中施行文官制度的尝试，很了不起。

留从效对泉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展开，也是有功之人。

他曾对泉州城重新修缮、增广增高。据记录中的说法，泉州城高近六米，周长二十里，比闽国前身威武军，当时的第一任节度使王潮建设的泉州城扩大了七倍。城内面积增大，于是可以“开通衢，构云屋”，还蠲免了多项遗留的苛捐杂税，清源军的士庶可以自由贸易，以此招徕外国商人。他还在环城种植刺桐，史称“刺桐城”。后来，大宋时期，泉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第一大港，史称“刺桐港”，这个中国南方大港，其规模和繁华程度，那时几乎可以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有一拼。多年经营的留从效确是桑梓功臣。

他还有一个德政，很少被人提及。闽国君王有两个女儿嫁给他管辖地区的人为妻，留从效很恭敬地对待她们，常常会给她们丰厚的赠予。虽然王氏闽国不是他颠覆的，但作为臣子，在闽国被南唐消灭之后，他仍然向南唐称臣，就是不忠。他用厚待王氏后人这种方式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可以看出此人心灵的隐秘处仍然存有一点柔软的东西，乱世中，心灵的柔软是一剂能够略略化解邪僻酷毒、凶妄戾气、冷漠无情的解毒剂。留从效愧怍中不忘故主的人伦道义，一如赵匡胤厚待柴氏后人一般，是人类政治行为中的伦理之善，值得表彰。

乱世中，留从效实际管理漳泉诸州十七年，州郡之内，很得百姓爱戴，史称“部内安治”，辖境之内，平安有序。

地震

留从效没有儿子，就将哥哥留从愿的两个孩子留绍錤、留绍鎡过继过来。他病重时，留从愿在守漳州，留绍錤在金陵，而留绍鎡尚幼。这时，清源军的实力人物张汉思、陈洪进二人发动兵变，张汉思自称“留后”，以陈洪进为节度副使。也有一种说法是：留从效死后，留绍鎡主持“留后”军府事，一个多月后，陈洪进污蔑留绍鎡，说他想召唤吴越人反叛南唐。于是，将留绍鎡抓起来，送到南唐，并且推举当时的节度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己做节度副使。

陈洪进，乃是留从效老乡，也是泉州人士。史称此人“幼有壮节”，少年时期很有壮士风范，也曾读书，修习兵法。年轻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个人才，有勇略。在闽国时曾参与过几次战役，有功，升为泉州副兵马使。

他跟着留从效杀黄绍颇时，众人议论要将黄绍颇首级送建州王延政，以此请他出兵为援。但是由谁去送这个首级，当初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来，没有人敢出这趟差，因为道路险阻，福州朱文进到处设卡，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只有陈洪进担心事情久了再生变故，那样，这一场“泉州兵变”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于是，“独请往”，独自请求来做这个事。他成功了。

现在，留从效没有了，兵强马壮的陈洪进就动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他也确实找到了机会。

就资历言，他不如张汉思；就实力言，他远超张汉思。但他并没有贸然行动，甚至还在推举张汉思，做出“节制”而又“当位”的姿态。

张汉思则属于比较谨慎的人物，年纪又大了，治理军府事，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清源军大小事务都由陈洪进来决定。久而久之，陈洪进有了专断的倾向。这事让张汉思做着牙将的儿子们看了不爽，胆子大一点的，就有了图谋陈洪进的念头。张汉思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感到了陈洪进这个人物确有不同于凡俗的地方，对他有了戒心。

延宕着到了夏天四月，张汉思做出了一个决定：除掉这位可能的祸患。

他找了个名头，搞了一场超级酒席，大宴将吏。泉州的方方面面都请到了，府厅大院都是人物。隐秘处埋伏下了刀斧手，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擒了陈洪进，然后给个罪名，当众一宣布，这事就算搞成了。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酒过了几巡，眼瞅着就要令下，看上去，陈洪进一条性命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张汉思做事谨小慎微，几步棋算计得几乎相当艺术，没有任何人透露消息。就在这个紧急当口，意外发生了。

地震。忽然地震了。

往事，按部就班地运行时，忽然出现转捩点。就在这个“偶然性”的地震事件中，历史出现了另外的可能性。犹如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生在为私生子儿子恺撒·博尔吉亚执掌最高权柄，做好各种铺垫，眼看就要成就大事之际，父子俩人都没有料到的是：教皇忽然中毒而死。于是，所有的权谋铺垫都变成了没有结局的故实，悬想中的“可能性”像一炷香燃后的烟缕，在空气中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踪影皆无。“偶然性”在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中，显现了近于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一场地震，让清源节度使张汉思的府厅栋宇摇晃、梁柱作响，大厦将倾，所有的坐立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惊慌中，张汉思的同谋认为这可能是老天有意惩戒谋杀者——陈洪进很可能是膺有天命的大人物。于是，同谋者在那一个瞬间转换为背叛者，他将节度使的阴谋告诉了节度副使。陈洪进闻言，迅即离去。众人惊悸而散。

从此以后，张汉思更加担心陈洪进，经常配备戒严般的警卫保护自己，史称“严兵为备”。

一把锁头换来节度使大印

陈洪进两个儿子都是泉州指挥使，多次要带领部下直接攻击张汉思，陈洪进没有允许。他知道，张汉思也有儿子，那样一来，拼的就是血肉，胜负难料，且不雅，传扬出去，就是武夫火拼，诸侯间会轻看了我。

一直到有一天，他经由长考，觉得已有胜算，就在袖子里携了一把大锁头，带着两个儿子，几个随从，穿了平常的休闲装，很安详的样子，踱步到节度使府中。当时有值班的卫兵几百人，散在各处，陈洪进就以节度副使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要他们散去。

陈洪进随即走入内宅小院，将房门在外面锁上。然后又让随从叩门，张汉思来见，一看，已经走不出大门。

疑惑间，他听见随从对他说：

“郡中军吏都拥戴陈将军做咱们清源军‘留守’。众情不可违啊。请大人将节度使大印拿来。”

张汉思再不明白，也知道五代乱世的“规矩”。他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惊慌恐惧中，从门间将大印送出。受电视剧影响，一般人以为这个官印会很大，至少像半个鞋盒子那么大；事实上，节度使印玺不大，一般只有六七厘米的边长。门从外锁，门向里开，两门缝隙间距不小，足可容得节度使大印递出。

陈洪进用一把锁头换来了节度使大印，迅速召集将校官吏，告诉他们说：

“汉思昏庸、老糊涂，不能治理军府大事，现在已经主动将节度使大印授予我，从此以后，请我来管理清源军事。”

诸将吏平素也知道陈洪进的彪悍和胆略，事已如此，顺水推舟，史称“将吏皆贺”。

当天，就把张汉思转移到别的住所，又加严兵看护。

随后，陈洪进草拟了表章，给南唐朝廷——这时，南唐中主李璟已经病逝，后主李煜继任。李煜按照历史惯性，继续执行“羁縻政策”，任命“留后”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并郑重地授给他节度使的权杖“节钺”。

两头下注

这个期间，太祖赵匡胤已经平泽、潞（均在山西），下扬州，取荆湖，兵锋指处，所向披靡。后蜀、南唐都在风雨飘摇中，陈洪进极为恐惧。他一面维系与南唐的附庸国关系，一面又极力讨好新兴的大宋帝国。他派遣亲信牙将魏仁济走小路到达汴梁，送上归附的表章，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表章中说到了张汉思“老耄不能御众”，太老了不能统御清源军士庶，现在我陈洪进暂时领任州郡军政事，“恭听朝旨”发落。表章中，他不敢自称“节度使”，只说自己原来的正式职务“节度副使”，等于向大宋讨好，不承认南唐给他“节钺”的合法性，期待着大宋对他重新任命。

赵匡胤派遣朝官给陈洪进颁下诏书，安慰了陈洪进。此时，南唐也在极力讨好大宋，两国划江而治，正在“友好和睦”中。所以赵匡胤同时又给李煜颁诏解释清源军事，诏书说：

“泉州陈洪进遣使奉表言，为众所推，因而总领州事，以诚控告，听命于朝。观其倾输，尤足嘉尚。但闻泉州昔尝附丽，尤荷抚绥。然变诈多端，屡移主帅，恐其地里辽远，制御有所未遑。朕以书轨大同，恩威远被，嘉其款附，己降诏书。盖矜其远俗便安，不必以彼此为意，想惟明哲，当体朕怀。”

泉州的陈洪进派遣使者奏上表章说，他被众人拥戴，所以总揽州郡军府事，现诚心实意来告知，愿意听命大朝发落。看他的奏章，应该是倾心输诚，很值得嘉赏。但听说泉州过去一直附属于南唐，更得到你们的安抚。不过清源军变诈常有，多次换主帅，朕担心他那里地理遥远，管理起来可能有不能尽意之处。朕因为正在做着统一大业，恩威已经到达遥远的地方，所以表扬了他的归附诚意，已经给他降下诏书。朕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边远地方随俗而安，谁来任命他为节度使这事，你不必挂在心上。想来你也是个明白人，可以理解朕的本意。

这一番话是说继续维系大宋与南唐的友好关系，但又棱角四见，大有敲山震虎的意思。

李煜看到陈洪进两头下注，大为不满，但如何回复大宋，也是难题。李煜朝中也有人，就起草了回复表章说：

“洪进多诈，首鼠两端，诚不足听。”

陈洪进这人多诈术，做事首鼠两端，实在不值得相信他。

这个表章向赵匡胤表达了南唐的不满，又从道义上打击了陈洪进，暗示了如果有一天讨伐清源军，也是事出有因。更深一层意思就是提醒赵匡胤不希望大宋与清源军走得太近。

陈洪进给大宋上表章在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这个时候，赵匡胤正在计划攻取南汉。南汉在今天广东一带，清源在今天福建一带，南唐在今天江西、安徽、湖北一带。如果南汉被攻取，往东一拐就是清源军。现在，南唐西面的荆湖之地已经被大宋收复，东面的吴越早已跟大宋保持政治一致；如果南汉、清源再被大宋收复，南唐就要四面受敌。这是南唐非常恐惧的地缘政治变异。李煜给赵匡胤的回复，事实上透露了这种担心，他正在以微弱之国的最后一点政治勇气向大宋帝国表达国家独立的意思。南唐实在不希望清源军与大宋走得过近。

赵匡胤理解南唐的忧惧，但帝国一统在所必得，所以又给李煜下诏，重申前议，告知他不必担心。李煜于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听凭清源军周旋于两国之间，不做应对。

陈洪进从此开始公开向大宋朝贡。三年后，建隆四年，清源军向大宋进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

李煜得到消息后，感到来自南北方向的威胁，借着与大宋睦邻友好的政治时机，再次向赵匡胤上言，请求取消对陈洪进的节度使任命。

赵匡胤再次回复李煜，表达了三层意思：一、对清源军的任命不能取消；二、南唐不必担心，大宋目前没有攻取南唐的意图；三、南唐应该理解帝国一统的趋势。李煜收到来自帝国的消息，知道无法变更这一趋势，不免更加忧惧。

又过了几年，太祖赵匡胤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更授陈洪进节度使节钺，并任命他为泉州、漳州观察使、检校太傅，还赐给他一个荣誉称号：“推诚顺化功臣”，为此特意铸印给他。陈洪进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封赏为平海军节度副使和漳州刺史。陈洪进对大宋帝国更为恭顺，更多的进贡物品源源而来。

程德玄机谋善断

陈洪进在大宋与南唐之间周旋了十几年。

但他每年给这两个宗主国进贡，这就需要厚敛于民。他为了更多地榨取民间财赋，开始卖官，而且是强卖。他规定，凡是家财在百万以上者，必须按照规定阶梯性缴纳财帛，藩府则给一个荣誉职称，一个清闲的府官，可以免除劳役。他治理下的州郡与留从效比，幸福指数下降。

等到江南平定，李煜归降，远在浙江的吴越王也开始向大宋表示愿意效忠，开始频繁地往帝国朝觐。这时候除了山西的北汉，尚未纳入大宋版图的割据势力只剩下吴越国和平海军（即原来的清源军）。

这让陈洪进更不自安。他想，他得比吴越国表现得更忠诚、更恭顺一些，就派出了自己的儿子陈文颢前来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并带来名贵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

太祖很愉快，下诏，召他“入觐”。这是进一步确定陈洪进“归顺”的仪式。陈洪进可能有过犹豫，但他最后选择了听话，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贡品，前往东京汴梁。但他刚翻过武夷山，走到南剑州（今福建三明市）时，得到了太祖驾崩的消息。他当即决定，返回藩镇，举办丧礼。

太宗即位后，给陈洪进加官检校太师。

第二年四月，陈洪进继续太祖朝故事，亲自到东京汴梁来朝见太宗。太宗也很愉快，派出特使，翰林程德玄，南下六百里，到安徽宿州去迎接这位南部藩镇大员。程德玄，是大宋历史上神秘人物之一。赵炅未称帝时，他就在王府做干事。当初太祖逝世，太宗入宫，他就有赞助之功。这次迎接陈洪进，准备乘船渡过淮河时，遇到暴风，淮河上浪涛骤起。众人皆惊恐失色，请求暂停南下。程德玄说：“我带着君王之命，须按期到达宿州，岂能逃避风险延误日期！”于是做了一场祝酒仪式，据说风浪很快就停息了。此人机谋善断，这次太宗派出他来迎迓陈洪进，六百里返程路途，俩人当有机锋游说。程德玄可能是影响陈洪进最终纳土归宋的人物之一。

来到汴梁之后，太宗给了他丰厚的奖赏，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又增加他的“食邑”，也即扩大他所享有的封地、增加他所享有的赋税。还封赏了他的两个儿子做官，一个做了团练使，一个做了刺史。

陈洪进纳土归宋

太宗对他的礼遇规格如此之高，陈洪进在想：下一步怎么走？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在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

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将漳州、泉州等平海军所辖之境，归入大宋版图，终止藩镇世袭制度，接受大宋帝国管理。

陈洪进应该感觉到了宋太宗的强大气场，更感觉到了中国一统的大趋势。在宿州与程德玄一见后，北行途中，二人应该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不纳土、不归宋，是否有前途？大宋统一战争如果有一天轮到平海军，依目前实力态势，平海军能坚持多久？陈洪进认识到刘昌言的意见，事实上为平海军设计了一个免于杀戮流血的最优前景。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也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陈洪进接受了刘昌言的谋划。

随后，他上了一封言辞恳切、文字优美的表章，向太宗表示了“纳土”的愿望。表章中有言：

……臣所领两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归，金陵偏霸，臣以崎岖千里之地，疲散万余之兵，望云就日以虽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从间道，远贡赤诚，愿倾事大之心，庶齿附庸之末。……臣不胜大愿，愿以所管漳、泉两郡献于有司，使区区负海之邦，遂为内地；蚩蚩生齿之类，得见太平。伏望圣慈，授臣近地别镇。……

……臣，陈洪进所管辖的两个州郡，在中国偏僻之一隅。那时浙江吴越国还没有归顺，江南南唐还在割据，臣在距离天朝千里之外，路途崎岖，无法归顺；还有万余疲惫散漫的将士，虽然一心想着天朝，像大旱之望云霓，像众星期待捧日，但实在是畏首畏尾，因为路途遥远，没有做到。但那时，臣已经从小道联系天朝，多次真诚地进贡朝觐。一直有倾心事奉大国之心，或许可以忝居附庸之小国的末列……现在，臣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愿意以臣所管辖的漳州、泉州两郡献给天朝有关部门，使这个小小的临海之邦，成为大宋辖境之地。愿漳泉未曾开化的所有人，从此得见天下太平。恳切期望圣君慈爱，择近授给我别的藩镇管辖……

这一番话，“授臣近地别镇”是关键词。此语一出，意味着陈洪进愿意接受大宋“移镇”调遣，从此由“熟地”改任“生地”。这正是太祖赵匡胤和谋臣赵普时代以来“抑制藩镇”的基本政策。结束五代乱世，省部大员，必须由朝廷任命，不可自称“留后”再由朝廷补任。这是大宋帝国不可动摇的国策，319年，从未有过动摇。

宋太宗很愉快，当即下诏“嘉纳”，嘉奖采纳陈洪进的意见，改授陈洪进为武宁军（今属徐州）节度使，又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正职，留京师奉朝请，留在京师做朝官，不到徐州赴任。陈洪进诸子，也都给予了州郡，赐白金万两，令陈氏家人在京师购置院宅府邸。

减赋

陈洪进在泉州，因为需要进贡大宋和南唐，不得不搜刮民间财帛，除此之外，还有军政府各类开支，漳泉地小人少，士庶承担了很大的赋税义务。宋太宗曾经阅览福建户口册，对宰相说：“陈洪进仅仅以漳州泉州两个地方十几万户的人口，却要养几万将士官员。各种无名的赋税，此地人们已经很难忍受。等到朝廷全部蠲免、消除这些赋税，民皆感恩，朕亦不觉自喜。”

借着陈洪进赋敛过重事，太宗又对谋臣赵普说：“前代乱多治少，皆系帝王所为。朕抚御万方，固不能家至户到，但持其纲领，行其正道，以齐一之。乡者偏霸掊克凡数百种，朕悉令除去矣。更俟五、七年，当尽减民租税。卿记朕此言，非虚发也。”前几代国家治理，一直乱多治少，究其原因，都属于帝王责任。朕现在管理天下，固然不能细致到每一家每一户，但总持仁政纲领，施行仁政大道，以此来达到仁民之效。过去地方藩镇盘剥压榨士庶，为各类赋税巧立名目达几百种，朕已经全部除去。再过五年、七年，当全部减免士庶租税。爱卿你记住朕这番话，这可不是凭空发出的虚言。

这一番话，说得赵普也激动起来，他回应道：“陛下爱民之意，发于天心，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陛下您爱民之心意，这是从天心而来啊。但愿能有始有终地身体力行，如此，则天下就太幸运啦！

除了赋税过重之外，陈洪进并无更多邪恶。而且就五代十国整体考察，漳泉二州的赋税远不是最重的，盘剥也不是最酷的。与后晋、马楚、南汉、吴越比较，他的赋税总还算有名目。就军政政策考察，他也比南唐、南汉、后蜀诸国更优异，他没有为了捍卫权势私欲，为了长久割据漳泉二州，而与大宋一战。他放弃了独立王国性质的地方政权，也放弃了种种虚假令名，主动选择了免于干戈的和平方式，解决权力重新分配问题。在宋太宗赵炅和大宋帝国朝廷看来，这就是天大的功勋，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对陈洪进一家一直很优厚。

陈洪进似也颇有善根，据说，在纳土归宋之前，有一天，他在府厅闲坐，忽然苍鹤数只飞翔而至，一直到他内斋之前，冲着他引吭高叫。陈洪进认真一看，其中一只鹤张着嘴，有一条鱼横梗在喉间。于是就用手将这条鱼取了出来，鱼还活着。苍鹤得救，在斋中来来往往好几天，而后飞走不见。

陈洪进纳土后，太宗赵炅任命他的儿子陈文显“知泉州”。宋代以来，结束藩镇自我任命和世袭任命的恶习，有了“权知”这个制度性规定。所谓“权知”，就是“权且代理主持”的意思，“权知”某某州郡，又可简称为“知”某某州郡。这是自从秦代施行郡县制以来的主要程序。井田、封建、列国、诸侯，那个名副其实的“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郡县制下，各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免，这就是权力分配的大法秩序。破毁这个秩序，就有不利于生民的流血事件发生。汉代藩镇、魏晋藩镇、唐末藩镇、五代藩镇，都已经规律性地呈现了破毁这个秩序的灾难性后果。太宗将陈洪进改封徐州，又任命陈文显权知泉州，这就是在恢复郡县制，恢复郡县制的程序，恢复郡县制下的权力分配秩序。

太宗做到了。

乔维岳平“草寇”

漳泉一带时时传来动荡的消息。当地民众对大宋似有不满情绪。于是，太宗又请群臣推荐“能臣”到漳泉地区去辅助陈文显执掌军政事。当时有一位殿中丞，负责朝廷日常事务的五品官员，名叫乔维岳，他在后周时期就中了进士，做过县令，也做过通判，还做过转运使，资历不浅，阅历丰富。朝官们认为他出任福建新辟之地，管理潜伏着危机的漳泉二州，比较合适。

当时乔维岳正居父丧，太宗特意下诏令他结束守墓，出任泉州通判。

通判也是对地方官的一种分权设计，相当于地方政府的第二、第三把手。有节度副使，通判就是三把手；没有节度副使，通判就是二把手。州郡大事，出文件，需要签署，仅仅节度使签字是不可行的，必须有通判副署。

乔维岳刚刚到泉州，就有周边几个州郡的“草寇”，乘着“后陈洪进”时期的威权统治不再，开始谋划绿林故事。史称“啸聚十余万”。这批未经训练的起事者，浩浩荡荡地向泉州开来。

这也许是太宗朝的第一起“民变”。

占据泉州，号令三闽，东征西讨，挺进中原，夺了皇位，称霸天下，也许是“草寇”们的宏大战略——当初，陈胜、吴广就是这么干的，张梁、张角就是这么干的，黄巢就是这么干的……

城中兵只有三千不到。形势一下子变得极为危急。与陈文显一起赴任的监军何承矩、王文宝，认为三千对十万，毫无胜算。于是，打算乘人心慌乱之际，“屠城”，焚烧府库，然后，逃跑，给“草寇”们留一座空城。

乔维岳抗议这个做法。他在府厅紧急会议上慷慨陈词，他说：

“朝廷任命我们这班官员到这个偏远地方来，主要目的就是要安抚边民。现在，对漳泉边民还没有星点恩惠，一见盗贼，就要杀人放火，还逃跑，这哪里是皇上诏令的本意？”

何承矩也是一代名将，他老爸何继筠曾在太祖麾下屡立战功，父子俩都有战败契丹的辉煌战绩，要说面对“草寇”，何承矩不该如此胆怯，灭自家威风。现在被乔维岳一番话说得羞愧莫名，更被乔维岳的凛然正气所慑服，最终改变主意，决定坚守泉州。

当时有两浙西南路转运使杨克让恰好在福州，他闻讯后，当即率领福州的地方兵前来救援。“草寇”闻听有外援到来，士气大为沮丧，趁夜晚开始逃遁。泉州城里见原来密密匝匝的围敌开始退兵，当即就派出监军军器库副使王继升，率精兵两百骑，星夜追击。王继升乃是太宗在做晋王时的旧人，史称此人“性纯质谨愿”，性情纯朴真挚谨慎，但他在敌我实力悬殊时，毫无畏惧，且有胆有识。他居然在十万大军中，将所有的“魁首”擒住，戴上刑具送到东京汴梁。

此役，史称“草寇悉平”，平定了所有起事民众。乔维岳、王继升有功。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夏四月，陈洪进归附，大宋帝国兵不血刃，得到漳、泉二州，计十四个县，十五万余户，士卒一万八千余人。

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陈洪进纳土归宋之前半年，宋太宗兴土木，建崇圣殿。国有大事，吴越王钱俶决计到京师汴梁朝觐。他先派出自己的儿子，当时正任镇海、镇东（辖境在今江苏南、浙江北）节度使的钱惟浚来朝贡，并告知到达汴梁的日期。太宗当即根据钱俶行程，派出户部郎中南下八百里到江苏泗州去迎接。到了转年三月，太宗因为钱俶就要到达，又派出四方馆使到淮西去“迎劳”，迎接、犒劳。

太宗派“四方馆使”迎劳，也有讲究。这个职位类似于“外交部副部长”，大宋时属于鸿胪寺，主要功能是接见异族和外国使者朝觐，掌管外事礼仪等工作。如此对待钱俶，是一种“贵客”礼遇，意思是不拿吴越国国王当作大宋属下行政单位对待。太宗赵炅给足了钱俶面子。

几天后，又派钱惟浚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迎省”，迎接、问候。

钱俶到达汴梁之前，先遣吴越国平江（今属苏州）节度使孙承祐入奏，讨论钱俶到达后的程序事，太宗也给了他很高的礼遇。钱俶到达时，太宗即命孙承祐监护朝廷各个部门供给保障物资，然后到近郊去迎劳。接到钱俶后，太宗又命自己兄弟，齐王赵廷美在汴梁城外的迎春苑设宴招待。

钱俶进入京城之后，太宗在大殿接见了他，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当天就在长春殿设宴，钱俶的僚佐崔仁冀、黄夷简等人都是座上宾。

钱俶入朝时，将吴越国库中的珍宝几乎全部装车，同期运送到汴梁。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让大宋满意，取悦太宗，争取能在朝觐之后，让太宗放他回到吴越钱塘。他不想失去这个割据近百年的邦国，祖宗基业，他不想丢。在钱塘做独立王国的首脑，那种日子，他也不想丢。

但是很快，他就听说了福建大藩陈洪进纳土归宋的消息。

这事给了他不小的刺激。现在，还没有纳入大宋版图的中原地区，除了河东北汉，就是他的两浙吴越了。

但他还是抱有一点希望，希望能在恭顺地事奉大朝时，太宗能对他网开一面。他能回忆起，从太祖朝时起，他就以近于谄媚的恭顺与忠诚讨好大宋，而太祖也确实待他不薄。

那时，太祖攻取金陵，约请吴越国从东面策应大宋，钱俶一口答应。随后，吴越国趁大宋南下时，派出精锐包围了南唐东面的要地常州，俘获南唐兵马数百。更在常州之北，击破南唐大军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大宋金陵之役。

李煜知道，这个恶邻吴越国与大宋国同时对南唐用兵，在这个一北一东，梦魇般的钳形攻势下，南唐邦国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李煜在朝臣的怂恿下，还想继续坚持一下，于是给钱俶写信，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内中有言：

“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今天如果没有了我南唐，明日岂有你吴越！当今天子赵匡胤有一天换个地方答谢你的功劳，你也不过就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庶民而已。

钱俶在派遣使者向太祖朝贡时，还特意将李煜来信原封转上。太祖很高兴，通过吴越国的进奏使，也即联络官，向钱俶表示了召他入觐的意见，但话语说得相当委婉：“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天下兵马大元帅，您攻克常州有大功。等我平定江南，您可抽时间来京师与我相见，以此来抚慰我想念大元帅的情谊。您来了之后，我肯定会让您回钱塘，绝不久留。朕曾经多次手持礼器以诚信祷告于天帝，岂能是食言之人！您放心！

这一番话说出来，让钱俶也有犹豫，但他的谋臣崔仁冀对他说：“主上很明智英武，统一天下，所向无敌。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很容易知道了，我们保全宗族和庶民，应该是最佳选择。”

钱俶也懂，知道必须朝觐。于是选择了长春节，来到大宋首都汴梁。

大宋皇上的生日就是节日，太祖赵匡胤出生于二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设为“长春节”。

赵匡胤很高兴钱俶的到来，下诏，命吴越王可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经太祖特许，钱俶可以带着剑、穿着鞋上朝；朝廷下诏称谓钱俶时，不称“俶”这个名，而称“文德”这个字。这是帝王待臣下最高礼遇了。

太祖还多次召钱俶和他的儿子在苑囿中宴射。当时在座的有赵匡胤的兄弟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钱俶一见，就要下拜，被赵匡胤命令内侍夹着他胳膊扶起来，不准拜。不仅如此，还要赵光义、赵廷美跟钱俶“叙兄弟之礼”，论年龄大小，彼此做一个结拜兄弟的大礼。钱俶不敢这么干，一个劲儿叩头，坚决推辞，这才终止与帝王称兄道弟的礼仪。

钱俶的夫人孙氏又被太祖封为吴越国王妃。当时就有宰相认为异姓诸侯王的妻子，向来没有封妃之典，太祖说：“行自我朝，表异恩也。”从我大宋朝开这个例，以表示特殊的恩典。

太祖赵匡胤要到西京洛阳去巡视，钱俶要求“扈从”，也就是跟着一起去。赵匡胤不允许，命令留下他的儿子钱惟浚跟着参加祭祀活动，要钱俶归国，回到钱塘去。在给钱俶送行的酒宴上，赵匡胤说：“南北风土不一样，马上天气就要热了，爱卿可以早一点回去。”钱俶感动到流泪，表示愿意三年来朝觐一次。赵匡胤也不同意，说：“钱塘、汴梁路途遥远，还是等这边有要求，诏下再来吧，不必定三年一次。”

钱俶临行，赵匡胤还特意给他一个封裹严实的黄包袱，对他说：“路上没事时可以看看。”等到钱俶在路上打开看时，都是群臣给太祖的上表，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要求留下钱俶不放，以此取吴越之地。

此事让钱俶大为吃惊，史称“俶益感惧”，钱俶更加感动、害怕。所以等他回到钱塘之后，每当与诸臣论事（相当于吴越国的“上朝”），都要坐到偏东位置上去，而不是坐北朝南。人问何故，钱俶说：“西北，那是‘神京’帝都所在，天威在那个方向，我钱俶岂敢居此！”

从此以后，钱俶增大了向天朝贡献的力度，每次进贡之前，必将贡品列在王府大厅之中，焚香祷告，而后派人押纲送走。他所进贡的“乘舆服玩”，各种车驾、华服、古玩，皆为吴越珍品，制作极为精巧。

史上有一个故实，说太祖看到这些贡品之后，对来使说：“此吾帑中物，无用献为！”这些早晚都是我天朝国库中的东西，不用贡献。

这个说法不确。

魏王李继岌

当时太祖对待钱俶是真诚友好，按太祖智商、品格、智慧，一定不会说这种话，所以，已经有史家为这一段言论考证，认为这是张冠李戴，应该出于“魏王继岌破蜀时”，被传闻者错误截取，记录往事时，安错了地方。

“魏王继岌”即李继岌，乃是后唐庄宗之子，封为魏王。曾为西南行营都统，与大将都招讨使郭崇韬扫灭前蜀。前蜀的叛臣王宗弼，曾让他的儿子带着前蜀国国主王衍的宫中珍宝和美女姬妾贿赂李继岌、郭崇韬。李继岌不屑一顾，说道：“此皆我家物，奚以献为！”这都是我们（后唐）老李家的东西，哪里用得到你来“献”。他将东西留下，把人送走了。

太祖赵匡胤待钱俶一向信任。当初要他派吴越兵策应宋师，很早就将大宋出兵江南的日期告诉他，并不疑心。后来朝廷派出内客省使丁德裕监吴越兵，参与平江南战争，丁德裕仗恃着自己来自赵匡胤身边，又是“监军”，所以做事很有仗势欺人的霸道作风，对待士卒手段也辣，毫无体恤之心。更重要的，他有贪渎行为。钱俶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将他的事汇报给了赵匡胤。相信监军，还是相信钱俶？老赵选择了后者，将丁德裕降职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

到了太宗朝，赵炅待钱俶一如既往优厚。

这样，就让钱俶多少生出一点幻觉：也许大宋未必一定要我投诚献地！如此，似乎可以保住祖宗基业……

但是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不解的难题。

陈洪进纳土后，钱俶在恐惧中试图表现得更恭顺，于是上表，将吴越国全国的甲兵配置图册上交，并要求解除他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停止过去“书诏不名”之制，最后的要求是：放我钱俶回钱塘。他已经把吴越诸州郡的武装力量的布局交给大宋了，难道还不能赢得赵炅的信任，放他回国吗？没有想到的是：不能。太宗的答复是：不许。——不许回国。史称“俶不知所为”，钱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随钱俶一起来朝的谋臣崔仁冀早就看出了天下大势，此际，更看明白了大宋一统的意图。在吴越国中，他很早就是一个“统一派”。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攻取金陵，要吴越国出兵策应，吴越国丞相沈虎子反对说：“李煜的江南，乃是我吴越国的藩蔽屏障，现在大王亲自撤掉这个屏蔽，那还怎么捍卫吴越社稷？”崔仁冀意见则与沈虎子相反。钱俶于是罢免了沈虎子的政事，命通儒院学士崔仁冀做了宰相，总揽吴越军政大事。

太祖朝时，钱俶在恐惧中，崔仁冀主张听从太祖召唤，到东京去朝觐。现在，钱俶再一次感到恐惧时，崔仁冀进言道：

“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朝廷的意思很清楚了，大王如果不尽快像陈洪进那样，纳土归宋，祸事就要来了！

钱俶左右闻言，不想就这样投降，争着辩论说吴越社稷不可轻易让人，云云。崔仁冀厉声道：“今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现在大王和我等，都在人家的手掌一伸一握之中，此地离开国土千里之遥，怎么回去？除非有一对翅膀才能飞走！

钱俶闻言，当即决策：纳土归宋。

钱氏家训

吴越国，从第一任国王钱镠开始，就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两大国策。传为钱镠制定的《钱氏家训》十条，前三条是：

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

假如这个《家训》是真实的，则钱俶归宋，事实上就是忠实执行了钱镠的遗嘱，崔仁冀所推动的，也不过就是落实这个遗嘱。

于是上表，献出吴越国辖境十三州、一军。手续交接完毕，跟随钱俶来的更多官员才知道：从此以后，世上已无吴越国。很多人恸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家大王回不去啦！”

大宋帝国在太宗赵炅一朝，兵不血刃，又得到吴越国属地，总86个县，550608户，兵115036人。

钱俶被封为淮海国王。他的儿子钱惟浚原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改为淮南节度使。原浙江西道盐铁副使崔仁冀改为淮南节度副使。其余亲旧也都有封赏。与此同时，太宗又派出多位朝官，到钱塘去“权知”，一次性地将吴越国的地方藩镇性质，变革为中央郡县行政性质，主持地方事务的官员不再世袭，改为派出。这之中，成就最突出的是负责吏部官员业绩考核工作的考功郎中范旻，太宗派他前往钱塘，权知两浙诸州事。

“阴谋拥戴”的君主

钱俶，说起来，也是五代乱世中被“阴谋拥戴”的君主。

吴越国总三代人五个国君。第一代第一任钱镠，第二代第二任是钱镠之子钱元瓘，第三代三个君主，全是钱元瓘的儿子，第三任是六子钱佐，第四任是七子钱倧，第五任就是钱俶，钱元瓘的第九子。

钱倧是在乱局中出任吴越国君的。他与兄弟钱俶很友爱，践祚之后，就把钱俶从台州刺史的位置上召回，同参相府事。这时是中原后汉时代。

有一位内牙统军使，吴越国的王宫办公室主任兼武装力量总指挥，老臣胡进思。此人此时已经九十多岁，过去在钱镠时就立有大功，算是三朝元老。但在钱倧时代，开始有了跋扈倾向，钱倧不喜欢他，想让他去管理一个州，离朝廷远一点。但胡进思不愿意。钱倧就开始折辱他。

有一次，庶民有人违背政令，杀牛。官吏查访，拿来他人买的牛肉近千斤。钱倧问胡进思：“个头比较大的耕牛，宰了，能出多少肉？”胡进思答：“不过三百斤而已。”钱倧说：“那么这事就未必属实啦，一个人杀牛哪有那么多肉？”说罢，还顺便问一句：“您老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胡进思只好答道：“臣过去，年轻时，从军前，也干这事……”胡进思乃是湖州人氏，屠户出身。他现在已经俨然吴越贵族，国君翻出往年贱业说事，在他看来，有侮辱的意味。于是回到寓所，设了前任国君的牌位痛哭，但从此对这位国君有了怨怒。

又一次，钱倧举行阅兵式。在西湖碧波亭前搬出库藏，重赏将士。胡进思认为赐赏过丰，上前规劝。钱倧正在批奏赏赐诏令，闻言大怒，将朱笔掷于地下，呵斥道：“我愿意将财帛赐赏将士，又非私占，有何不可！我有什么错！”胡进思看到大王发怒，一时惊惧而退。

这事过去不久，有画工进献给钱倧一张《钟馗击鬼图》。画图主题本来也没有什么重大寓意，无非是民俗中的祈福、惩恶，保佑平安意思，但钱倧在上面题诗一首，说了一番要像钟馗除鬼那样除掉吴越之鬼。图画挂在内廷，胡进思偶然看到，大吃一惊。从此知道国君已经与自己水火不容。

有个过去闽国投降过来的将军李达，此人改了七八个名字，今日投南唐，明日投吴越，后日又独立，独立后再投降、再叛逆、再归顺，比吕布还吕布，堪称翻云覆雨史上第一人。他这次又投降吴越，并到吴越来上朝，但不久又担心被害，用了金笋二十株，以及各类宝货贿赂胡进思，要他帮忙，放他回福州。胡进思于是到钱倧那里说情。钱倧答应了。没有想到的是，李达回到福州，忽然密谋杀掉吴越国在福州的监军鲍修让，准备再次投降南唐。但鲍修让不是等闲之辈，对这个折腾惯犯早有提防。发觉后，轻松擒住李达，割了首级送到钱塘杭州。钱倧责备胡进思：你看看你保举的这个人，干了什么好事！

老头子胡进思更为忧惧。像大多数为恐惧俘虏的野心人物一样，老头子胡进思也有了动作。与此同时，吴越国内，也有人看到了苗头。

内衙指挥使何承训也是一个投机人物，他看到了吴越危机，就率先向钱倧建议：诛杀胡进思。钱倧，史称“刚毅”，但在诛杀老臣这个问题上，有了犹豫。就政治谋略（而不是政治义理）而言，越是机密事，越是需要独断。钱倧开始与内都监使，也是一位老臣水丘昭券商议，想“驱逐”胡进思。水丘，乃是复姓。水丘家族是吴越大户，与钱镠有亲家关系。但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他说胡进思党羽众多，很难制服，不如优容对待，有问题以后再说。这就让钱倧更加犹豫不决。何承训看到事情没有向着自己推演的方向展开，也有了恐惧。他怕事情泄露后，“党盛难制”的胡进思会将自己列入反扑的对象。于是，他转过身来投入胡党，向胡进思告密，说大王如何如何、水丘如何如何。这就彻底逼反了胡进思。

残冬的一天晚上，钱倧正在宴客，胡进思迅速组织起内衙士兵一百多人，闯进宴客大厅。钱倧看到老家伙一身戎装，就问他有何事。胡进思说：“老臣并没有什么罪，大王何故要加害于我？”钱倧还端着君王的威权呵斥他退下，但他不退。钱倧想想似乎无话可说，自己跑到旁边的院子里，关了院门。胡进思干脆在外面将院门锁了，杀死水丘昭券，随后宣布大王“突患风疾”，忽然得了中风的疾病。又假托钱倧的命令说：

“大王下旨，传位于王弟钱俶。”

然后，派出人去迎钱俶入宫，再将钱倧迁往东府软禁。

事出突然，钱俶毫无准备，在被拥戴中，推辞再三。胡进思坚决要求他出任国君。推辞不掉，钱俶要求必须要有太妃马氏懿旨。但事情太仓促，一时也弄不到太妃懿旨。僚属们开始极力劝进。钱俶不得已，说道：

“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能保全我哥哥钱倧的性命，我才可以受命。不然，我会避开君位，给其他人让路。

胡进思等人急切中，同意了他的意见。钱俶这才莅临“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办公。升堂时，老丞相元德昭到达，担心吴越国祚转移权臣，站立在帘外暂不拜，声称：“等待谒见新君。”胡进思闻讯，急忙出去掀开门帘，元德昭看到堂上坐的是钱俶，这才下拜。元德昭此举很像后来的大宋名相吕端。吕端也是要看帘子后面的人是不是真的宋真宗。

钱俶就这样被“拥戴”为王。

兄弟友爱

但钱俶宅心仁厚。正月时，胡进思要钱倧迁居到越州（今属浙江绍兴）。

钱倧临别，钱俶亲自为哥哥置酒饯行，资给甚为丰厚。

胡进思认为钱倧留下，早晚是个祸患，密请钱俶将前任君王除掉。钱俶坚决不允。胡进思不断请求，钱俶不禁涕泣道：

“如果一定要杀我哥哥，将来我有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你如果一定要做这件事，我就一定退位避开贤路！”

胡进思一时也感到羞惭，退下。

钱俶却担心胡进思害兄之心不死，于是派出吴越国的亲军都头、勇武过人的心腹将校薛温，前往越州护卫钱倧。行前对他说：“是行也，委尔保全废王；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捍之。”这次要你去的主要任务，是委托你保全废王。如果接到他人的非常指令意见，注意，都不是我的意思，你当用生命来捍卫我哥哥。

果然，胡进思就派出使者，假传钱俶命令，要薛温加害钱倧。

薛温拒绝说：“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决不敢妄发也。”我接受大王命令之时，没有听说这样的指令，现在绝不敢做这件事。

胡进思就再派他的党羽二人做刺客，夜闯钱倧府邸。二人跳入院中后，钱倧听到响动，急忙进入堂屋关门呼救，薛温当即率众进入，杀掉刺客，救出钱倧。薛温告知朝廷，钱俶尽管有准备，还是大吃一惊。事后推究整个事情的蛛丝马迹，知道刺客乃是胡进思所派出，但一时也奈何不得这位四朝元老。胡进思毕竟年纪大了，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也有担心，就在忧惧中“疽发于背”，不久死去。

从此薛温得到重用，累官至镇国都指挥使、睦州刺史等。太祖赵匡胤时代，他还在做官。此人信奉佛教，乾德元年（963），曾将自家住宅捐出，建报国罗汉院，后来又舍地建设佛寺。

胡进思死后，还有人建议钱俶“诛”废王钱倧，以绝后患。钱俶坚决不肯。钱倧于是得到保全，居住越州二十多年，宋太祖开宝年间病逝，善终。史上废王与新任王在世互不加害，有始有终者，似乎仅见于钱倧、钱俶兄弟俩。

范旻德政

权知两浙诸州事的范旻乃是前朝名臣范质的儿子。

他属于天才人物，十岁时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因为父亲的身份，很早就做了官。他在太祖时出任淮南诸州转运公事时，每年能够运送米粮百余万石到京师。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唐代太宗年代。太祖驾崩后，范旻在淮南任上回到朝廷，太宗称赏他道：“江、淮之间，陆路、水路运输粮草，充实我朝仓廪，爱卿之功劳啊！”范旻也颇得意，对宋太宗说：“唐代贞元年间，淮南每年漕运输送米粮到汴梁，不过十万石。现在每年运到汴梁的是那时的多少倍！”太宗一笑，对他说：“知道你的功绩啊！”

君臣二人的对话就有留任范旻在京师做朝官的意思。但这时大臣卢多逊认为：吴越初平，朝中派出官吏管理地方，非范旻不可！

太宗想想也是，兴利除弊，范旻是一把好手。

当初，太宗在做开封市长时，范旻知开封县，俩人在一个系统，市长多次找县长谈话，听他讨论天下军政大事，常有见解，很是器重他。

太祖平定岭南时，范旻迁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邕州民俗祭祀泛滥，民间有病，轻视医药，反去求神拜鬼，庶民很多人往往因此染病不治而亡。范旻下令禁止这类淫祀。但当地民众贫困者多，买不起药，范旻就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买药给有病的人，史称“愈者千计”，治愈了上千人。他还将常用的药方验方刻石，放在府厅、墙壁之上，让人取方抓药。范旻等于做了移风易俗的工作。邕州民众渐渐被感化，开始相信医药。

在邕州时，范旻还赶上了一次战役。

原南汉国的旧官员邓存忠反宋，劫掠当地土人两万多，试图攻取邕州。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范旻坚守州城七十余日，并多次亲自列兵出城斗战。有一次，胸部中了很多箭，他还在激励将士与敌人做殊死战，直到敌人稍稍后退，范旻整军入城。病创很严重，但他仍然组织有效的坚壁固守，并派出十五组小分队到两广各地求援。广州救兵到，围解。太祖赐玺书奖励他。箭创甚重，太祖下诏，令有司以“肩舆”，也即轿子，将他载归京师。

如今，吴越之地，由范旻“权知”，合适。

于是，太宗就对范旻说：

“爱卿且为朕辛苦一趟，就去杭州，不久，朕当召回你。”

名相卢多逊推荐的范旻确实称职，他到任后，很快发现了钱俶治理吴越的弊端，与陈洪进一样，此地徭赋繁重而又苛杂。

官方推演“国教”

钱氏据有两浙以来，国库支出，除了日常行政管理费用、王宫日常用度、战争经费之外，另外还有两笔费用也很浩大。

与陈洪进一样，吴越也需要对外“贡献”。陈洪进要向南唐、中原两大政权“贡献”，钱氏只需要向中原“贡献”，但只此一家的“贡献”额度却远远超过陈洪进。这从钱俶历年贡献给大宋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

另一笔费用是崇佛支出。他喜欢佛法，甚至奉养法师为国师，自己也受菩萨戒，还有个法号名“慈化定慧禅师”。早年间，他很仰慕阿育王造塔故实，就建造八万四千小宝塔，塔面涂金，塔内放置宝箧，箧中放置雕版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史称“钱俶塔”，又称“金涂塔”“宝箧印塔”。塔不大，每一座小塔高六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面，每面刻佛经故事。其中五百座小塔，遣使颁送给日本。这种小型塔可在佛殿供桌或香案上陈列，大一点的也可在地上建造，成为佛寺一景。制作材料也多样，土木砖玉金银铜铁五色水晶都有。

高僧德韶

钱俶在台州时，经常延请天台高僧德韶到官府说禅。

德韶乃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出入于禅宗和天台宗的大宗师，他有名言：“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意思是人若具备佛性，则可以达致无边无际，无外无内之境，以至于弥漫于天地之外。也有偈子示众：“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意思就是如果参禅能够达到巅峰状态，那里境界自然与凡间不同；由于心外无法，所以看青山只是青山。

钱倧践祚后，请台州刺史钱俶到王府参加相府工作，钱俶还有犹豫，德韶似乎能掐会算，对钱俶说：“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速归，不然不利。”台州这个地方不是您治理的所在，应该尽速回到钱塘，不然不利于您。钱俶听他话，九月中离开台州，十月到京城。十二月底，就有了胡进思之变，钱俶践祚成为吴越国末代君王。

钱俶即位后，马上向当时的中原帝国后汉汇报，被后汉授予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国王等一串职务职称，赐给了他金印、玉册。所以他非常相信“佛法无边”，迎立德韶为国师，对他行弟子礼。

德韶在弘法时，总是祈愿“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患难”。他认为四句话是“佛语”，古今不易。

德韶对活跃于南北朝陈国和隋朝时的天台宗开山宗师智顗很是钦佩。史上有一个“会昌法难”，就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事件，这一事件之后，天台宗的佛学典籍，包括智顗的疏论，都已经被毁。德韶就请求钱俶派使者到朝鲜去誊抄这些经籍，而后带回国内。后来天台宗的再次兴起，就与德韶的这个文化恢复工作有关，钱俶也是功不可没。

据说杭州有一次火灾，府邸都被烧为灰烬。大火旺时，似乎就要绵延到国家粮库，钱俶在这紧急当口，开始举酒祷告说：“食为民天，若尽焚之，民命安仰！”粮食为万民仰靠，如果全部焚毁，万民靠什么为生？据说，祷告过后，大火就渐渐熄灭。此事连远在汴梁的周世宗也知道了，派来使者慰问。

神异的事情多了，钱俶对佛教更是笃信不疑。

他于是更在弘扬佛法中做工，杭州灵隐寺、西湖雷峰塔都是钱俶建设的，流传至今有名的国宝建筑。他还多次延请高僧大德讲法，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高丽求取佛经。一时间，吴越国成为中国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

钱俶几乎将佛教推演为国教。但由官方推演“国教”，那种宏大排场和精美制作都需要更多赋税支出。虽然具体数字难于统计，但五代后周时期基于民生考虑，多次抑制佛教超大规模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佛教的展开的确占用了数量可观的民生资源。

佛教“出世间法”信仰，其正信、智信，有其规模闳敞的心灵教化之功、自我养成之效，对人间和气也有推演展开之利。钱俶受佛教影响甚深。

他算意外中被人拥戴为君，但他坚决不做“斩草除根”的恶行，保护废王哥哥钱倧，一辈子没有被人加害。即位后，也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他将国内庶民历年欠税一笔勾销，还鼓励农民耕垦荒地，“不加赋”。境内大旱时，民间有卖儿女的，钱俶就下令由官府支出粟帛，将卖出的儿女赎回，归还父母，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有意味的是，他还组织起“营田卒”，也即“军垦兵团”，几千人，在海边江畔开垦无主野田。史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

钱俶“做好事”，有向佛祖祈福的意念。

唱簿鞭背

根据史料记录，也看到了钱俶时代吴越国的赋敛之重。

史称钱氏“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对外要向中原帝国尽可能进献丰厚的贡品，对内因为笃信佛教，故礼佛多有奢靡，私人生活也有僭越。土地少、民众多，赋敛时很苛杂，手段狠毒。

升斗小民卖个鸡、卖个蛋、卖个鱼、卖个菜，很小很小的一次贩卖，都要收取管理费用。百姓如果欠了一升一斗的租税，就要“鞭背”。每次鞭打时，都要由不同的小吏拿着有记录的不同的征税簿籍，排列在受刑处。根据逃税人的数量来决定鞭笞的数量。一个小贩有可能同时欠了卖鸡、卖蛋、卖鱼、卖菜的管理费，就按顺序鞭笞。掌管鸡税的唱簿完了，掌管蛋税的接着唱。史称“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下一个小吏接着唱名唱数额，直到把所有的账簿都唱完为止。这种“唱簿鞭背”，少的可能要挨数十鞭，多的就要达到五百多鞭。这种苛政，直到吴越国最后一年为止，都在进行中，史称“民苦其政”，百姓对经历这种苛政感到很是痛苦。

范旻来到后，将这些事一条条地上奏给太宗赵炅，请求蠲免，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范旻的请求。

钱俶本人日常生活不算奢靡，《钱俶墓志铭》说到他的生活，有言：“靡尚豫游，颇遵俭素”，不崇尚冶游放荡之乐，很遵奉节俭素朴之道。更多的史料，也确看不到钱俶“内事奢僭”的记录。关于吴越国，有道无道，存在着两种歧异性质的说法，此事，略通历史、略通传播规律即可知晓其中规律。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经由范旻治理，出现了祥和富庶之相。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在钱镠以来的钱氏治理下，本来就很祥和富庶。

吴越大地，是中国经历战乱最少的地区之一。钱氏纳土归宋之后，太宗赵炅又降“德音”，诏书善言：“赦两浙管内诸州，给复一年。”赦免原吴越境内诸州士庶，免除赋税一年。

这样，吴越，这一块膏腴之地，在钱氏或范旻治理下，在大宋的优惠政策下，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它为百年后的南宋在此建立临时首都，预先做了丰盈的准备和铺垫。历史的“有机性”在此得到神秘呈现。这是后话，略过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