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癸丑，正当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之际，赵匡胤病逝。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兄终弟及，赵光义即位。关于赵匡胤之死，史上不乏包括“斧声烛影”式的各类传说。老赵带着他宏伟的迁都计划退出历史舞台。

赵匡胤的“郡望”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这是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末，老赵西幸。

他要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去看看。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也即“微时”，主要在河南一带度过。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夫人也都葬在河南洛阳。老赵这次“西幸”，除了祭奠父母外，还有一个从未讲述过的心愿：迁都。他要将大宋都城从开封迁往洛阳。

赵匡胤是洛阳人吗？

事情涉及所谓“郡望”。

赵匡胤的“郡望”，史有三说：河北涿州说、河南洛阳说、甘肃天水说。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舆地区划，“望”是名门望族所在，“郡望”即示人以某地望族。后人出息，往往要提及先祖所在，不忘所由来，这是荣誉与感恩的结合。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张飞自称“燕人张翼德”，范文正公自称“高平范仲淹”，欧阳文忠公自称“庐陵欧阳修”，是皆有感怀祖德又自感光大祖德的意思在。

赵匡胤若被人问起：您是哪里人氏啊？他将如何回答？我为这个问题检索了几十部文献，没有得到答案。“涿郡赵匡胤也”？“洛阳赵匡胤也”？“天水赵匡胤也”？这事还得略说一说。

一、河北涿郡说。

此说见于正史。《宋史》开篇即谓：“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朓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

这是说，从赵匡胤高祖赵朓开始，就出生在涿郡，并在河北涿郡一代任官，到了祖父赵敬时，已经做到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

古人称谓有避讳，对先人不能直呼其名。据《邵氏闻见录》记载，说“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本朝广汉后也”。这是说：赵匡胤家族是认西汉名臣赵广汉为先祖的。赵广汉，是传统中国“十大清官”之一。最后因为得罪当朝权臣而遭腰斩。赵氏家族愿意认这样的清官做先祖，也预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人。

二、河南洛阳说。

《宋史》言：“太祖，宣祖（赵弘殷）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

老赵行二，他还有个大哥叫赵光济（原名赵匡济），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大宋建国。赵匡胤母亲杜氏，史称杜太后。老赵十九岁结婚，太太姓贺，史称贺皇后。有四子六女。但他后来没有把皇帝的宝座给儿子，而是让给了兄弟赵光义。

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在后周时已经成为显贵。

说到赵弘殷的名字，还有个故事。

据《梁书》记载，梁开平年间，黄河忽然无故翻滚，激浪从河底卷起一块匾状古铜牌，铜牌上刻着字：

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

这是一个字谜、谶语，据说与传说中的《推背图》有关。

“开口张弓左右边”像“弘”字。这意思是说：冀州也即河北，有个名字中带“弘”字的人士将是真人转世，他的子孙就是真命天子。这时天下大乱，人心思治，当此中原逐鹿之际，有一绺子人马的都希望这个吉兆应在自己身上。于是江南南唐主、吴越主给自己儿子起名都带一个“弘”字，用来回应这个吉兆，想应验，做“万万年”的帝王基业。而赵匡胤的父亲名字“赵弘殷”，也有一个“弘”字，于是人们就将这个传说附会到他身上。以此说明赵匡胤和大宋王朝正应天意，是真正的神权天授。

关于《推背图》，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有一说法，说唐代李淳风作《推背图》后，到五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关于谶语的学问越来越热门。“开口张弓”之谶出来后，很多地方都用“弘”字给子女命名。等到赵匡胤即位，开始禁谶书，主要是担心士庶受蛊惑犯罪用刑。但《推背图》已经流传几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可禁绝。有关部门很头痛。有一天赵普对太祖说：因《推背图》造作妖言者太多，要是用刑，会杀很多人。老赵说：“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于是命人找来旧本，将已经应验的部分保留，没有应验的部分，搞乱次序杂书其间，这样做了几百本，让这些“伪书”与旧本并行于世。于是传习《推背图》的人，对先后次序渐渐开始发懵，不知道为何有伪讹。偶尔有存着的，但几年下来，并不应验，于是渐渐都不信，也不收藏了。此系清代人说法，未必是事实，可以聊备一说。

到后周世宗时，赵弘殷已经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这已经相当于军团司令的位置。此人勇略之外，还有善根。有一年，他督军平扬州，与周世宗会兵寿春。大兵所到，需要吃饭，估计当时是购买而不是征调，周世宗的中央军看中了一家卖饼的。但寿春饼家的饼又薄又小，等于缺斤短两，世宗怒，抓了跟这卖饼有关的十多人，几乎就要杀人。赵弘殷反复劝谏后，放了人。这是赵匡胤父亲的一个功德。

传统中国从《周易》开始，就有“敬畏生命”的大德。赵弘殷有此一个善举，被人记录下来写入史书，这就是传统史学的“劝惩”——用史书文本鼓励和惩罚——功能。我看重历史上所有“敬畏生命”也即“好生之德”的故事。

却说这位赵弘殷，还有一件轶事。据《东斋记事》记载，说他曾从河朔南来，到河南洛阳夹马营，在杜家庄园，当时大雪，他避于门下。一个看庄院的门人悄悄地给他送饭，一连几天。据说这位杜家门人见赵弘殷“状貌奇伟”，还很“勤谨”，就告诉了主人。主人一见也很喜欢他，就留他在庄院过了好几个月。

赵弘殷所以到夹马营，是因为他的父亲赵敬在后梁任职，后唐灭梁，曾在后梁做官的人物就有了危险。赵弘殷担心受到牵连，于是避祸，逃难到此。

杜家庄园人都很喜欢赵弘殷，主人杜爽尤其喜欢他，还把家中四姑娘许给了他，从此在此定居。

这位四姑娘就是后来的杜太后。

赵弘殷在后唐功勋卓著，曾助后唐推翻后梁。后唐建国，他统领禁兵，驻守洛阳，于是迁往洛阳夹马营定居。

三、甘肃天水说。

近世学界“拽文”往往多称宋朝为“天水一朝”。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一文，内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也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此处“天水一朝”即“宋朝”之借代修辞。

王国维、陈寅恪“天水一朝”说，来源于《宋史·五行志》：“天水，国之姓望也。”此即言“天水”乃是赵宋王朝之“郡望”。

历史上赵姓最大聚居地即为甘肃天水。秦灭六国后，赵国代王赵嘉的公子赵公辅率领族人进居天水，所在有政声。后来的赵氏族人即称自家郡望为天水。

赵弘殷在周世宗时代因此还被封为“天水县男”。

金灭北宋，掳走徽钦二帝，封徽宗为“天水郡王”、钦宗为“天水郡公”，这里的根据也是赵氏的天水郡望。

大约可以这么说：就赵氏远祖言，其郡望当为“甘肃天水”；就有记载的赵匡胤的高祖赵朓言，其郡望当为“河北涿郡”；就赵匡胤的出生地和他的父亲赵弘殷言，其郡望当为“河南洛阳”。故三说皆通，各有所本。

“永昌陵”小石马陪葬

老赵安排好开封留守诸事后，几天后到达洛阳附近的巩县。

他先去安陵祭奠，这里是他的父亲宣祖昭武皇帝赵弘殷、母亲昭宪皇太后杜夫人的陵寝所在，在今天的河南巩县邓封乡。老赵在祭奠时，想起父母的恩典，不禁悲从中来，号恸道：“儿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左右闻言，也受到感动，都跟着流下泪来。

赵弘殷、赵匡胤父子，都在郭威帐下从军，在柴荣时代还各自立有战功。父子在战场上公忠体国，出生入死，应该有不同于一般父子的感情。

老赵在祭奠完父母之后，登上了陵寝所在的一座阙台。这是陵墓前、行道两旁的石筑阙门的高台。他向西北方向发射了一支鸣镝，尔后，指着箭落之地对左右说：“朕以后要葬在这里。”同时下诏，免除河南府今年的一半田租；对看护安陵的人家免除一年的田租。

几天后，车驾到洛阳。

洛阳，后唐的首都，虽然遭到战火破毁，但架子还在，那种“背邙面洛”的格局，“楼观飞惊”的气势，都是汴梁比不上的。史称“上至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

按照规划，老赵与诸臣在选定的日子里，准备在洛阳南郊合祭天地。但此前大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没有停止，老赵有点不耐烦，于是派出中使带着“三木”与嵩山神立约：如果到了祭祀前的宿斋日，雨还不停止，就给岳神上刑具。“三木”就是枷在犯人颈、手、足三处的重刑刑具。又使人向无畏三藏塔祷告：如果宿斋日，雨还不停，就将此塔毁掉。到了规定的那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雨停了。这样，就在晴朗的天气里，完成了祭祀大典。

洛阳市民年岁大的人看到皇家仪仗和汉家衣冠后，都互相说：“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

有人甚至为祭祀大典再现汉唐气象而落泪。

在洛阳，老赵还特意来看他“微时”的旧居，出生地洛阳夹马营。他手持马鞭，指着一个小巷子说：“朕回忆幼时，曾经得到一个小石马，伙伴们游戏，总来偷我的小石马。后来我埋在这个巷口。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左右找了畚锸来掘土，果然有石马在此。

老赵让左右将这个小石马埋到鸣镝所落处，说：“就让这个小石马给朕陪葬。朕自为陵名‘永昌’。”

故赵匡胤的陵墓史称“永昌陵”。

古人称大人物尚未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也即出道之前为“微时”。古人修史，喜欢将名人“微时”的故事、传说，搜集来印证“早有预兆”，证明大人物天生异禀。这类叙事已经构成了撰写名人传记的传统，古今中外，似概莫能外。西方人写名人传记，也往往钩沉一些名人“微时”的故事作为花絮，以证名人“不凡”——平凡了就不是名人了！

赵匡胤“微时”的段子亦然。

像所有史书记载帝王故事一样，赵匡胤“微时”的奇异传闻或不可信，但它传导的是一种非常之人有非常故事的民俗心理。透过这种心理，可以约略考察民心民情，因此，也往往具有人类学、民俗学价值。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载一故实，说太祖微时，曾于酒后入南京（应天府，今商丘）供奉远古高辛帝的庙宇，见香案上有竹制杯筊，就取来占卜。

杯筊一般用铜来打制，竹制应该是一种简陋形制。杯筊形状像两扇蛤蜊片子。占卜方法是：心中暗许某个愿望，两片一块掷下，连掷三次，须三次都是一正一反，等于神应；否则就等于不应，需要再许愿，再掷。

根据这个传闻，老赵“微时”，开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占卜时，就琢磨着做个“小校”，也即相当于军中连排长的干干也就满足。不料杯筊不应，也即神不答应。老赵暗想：这是最小的官了，做不成，难道要做大官？于是一节节往上升，占卜到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了，神还是不应。老赵郁闷，难道只能做“小校”下面的步卒或平头百姓？想想又心不甘，心一横，有了包天胆，大叫一声：“节度使再往上，难不成教我做皇上吗？嗯？”这个竹杯筊掷下，连续三次，都是一正一反。神应了。

猜：老赵从此应该有了自我暗示的能量：我老赵可不是一般人啦——我是要做天子的人啦！这种暗示让老赵从此有了“远大志向”。

一根棍棒打天下

老赵姿貌不俗，《宋史》说他“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应该是有气场的人物。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一故实：五代末时，有僧人在路边修一草庵，种菜化缘为生。某日，僧人梦一金色黄龙，正在他的菜园里吃莴苣。当下惊醒，看到草庵外菜地里，一“伟丈夫”正在梦中之地，取莴苣吃。僧人看到他的相貌有凛然之气，又想到梦中所见“金色黄龙”，揣度此人不凡，于是很恭敬地让他来到草庵，送上饮食。这位“金色黄龙”吃罢，抹抹嘴就要告别离去。僧人对他说：“富贵勿相忘！”“金色黄龙”不免纳罕，僧人于是告诉他适才所梦云云。又说：“公他日得志，请您别忘了为老僧建一大寺。”

这位“金色黄龙”就是赵匡胤。他答应了僧人的请求。

等到他有了大宋天下，并没有忘记这个僧人，派人去寻找，僧人还在。于是为他建寺，并赐名“普安”，时人称为“道者院”。

老赵“微时”，还有“大难不死”的传说。

他学老爸赵弘殷，爱拳脚骑射。尤其是骑射，功夫了得，一般人根本和他没法比。他少时曾经骑一恶马，不施衔勒，结果恶马没法控驭，跑上城中斜道，老赵脑门撞到门楣上，从马上坠地。惊马狂奔，门楣挡住脑门摔下，观者以为这位“香孩儿”脑袋肯定碎了！不料，小“香孩儿”慢慢爬起来，追着马腾身而上，一无所伤。香孩儿骑烈马倒地未伤，事件传闻开来，成为他的“异禀”材料。据说这是受到了神灵保佑。但老赵曾练就一身骑射本领是实。太祖即位后的建隆四年春，原后周名将符彦卿来朝，老赵给了他不少赏赐，又在金凤园“宴射”。老赵骑马射靶，连发七箭皆中。观者惊异。符彦卿由衷叹服，进贡名马称贺。

江湖上流传老赵的武功故实很多，有些是有来源的。譬如最为人乐道的“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就见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书中的《拳经捷要篇》将此拳列为“古今拳家”第一大家。明人程子颐《武备要略》说到《长拳法》时，又说“拳中二十四势，出自宋太祖短拳”。明何良臣《阵纪》还说宋太祖赵匡胤有“腾蛇棍”流传。

关于老赵的拳术、棍术，最早的记录者还有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徽宗政和年间，效法汉武帝扈从侍卫的故事，令出侍左右的宦者一定要带两种东西，以备不测。一个是“玉拳”，一个是“铁棒”。玉拳是新疆于阗玉制作，比真人的拳头要大，用红锦装饰。铁棒，乃是赵匡胤“微时”以至于“受命”后，亲手所持铁杆棒。据说这根老赵多年用过的纯铁棒，因为几十年的使用，已经“爪痕宛然”，也即留下了几十年的抓痕。坊间流传宋太祖一根棍棒打天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就是：“恭惟神武，（天下）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我想象老赵年轻时投奔后汉枢密使（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手中应该持有一根铁棒，很可能就是宋徽宗时说到的这根“纯铁棒”。

另一件事情似乎也有神灵的影子。

说他年少时，与一个叫韩令坤的孩子跑到一所无人的土房子里玩赌博游戏，无非是些石头剪子布下棋弹球之类。不料正玩得热闹，忽然听到门外一群麻雀在急躁地叫唤，那声音想必引起了他俩的注意，赶出来看，想趁机捉住几只麻雀烤了吃。但一出门，那土房子就塌了。——这不是神灵保佑吗？

这个韩令坤，就是后来屡立战功的大宋名将。

后汉初年，二十岁出头的赵匡胤离开杜家庄各地漫游，一无所遇。有一次住在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见他相貌堂堂，有英雄气，就对他说：“我给你一笔盘缠，你往北走，就会有机会。”当时后汉枢密使郭威正在征讨叛臣李守贞，四处招兵买马。赵匡胤应募居于郭威帐下。这是赵匡胤从军的开始。郭威建立后周王朝后，赵匡胤又做了滑州副指挥。直到后周柴荣时代，他又做开封府马直军使，柴荣正式即位后，赵匡胤开始典禁兵。

赵匡胤在往北寻求立身机会时，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人是王彦超。

王彦超，字德升，五代及北宋初年的名将。战功显赫。官至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杯酒释兵权”第一个领会赵匡胤深意的就是此人。

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凤翔，这段子却有两个不同版本。

一个版本说，王彦超与赵弘殷有旧交，于是赵匡胤便来到陕西凤翔找时任后汉节度使的王彦超。不想王彦超不留，太祖转赴洛阳。疲惫之极，便枕在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上昼寝。有藏经院的主僧看见一条赤蛇从太祖鼻子里出入，很惊异，知道这位不是凡人。太祖醒了以后，这位主僧问他要到哪里去。太祖说：“我要到澶州去见郭太尉，没有盘缠。”这里说的“郭太尉”，就是后周的郭威，此时，郭威还没有做皇帝。僧人说：“我有一头驴子，你可以乘它去。”还给了赵匡胤一些银两。这样，赵匡胤才有了进身的机会。

另一个版本说“太祖微时”，往凤翔见节度使王彦超，“得钱数千”。这一次赵匡胤到了原州，“卧于日间，而树阴覆之不移”。据说这种树到多年后还存在。人称“龙泉木”。

两个版本记录不同，虽然记录者都是宋代人。

第一个故事见于《邵氏闻见前录》。这书是北宋中期邵伯温所撰。伯温是邵雍之子，少时曾与司马光等交游。伯温之子邵博又有《邵氏闻见后录》。显然，这里的记录与正史记录很相似。

第二个故事见于《鸡肋编》。这书是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庄绰所著。庄绰之父与黄庭坚、苏轼、米芾等人交情不错，有来往。

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有一次与王彦超设宴围猎，酒酣时道：“朕昔日来投你，你因何不接纳我？”

王彦超听了立即降阶顿首道：“我那一点小水洼子，怎么可以安顿神龙？万一那时候要是留止了陛下，岂有今日之事？”

宋太祖听完一笑，并没有为难王彦超。此事可以考见王彦超的机敏，也可以考见赵匡胤的襟怀。

据《曲洧旧闻》载：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兵戈不已，人心思治。有一老和尚佯狂，为人算卦，预言多有应验。他对人说：“你们盼望太平日子太急了点，太平日子，要等‘定光佛’出世！”谁也不知道这个“定光佛”是哪路神仙。百年战乱，那个时代不难想象士庶渴望太平的心态。等到赵匡胤统一天下，人们都认为老赵就是定光佛，要不就是定光佛的后身！

赵匡胤的迁都谋划

赵匡胤生于洛阳，对此地风土很有感情，很早就有迁都洛阳的意思。这一次，趁着西幸，将迁都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有司做迁都准备。

但他的迁都意见，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说迁都有“八难”。他说：“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老赵认为“京邑凋敝”，迁都之后，正好带动繁荣，不难。“宫阙不完”，可以慢慢修建，不难。“郊庙未修”，修起来就是，不难。“百官不备”，朝廷在此，就会详备，不难。“畿内民困”，不加赋税，就会富裕起来，不难。“军食不充”，依洛邑天险，可以减少兵员，不难。“壁垒未设”，在必要的关隘之处，有所设置即可，不难。“千乘万骑”可以不必“盛暑从行”，择日可也，不难。故没有接纳李符的意见。

合祭天地之后，老赵甚至有了久居洛阳的打算。群臣看到老赵这么坚定，都不敢再劝。这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到一个方便的时间，对老赵说：“东京有汴渠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来米粮数百万斛。汴梁有兵数十万人，都靠这个漕运供给。陛下如果居住洛阳，大兵也要转移至此，米粮从何而来？况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军政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如匆促迁都于此，臣实未见其便。”老赵还是不接受。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迁都了。

这时，晋王赵光义又找机会对哥哥赵匡胤说：“迁都未便。”

老赵说：“迁洛阳还不算完，以后还要迁都长安。”

赵光义叩头切谏不可。

老赵叹气道：“吾将西迁者无他，就是想据此地山河之胜而去冗兵，遵循周朝、汉代经验，以安天下啊！”

然后，老赵应该向兄弟讲述了洛阳、长安的形势远胜开封的理由。这洛邑北有邙山，南有伊阙，西接秦岭，东望嵩岳，四面险阻，可以当得多少兵卒？长安关中之地被山带河，险阻之胜，更逾洛阳。据有关中，万一天下猝然有变，函谷关闭，中枢可以无虞。且长安背靠巴蜀，百万之众不难召集。关中之形胜在于：西、北、南三面无须设防，只要在东方一面控制天下，进出函谷在我。若关外藩镇有变，沿黄河、渭水，顺流而下，一举可靖山东。有此险阻，冗兵之费可省，天下赋税必轻。历史经验也证明：西周、大汉、大唐都长安，得数百年不拔之基；东周、东汉、魏晋都洛阳，也曾各领中原风骚。故洛阳、长安凭据天险，实在是吾土可以“安天下”的两个最佳京畿之地。

晋王赵光义言：“安天下，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的话头，来自遥远的战国时代，是魏国的西河郡守吴起的名言。魏武侯与吴起一起泛舟沿黄河顺流而下，魏侯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德行不修，没有信义，所以被夏禹所灭。夏桀时的国土，左临黄河与济水，右靠泰山与华山，伊阙大山在南边，羊肠坂道在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他无道，武王杀了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百姓，不在于形势之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船之人也会成您的仇敌啊！”

战国魏国的首都就是开封。

赵光义此言一出，老赵有了动摇。他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弟正在做着开封尹，他的根本在开封，所以他实在不想迁都，未来的皇位又是由这位兄弟来做，想想也不愿意拂逆兄弟的本意，就对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晋王之言说得不错，现在就暂时听他的意见。但是，我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会因为冗兵而用尽了！

后来的事实果然被老赵说中。

迁都的远见宏识

到了王安石时代，已经开始深切地感觉到了“冗兵”的沉重负担。老赵也许确有神秘的预见性。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都是北方人，说太祖为此还刻石立在禁中，石上有铭文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不许用南方人做将相，不许用宦官执掌兵权。后来用了“南人”王安石、章惇等人，国势渐衰，就现象言，是事实。以至于邵氏慨叹道：“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是说当年汉高祖在吴王刘濞很小时，就看出他五十年后有可能东南作乱。果然，景帝时有了吴楚之乱。艺祖赵匡胤的预见与刘邦似有一拼。

赵匡胤拟迁都，是宋史中的一大命题。此事关系对大宋王朝政制设计的解析，甚至含有对大宋帝国命运的解码性质，故历史上很多人对此有过议论。

简言之，开封无屏障，建都不利于捍御北境南侵。历史上来看，就地缘安全而言，京师应该有足够险要的“畿辅”，也即京师周边形势必须在外敌来侵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时间。开封的“畿辅”就是河南，它唯一的险阻是黄河，但黄河在开封一带水势平缓，一般的小船即可渡过。而黄河以北，则无险可守。更现实的是：河北作为河南的“屏蔽”并不稳定（后来的金王朝已经奄有河北，就是实证），燕赵之地带给汴都的祸害不是一次两次了。草原铁骑从河北到黄河边，只需要几天时间。无论就回旋空间还是时间考察，开封都不具备作为理想京师的条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开篇《序》即言：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

河南，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四战之地”，也即四面都要有所防卫的战争频发之地。只要想取天下，河南就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安定但是守在河南，则有了岌岌可危的走向败亡的趋势。历史来看，西周东迁，到了河南而衰亡；西汉东迁，到了河南而疲弱；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到了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大唐后，在汴梁称帝，勉强延续了五个帝王而败亡，也是因为将河南而不是陕西视为大本营的缘故。到了宋太祖这里，以他那么出色的雄略，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惯性，只好在汴梁建都。建都在汴梁，犹如位于人的肩背那样的忧虑就在河北！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有过深深的忧虑了。

这是冷兵器条件下，对周秦以来河南形势的最出色分析，是被反复验证了的中国舆地大势。河南作为京师畿辅，自古以来，祸事连连，而祸事之起，源于关中、河北者，十分占有九分。

开封如此不安全，为何还要都开封？

后来的大宋宰相张方平曾论此事，他的意见是：现在的京师汴梁，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于汴梁，到石晋割幽蓟之地给予契丹，河南，汴梁，开始与四周强敌共有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在于汴梁畿辅没有屏蔽之险，是京师本根没有庇护之地。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不是不讲求规模，之所以没有遵循周汉之旧，建都洛阳或长安，实在是“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来说，原因在于：汴梁有利于漕运而供给军旅，可依赖重兵而捍卫中原也。所以，造就几代人建都汴梁根本原因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代兵甲在外，京师只有南北军，加上御林军等，不过是用来做天子扈从，相当于卫戍军，几万人而已。唐于京师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四万人，也相当于卫戍军。五代以后，京师甲卒动辄十万二十万，大宋禁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水浒》中说豹子头林冲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字不是虚言。这种集重兵于京师，与古来重兵分驻四境不同，又是因为藩镇！唐以来的藩镇造反太过频繁，尤其以河北、河东的大藩叛乱最多，灾祸也最为严重。故历来中原王朝对此不得不防。

将重兵集于肘腋之下，京师之内，“势有所不获已者”在此。

赵匡胤要改变的，就是“国依兵而立”这个因循而来的基本结构。他等于在给一个重病患者动一个大手术。危险，但确有必要。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宋王朝，建议迁都洛阳的人物，除了赵匡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仁宗朝的范仲淹。范仲淹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最后准备迁都，与赵匡胤可谓隔代知己。但赵匡胤时，因为诸臣“畏难因循”；范仲淹时，因为大臣“偷安苟且”，终于“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钱穆《国史大纲》语）

都汴梁，由于畿辅之地过于开阔，在战马相当于坦克的冷兵器时代，西北、东北之铁骑占有绝大优势。北攻南，取俯势；南攻北，取仰势。二者难易可知。顾祖禹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难道河南就不能守卫了吗？他的回答是：“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要想守河南，就要守陕甘、守河北。守住关中、守住河北，就是守住河南。这就是北宋不得已都汴梁后，又不得不拼全国之力经营西夏、北辽的原因所在。

但“仰势”北征，难度太大，故终大宋三百二十年，北征成就不大，反而被南征的女真、蒙元两次亡国。这两次亡国，“都汴梁”，实是一大不可规避的战略选择错误所致。就这个意义说，太祖赵匡胤、文正公范仲淹是大宋最具远猷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军事思想家，而太宗赵光义不及二人远甚。

北汉未下太祖病逝

契丹与大宋“通好”，最难受的是北汉。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人刘恕《十国纪年》说：契丹与老赵多次往来后，对大宋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甚至派人给北汉发去书信，告知刘继元：“强弱势异，无妄侵伐。”意思是，你北汉太弱小，人家老赵很强大，不要愚妄地去侵扰大宋，以免自取其辱。北汉主刘继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恸哭不已，甚至谋划出兵攻打契丹，当时朝中官员反复劝谏，才打消了他这个同样愚妄的念头。

北汉与契丹出现了微妙的政治裂痕。

老赵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派出了得力将领再次打击北汉，相机平定北境。

开宝九年（975）春，老赵任命魏丕为代州刺史。

魏丕一直出任大宋作坊副使，负责军械制造与管理。他在任八年才迁为正使。这一次任命领代州，其实是个虚衔，因为代州还在北汉管辖范围内。但这类“遥领”某职也是一种荣誉，并且按照惯例，一旦收复代州，就可以给“遥领”者实受其职。魏丕“遥领”代州，是一个信号，很明确地传达一个信息：代州，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时态，属于大宋。

魏丕升职后仍然“典作坊”，军械器具仍由他来负责。显然，这是老赵为平定北汉所作的一种有意味的人事安排。

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都有日常规定。譬如，作坊所造兵器，每十天就要奉进一批到禁中，由老赵亲自查验，然后列入五库贮存，以备战时需要。所谓“五库”，一般指车库、兵库、乐库、祭器库、宴器库。魏丕所造军器，包括运送辎重的特制车辆，故应该列入车库和兵库。大宋后来又将作坊分为南北两处，另外设置一个弓弩院。弩，在冷兵器时代，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远距离兵器；而魏丕更设计射程在“千步”之遥的“床子弩”。赵匡胤时代，“床子弩”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大杀器。老赵已经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了技术准备。

到了秋天，老赵从洛阳“西幸”回来，开始下诏北伐。当时的部署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阵营与上一次御驾亲征比较不相上下。

到了九月、十月，已经不断地有捷报传来——

党进率兵抵北汉城下，列寨于河汾之南，败北汉军数千人于太原之北，获马千余匹及兵仗数百副。

郭进则领兵出忻、代路，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这几乎相当于北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另有兵马监押马继恩，领兵出辽州路，焚北汉四十余寨，获牛羊人口数千。

其他各地也有大小不等的捷报飞往汴梁。

北汉失去了契丹的有力支持，似乎旦夕可下。

这一年的冬天来临时，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更多捷报，党进、郭进、潘美等边帅已经打得北汉毫无招架之力。大兵扫清太原外围，已经列寨围城。更多攻城器械，也经由魏丕这里转运到城下。寒冷的北方天气中，太原城下到处是大宋士气高昂的将卒，雪亮的刀剑在冰凉的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征伐北汉的战役中止了。

老赵病逝于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公元976年11月14日。

这一年，赵匡胤五十岁。

这一天，京师大雪。

世外高人陈抟

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赵光义，即赵匡义。赵匡胤即位后，避“匡”字讳，改名赵光义。

杜太后，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母，她死后谥“昭宪”。按传统《谥法》：“昭”是“容仪恭美、昭德有劳、圣闻周达”的意思；“宪”是“博闻多能”的意思。这里给杜夫人上的谥号听上去似有溢美，但大致符合事实。

谥法，至少从西周以来，就成为具有盖棺论定性质的褒贬。在朝为官者死后，子孙或同僚往往要为之“请谥”，这种珍惜并重视死后名声的做法，其实质是对荣誉的向往，其功能则是对后人的垂法示范。谥法制度，倡导公正，批评邪僻，鼓励君王公侯作善不作恶，因此是一种道义制衡的规则。一般的谥法有“从宽”的倾向，但基本上靠谱。

史称杜夫人“治家严毅有礼法”。她先后生了光济、匡胤、光义、廷美、光赞，五个儿子，燕国、陈国二位长公主。这之中，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个皇帝都是她一人所生，是为史上很罕见现象。

《古谣谚》引《神仙传》说一事：当初兵荒马乱，赵匡胤还只有十几岁，赵光义才只有几岁，杜夫人将二人挑在筐里躲避战祸。据说路上遇到高人陈抟。他看到一个少妇挑着俩未来的皇上，当即吟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杜夫人一身生俩皇帝，据说早有预兆。原来这杜家庄园家门前有一块洼地，早名“双龙潭”。人以为这是天意先兆。怀疑者一般会认为：有了太祖太宗之后，人们就把这块洼地命名为“双龙潭”。

野史说到陈抟老祖，他当时远在东京汴梁以西千里之外的华山。当他听说太祖受禅，大宋代周之后，击掌赞道：“天下自此定矣！”

陈抟，实有其人，但又是一个“箭垛式人物”，很多神奇故事都附会到他身上。此人据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据说他幼时，在河边戏耍，有穿黑衣的女子喂他奶吃，从此日益聪悟。年轻时，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而且不会遗忘。后唐时举进士不第，从此不求出仕，徜徉于山水之间自乐。曾在武当山等地隐居，服气辟谷二十余年。

陈抟好读《周易》，常手不释卷，自号“扶摇子”。着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说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着八十一章为之做笺注。

史称陈抟“能逆知人意”，就是能预先猜中人的意图。说他的斋中壁上挂着一个大葫芦瓢，有一道士名贾休复很想得到它。陈抟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就在他来访时说：“先生此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惦记我这个大葫芦瓢而已。”然后就召侍者取下给他。贾休复大惊，以为神。

宋文莹《湘山野录》也说一事：宋太祖、太宗“微时”，与赵普等游长安市，当时陈抟乘一驴遇到这仨人，下驴大笑，笑得头巾簪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左手握着赵匡胤，右手挽着赵匡义，说：“咱能在一起喝一杯吗？”

二人道：“我们跟赵学究一块来游，可以一道吃酒。”

陈抟睥睨赵普，上下打量，慢慢说道：“也得，也得！没有他也不可成此一席。”进入酒舍之后，赵普走得脚瘸，偶尔坐到上位座席，陈抟嗔道：“紫微帝垣星座的一个小星星，就来据上座，岂可！”然后让赵普坐到右席。

陈抟曾见过周世宗。据说周世宗曾好习过“飞升、黄白之术”，也就是成仙术和炼金术。他听说隐居华山的陈抟是这方面的高人，于显德三年，命华州官员将陈抟送至阙下。专门留他在禁中一个多月，方便的时候，就向他打探“飞升、黄白之术”。陈抟对答道：“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哪里用得着这些玩意呢！”周世宗听后觉得有理，并不责怪他。命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固辞不受。后来周世宗发现，这位陈抟先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就将他放还华山，诏本州岛长吏年节岁时，经常去慰问他。显德五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还让他带上帛五十匹、茶三十斤顺道赐给陈抟。

周世宗问陈抟，犹如宋太祖问苏澄隐。苏澄隐也是陈抟的朋友。

说宋太祖赵匡胤晚年征太原，回还时，来到河北真定隆兴观。有道士苏澄隐来迎銮驾。道士年九十许，史称“气貌翘竦”，是一个精神健旺、相貌不俗的人物。契丹主占据真定时，对僧道高人都加以爵位名号，当时不接受契丹封赏的，只有苏澄隐。赵匡胤很欣赏他，聊了很久。

道士说：“最近与亳州道士丁少微、华山道士陈抟结游于长安、洛阳等地，曾经遇到道教高人孙君房、獐皮处士。”

老赵问：“先生跟他们学到了什么法术？”

道士说：“臣得长啸之法。”

长啸，是魏晋以来的名士常玩的游戏，可以撮口发声，一气不断。道士开始长啸，史称“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老赵默默地听着，低头闭眼，像睡着了一样，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老赵听到他的长啸还没有中断，很是惊异。

老赵因此又顺便问他“引导之法，养生之要”，也就是周世宗问陈抟的“飞升之术”。苏澄隐说：“王者养生跟我们不一样。老子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当初黄帝、唐尧所以长久享有国运，主要是得此清净之道。”

老赵听了很高兴，赐他为“颐素先生”。

五代末年到大宋初年，陈抟、苏澄隐等人，都应该算是世外高人。

“豫定”二代君王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杜夫人。《宋史》赞誉她说：“杜后……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以《无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社虑，盖益远矣。”杜太后……她作为赵弘殷内助的贤惠、作为赵匡胤赵光义母范的正直，是开辟了大宋基业的原因之一啊。看到杜太后以《尚书·无逸》训谕赵匡胤，以至于要预先谋定赵光义继承宗庙祭祀，这种为大宋社稷的考虑，真是太深远啦！这段话说了两个故实，一个与“周公《无逸》”有关，一个与“豫定太宗”有关。都是宋初大事。

周公乃是“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摄政；若干年后，周公还政，成王亲政。周公特意做了《无逸》一篇文章给成王，对邦国治理之道提出了重要意见，以此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无逸》的主旨就是讲述“为君之难”。文章收入《尚书》中，成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孔子很多关于邦国治理的意见就来自于《尚书》，其中包括《无逸》篇。《论语》中就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话吗？”孔子回答：“虽然不一定可以这样理解，但也差不多。譬如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做君难了，不几乎就是一言而兴邦乎？”

“为君难”是《无逸》讲述的国家元首之责任伦理，在孔子那里得到更多阐发，后来的贤哲更不断讲述过这个意见。欧阳修还写过“为君难”的专论文章。总之，“为君难”就是要君王恪守邦国礼法，谦卑谨慎地治理天下，不得掉以轻心，胡作非为。

历代走正道的帝王，都要在《无逸》中寻求治道的思想资源。大帝柴荣就曾在“求言诏”中要臣下献《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赵匡胤从陈桥发兵回到京师做皇帝时，父亲赵弘殷已死，杜夫人做了皇太后，照例要有贺典。老赵就带领文武百官拜太后于堂上，众人一片恭贺之声，但太后愀然不乐。左右有人开导太后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

臣听说“母以子贵”，现在您的儿子做了天子，您为啥不高兴啊？

太后这时候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

我听说“为君难”！天子自身位列亿兆庶民之上，如果治理得道，则这个九五之尊可在；如果万一失去驾驭，即使再想做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啊！这就是我所以为之忧虑的地方。

在一片喜庆欢乐声中，杜太后有深重的忧虑，于是现场说法，给老赵一个终生难忘的警示。这一段话深刻地影响了老赵，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敢稍有懈怠。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时常想起杜太后这一番话，这让他处事简易而又谨慎，从来不敢高言宏论，莽撞行事。万一做错了什么，就立刻反省自责。史称赵匡胤现场听到母亲教诲，“再拜曰：‘谨受教！’”

一句“为君难”，启开了北南两宋三百二十年煌煌基业。

一句“谨受教”，让老赵十六年间小心翼翼地建构起了文治武功的椎轮大辂。

杜夫人“豫定太宗”的故实，更是大宋权力分配的第一等大事。

大宋建国后的第二年，杜太后已经六十岁，开始身体不适，老赵亲自侍奉汤药不离左右。杜太后病危时，召昔日的掌书记赵普进宫，与老赵一同接受遗命。赵普在滁州城里曾经伺候过病重的赵弘殷，赵弘殷以“宗分”亲情来对待赵普。杜夫人对赵普也格外信任，称呼赵普为“书记”，常抚赵普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这一番遗命太过重要，所以老妇人特意叫上赵普。

病榻前，杜太后问太祖道：“你知道你为何能得到天下吗？”

老赵呜咽流涕不能回答。杜太后执意问他道：“我正在跟你说大事，你就知道哭啊？”

老赵说：“儿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仰赖祖宗和太后您积累的德性啊！”

杜太后说：“不然。实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小的儿子执掌了天下啊！假如大周有个年长的君王，天下还会为你所有吗？所以，你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四海广大，万事众多，能够立年长的人做君王是社稷的福气啊！”

史称老赵闻言“顿首泣曰：‘敢不如教！’”磕头哭着说：我岂敢不听教诲！

随即，太后又对赵普说：“你跟皇上一块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

太后即命令赵普在床前为此事立约写下誓书。赵普还在誓书的末尾签署了“臣普书”三字。

太后、老赵、赵普，三人完成了“豫定”大宋二代君王的大事，将这份杜太后遗嘱也即“誓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管，史称“金匮遗诏”，又称“金匮之盟”。掌管这份“誓书”的“谨密宫人”，很可能就是大宦官王继恩。

“阴谋”和“光明”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后人评论“誓书”，认为这是“社稷之至计”“慈闱一语，金匮预盟十七载。倦勤之后，举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龙行虎步之天子。尧舜授受，曾不是过”。这是为社稷谋划的最重要的战略。杜太后一句话，藏于金匮预先十七年做了规划。太祖之后，将大宋社稷，授予龙行虎步的赵光义。过去尧帝授天下给舜，也不过如此。“三代而下，汉唐不能仿佛其万一。”这种权力交接模式，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大汉、大唐都不能得到万分之一的相似。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一样，是赵匡胤时代的两大疑案，历来聚讼，但基本上是两派：A派和B派。有意思的是：A派相信“烛影斧声”为太宗篡位说，不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B派则不相信“烛影斧声”说，认为事出子虚乌有，但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将A派命名为“阴谋派”，将B派命名为“光明派”。千年来，讨论这类问题的文本密密麻麻，但基本上是“阴谋”和“光明”两派意见。

我已说过，当历史故实呈现为矛盾存在并聚讼不已时，后人讲述这个历史故实，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或新的方法推演，一般，只能选择。在史上聚讼意见面前，说“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所有的“认为”，前人已经说过。你不是重复“阴谋派”意见，就是重复“光明派”意见。

我选择相信“光明派”意见。也即认为：太宗没有篡位，金匮之盟值得相信。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阴谋派”一般有两大理由：

一、宋代史料中从来没有这份盟约的原文。

二、由于有“烛影斧声”太宗弑君的故事，所以，太宗与赵普合谋编造了“金匮之盟”来为太宗上台提供合法性权威依据。

但这两条理由是靠不住的。

一、宋代史料中没有见过原文记录的事实太多了，岂可以此为据而轻易怀疑史言？“金匮之盟”故实就记录在《宋史》二四二卷中，记录者岂可无据？

二、如太宗与赵普“君臣合谋”是实，干吗不造一个“原文”？明摆着是原文已佚，人所熟知，无须造假。此外，说“金匮之盟”为假者，更无据说“君臣合谋”为真——连记录都没有，纯属演绎或演义，尤不可信。

我愿意在此回到我的治史立场：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这个事实太重大，值得重复说一句：我选择相信“金匮之盟”为真。

赵匡胤与赵匡义二人手足情深。

老赵对小他一轮的同样属猪的兄弟更是呵护有加。金匮之盟后，老赵已经决计传位于封为晋王的兄弟赵匡义，十六年间，没有过动摇。

赵光义在大宋初期被封为晋王。

史称晋王“性仁孝”，老赵对他很是钟爱。晋王做开封尹多年，有很多政绩。老赵多次到晋王府邸来聊天，“恩礼甚厚”。开宝九年的夏天，老赵看到兄弟家所处地势较高，无法将流水引入园子，就来亲自查看地势，然后派遣水工制作一个巨大的水轮，利用流水力量，将金水河的水注入晋王府邸，为此还几次亲自来视察，促成这个工役。

晋王有一次重病，大约是发烧谵妄，几乎不能认识来人。老赵去看望他，遵医嘱为他“灼艾”，就是用艾叶制成艾卷，熏烤身上的穴位。晋王觉得痛，开始呻吟，老赵就用这个艾卷在自己身上试验，找到那个可以忍受的烧痛程度，继续为兄弟“灼艾”。从辰时至酉时，十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照顾兄弟。直到晋王出汗苏息，老赵才回宫禁。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还说，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后，知道天下人心未定，因为赵匡义多次经历艰危，“有英睿之断，可以主天下”，所以常常以赵光义可以主持社稷祭祀而推许他，也就是希望他以后能继承自己的帝位。晋王生病，太祖为他“灼艾”，待他醒来时，还指着自己穿的赭黄袍对兄弟说：“此当付谁耶？”

到了太祖晚年，兄弟俩“友爱弥笃”，太祖“终以大宝授之”。田况为此评论道：“太宗纂嗣（继位），下河东，海内生灵浸安（平静安定），不知有他姓矣。大哉，圣人之烈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尧、虞之心，岂远是道哉！”他说：太宗赵光义继承哥哥的帝位后，攻灭河东刘氏，海内士庶渐渐安定，人心已经倾向于“赵宋”，而不知道还有其他姓氏的天下了。伟大啊，圣人的光烈啊！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这种天下为公的做法，追怀过去唐尧虞舜禅让之心，也不过如是而已！

按田况的意见，是老赵主动将帝位让给了兄弟赵光义。

很多故实可以证实老赵“道心”的确如是。

有一次在宫中宴饮，晋王醉，不能乘马，老赵亲自扶着他到大殿台阶上。晋王帐下的侍卫高琼右手搀着晋王，左手打着灯笼离去。老赵看到，就赐给高琼等人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励他们尽心侍奉晋王。

老赵还在闲暇时对左右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这话说得几乎就等于为赵匡义未来继承皇位做舆论准备。

宋人蔡惇《夔州直笔》记录一故实：太祖有一次对晋王说：“很久不见你乘马了，可牵来一观。”然后就传呼到大殿下的御马台，令晋王上马。按规定，是不能对着皇帝上马的，所以晋王不免惶恐辞谢。老赵悄悄对他说：“他日汝自应常在此处上下马，不要推辞！”

晋王还是害怕，不敢造次，流着汗要“趋出”。老赵命近侍挽留，要将他送上马。晋王无奈，再拜，而后乘马驰走，在殿庭回旋而出。

蔡惇认为这是“太祖示继及之意也”，是太祖向左右表示由晋王将来即位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个故实不实，因为“继及之意”早已在杜夫人病榻前定下来了，不必在此用这个方法再表示。但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老赵一直没有“立储”，金匮之盟时，晋王不在身边，老赵需要用一种方式“示意”，以杜绝他人觊觎之心。更重要的是，当时参与金匮之盟的赵普，曾经向老赵示好，表示可以不必执行金匮之盟，而将帝位传于太祖之子。但老赵没有给赵普任何答复，默默地将改变金匮之盟约定的事件消弭于无形中。

赵匡胤的死亡谜团

围绕赵匡胤之死，后来生出了很多谜团，至今难于解释。关于赵匡胤的死亡现场记录，就有多达五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宫闱之乱”。见于佚名《烬余录》。书中认为，后蜀孟昶归附大宋，死后，赵匡胤将他的妃子花蕊夫人纳入后宫。病重时，赵匡义来调戏花蕊，被老赵发现，大怒，第二天，“太祖崩”。

此说不可信，因为史上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人，且据事件过程看，矛盾处太多，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稍通宋史，即知其妄。

第二种说法，可以命名为“传位之争”。见于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说太祖生病，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在晏驾前一天，遣中使急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在寝阁相见。

老赵说：“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见卿等，无他，为有几件事没有时间施行。卿等拿笔砚来，依吾言写下，我身后一定要践行之！如此，吾瞑目无恨也！”

赵普等人取过笔墨，开始记录老赵的“临终遗言”。

据说老赵说了几件事，都与济世安民之道有关。

说完，赵普等呜咽流涕而言：“臣等一定会依圣训而行，但还有一件大事，未见陛下交代啊！”

老赵问：“何事也？”

赵普等人道：“储嗣未定。陛下倘有不讳，诸王中当立何人？”

老赵道：“可立晋王。”

赵普又说：“陛下艰难创业，最后得到今天的升平之世，自应有圣子受命，未可议及昆弟啊！臣等恐大事一去，最后不可再立诸子。陛下宜熟计之。”

老赵道：“吾上不忍违太后慈训，下为海内方小康，思得长君以抚之，吾意已决矣，愿公等善为我辅晋王。”

然后，老赵拿出御府中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卢多逊等人，让他们回府。第二天，“上崩于长庆殿”。正因为赵普有“立诸子”而不“立晋王”的说法，让晋王赵光义对赵普有了不满。

这一说法，似有合理处。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光义也确实对赵普有了看法，我的看法是：赵普可能有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未必是说在太祖临终之际。太祖死于猝然，其时赵普也已经罢相，并不在京师。故这个现场复盘不准确。

第三种说法，即“烛影斧声”。最初见于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更引多家野史的神秘故事，将“烛影斧声”说得绘声绘色。此类说法最为坊间津津乐道。综合其说，大略如下——

据说，有神降临在盩厔县民张守真家中，自称“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张守真每次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一般人听不懂神说啥，只有张守真能听懂，而且神说的祸福之类大多都应验。张守真从此成为道士。老赵病重时，驿召张守真来到禁中。随后，即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设黄箓醮，应该有为老赵祈福的意思。

据说老赵令张守真降神，神降临后说：“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说完后，就不再降临。

老赵听到这话，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当晚就召晋王赵光义，嘱以后事。

左右都不知道二人在说什么，只在老远看着，“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只看见烛影之下晋王赵光义时而会离开席位，好像在谦逊地躲避什么。过了一会儿，只见太祖赵匡胤拿过玉钺戳着地下，大声对晋王赵光义说：“好好做！”

另说老赵“微时”曾与一道士有来往，道士自名“混沌”。多年后，老赵践祚，有一次见到他，很高兴地将他带到宫里对他说：“我很早就想见你，有一事，想请你告诉我：我寿命还有多久？”道士说：“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十年，如果不晴，就需要赶快准备后事。”

等到了这一天，晚上，老赵到太清阁“望气”，看到满天星斗，是个大晴天，老赵很高兴。忽然，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

老赵急传宫钥开门，召晋王来到寝殿，兄弟俩酌酒对饮。宦官宫妾都被二人挥退，“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只远远地看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而离开席位，好像有不能忍受的什么事。兄弟俩吃酒完事，宫禁中已经敲了三更的漏鼓，当时殿下大雪已经积累了有三寸厚，太祖拿过玉钺戳着地下的雪，回头对太宗说：“好好做！好好做！”说罢，解开衣带就寝，鼾声如雷。当晚，太宗留宿在宫中，快到五更的时候，值班的守护一点鼾声也听不到了，应该是太祖已经驾崩。太宗接受遗诏，在灵柩前继位为帝。

这两段故事大同小异。都说因神秘事件，老赵已经预知生死，主动召晋王来商议后事。所谓“烛影斧声”之说，即来自于此。

前已说过，我不信此说。

第四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太祖遗诏”。此事见于《宋史·方伎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该传为多人合传，其中说到一个叫马韶的高人，此人对天文有研究，而当时朝廷严禁私人修习天文之术。马韶与晋王的亲吏程德玄友善，德玄担心受牵连，多次告诉他不要来访。说这年十月十九日当晚，马韶忽然来造访程德玄。德玄很害怕，马韶说：“明日，乃是晋王利见之辰也。”这话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意。是说有圣德之人将要居于王位。此言一出，等于陷晋王于大逆不道。程德玄听后更为惶骇，因此将马韶引入一个房间，马上来告诉晋王。晋王命程德玄派人将马韶软禁防守，不得令他出门。然后，就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太祖赵匡胤。等到天亮，晋王来谒见太祖，“果受遗践祚”，果然得到遗诏要太宗即位。这才赦免了马韶。

这个故实透露的消息是：赵匡胤有“遗诏”，由晋王“践祚”。

宋人王称《东都事略》也认为赵匡胤有“遗诏”。

今传宋本《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辑稿》中，都收录了一份题为《开宝遗制》的文献，按文字内容，显然就是宋太祖的“遗诏”。这一份“遗诏”不常见，我为之重新标点，收在这里：《开宝遗制》开宝九年十一月甲寅：

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某，天钟睿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蕃，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祚。

这里提到传统丧礼的的几个固有名词。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以日易月”。按古礼，太子应为帝王服丧三年，也即三十六个月。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这就是用“日”来代替“月”。因为国家枢务事重，继任者服丧太久，于国事不利，故有此变通。而所谓“小祥”，指父母丧后一周年，即第十三个月举行的祭礼；“大祥”则是两周年，即第二十五个月举行的丧礼。这里说“十三日小祥”，也是“以日易月”的结果。但“大祥”，按照“以日易月”当为“二十五日大祥”，这里却是“二十七日大祥”，也有缘由。原来《周礼》曾有“三年之丧”而不是“二年之丧”的规定，但“三年之丧”又规定为“二十七个月”，故这份遗诏按照这一规定“以日易月”，做了“二十七日大祥”的规定。古代丧礼自汉文帝后，有所变通，曾经遭到后儒的很多批评，暂不讨论。

且说“遗诏”，这里就明确提到向“皇弟晋王”“授以神器”。

但有人不信“遗诏”为真。清毕沅在《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之死时，专门说到“遗诏”问题。他认为：

太祖平日友爱，又受命于太后，其传位于晋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尝明降诏旨，故晋王闻召尚有迟疑。《东都事略·太宗纪》云：“癸丑，太祖崩，奉遗诏即皇帝位。”此不过仍史家纪事之旧例而书之，太祖非实有遗诏也。

“遗诏”是否为真？此事又出现了矛盾的意见。

我倾向于毕沅的意见，也即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遗诏”，这里所谓的“遗诏”很可能是后人补制。

第五种说法，可以命名为“正史说法”。最初来自于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后被正史所采纳。李焘《长编》更将与此相近的一些记录集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丰富而又矛盾的“传奇”。太祖之死，最大的谜团是：死因不明。司马光没有说清楚，李焘也没有说清楚，《宋史》的主编元人脱脱也没有说清楚。据我对宋史的理解，似乎不会再有人能说清这个问题了。太祖之死，将会成为一个恒久之谜，即使是正史，也充满了矛盾。历史文本，太多谜团，试图搞清所有谜团，让历史干干净净地呈现出来，这个愿望，太过奢侈。

根据司马光和李焘的记录，太祖之死的现场大约是这样的——

夜半，谯楼更夫已经敲响了四鼓，不久，太祖驾崩。当晚，宋皇后守在老赵身边。太祖一死，皇后急忙派大宦官王继恩去传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

这位宋皇后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忠武军节度使宋延渥，母亲是后汉太祖刘知远的女儿，宋延渥又是后唐庄宗的外孙，他的生母则是后唐义宁公主。宋皇后等于三代人家都在皇室，《宋史》说到宋氏家族用了“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八个字。宋皇后母仪天下，见多识广，做事非常有分寸。她比老赵小二十五岁，甚至比老赵次子赵德昭还小一岁。老赵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三子都早亡，故眼下只有次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宋皇后不去召赵德昭，而去召赵德芳，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有说法认为德昭与宋皇后年岁相仿，皇后有避嫌的想法；而德芳要比宋皇后小七八岁，嫌疑要小得多。但是召德芳，就是要立德芳为君吗？这也是后人无法解释的问题。以宋皇后之明智，她会不懂召晋王进宫吗？

她没有召晋王，但宦官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这句话证明了他很可能也是“金匮之盟”现场的人物之一），干脆背叛了宋皇后懿旨，不去见赵德芳，而直接来到了开封府召晋王。

王继恩夜半进入王府，发现左押衙程德玄先生正在等着王府开门。程德玄是晋王的心腹，善医术。王继恩问他为何在此。程德玄说：“我今晚在信陵坊相国寺睡，夜里听到有人疾呼‘晋王召’。出来看时，却没有人。这样好几次，我担心晋王有疾，所以过来了。”王继恩听说后，很奇异。于是告诉他太祖驾崩之事。二人叩门一起来见晋王赵光义。

赵光义闻言，大惊。史称“犹豫不行”。窃以为“犹豫”这两个字在此时此地格外传神。往日虽有太祖传位于晋王的“意思”，但从未有明文法典白纸黑字，老赵也正当壮年，五十岁的年龄一般也不会有人想到他会“英年早逝”。忽然一个晚间过来，老赵不在了！这个事实着实令人心生疑窦。如果赵光义是谋害哥哥的人物，此际不当“犹豫”。这两个字可以为晋王洗却千年冤枉。我读史至此，越发相信晋王无辜。

据《长编》，晋王听到哥哥猝死的消息，“犹豫”后，对王继恩说：

“吾当与家人议之。”

然后进入后堂，久久没有出来。

王继恩催促他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

于是，三人在大雪中步行到皇宫。

到了日常值班之处，王继恩要晋王止步，说：

“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他要进宫禀告宋皇后。

程德玄听到后说：

“现在就应该直接进去，何待之有！”

于是与晋王一起进入太祖寝殿。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到了，就问他：“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说：“晋王到了。”

史称皇后见到晋王，“愕然”，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知道了怎么回事，马上称呼晋王为“官家”——这是对皇上的敬称，并且说：

“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闻言流泪道：“共保富贵，勿忧也！”

这就是今天可以约略复盘的赵匡胤的死亡现场。

“兄终弟及”

种种记录证明：金匮之盟规定的“兄终弟及”之权力继承模式，虽然还有若干谜团无法解释，但在各种复盘中，却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应该说，老赵是认同并真诚执行了金匮之盟的。杜夫人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在这个问题上，与阴谋论相关的各种“生动”的故事，也即讲述赵光义谋害赵匡胤的离奇说法，我，不相信。还有讲述赵匡胤提防赵光义的说法（譬如，迁都洛阳，就是太祖要削弱赵匡义的力量，等等），我，也不相信。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烛影斧声”。赵氏兄弟，没有那么阴毒，皇位继承，也没有那么惨烈。老赵从没有给予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更高的权力，却不断给予赵光义仅次于皇位的最高权力——开封尹、晋王、同平章事。如果老赵提防赵光义，只需要给两个儿子更高权力就是了，但他没有。故，“烛影斧声”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小文人的想象。如果确实存在着“烛影斧声”的事实，赵德昭、赵德芳这么刚烈的皇室帝胄，会对“篡逆”的叔叔不做“异动”？元人编纂前朝历史会不将这类故实列入？这都说明“烛影斧声”故事创作的不合理之处。

读史至此，我，还是相信第五种“正史说法”为佳，不做猎奇想。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读史书要知道纪实之义，不必从中寻求可以罗织的蛛丝马迹，一定要将人看成必有阴谋，也不必为前人掩蔽什么过错。如此读史，就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定论了。我赞同毕沅先生这个意见。

老赵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传位于赵光义，让大宋帝国顺利通过了可能的“瓶颈”时段，跃上了更辉煌的军政平台。

“金匮之盟”“烛影斧声”，被人们讲述了一千年，今天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挖掘。至于故事中的衍生故事，如杜太后言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太祖之子，诸如此类说法，略通逻辑，即知道故事的“坊间色彩”，不再赘述。关于历史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意见，也大略不过说“阴谋设计”或“社稷为重”，也几乎没有更多新意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就是一个“兄终弟及”的故实。

关于这个故实，可以听听船山先生的意见。

船山先生的《宋论》，是史学评论中最为精彩的大贤意见，要理解老赵，理解大宋，理解儒学的公道仁德正见，理解《大禹谟》以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教”，船山先生的这一段议论不啻于一把思想的秘钥，值得反复品味。

船山《宋论》曰：

……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于所厚，则慈亦非慈；侈者必夺于人，则俭亦非俭。文帝之忮淮南，景帝之削吴、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叶之荣皆浮荣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着闻，而亟灭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斫其恻怛之心；而不为之制，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顺母而爱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汉、唐之主所安忍怀惭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无忧。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叶向荣矣。不忍于人之死，则慈；不忍于物之殄，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斯其慈俭以简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虽粗而不精，略而不详，要与操术而诡于道、务名而远于诚者，所繇来远矣。仁民者，亲之推也；爱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广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于心。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立国大道，更有人伦根本所在。狠心的人对厚待自己的人寡恩，这样的“慈”也不是真的“慈”；豪奢的人从他人那里掠夺，这样做，“俭”也不是真的“俭”。汉文帝之忌刻淮南王族亲，汉景帝对吴国、楚国的宗室削藩，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兄弟；这类做法，已经削弱了人伦根本，而一时呈现的枝叶繁荣，都不过是浮华而已。宋太祖受太后之命，知道兄弟赵光义以后很可能不能容自己的两个儿子，而赵普猜测到这一点，就秘密要求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太祖还是不忍心听闻，并且迅速地将这一番行迹消除。这是不以皇位的去留、子孙的祸福，来戕害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并不为此做出什么制度安排，豁达大度地将不可知的未来委托给天命，并因此做到顺从母亲、呵护弟弟，即使陷入“仁者之愚”也不后悔。汉文景、唐太宗那种安于狠戾，宁肯愧疚，而不能停止的隐忍之心，太祖赵匡胤以一人之心全部涵容之，于是进入一种坦荡无忧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不忍之心纷纷离去，根本一固，人伦之枝叶向荣而盛。不忍于人之死亡，则“慈”；不忍于物之奢费，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这就是太祖的“慈”和“俭”出于“简”，都是因为他的心里容不下那些复杂的勾当。虽然太祖做事有“粗而不精、略而不详”的不足，但是那些操弄权术而从事诡道，追求名誉而超过真诚的人，与太祖比起来，那距离就太远了！古来“仁民”的理念和行为，是由“亲亲”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爱自己的父母，而后爱邻居、爱天下人）；“爱物”的理念和行为，也是由“仁民”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君子善于推演内心而扩大德行；善人不用等待推演而“亲亲”“仁民”“爱物”自生于心。一人的恩泽可以施及百年，不用等到后嗣接续就奠定百年道义天下，所以我要说：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圣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