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



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复燃”一时，终于病死金堂，巴蜀再无割据之可能；降将孟昶“待罪”受老赵礼遇，非但罪得赦免，还大获封赏，可惜孟昶薄命，受封秦国公六天后即卒；而传说中才情风流的“花蕊夫人”，则也许只是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吕余庆执掌成都府

平蜀大军北路王全斌等进入成都，后数日刘光义东路也到了成都。孟昶对东路军也奉呈了降国犒师之礼，待遇一如王全斌。不久赵匡胤诏书到，对北路、东路大军颁发了规格一样的赏赐。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两路将士开始不平，自以为本路功劳较大，争功中，互相有了矛盾。

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北路将帅，平蜀后，竟在川中日夜饮宴，不理军务。还放纵部下掠人子女，夺人财货，史称“蜀人苦之”。

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件。

孟昶需要赴阙请罪。王全斌派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率部与孟昶归京，他则继续留在川中。而这个王继涛行前向孟昶勒索宫人、金帛，王守讷向王全斌告发。于是，王继涛未能成行。

当初孟玄喆与李廷珪自绵阳撤退回成都时，一路上曾烧毁庐舍仓廪。大宋凤州路（北路）行营前军都监王仁赡查案后蜀所有军用物资，不见“绵阳—成都”一线要塞数据，于是责问李廷珪，要治他一个“焚荡军资”之罪。

李廷珪吓得不知所措，于是来问计于大宋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

康延泽道：“王仁赡志在声色，如果你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能会放你一马。”

但这个李廷珪，是后蜀中少数几个比较俭约的官员，平时并不曾养有娼女艺伎；于是只好在自家姻戚中，勉强找到四个少女，另外搭上数百万金帛贿赂王仁赡，这才免去一场牢狱或是血光之灾。

这位王仁赡，似有一套理财本事。他早年在周世宗朝时，就被赵匡胤所知，因此从周世宗那里将他挖来，隶于帐下。从此，他跟着老赵，除了贪财贪色，倒也忠心耿耿。但这次平蜀，他作为行营都监，这个类似“前线政委”的职务，却受贿数百万，还受人女色，公事私了。勒索李廷珪之外，还曾开后蜀丰德库，私吞金贝等物资不少。

赵匡胤派出了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

参知政事，在很长时间里，被人视为副总理级别的宰辅下一等。这个说法来自大宋翰林陶谷。

当初赵匡胤要用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共同执政，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跟赵普相齐，找不到合适的职务职称，就问陶谷。陶谷说：“唐代时有‘参知政事’，管理枢机职务，是宰相下面一等。”然后老赵就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宰辅一般要在朝会时领班，带头招呼大家列班奏事等等，史称“押班”。但老赵规定，参知政事不参与“押班”，也就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此外，参知政事也不执掌相印，也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老赵倚重赵普。

但参知政事在唐代实际权力要比中书门下、平章事重要。大宋的参知政事到北宋中期官职改革时，有过变化，权重增加。王安石就是参知政事，主导了神宗时的改革运动。

且说吕余庆带着参知政事朝官身份，来成都做太守，当地开始传闻一件异事。

说有一个名叫辛寅逊的人，正在做着后蜀的学士。就在宋师讨伐后蜀之前，除夕来临之前，孟昶要辛寅逊做两句诗，写在桃符上，作为正月年节的贺词。学士献上的两句诗是：

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

宋师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平定四川；当月吕余庆来成都；长春节，是赵匡胤的诞辰纪念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整个两句诗就在说：“新年时间就会迎纳（吕）余庆到成都，这个佳节后面就是长春节”。两句诗就这样嵌入了“余庆”和“长春”两个意象，而且从语句逻辑上恰好构成对应关系。

后人有将这两句谶语诗当作中国传统春联的鼻祖。多种记录文字略异。

全师雄被拥叛军元帅

吕余庆执掌成都，遇到了军乱。

王全斌等人处理战后事宜，有种种不公，巴蜀人士已经有了怨气，一些地方，开始有人啸聚山林，渐渐盗民四起。

但王全斌和他的将士们还在恃功而傲，骄纵不法。五代时期的武夫习气，在平蜀胜利后，死灰复燃。而这位忠武节度使、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平蜀总司令王全斌先生已经无能制止将帅们的疯狂。

一日，成都有药市，集上，即有大宋军校仗着酒劲持刀入市，抢夺药商的财物。此事很快被管理街道的小吏驰报成都府。吕余庆并不犹疑，立命擒捕，当众斩首，宣示城内外。史称“军中畏伏，民乃宁居”。

冯瓒到梓州，才办公几天，就遭遇了一场叛乱危机。

原后蜀不满于大宋的人中，有个军校名上官进，啸聚亡命之徒三千余众，劫持村民数万人，夜攻梓州城。梓州城中只有骑兵三百人。

冯瓒登楼观看后说：“贼众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也！你看他们手持棍棒农具来攻城，一定没有必胜之志。我等可持重以镇之，等到天亮，他们自会溃散。”

于是令三百骑兵分守诸门。冯瓒坐在城楼上，又密令值更者将夜半梆子敲得密集一点。这样，不到夜半，城楼更鼓就敲起了五鼓。上官进等人大惊，还以为天就要亮了，匆匆逃遁。冯瓒见时机已到，命打开城门鼓噪追击，一战，擒上官进，斩于市。招降千余人，令他们回家好好种地，这一叛乱之罪，不复追问。史称“州境遂安”。

蜀地虽经吕余庆、冯瓒等治理，初现太平景象，但在三军躁动的背后，毕竟还隐伏着一场危机。这是局中人很难看到的。

太祖下诏，诏伪蜀文武官员都到京师，史称“赴阙”，并给各位官员赏赐有差；特意嘱咐：伪蜀官员治理地方，行为清白，而又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要将这样的循吏清官报到朝廷。

不久，孟昶的亲兄弟带着降表提前到了京师，所上表有“自量过咎，尚切忧疑”等语，表示了孟昶投降后的担心。太祖回复他的诏书说：“既自求于多福，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无过虑。”

你既然能够自求于多福，那就已经荡尽了过去的不是。朕说话算话，决不食言，你不要过多忧虑。

诏书中还特意问好孟昶的母亲，且称孟母为“国母”。

为了照顾孟昶等人来朝，太祖又下诏自沿江诸州分置驿船，赒给路上饮食行李等。蜀之降卒被安排到川陕荆襄各要塞之地，一部分精选的蜀兵则需要跟孟昶等一同来朝，充禁军。

仲春，天气略暖，孟昶与其官属，都带着家眷入朝，还有部分归降的士卒，舰船前后几百艘，随后，自峡江而下。

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担心这几万降卒出事，就给赵匡胤发去了密奏，说“孟昶在蜀地称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臣请擒孟氏之后，杀其大臣以防止兵变”。老赵在他的密奏后批示道：“汝好雀儿肠肚！”你这肚量真不小，跟个麻雀似的。老赵就用这种亲密的姿态挖苦了一代名将。老赵不愿行杀戮之事。

但曹彬的预感是对的，就在这时候，出事了。

起初，太祖下诏，精选的蜀兵赴阙时，每人要给“装钱”，就是置办行装的费用，一般都在十几贯到几十贯。但王全斌等人居然敢于“擅减其数”，克扣这部分赏钱不算，还放纵部下侵夺骚扰蜀兵。于是，蜀兵“愤怨思乱”。路上就有了很多逃亡。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并不派遣本部兵士护送蜀卒，只委托沿途诸州牙校护送。这部分蜀兵又是挑选出来的精壮悍卒，各有血性，实在忍不得宋师老兵油子的讹诈盘剥。待到出了成都，北行到绵州城下以后，就有人开始聚谋叛乱了。

后蜀悍卒中有一个原来的文州刺史名全师雄，他也带着家族眷属赴京。此人在后蜀将军中，较有威望，过绵州时，他看到人心汹汹，很是担心被“权反在下”的叛族“阴谋推戴”，万一被蜀卒勒兵威胁来做主帅，那个罪名可就大了。所以当他看到一点苗头的时候，就丢弃了家人，躲藏起来。不料被叛兵在江畔民居中搜着，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就像泾卒推戴朱泚、唐卒推戴李嗣源、汉卒推戴郭威、周卒推戴赵匡胤、清卒推戴黎元洪一样，后蜀降卒兼大宋叛军一致推戴全师雄。也如朱泚、李嗣源、郭威、赵匡胤、黎元洪，此际反也是反，不反也是反了。全师雄百般无奈，在犹豫中做了叛军元帅，但在做了叛军元帅后还在犹豫，尽管他有众十余万，号“兴国军”。

王全斌屠杀降卒

十万反叛大军开始据守各个州郡，但绵州还在宋师控制之下。

王全斌闻讯，当即派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带领七百骑往绵州招抚。这时全师雄在城外，家眷在城中。朱光绪带着那种历来从不鲜见的忠诚的愚蠢或愚蠢的忠诚，杀害了全师雄的全部家眷，没收了他的全部资财，但留下了他的爱女。于是，全师雄在城外听到消息，悲愤莫名，史称“不复有归志”，不再有归附的意志。

全师雄的遭遇，常常让我想起北美草创初期的印第安人首领洛根。洛根慷慨好客，当年的殖民者踏上印第安人的土地时，在洛根家里受到了热情款待。洛根在白人需要的时候，把肉和衣服无偿地送给他们，即使在白人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战斗的时候，洛根首领也仍以“白人的朋友”自居，并没有杀戮白人的念头。但一个名叫克雷萨普的白人上校，像这个马军都监朱光绪一样，有一天洗劫了洛根首领的家，杀害了包括洛根的妻子在内的所有的人，只有洛根活了下来。于是，洛根开始带领印第安人发动了一场反对白人定居的战争。

但就像洛根无法打败白人一样，全师雄也无法打败王全斌。

全师雄开始向绵州挺进。

这时绵州的朝廷守兵只有百余人，但是还好周围各州郡县，都有人来救援，击溃全师雄，斩首万余级，叛军在奔逃中落入江水，被溺死者也有万余人。

全师雄首战不利，引众撤退，转攻绵阳西百余里的彭州。刺史王继涛、都监李德荣奋力抵抗。一战，李德荣战死，王继涛身被八创，单骑走成都。

于是，全师雄部入据彭州。

周围各州县，听说全师雄反，原来属于川中的士卒，纷纷起来响应。成都周边十县，全部起兵。全师雄又自号“兴蜀大王”，在彭州开府，置僚属，封给节度使官职者二十余人，令这些节度使们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俨然已经是国王模样。

大宋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西川行营凤州路副都部署崔彦进，急忙派遣高彦晖与田钦祚来彭州讨伐全师雄。在导江与叛军遭遇。

全师雄利用狭隘路况，在竹林中设伏，宋师前进不利。

高彦晖对田钦祚说：“贼势张大，天要黑了。请收兵，明朝再战。”

这位田钦祚也曾是一员骁将，但在初春的竹林中，忽然心生惧意。他早就想逃遁了，但是又怕叛军袭击他的后军，于是，假意道：“公食朝廷厚禄，遇贼畏缩，这是为什么？”

高彦晖乃是征战沙场的老将，闻言后，抖擞精神，麾兵前进。

但田钦祚则与前军渐渐脱离，最后偷偷遁去。

高彦晖在密密麻麻遍地新生的笋竹中，再一次遇到伏兵，身边只有十余骑力战，全部阵亡。高彦晖时年已七十余。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此事可见一斑。田钦祚“阴狡”，是大宋太祖太宗两代帝王没有看透的人物。

后汉时，他跟着做了团练使的父亲田令方在虢州（今属河南灵宝）。但这个老爸却是个以权谋私、欺凌部属的老色鬼，看见帐下文工团演员靖边庭的妻子很美丽，就利用威权让少妇就范，靖边庭几乎无法忍受这种侮辱。等待机会中，有了陕西三镇的叛乱。男人靖边庭就率领亲密好友多人，夜半用绳子垂下田府，杀了田令方。快意之后，掠夺本郡士民投奔了叛军赵思绾。兵败后，朝廷认为团练使田令方被叛军所害，应享受烈士待遇，得到优厚抚恤，让田钦祚做了朝廷的散官，算是以“父荫”得到富贵。

但田钦祚在后来的日子里，打仗有战功，征北汉、平江南、打契丹，他都有不俗的战绩。到了太宗赵光义的时代，他甚至还击败过北汉名将，即传说中的杨老令公，在山西洪洞县斩杀杨老令公部下千余人。

他的“阴狡”总是用在内部。他利用高彦晖在前抵挡后蜀叛军的机会，自己成功逃脱；他更会刚狠负气，挤对上司，让上司无可奈何。大宋名将郭进，曾经做他的上司，守卫晋陕。郭进忠厚，不懂人间智斗，被他欺凌得无计可施，想想实在是奈何他不得，那时候，田钦祚在太宗赵光义眼里已经是一个元勋级别的人物了，但在郭进麾下，总是干一些不法之事，郭进没有办法禁止他，最后，这个老实疙瘩郭进大将军，自杀而死。

全师雄部斩杀了大宋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士气大振。

王全斌又派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步军都监张煦来彭州与叛军战，又一次失利，只好退还。

全师雄于是分兵于绵州、汉州间，同时断剑门，沿江布置营栅，放出声来，要攻成都。

此风一传，四川全境，忽然有邛、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东川共十七州响应全师雄为乱。

成都城内，虽然还算安静，但有外敌，难免就会有内应，这是王全斌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形势开始变得严峻。

当时有后蜀降卒近三万人屯于城南教场。假如这部分蜀兵蜂起呼应全师雄，成都危矣！像所有残暴的权力曾经做过的那样：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有了办法。王全斌想出了一个灭绝人伦的一次性解决方案：

将这些蜀兵骗入夹城内，尽数射杀。

康延泽不同意，他的意见是：

一、释放老弱病残的蜀兵七千人；

二、另外两万余人以宋兵武装护送，沿江而下，跟随此前的蜀卒同回汴梁；

三、如果路上遇到全师雄来劫夺，再杀不迟。

史称“全斌等不从”。这里有必要记上一笔：主张杀蜀卒的，不止王全斌一人，应该还有崔彦进或王仁赡。

夹城，平时可以是城内一个通道，两边都是高墙。前后门一封，夹城内人再无逃脱之理。

初夏的一个日子里，近三万蜀兵被诱入夹城。

随后，就是一场血腥杀戮。这一场渴血与流血事件，成为继白起屠杀赵国降卒、项羽屠杀嬴秦降卒、曹操屠杀袁绍降卒、拓跋珪屠杀燕国降卒、薛仁贵屠杀铁勒降卒之后，中国战争史上，又一宗令人发指的杀俘记录。

成都，一时间天昏地暗……

而远在京师的太祖对此毫无所知，还念春季偶有风寒，给西川行营的将士们送来了姜茶。

全师雄病死金堂

全师雄军真的进攻成都了。

大军前锋开到了成都北郊新繁镇。

但在这里，他遭遇了大宋名将，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二人领兵与全师雄对阵，一战破之，生擒蜀卒万余人。

全师雄西退，屯于成都西北郊的郫县，王全斌、王仁赡又率兵破之。

全师雄负伤，激战不利，无奈，走都江堰灌口寨。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刚刚封赏的一位刺史，原陵州指挥使袁廷裕，被刘仁赡擒获，在成都市被磔杀（相当于凌迟处死），袁部万余人也被俘获。连战不利，全师雄部士气大为沮丧，丢魂落魄，前途一片茫然，史称“贼锋稍衄”，叛军的锋芒得到抑制。这事对全师雄有打击。从此以后，似乎已经没有了“昂扬斗志”。各路部下也分散开来，据州县自保，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位嘉州（今四川乐山）虎捷指挥使吕翰，本来已经归属大宋了，可是他的顶头上司知州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对他颇有轻蔑之意，惹怒了这位将军，于是率部下反叛。横冲指挥使吴瓌、虎捷水军校孙进等都来响应他，几天后，与全师雄所任命的将军刘泽合势，叛军人数达到五万。他们击溃普州（今安岳附近）刺史刘楚信，杀掉普州通判刘沂。果州（今四川南充西）军校宋德威、虎捷指挥使冯绍文等，也在全师雄最为低谷之际起兵相助。他们杀掉知州王永图、通判刘涣、都监郑元弼，据地为乱，与全师雄部遥相呼应。另有一遂州（今四川遂宁）牙将王可僚又劫持了本州岛士庶起兵，也成为全师雄乱军的支持力量。这样，全师雄在就要失去希望的时刻，重新燃起希望。

一时间，全师雄部有了复振之象，史称“贼所在鸾起”，叛军四处遥远地呼应着，像受惊的大鸟忽然而起。当时响应全师雄的蜀兵不在少数，《续资治通鉴长编》特意说，以上这些“鸾起”事件，“此但其姓名可纪者耳”，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鸾起”事件，应该更多。

但大宋行营这番平蜀的将军确实不是吃素的。前面说的那位叛军首领嘉州虎捷指挥使吕翰，就遇到了大宋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陆转运使曹翰。

吕翰可不是曹翰的对手。

曹翰率兵与王仁赡会合后，在嘉州将吕翰围住，城破，吕翰弃城走。曹翰等接着进入嘉州据守。当晚，吕翰不死心，率众偷偷地回来围城，互相约定“以三鼓进攻”。曹翰早已撒出间谍，闻听此讯，告诉城中管理水漏的官员，夜半更鼓，到二鼓为止，不击三鼓。结果吕翰部听不到三鼓，没有集结。到天亮时，感觉已经失去攻城时机，于是纷纷逃遁。

曹翰看得明白，开城追袭，大破之，杀戮数万人。

吕翰引余众走保雅州（今四川雅安）。

这时，酷热的夏季已经来临。全师雄奔投郫县时，身上已经多处受创，又退至灌口寨，金创发炎。夏季的川中燠热潮湿，刀伤箭伤得不到药物处理，危在旦夕。这时，王全斌攻破了灌口寨，擒获师雄党羽两千人。

不屈服的全师雄，率领最后的抵抗者沿沱江东行，伤口感染严重，病死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他应该是破伤风导致神经系统中毒而死。

被拥戴的主帅已死，诸州叛军随后渐渐平定。

征川蜀曹彬不负使命

当初，赵匡胤派出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时，等于已经解除了王全斌在后蜀旧地的临时政务管理大权，他只能负责在蜀之军旅事务。此事让王全斌有了紧张感。他对亲信说：“我听说古来将帅大多不能保全功名。我今在蜀地不安，应该称病东归，以免将来后悔。”

亲信有人说：“大帅虽然不管政务，但巴蜀而今寇盗纵横，我军一退，后果不堪。所以，要回师，一定要等诏旨，不可自做决定轻易东归。”

王全斌接受了这个意见，继续留在蜀地。

不久，蜀地臣民无法忍受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的种种暴行，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上访，告御状。二王和崔彦进在破蜀之后，如何豪夺人家子女、如何剽掠士庶玉帛、如何擅自开发府库、如何隐没各地货财、如何收受官员贿赂……恶行种种，赵匡胤已经全都了然。这样的恶人如何可以继续留在蜀中？于是，老赵一纸诏书，将在蜀将帅全部召回。

枢密副使、西川行营都监王仁赡是第一个被老赵召见的将军。他还以为很多事情老赵未必知道，就在老赵诘问他的时候，将在蜀诸将的恶劣行径一个个抖落出来。王仁赡的意思是：大伙儿都有罪，我王仁赡不是罪过最重的。他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几桩恶行。

老赵等他说完，很从容地问他：“你说这么多，好像都是王全斌的错。我来问你：收纳李廷珪的妓女，私开丰德库取金宝，这也是全斌他们干的吗？嗯？”

王仁赡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在处理王全斌、王仁赡和崔彦进等人案子时，老赵颇费思量。诸将大恶，但毕竟平定了后蜀，这一份大功为开国后所未有。最后，老赵的决定是：不将他们送交狱吏，但要转送中书门下，请来蜀地的诉讼者与这一帮蜀地的征服者对质。中书，又称中书省，是全国的政务中枢，政事堂就是中书的议事机构。王全斌、王仁赡就在这里被政务官员审理罪案。这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专案组，不由司法而有专案人员处理大案。

蜀中苦主开始与王全斌对质。

对质中，应该有种种唇枪舌剑，往来博弈，但诉讼者人证物证俱在，征服者终于理屈词穷，史称诸将“具伏”，都认罪了。

几天后，老赵召百官集议，给平蜀将军们定案。

中书上表道：“全斌等法当死。”按照律法，王全斌等人应该判处死刑。

但老赵思前想后，给了他们一个特赦。他的处理结果是：

置崇义军于随州（在湖北），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

置昭化军于金州（在陕西），以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留后；

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罢为右卫大将军。

平蜀犯罪诸将全部降职。

除了王全斌等主要将领外，随同出征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有违法犯纪的人员，一律得到惩处。西川行营有一个大校，曾经在蜀地进入民家，将民妻的乳房割掉后再杀人。赵匡胤闻听此事，让人马上将这个大校带到殿中，做出决定，在汴梁闹市正法。当时有一些近臣与这个大校有私交，就使劲地设法营救。最后，老赵流着眼泪鼻涕说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兴师征讨川蜀，但一个妇人有什么罪过啊，而那个校官竟残忍到这个地步！应当赶快按照律法处理，来为那个妇人报冤！

王仁赡后来掌管国家经济管理（计司）近十年，因为是皇上旧人，还参加过陈桥兵变，属于开国老臣，于是有“恃恩擅权”的习惯。这一次受处分之后，他还多次“纵吏为奸”，放纵部下做奸坏之事。一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时代，终于被一位不畏强梁的“属吏”陈恕告发。当庭诘问时，王仁赡无从答对，从此被太宗赵光义怒而鄙视之，史称“遂失宠”。没有了帝王的呵护，他几乎无法平静生活，几个月后，怏怏成疾，不久死去。

王仁赡揭发诸将罪恶时，只称赏了一个人，就是曹彬。他说：“这一次西征，要说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命的人，只有曹彬一人。”

赵匡胤也从他人口中得知曹彬善于其职，于是在惩罚诸将后，独赏曹彬最优：以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曹彬入朝后推辞道：“诸将都获罪，臣独受赏，如此，臣何以自安？不敢奉诏！”

老赵说：“爱卿有功无过，又这么低调，不自夸不自诩。如果你有一点一滴的错误，王仁赡岂能为你隐恶啊？赏罚，乃是国之常典，不可辞也。”还是坚持封赏了他。

曹彬，实是大宋王朝富有人道精神的一位将军，这样的将军史上罕见。他后来曾权知徐州，有个小吏犯罪，当时就立了案，但是一直过了多年之后，他才把小吏召来，数说往年的罪过，按律给了他一顿棍子。当时人都不知道为何这么做。曹彬解释说：“当年，我听说此人刚刚娶了媳妇。那时我如果就判刑给他一顿棍子，他家的亲戚们一定会认为新媳妇是个不吉祥的女人，那就会将怨气发到这个新媳妇身上，还不得天天闹矛盾？闹严重了，新媳妇估计都不好在这家里待下去了。所以要‘缓刑’，但罪过是不能赦免的。”

曹彬就是这样宅心仁厚的一个人。他这个“缓刑”的案例，乃是中华法系最为动人的精神体现：律法不外乎人情。

孟昶“待罪”受礼遇

孟昶等浮江东下到江陵后，上岸。太祖派人在此设御府的供帐，并拨出官署府邸，供蜀人居用。又派遣特使到江陵，分给他一行人鞍马车乘。孟昶到汴梁南郊时，皇弟开封尹赵光义在玉津园设宴迎接。

玉津园，是大梁的皇家园林。此地是皇家游乐、宴会、劝农、阅兵、祭祀之地，外国来使，一般也都在此地接见。大宋时有“四大名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以玉津园最为著名。这是五代时留下的一座园林。园中有一半土地是麦田，皇上每年夏天要在这里“观刈麦”。有时还会在这里练习骑射。但玉津园里最常见的活动是大宴群臣。老赵曾经在此地有过一次醉酒，以至于举止失去了庄重，有了轻浮失礼的狎习动作。翌日酒醒，很后悔，对侍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而吃醉，每一次醒了之后，都很后悔。”

孟昶受到礼遇，心下稍安。

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五月，孟昶进入京师南门。

从宫阙到南城门两边是整整齐齐又威风凛凛的大宋禁卫军和仪仗队，人人面色严峻。孟昶心头一凛，赶紧下轿，在两列明晃晃的刀枪拱卫下，强作镇定，缓缓步行。走到明德门外，孟昶与太太、弟弟、儿子以及昔日蜀国诸官员三十三人，一律换上素服，匍匐于门前，史称“待罪”。

不久，诏书下来，史称“释罪”，并赐给孟昶等人“袭衣、冠带”，这意思就是允许他们换上礼服，从此免去了罪犯的身份。

随后，太祖在崇元殿，按照宾主之礼接见了他。

礼毕，太祖又登上明德门，看着充作仪仗队伍的诸军按部还营。

接下来，大宴孟昶等人于大明殿，弦歌酒宴，接杯举觞之中，又不断颁发诏书，分别赏赐有功人员。

因为平定西蜀，太祖又下诏赦天下死罪；而流放、徒刑，则各降一等刑罚，徒刑以下释放；有在两刑之间不得已增配其他刑罚的，免除服劳役一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是：“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释之，配役者免居作。”

这里的“居作”就是“配役”的一种，属于戴枷“服劳役”。之所以有“配役”，是因为两刑间刑差较大，司法者以为不足以罚之，故另加若干刑法在内。如流刑，上一等即为死刑，若犯人判流刑，则轻，判死刑，则重；于是，在流刑之外，又外加服劳役、刺字、鞭笞等刑。故《长编》此处所谓“降徒流”，误，应为“降流徒”；“流以下释之”实为“徒以下释之”。因为唐宋以来的刑罚次第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降流徒”就是“流刑、徒刑各降一等为徒刑、杖刑”；而“徒以下释之”就是“原来判定的徒刑、杖刑、笞刑一律释罪不问”。但由“流刑”降为“徒刑”的则不在赦免之内。

了解这一关节，可以衡量史料中各类司法判决的量刑轻重，以此洞察大宋司法制度的政策性倾斜。譬如，翻阅《宋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赃官吏，无论数额多少，大多在“死刑”和“流刑”两个重刑中判决。大宋判刑最重的，除了谋逆罪外，就是贪赃罪。

孟昶之死

老赵还改革了一项蜀国时期的经济政策。

大宋接受后蜀政权后，派遣常参官在蜀地接受民租，发现原蜀国官仓“受纳”与“出给”用斗有二等，“受纳”斗盛十升，“出给”斗盛八升七合。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斗进小斗出”，史上盘剥农民莫此为甚。从这个劣政考察，大宋建国后，视后蜀为“伪蜀”实不为过。我有一个不变的看法：凡欺凌掠夺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邦国，其合法性正当性即天然流失。用《论语》中的话说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政治家管理邦国，如果导致四海困穷，那么上天所赐予的权力一次性地永远终结了。后蜀，与大宋比较，之所以称之为“伪蜀”，就因为它不合法、不正当、不合理。各种史书谈及建隆元年以后的后蜀，也往往使用“伪蜀”称谓，自有“正朔”“闰出”的道理，但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盘剥。针对伪蜀此项弊政、秕政、劣政、恶政，老赵下诏：自今以后，“出给”与“受纳”并用十升斗。

此诏一下，蜀民顿有复苏之感。

老赵确实优待了孟昶。五月丙戌宴赏之后，过了半个多月，又在六月甲辰这一天，诏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

其他眷属子弟也多有封赏。

至六月庚戌，史称“孟昶卒”。

自甲辰日封秦国公，至庚戌日卒，不过六日。故史上有各种“阴谋论”者以为是太祖谋杀了孟昶。但这类说法无一例外皆属于演义或猜测，没有任何史证支持。如果演义或猜测可以还原历史逻辑的话，那么将会有无限可能性。譬如，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昔日的仇家夜半翻墙杀害了他，如吕四娘与雍正帝故事；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的宫人难于忍受他的凌虐闷杀了他，如杨金英与嘉靖帝故事；还可以设计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死亡方式，等等。治史，是往事的重演（参科林伍德意见），但重演须在会通知识背景下复盘。无复盘能力，无重演之机。治史之复盘与物理之还原不同，治史之复盘，本身已经蕴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复盘即重演。准确说：复盘，乃是知识会通背景下，思想者据种种往事记录而做出的实践推断结果。当我对孟昶之死“复盘”现场，试图“会通”所占有的各类历史知识时，感到“阴谋论”无法成立。按我对历史哲学的“思想”模式，无法“重演”孟昶被“谋杀”的“复盘”。在这一个回合中，像我在陈桥兵变的回合中一样，我相信正史的记录。如果谈理由，我以为：赵匡胤杀孟昶，毫无必要。相反，当时南唐未平，南汉未定，吴越未归，即使从策略方向考察，孟昶活着也比死了更能“昭示”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天下未定者尚有，赵匡胤没有必要谋杀一个刚刚臣服过来的君主，从而导致天下尚未臣服者死心抗宋。故，这个时候，赵匡胤应该更不希望孟昶死去。至于“阴谋论”者认为孟昶活着可能东山再起，以至于巴蜀不安这类说法，尤其没有根据。按大宋当时的邦国治理“手段”，巴蜀已经没有了割据的可能，冷灰不可复燃。全师雄曾经“复燃”而灭，任何人试图再次“复燃”都是徒劳。

《旧五代史》讲述孟昶事，有个结论意见：“昔张孟阳为《剑阁铭》云：‘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是知自古坤维之地，遇乱代则闭之而不通，逢兴运则取之如俯拾。”

过去有个叫张孟阳的人有一篇《剑阁铭》，铭文说：“蜀国的大门剑阁，异常坚固而镇守巴蜀。世道浊乱，剑门就叛逆；世道清明，剑门就归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西南之地，遇到战乱之世就会关闭而不与中原交通；遇到兴运之世则收复巴蜀就像俯身拾取东西一样方便。

大宋已定，藩镇已矣！巴蜀没有可能继续托起孟知祥之梦。

没有史料支撑的演义不是历史；没有史料支撑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史料面前，与赵匡胤无关。没有历史逻辑，或历史逻辑混乱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逻辑面前，也与赵匡胤无关。

史称赵匡胤闻听孟昶死“为辍五日朝，赠尚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疋，葬事官给”。我相信老赵的真诚。

宋贾似道《悦生随抄》，记录了孟昶母亲李氏的故实：

李氏随儿子孟昶同到京师。

老赵多次温颜告知李氏可以乘肩舆也即轿子入宫，并呼她为“国母”。有一次还对李氏说：“国母好好保重，不要总是怀念乡土，哪天您愿意，送您回故土去养老。”李氏问：“陛下要往哪儿安顿我啊？”太祖说：“可以回蜀地啊！”李氏道：“妾家本来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太原，是妾之愿也。”

当时老赵已经有了征伐北汉的意思，听到李氏如此说，大喜：“等朕平了刘承钧，即如母所愿！”

还因此给了李氏很多赏赐。

孟昶死后，李氏没有哭。她举酒酹地，尔后道：“你不能跟着社稷灭亡一块去死，贪生到今天！我之所以忍着不死，是因为你还在啊！现在你既然死了，我哪里用得到偷生！”

于是，开始绝食。数日，死。

李氏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将她赐给孟知祥。在太原，李氏生了孟昶。后来知祥镇西川，来不及带着家族前往，故李氏等留在太原。到后唐明宗时，孟知祥动用一百两黄金，贿赂安重诲，才得以派遣衙校将李氏和家人迎到西川。

李氏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物。当初孟昶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分掌机要，总内外兵柄时，李氏就对孟昶说：“吾曾见唐庄宗跨河与后梁军战，又见你爸在并州（太原）与契丹周旋，后来入蜀定两川，当时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气。你现在任命的这些人，如王昭远之辈，出于微贱并无战功，不过跟从你在一起读书，给事左右而已；韩保正等，虽是世禄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战乱，他们有何智略捍御来敌？”

但这些话孟昶都没有听进去。

李氏又说：“高彦俦是尔父故人，秉心忠实，多所历练。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没有听。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昭远、韩保正等，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高彦俦则是少数死难的后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简单。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时候，用水调和龙脑香的香末，涂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来挥动凉风。一天夜里，与花蕊夫人在园中登楼望月，不注意将扇子掉到园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后，外界就有人效法这种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的轻盈，应该像花蕊那般轻盈。又升格号为“慧妃”，因为她性情慧黠符合这个号。宋师攻下蜀国，太祖赵匡胤听说她的芳名，命人特别护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还作词自况道，云云。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没有说，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陶谷本来姓唐，避讳石敬瑭的名讳，连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后来在大宋时，看见魏仁浦居于中书为宰辅，就讨好魏仁浦，说自己的家族实在是出于魏氏，于是将魏仁浦当作“舅氏”族人恭维，史称“每见，辄望尘下拜”，每一次见到都要当街下拜。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祠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

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故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记载，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破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陶谷为人轻薄而居心险恶，曾经指着自己的脑袋，认为一定可以戴上宰辅的貂蝉冠，但现在，连骷髅都没有了。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甚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十四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国亡诗》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

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光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光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三处破绽：

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

二、赵光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

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

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

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七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乘太祖不注意时，挑逗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赵光义吓得慌忙赶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便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对后宫做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总数是二百八十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五十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帷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

赵光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光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难得的“艳词”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櫽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櫽栝”。

四、苏轼之所以“櫽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櫽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

当然，就像科林伍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

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