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太宗践祚



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赵匡胤，崩。

灵柩停在万岁殿东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师，全城缟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赵光义在太祖灵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贺太宗。

赵光义很悲痛，号啕痛哭，几乎昏过去，史称“帝号恸殒绝”。

当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员们腰里系了灰白色的麻绳子，铁黑着脸，踏着深深的积雪匆匆进宫，不难猜得出：皇上殁了！

一些老人们回忆起近世以来，死了皇上，后面就是一场又新又旧的大位争夺与加冕。那时节，往往就有了刀光剑影。当初后汉高祖刘知远死，枢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后汉，乱兵劫掠市肆那一场，老人们记忆犹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开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传布，城里有了隐隐的骚动。人们不知道新任皇帝会有怎样的动作，更不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窜出一股子乱兵来，拥戴什么，或劫掠什么……

京师，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平常大赦时，犯有大恶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这一次也给予了赦免。

二、禁生边衅。“令缘边禁戢（音及，收敛、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扰外境”。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三、广开言路。“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实时引对”。群臣如有批评或建议意见，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办公室人员必须及时引见。

四、提倡孝悌。“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天下文明，有赖于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顺，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时而离家别居者，要由有关部门督察举发。

五、率由旧章。“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赵匡胤创业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谨慎小心地订立各种制度，大的规则已定。天下自有常规，各级官员当恪守奉行，不能违背。

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

“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

“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人们照旧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大宋老人们的忧虑，多余啦。五代乱世，一去不复返啦。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

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

“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

“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

“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木周”让位给“炎宋”，宋人王 的《默记》还有一个恐怖的宿命故实。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

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

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

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

“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所以从史上逻辑来看，“诏罢河东之师”，是太宗调整内部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大宋要长治久安，必须控驭武夫。

但也不得不说，前线形势非常乐观之际，借国丧而撤军，实在是失去了收复河东、统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机缘。

事后沙盘推演，太宗当时如果不撤军，而是点齐御林军，亲征北汉，也许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不过，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质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有能力拿下河东。哥哥的未竟事业，需要兄弟我来完成！如此，作为帝王的“武功”才有着落。新科皇帝，应有超迈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资本。

但是，有必要在践祚之初，先解决本土内部问题。

开拔出去的大宋禁军主力，是否可以流畅调动？

这是内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线将帅听命“归阙”，预示着大宋帝国的内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国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赵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比起乃兄赵匡胤来，要凌厉得多。“诏罢河东之师”，不过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与契丹交聘

赵炅现在还不想惊动北汉和契丹。

契丹与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北方帝国。其性质可以表述为：中国土地上，南北两大政权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认。

这种肯认，是契丹首先采取主动。

太祖时代，契丹确实有讨好大宋的意图。赵匡胤征讨河东，契丹虽然勉强来援，也被太祖打败，但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和约”终止，好像那一场战事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时，契丹国的涿州（今属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给大宋知雄州（今属河北省）孙全兴写了信件，权衡利弊，诚恳求和。信件转到太祖手上，太祖答应了契丹的请求。

随后，契丹派出使节来访，国书自称“契丹国”。太祖并不介意，接见并宴请了“契丹国”来使。

几个月后，第一批大宋使团出访契丹，团长是阁门使郝崇信，副团长是太常寺丞吕端。事在开宝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阁门使是礼仪官，略相当于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官员；太常寺丞也是礼仪官，但主管宗庙事宜。老赵派出这样的使团，有礼有节，可称处置得法。

史称契丹“自是始与中国交聘”，从此开始有了与中原政权的对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专有名词，一般指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契丹不仅讨好太祖，也讨好太宗。

太祖给了契丹友好的回应，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应。

太祖逝世的消息传到契丹之后，契丹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并修“赙礼”。“赙礼”就是“赙仪”，是带着钱财来参加丧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请了这个使团。使团北还时，太宗还按照礼节给了他们赏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团来祝贺太宗登极。

几个月后，等到太祖赵匡胤下葬时，契丹又派鸿胪少卿等人前来“助葬”。鸿胪，是中原职官，主管礼仪外交；少卿，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契丹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汉地职官制度，到了后期，契丹，也即大辽，基本汉化。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这位少卿带来的“助葬”礼品有：山陵马三十匹、御衣三袭、金带两条、御马三匹（并配有黄金鞍勒）、金饰戎具一副。

随后，契丹使节不断前来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东的将士，也给了契丹一个感觉，似乎大宋可以与北朝不必发生战争。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两国友好，互赠礼品，互贺节日，互相往来，历史记录中，不下十几次。

当初在太祖朝时，虽然国境上也有贸易，但都属于民间行为。到了太平兴国二年春，赵炅践祚才几个月时间，百废待兴，但还是在边境几个大的州郡，安排了“榷务”，也即国企性质的贸易公司或贸易管理局，将中原或南国出产的物资，如香药、茶叶之类，带到边境，与契丹“互市”，互相买卖交换。

看上去，两大帝国似乎正在呈现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吗？

太平兴国

“天下太平”，是传统中国历代圣贤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实现啦。于是，太宗登极伊始，不待转年，就开始“改元”。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年号：太平兴国。

赵炅先生还是个多产的帝王诗人，现在能看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达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别愿意追求美感。昔人笔记中记太宗一事，说他酷爱一种艺术名叫“宫词”，这东西有十个小调子，略相当于词牌，可以演唱。十个小调中有两个名为《不博金》《不换玉》。赵炅认为这俩小调子名太俗，根据内容意境，亲自改名，分别为《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赵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觉得禁军各部的名号不雅，于是“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下诏用美丽的名字替换原来禁军各部名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

所以他制定年号也多有诗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个年号。

第一个就是“太平兴国”，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国兴”。

第二个年号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仪态最具褒扬的词汇，大意是温雅、华贵、舒缓、大方。“和煦”则指气候温暖，可以转义理解为用温和手段治理天下。显然，赵炅先生像历史上有道之君一样，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倾向。

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

“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改元”和“年号”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与年号无关的纪年”转义为“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以为如此可以体现“春秋大义”，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开宝九年”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两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太平兴国元年”，属于太宗纪年。

此事今天看来已经很简单，也很清晰，但在司马光、朱熹二人看来，《春秋》体例自有“经学大义”，轻易不敢背离。但如前所论，经学作为一种儒学思想，在史学书写中，自有重要义理功能，但不能替代叙事逻辑。史上无数胶柱鼓瑟故实，大儒不能免，今儒也当警醒。

历史记录者有问题，宋太宗赵炅，作为历史亲历者，也有问题。

又不是异姓之间的改朝换代，都是大宋王朝，又是兄弟俩，哥哥的“开宝”还在当年，弟弟就改元“太平兴国”，这事就叫“失礼”（毕沅语）。后来，朱熹在评价这个“失礼”行为时，不乏幽默地说：“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他的意思是太宗登基时，朝廷没有大儒，所以乱改元。

这些都是闲话，表过不提。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确实预示了一代贤君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但太宗初年，天下并不太平。

除了北汉还在割据，吴越也并没有成为大宋本部，还有南方的清源军，也还不属于大宋本部；远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凶未卜；这些都不说，就是大宋辖境内的广袤土地，也时时出现自然灾害、政治叛逆，每天都有好消息，每天也都有坏消息。

大宋，中原，并不平安。

如果要平定北汉，赵炅希望能效法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那样，就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他期待中原地区能够风调雨顺，士庶能够安居乐业，而后，他才有足够“放下”心态，致力于恢复汉唐疆界的伟大梦想……

灾害记录

太平兴国年间的自然灾害很严重。

《宋史·五行志》将自然现象，包括水旱蝗虫、灾害变异、吉祥预兆等，分为水、火、金、木、土五个大类，十几万字记录。

梳理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太平兴国八个年头（由于太平兴国元年只有九天，不计入），仅仅与五行之“水”有关的灾害（不算“灾异”和“祯祥”）就有数十起，足见“太平兴国”不太平。

太平兴国二年（977）：

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一步，略相当于今天一米五），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涨二十五丈（这个数字可能有误）。兴州江涨，毁栈道四百余间。管城县焦肇水暴涨，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顷。颍州颍水涨，坏城门、军营、民舍。景城县雨雹。

七月，复州蜀、汉江涨，坏城及民田、庐舍。集州江涨，泛嘉川县。永定县大风雹害稼。景城县（天雷）震死牛商冯异。

这一年闰七月，卫州蝻虫生。

太平兴国三年（978）：

五月，怀州河决，河水北流。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

六月，泗州淮水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州北门（抗灾，将北门堵塞，防水入城）。

十月，滑州灵河已塞复决（灵河决口，已经堵塞，再次决口）。

太平兴国四年（979）：

三月，河南府洛水涨七尺，坏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决宋城县。卫州河决汲县，坏新场堤。

八月，梓州江涨，坏阁道、营舍。

九月，澶州河涨。郓州清、汶二水涨，坏东阿县民田。复州沔阳县湖水上涨，坏民舍、田稼。

太平兴国五年（980）：

四月，冠氏、安丰二县风雹。五月，颍州颍水溢，坏堤及民舍。徐州白沟河溢入州城。

七月，复州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

太平兴国六年（981）：

七月，河南府、宋州蝗。

（未记月份）河中府河涨，陷连堤，溢入城，坏军营七所、民舍百余区。鄜、延、宁州并三河水涨，溢入州城：鄜州坏军营，建武指挥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坏仓库、军民庐舍千六百区；宁州坏州城五百余步，诸军营、军民舍五百二十区。

太平兴国七年（982）：

三月，京兆府渭水涨，坏浮梁，溺死五十四人。宣州霜雪害桑稼。

四月，耀、密、博、卫、常、润诸州水害稼。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

五月，芜湖县雨雹伤稼。

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又河决临邑县，汉阳军江水涨五丈。

七月，大名府御河涨，坏范济口。南剑州江水涨，坏居民舍一百四十余区。京兆府咸阳渭水涨，坏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阳谷县蝻虫生。

九月，梧州江水涨三丈，入城，坏仓库及民舍。

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

太平兴国八年（983）：

五月，河大决滑州房村，径澶、濮、曹、济诸州，浸民田，坏居民庐舍，东南流入淮。相州风雹害民田。

六月，陕州河涨，坏浮梁；又永定涧水涨，坏民舍、军营千余区。河南府澍雨（暴雨），洛水涨五丈余，坏巩县官署、军营、民舍殆尽。谷、洛、伊、瀍四水暴涨，坏京城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又坏河清县丰饶务仓库、军营、民舍百余区。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鄜州河水涨，溢入城，坏官寺、民舍四百余区。荆门军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五十一区，溺死五十六人。

八月，徐州清河涨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门以御之。

九月，宿州睢水涨，泛民舍六十里。

是夏及秋，开封、浚仪、酸枣、阳武、封丘、长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县河水害民田。

九年（984）七月，嘉州江水暴涨，坏官署、民舍，溺者千余人。

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涨，溢入东西两城，坏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妇河涨溢，坏官寺、民田。孟州河涨，坏浮梁，损民田。雅州江水涨九丈，坏民庐舍。新州江涨，入南砦，坏军营。

除此之外，《五行志》记录与“火、金、木、土”有关的灾害也不少，如“金”之灾害（天旱属于“金”）：

二年正月，京师旱。

三年春夏，京师旱。

四年冬，京师旱。

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

六年春夏，京师旱。

七年春，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

九年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与“土”有关的灾害（大风属于“土”）：

二年六月，曹州大风，坏济阴县廨及军营。

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

六年九月，高州大风雨，坏廨宇及民舍五百区。

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

八年九月，天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

九年八月，白州飓风，坏廨宇、民舍。

……

史上这些灾害记录，来源于当朝者“史馆”也即“国家档案馆”的记录。

当朝者为何关心这些灾害？

因为它们不仅与皇权的合法性相关，更与“民生”问题相关。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民生”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国家，乃是人民对个人部分权力和权利让渡的产物。国家，理应在获取权力之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就包括安全保障的权利。所以，合法政权，一定是承担灾害责任，关注民生的政权。至于国体、政体都不是紧要处。大宋帝国，自赵匡胤第一个年号“建隆元年”开始，邦国治理，就对民生问题投入了极大关注，多方动员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大宋的“幸福指数”之高，历朝历代比较下来，大胆一点评价，可能仅次于民国。

之所以有此优良治理结果，与大宋关注“民生”的强度有直接关系。

而关注“民生”的强度越大，也就越需要“公正”理念的介入。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公正”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合法政权在推行“公正”问题时，容不得各种“折扣”。与“公正”最为相关的政治概念是“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比“民生”问题复杂得多（但未必重要得多）的政治学概念，譬如，组织内的公平正义，是一回事；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公平正义，又是一回事，等等。这里展开来谈是不可能的。但借助传统思想史意见可以约略知道：公正，与“义”有关；义者宜也。政治问题之处理，以“合宜”为佳。达致这个“合宜”状态，就是达致“平衡”状态；反之，就是“失宜”也即“失衡”，也即不合适，不妥当，不应该。“失宜”或“失衡”，是政治败笔。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时代起，就对“合宜”问题有关注。预防或治理灾害，需要国帑支出；对寡头政权而言，这类支出因为影响到团伙利益，他们是吝于出手的。但对天下为公的大宋政权而言，这就是必要的支出。大宋多次动用国库财政解决灾害损失，并从不将此视为德政，从不做自我旌表，就是认为救灾是合宜的，否则就是不合宜的。

这方面，太宗赵炅有一种文化自觉。考察中国荒政（荒年政治治理），大宋做得相当出色。具体故实容当后表。

王沔读试稿

宋代史料，记录了很多关于灾异的有趣故实。

大宋淳化二年（991），因为天旱闹蝗灾，宋太宗忧心忡忡，于是召问近臣时政得失，大臣寇准回答说：

“《洪范》讲述天人之际的关系，灵验如影随形。之所以有天下大旱，那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之处。不久前，祖吉和王淮两个人都同样贪赃数万，但祖吉被正法，家资被抄没；王淮却因为他的哥哥王沔正做着参知政事（略相当于副丞相），算是朝中有人，只受了杖刑，还能继续做官。这样用法，轻重不一，执法不公，天下大旱，实在是上天有意示警啊！”

王沔，史称此人“聪察敏辨，有适时之用”，聪明，有洞察力，敏捷，有辨析力，适时需要，能献上中允意见。他在太宗前讲话，很从容，逻辑性强。过去殿试，往往由有关官员念诵给皇上听。王沔可以做到像播音员那般念诵殿试考卷，声腔抑扬顿挫，吐音明丽流畅，经他读过的试稿，往往都能高中。但此人“性苛刻，少诚信”。掌管政事堂国务时，凡是有人来拜见他，他都跟人说好话，但最后答应人家的事，并不办理，所以一般人都怨恨他。他与朝中大臣也有过节，名相张齐贤、陈恕、寇准等人，也都不喜欢他。他的兄弟王淮因为贪赃，按大宋律法，应该正法，但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了从轻处罚。所以寇准在太宗讨论时政得失时，拈出此事，等于借天灾力量推动司法公正。

太宗往日也曾听到人们议论王沔的不是，但还是为王沔回护，毕竟是国务大臣，太宗有优容之处。这一次，经寇准一番议论，史称“帝大悟”，太宗大为醒悟，知道以前确实司法不公，而王沔则太多机巧，好使诈术，“非廊庙器”，做不得朝廷大臣。第二天，召见王沔，“切责之”，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随后，寻了个机会，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据说王沔得到诏令，来见太宗，哭着不愿意离开，甚至不久之后还为被罢免之事愁得须发皆白。

皇上“自焚”

大宋如此，是有“宗教信仰”为底色的。

古代祭祀，往往要有“祝版”，是将写好的祝词张贴在一块板子上。纸张因祭祀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工装饰，有的要用白纸，有的要用红纸、青纸，有的还要配黄边，等等。祝词要预先写好，如果是国祭，就要皇帝在祝词后署名。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仲春，命宰相和群官祷雨，又派出中使，也即宫中宦官，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分头去祭祀五岳神山。按过去惯例，皇上要“御署”，也即预先在祝词上署名“大宋赵炅御笔”之类字样，然后再派遣。

翰林学士王禹偁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准礼，五岳视三公，今虽加王爵，犹人臣尔。天子称名，恐非古制。请自今更不御署。”按照礼制，五岳的神职相当于朝廷的三公，现在虽然给五岳神加上了王爵，但“王”还是比“帝”低一格，相当于人臣。天子在祝版上署名，恐怕不是古来的制度。请从此不要“御署”。

太宗在王禹偁奏章的后面批示道：“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惮，至于亲署，又何损乎！”朕为万民祈福，即使是洗澡沐浴，像汤王在桑林祈祷下雨，准备自焚，我都不怕，至于亲自署名这事，又有什么损失呢！

赵匡胤以来的宋帝，人人虔诚“敬天”，谁也不敢违逆天命、天道。面对各类“天谴”，所有的宋帝都会反躬自省。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在宋帝这里得到很真诚的承续。

太宗说“自焚”事，并非虚伪的大言。

早在王沔事件后的蝗旱灾年，太宗就有了准备“自焚”的敬天举动。

宋人吕中《大事记讲义》，论及这一“灾异”时说：

“淳化二年（991）二月，诏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下诏，认为蝗灾旱灾之重是因为帝王之德薄所致，准备自焚以谢天。第二天下雨。

明人孙承恩有《鉴古韵语》一书，对历代帝王都有一段“韵语”（相当于打油诗），内中说到宋太宗，有言：

罪己消天变，仁民隐至情。

厚伦施义粟，勤学购遗经。

节为山林重，功于宦寺轻。

不惭称令主，恭俭更仁明。

这里五言八句，每一句都与太宗的故实有关。我这书里会慢慢说到，此处且不啰唆。“韵语”中说“罪己消天变”，指的就是太宗因蝗旱之灾要自焚的故实。孙承恩认为这是太宗“敬天”而得到的天下福报：“太宗之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

《续资治通鉴》记录此事在淳化二年三月，而非二月。原文道：

帝以岁旱蝗，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翼日而雨，蝗尽死。

太宗皇帝因为年岁中多有蝗旱之灾，下诏给宰相吕蒙正等人说：“黎民百姓有什么罪，而老天给的惩罚这么重，实在是我的无德（应该包括王淮贪赃案处理不公）所导致的天谴示警。爱卿等人，应该在文德殿前面搭筑一个台子，我将面对苍天待在那台子上。三天不下雨，爱卿等一块把我烧了，以此来回应天谴！”吕蒙正等人惶恐不安，向太宗谢罪，藏起诏书没有颁发给政事堂。不料第二天就下了大雨，蝗虫几乎全部死掉，解除了蝗旱之灾。

皇上要自焚！

这是什么节奏？

原来这是一个来源甚古的吾土传统。

夏商周，史称三代。一般认为这是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时代。三代之前，皆有巫师。巫师负有与天帝交流沟通，为民祈福的责任。这是从更早的部落时代即形成的一种分工。如果天下灾害过重，巫师祈福无效，就要“升天”去面见天帝，当面陈述，继续为万民祈福。三代之际，君王即“天子”，天帝之子，成为比巫师更重要的万民领袖，或者说，是集中了天子、巫师与领袖为一体的邦国首领（而不是部落首领。按国家起源原理，先有部落，后有部落联盟，而后有部落大联盟，国家出现），天下有灾，君王有责，成为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常常会颁发“罪己”性质的诏书，以此来忏悔罪恶，昭告士庶，祈请天帝。历来《罪己诏》的关键词是“万方多难，罪在朕躬”八个汉字。有些时候，帝王不愿意“罪己”，明白大义的臣子就会劝谏帝王“罪己”，大唐王朝的名臣陆贽就曾劝谏德宗下《罪己诏》。苏轼评论此事有言：“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所以天下灾害严重，替代了巫师职责的帝王，有了向天帝吁请的责任。

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

《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

“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天下何其广大！一个帝王的权术就“欺骗”了亿兆士庶，独独“欺骗”不了“阴谋论”者？这个“阴谋论”者的“智慧”岂不近于神？

一般来讲，这类“阴谋论”者的意见，多流行于坊间；制作这类“阴谋论”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阴谋论”。此类“阴谋论”，无非是想证明“封建社会”（大宋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但囿于近代传统，受教科书影响的人们还是愿意习称二千多年施行郡县制度的帝制时代为“封建时代”）制度不合理，因此连带着说“封建时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为尤其不合理而已。这个话题展开来说需要篇幅，而且无聊，此处还不是我来讲述这个问题的苑囿，且略过不提。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命题下的明白人，会越来越多。

简言之，我相信历代“贤君”面对五行变异时的真诚和敬畏。宋太宗赵炅“欲自焚”，与汤王的“欲自焚”一样，都是真诚敬天、为万民祈福的仁爱举动。说是“感天动地”，不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