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讨平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杨村军演

漳泉、吴越之后，大宋开始盘算攻取北汉。

太宗赵炅即位之初，就对四弟齐王赵廷美说：

“太原，我必取之！”

赵炅将很大精力集中在军事方向上。经常在早朝之后，就到便殿或后苑去检阅禁兵，从中挑选健壮的充任亲军，疲软老迈体弱的，都罢去充任外州地方部队。他的这一做法，延续了赵匡胤以来的禁军制度，也即正规野战部队集中于京师，禁军即相当于野战军。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史称“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从此京师禁军的士兵更加精壮强大。

赵炅还在东京城西的杨村筑起一个讲武台，有时，就带着文武大臣到这个台上去观看大宋野战部队的军事演习。

最初，演习部队由殿前都指挥使、野战军司令杨信，调度、指挥。

杨信将大宋野战军在训练场上训练为一支服从号令听指挥的部队。演习的规则大部由他制定。

杨信在太祖时是一员低级军官，有功，不断晋升。太祖亲郊，也即到城外举办祭祀仪式时，杨信出任仪仗都部署，仪仗队总领队。开宝年间曾奉旨捉拿谋反武将，部署缜密，一举擒获，有功，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军（今广西南宁）节度使。领，是遥领，虚衔，不赴任。太祖曾经在宫禁外的后池训练水军，大兵乘军舰往来，不免击鼓呐喊，声震半个东京城。当时杨信在玄武门外居住，此地乃是汴梁内城的北门，距离后池不远。杨信不知道是在演练，听到声音疑心有外敌入侵，来不及换衣服，穿了一身家居皂绨袍，匆匆闯入后池来“护驾”。太祖对他说：“我正在教习禁军水战，不是有非常之事。”

杨信退出。太祖目送他离去，对左右说：“这人真是一个忠臣！”

太宗践祚，强化军事演习，继续由杨信部署。

杨信患有哑疾，发音困难。但就是这样，仍然可以指挥士卒。他调教出的将士，纪律严明，如臂使指。他帐下常有一个童仆名叫田玉，这个少年特别能揣度他的意思。所以杨信在皇上面前奏事、与宾客谈论，乃至于指挥部下，常常将田玉带在身边，想说话时，就回顾田玉，偶尔在手掌上写几个字，田玉马上就能领会他的意思，代替他说出来，几乎不会失去他的本意。

杨村军事演习，田玉也是他必不可少的小跟班。

有一天，杨信生病，忽然能说话了！太宗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回光返照”的故事，马上到杨府来看望这位将军。杨信自言受到两朝恩宠，很是感慨，一时涕泗横流。太宗安慰他一番后，赏赐丰厚。第二天，杨信病逝。

杨信病重时，杨村演习照常举行，太宗命令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替杨信指挥。崔瀚部署演习，加进了一些表演的内容。历史记录中的说法是：“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崔翰分布演习将士，南北绵连近二十里。指挥官手持五色旗作为号令，将士们都要看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根据旗帜的偃仰前后方向，作为进退的节制。常常是按照旗帜的指向，千乘万骑，进退周旋犹如一个整体。甲兵的强盛，近代以来无人可比。

太宗看着这样号令严整的战斗部队，非常高兴。他派出近臣秘密地送给崔翰一条金带，转他的话说：“这条带子，是朕在藩邸时用过的。”藩邸，就是赵炅践祚之前的晋王府邸。将一条旧物赠送将士，有体己、亲切的意味。太宗对崔翰的才干非常赏识，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武将，一定是不会在晋朝出仕的！”意思是：崔翰这么有才干，但后晋时军政如此昏乱，用人不得法，有出息的人是不会为它卖力的。

赵炅也知道当初周世宗、宋太祖多次对北汉用兵，契丹往往来援。于是开始制定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包围太原城，阻击契丹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在太原周遭布局，并尽力在太原附近州郡解决攻城器械和战备粮草问题——这些笨重物资全部由东京汴梁或其他州郡转运，成本过高。于是下令，晋（今山西临汾）、潞（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镇（今河北正定）、冀（今河北冀县）等距离太原较近的州郡，都要按规定备好制造兵器和攻城战具，没有，就要制造，需要的时候，随时听候调遣。此外，这些州郡，必须储备未来大军北上的足够粮草。攻城、打援，几十万人，大部分物资要从这些州郡调运。当然，不足部分也开始从外部漕运辇送，一时间，河北、山西两道，车船不断。

这类战略准备工作从太宗践祚之初就开始了。

冬狩之礼

北汉也不是颟顸之辈，很快就知悉了来自南国的动作。按照北汉君臣的理解，在如此近距离地区准备大战物资，只能是针对北汉的。史称“北汉主甚恐”，于是在转年开春，北汉主刘继元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押在契丹，又送去“重币”，也即厚重的礼物，向草原帝国求援。但是契丹首领景宗耶律贤认为，从宋太祖以来，两国一直在友好睦邻，不应该有战事，因此没有特别上心。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冬天，大宋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契丹国的一位使者耶律呼图从大宋返回，见到耶律贤说：“宋必取河东，当先为之备。”耶律贤此时只有三十岁，身体状况不佳，一直由皇后萧绰执掌朝纲。耶律贤和萧绰闻言，来问大臣韩匡嗣。韩匡嗣问耶律呼图：“你怎么知道宋国要北上？”呼图说：“这事不难知道啊。你想想，大宋四方僭越之国，一个个都被吞并了，现在只有河东还没有被他们收复。宋朝皇上又总是讲武习战，这是干吗？必定是针对河东嘛！”韩匡嗣听后根本不信，认为呼图所言无非瞎猜，没有任何根据，对他说：“宁有是邪！”会有这事吗？嘁！萧绰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大宋帝国最难对付的女人，但此时还是相信了韩匡嗣，“卒不设备”，最后没有对大宋可能的北上做任何准备。

韩匡嗣，乃是一个精通医术的汉人，他父亲被契丹掳往草原，最后居然成为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所以他也得到契丹的信任。据说阿保机的太太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耶律贤没有践祚之前，与他也是好友；践祚后，即提拔他做了大官，此时的韩匡嗣，乃是契丹国的南京（今北京）留守，封燕王，也是萧绰和耶律贤非常信任的人物。

后来韩匡嗣做了枢密使，南京留守就由他的儿子韩德让代领。父子二人都做契丹南部大都的留守，很为时人羡慕。

北汉多山，太宗开始组建自带机弩重兵器的山地部队，史称“飞山军”。他在讲武台就多次观看“飞山军”发机石射连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皇上要伐北汉，先训练军伍之事。

赵炅甚至还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腊月做过一次“冬狩之礼”，冬天打猎的君王之礼。过去，按礼法，古代帝王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礼制，四季出城到郊外打猎，是“示武于天下”。但随着文明的推演，这类田猎活动毕竟劳民伤财，渐渐被有些君王废弃。这一次，有关部门向太宗汇报，认为应该有“冬狩”活动，太宗没有拒绝。他对左右说：“《老子》有言，田猎让人心发狂；《尚书》有言，田猎让国政荒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人君者不得不戒。历观前代往事，很多君王迷惑于田猎的快乐，往往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事实。但朕今天所以狩猎，是因为要‘顺时搜狩，为民除害’，不是要自己杀生取乐啊！”显然，“顺时搜狩，为民除害”八字所指，就是要顺天应人，剪灭北汉，以此造福大宋士庶的意思。太宗一直在准备打仗。

就在这年冬天，按例诸州贡举人应该集会于京师，但太宗正在准备亲征河东，下诏暂停贡举。从此以后，这个贡举活动改为间隔一年或两年才正式举办。

也在这年冬天，契丹派遣使者提前来到京师，准备等到来年正月初一，庆贺正旦。契丹没有料到大宋会北伐。

决意北伐

兵机贵密，不可先传。故兵书有言：兵以静胜。宋太宗隐忍三年，除了跟自家兄弟赵廷美说过要征讨河东的话头之外，几乎不提北伐之事。他注意到军事信息要保密、要安全，就不可过于声张，以至于瞒过了契丹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韩匡嗣。除此之外，宋师三年静默，除了演习之外，几乎不对外用兵，赵炅也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鼓作气，收复河东。

现在，藩镇惯性基本得到遏制；南部两个大藩，漳泉与吴越，也纳入大宋版图；剪除贪腐官员，国家秩序有了改善；大宋二十年的积蓄已经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赵炅“三年不鸣”，似乎可以“一鸣惊人”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开春，赵炅召来大宋第一名将曹彬，问他：

“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周世宗柴荣、我大宋太祖，都多次亲征太原，没有攻克。难道是他们的城墙太坚固太完善，拿不下来吗？

曹彬似乎胸有成算，他回答道：

“周世宗攻取太原时，主要因为大将史彦超在石岭关一役兵败被杀，周师人情震恐，不得已，还师。太祖时，因为阴雨连绵，大兵困在甘草地，军人染上腹疾，因此只好退师。现在看，都不是因为太原城垒坚固啊！”

史彦超乃是攻取太原时的先锋都指挥使，柴荣麾下一员猛将，当时带着二十骑为前锋，探路时，遇到契丹大军，激战中，大将李筠又带兵来援，杀契丹两千人。史彦超有了轻敌之意，史称“恃勇轻进”，独自带着几个骑士追击败寇，渐渐离开大军更远，最后在契丹的回身反战中，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

石岭关，则是晋北一处要隘，位于阳曲县北，东、西有山，谷底开阔，地势险峻，是太原往北，通往代县、大同等地的交通要冲。北汉与契丹联系，必走此地。周世宗、宋太祖，要收复河东，一定要在此地隔断太原与契丹的联系。史彦超在此战败，导致战局一变。

太祖时曾派出大将何继筠为石岭关都部署，成功地阻击了契丹援军。

太宗心里有数，又问曹彬：“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

曹彬回答：“我大宋邦国兵甲精锐，人心都拥戴皇朝，如果此时施行吊民伐罪之举，如摧枯拉朽耳！”

曹彬的意见很重要，对赵炅有一种“定心丸”的功能。君臣一番对话后，史称“帝意遂决”，皇上赵炅北伐的决心最终定了下来。

但宰相薛居正反对。他对皇上说：

“过去周世宗举兵北伐，太原倚靠契丹的军援，坚壁不战，结果导致周师疲惫，退兵。到太祖时，在雁门关南之地，击破契丹，将河东人民迁徙到黄河、洛水之间。现在，河东巢穴虽然还在，但危困已甚。我们大宋得到它，开辟这点贫穷之地，都算不上开疆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请陛下深思熟虑。”

薛居正乃是一代名相，但这番话说得实在欠水平，逻辑都不通。北汉，作为多年敌国，“危困已甚”，正是大宋用兵良机。且燕云十六州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治理华夏，必在完我金瓯。北汉与契丹沆瀣一气，直接影响到中原失地之收复，如何说“舍之不足以为患”？

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

“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与领袖对将帅的这类优容有关。

北伐，攻取太原，四面城要有联络部署，要有人巡视四面城壕，随时通达信息，也要有人观察攻城器械损失状况，以便随时补充。赵炅也做了安排。

粮草准备，早已通知地方，并已经安排督运，现在，又派出河北转运使与陕西北路转运使分掌东、西两路转运使事。山西，居于河北、陕西之间，这样部署，考虑到运输线路最短，可以快捷调运。太宗对粮草有足够重视。他在后来御驾亲征时，在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认命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团练使曹光实到陕西去转运当地粮草。曹光实想到疆场效命，对太宗说：“臣愿提一旅之众，奋锐先登太原城。”太宗说：“军用资粮事大，足够你展示自己本事了！”

更重要的是，太原与草原之间，石岭关一带，必须派出得力将军，阻断可能的契丹来援。赵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郭进。

太宗赵炅从公元976年执政，到997年病逝，二十一年间，总与契丹发生战事数十场，互相间各有杀伤，按战例统计，宋师赢得多，输得少，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两场战役宋师吃亏较大，让大宋君臣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这数十场战役，是中国史上意义重大的“澶渊之盟”实现之前必要的前奏。之所以有“澶渊之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都深入骨髓且不无悲哀地认识到，谁也无法吃掉谁。在这个基本“共识”面前，双方有了向着“和平”趋近的主动性。各自都有了“求和”的真诚意愿。宋太宗与契丹多年征战，等于在为后来签署“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做工”。

但在“共识”来临之前，战争无法避免。

“惟有战耳”

就要到来的“石岭关之战”，是太宗朝与契丹之间的第一场战争。

这是大宋平北汉战争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大宋名将郭进大败契丹。

郭进是北宋名将，参与多次战役，几乎无败绩。他是少数御下严厉，而又懂得节制、有名士风范的将军。当初，他镇守边防，赵匡胤给他派遣士卒时，对士卒训话就说：“你们到了郭帅那里，可要恭谨守法啊！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帅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五代以来，郭进是少数最富荣誉感、责任心，并带兵有方的优秀军人。

话说契丹，闻听大宋在部署北伐，耶律贤不禁长叹道：

“耶律呼图真能料事！朕与韩匡嗣虑不及此啊！”

在耶律贤看来，伐北汉，即等于伐契丹，也就等于撕毁了契丹与大宋多年以来心照不宣的“和约”。于是，他派出了使者到东京汴梁，来质问太宗：

“何名而伐汉也？”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啊？

太宗赵炅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句铿锵名言：

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

河东悖逆天命，理当问罪。如果你们北朝不来援助河东，大宋与契丹的和约一如往日；如果你们援助北汉，没有办法，那就只有一战！

太宗这句话，与当初后晋景延广“十万横磨剑”论一样，都彻底激怒了对方。从此，终太宗一朝，没有与契丹恢复和约；乃至于到了太宗晚年，感到不仅战胜契丹无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无望，开始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也没有答应。契丹与大宋的“睦邻友好”，要一直到宋真宗时代，“澶渊之盟”才开始。

与景延广不同的是，景延广是一时大言，事实上并无底气自信；太宗伐北汉，则准备了三年时间，有非同寻常的自信。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当时，太祖时擒住的南汉国末帝刘 、太宗时归顺的漳泉藩帅陈洪进、吴越国王钱俶，都在座。刘 嘻嘻哈哈地说：“朝廷威灵波及远方。四方僭窃的割据之主，今天都在座中；等到早晚平定了太原，刘继元也到了。臣刘 乃是座中最早来朝的人物，到了那一天，愿意拿着木棍作为‘权杖’，充当各位‘降王’之长。”一番话说得太宗赵炅大笑起来，给了他不少赏赐。

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

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赵廷美不做“留守”

宋师正月北伐，二月，北汉又到契丹请援。此时，契丹已经得到太宗“惟有战耳”的刺激，也正在做着援汉的准备。

契丹国内一直施行“一国两制”制度，南部由南院也称南府管理，多施行中原汉人制度；北部由北院也称北府管理，多施行草原契丹制度。接到北汉请援报告后，耶律贤即组建了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也即总司令的援军队伍。同时，又派出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带领所部，为后续部队。契丹的队伍声势不小。

太宗赵炅在潘美之后，率部亲征。

皇上出行打仗，首都要有太子或最亲信的人物“留守”也即“监国”。当时按照“金匮之盟”的逻辑，太宗之后，应该是太宗的兄弟赵廷美做国君，于是，太宗就指定赵廷美执掌京师“留务”。赵廷美当时的职务职称是开封府尹，东京市长，封秦王。府中就有一位判官名叫吕端，闻听消息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吊民伐罪；秦王您处于亲族贤人之位，应当做出表率：扈从主上亲征。如果留下来掌管监国之任，不符合大义。”赵廷美认为吕端说得对，就主动上表请求跟随大军北行。

赵炅答应了兄弟赵廷美的请求，改派宰相沈伦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

吕端这一建议得到了赵炅的赏识，在后来的日子里，吕端成为太宗一朝的名相。提升他的时候，有人认为“吕端糊涂”，太宗说出了那句名言：“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考吕端生平，他确实做了几件“大事”，对安邦定国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尽管，这几件“大事”看上去不那么起眼。这是后话，书中自会讲到，这里表过不提。

太原外围攻防战

太宗车驾离开汴梁，五天后，到达黄河口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地，有个地方小县城的文书小官在道路旁向太宗献书。太宗见他署名“宋捷”，不禁心头一喜，感觉讨了个吉利彩头：宋捷、宋捷，宋师大捷嘛！于是提拔他做了将作监丞，这是朝廷负责建筑和各类宫廷艺术品用度的官员。宋捷先生很有可能借自家姓名来撞运气，史称“以姓名盗爵禄者也”，用姓名来盗取官爵俸禄的人啊。大战在即，“宋捷”算是好兆头，太宗喜欢。

到了三月初，潘美大军在部署包围太原城时，太宗大驾到达了河北境界。潘美施行了“蛙跳”战术，越过北汉南部若干据点于不顾，直接进驻太原城下。太宗则替潘美做扫清太原周边的工作，组织了一场场小型战役。

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驻跸时，太宗派出大将去攻取隆州（今属山西祁县）。此地在太原南一百五十里，地势险峻，是北汉抗拒大宋的南大门。隆州破，太原南部无险可守。北汉仗恃着隆州要塞，试图遏制南师北进。但潘美大军径直绕过此地，直扑太原时，此地守军未敢出城拦阻。太宗到达河北后，即传令大将将此地包围，等于在太原之外，另辟战场。这一支围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看住城中北汉兵，免除潘美后顾之忧。

但隆州南一百六十里还有一个沁州（今属山西沁县），也是北汉安插在河东的一处战略要塞。此地虽然不大，但一旦动起来，也有摇撼大宋围军的可能。太宗也没有给北汉这个机会，同时派出将军远远地将沁州围了，不得令其出城。

不久，又派出河北大将分兵进攻盂县（今属山西阳泉）。此地在太原东偏北约一百五十里，是北汉重要的东大门。

太宗从汴梁北上，在河北镇州，与太原东西相望，遥控全局，战略部署非常完美。围攻隆州，等于给了太原一个直击态势；围攻盂县，则等于给了太原一个右手勾拳的态势；围攻沁州，则相当于补充力量，连环直击，让北汉这些零星的防地成为待剔的死子。整体上，太宗摆出的是一个钳形攻势，逼迫太原龟缩城内，不敢略动——无论实动、佯动，太原都没有机会了。

但石岭关那边出现了状况。

原来，太宗担心郭进独立支撑打援任务，有凶险成分，就再责成时任汾州防御使的田钦祚支援郭进，也屯兵于石岭关附近做郭进的护军。但是此人与郭帅不睦，当敌人来时，他竟闭关自守；敌人撤退时，他又不追；还积蓄军用物资，大有谋利的倾向。郭进几乎无法与他配合。田钦祚的部下向太宗打了小报告。太宗下诏组成前线军事法庭审查此事。田钦祚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太宗还是采用了优容政策，没有动用杀罚手段，只将他斥责一顿，改领睦州（今属浙江淳安）防御使，尤为失策的是，居然要他继续护军，与郭进同守石岭关。

石岭关大捷

幸亏郭进有江海气象，更有战神风采，静如林立，动如山倒，敌兵不接触，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旦接触，郭进出手极快。在通往石岭关的路上，一个叫西龙门寨的地方，郭帅重创了北汉守军，擒获千余人，并将这些俘虏送到太宗所在的行营镇州。

这时候，契丹加大了支援力度。耶律贤一面派出北院大王等人增兵戍守南京（今北京），一面动员了山西北部，也即当年石敬瑭出让的大同一线武装力量，增援北汉。而先头部队，由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的契丹劲旅，已经到达石岭关附近，在一个叫白马岭的地方，遇到了一条山涧。

郭进大兵也已经到达此地。

涧水不深，耶律沙与郭进隔涧相望，互相看得见各自的旗帜。虽然各自都有心理准备，知道此地将有战事，但两彪军马蓦然撞见，还是有了大战前的紧张。耶律沙乃是契丹总领南院事的大臣，做事稳重，他见郭进旗帜严整，兵马雄壮，而且漫山遍野，随着草原骑兵的两侧展开，郭进骑兵也在两侧迅即展开。耶律沙担心不能迅即取胜，想与后面即将到来的耶律斜轸会合后再战。但跟从他一起来的枢密副使穆济、冀王塔尔等人，求功心切，认为“急击之”比较好。耶律沙犹豫，又没有理由否定他们的意见，于是同意。

塔尔等人于是率领先锋部队开始渡涧。

骑兵在涧前空地迤逦伸展，而后响起了呜呜的号令，牛角声壮。骑兵开始冲锋，马蹄溅起的水花在初春的空气中飞舞。弯刀在半空中挥动。骑兵后面是呐喊着的步兵，长枪大戟，金属相撞，石岭关山鸣谷应。

令耶律沙惊异的是，郭进大军如数万尊石雕，冷冷地，一动不动。他稍稍勒住马缰，滞后观察。

这时候，契丹数万铁骑已经冲锋到了涧水之半。郭进发出了迎击的命令。只见大宋这边石雕般的兵马忽然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迎着半渡的草原兵，山一般碾压过来。郭进率先刺入敌阵。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契丹猝不及防，所见到的宋师瞬间爆发出来的士气，不可阻遏，于是在稍稍出现的一点犹疑惊恐中，士气顿衰。当草原兵返身逃跑时，宋师有了切瓜削菜般的快意恩仇。

契丹兵一时大败。冀王塔尔战殁，大将图敏战殁，将军唐古战殁，塔尔之子华格战殁、耶律沙之子德琳战殁……

耶律沙急忙组织督阵，但郭进大兵已经推进到涧边，甚至几次将耶律沙围住。紧急时刻，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后续部队到达，迅即组织弓箭向胶着中的宋师射击。郭进一面组织反射，一面指挥部队撤离，退回到涧水之南。回顾涧水，已被血液染成红色，到处是契丹兵尸体。史称耶律沙、穆济等“仅以身免”，勉强活着逃出了战场。

这时巡逻兵来报，捉了北汉派出的细作。郭进将搜出蜡丸打开看时，原来是北汉送给契丹，告知“守城待援”的紧急请求。

郭进一面向太宗赵炅汇报石岭关捷报，一面将北汉细作派人押赴潘美围城部队。在城下，宋师向城头呼喊，在北汉守军的眼皮底下，将细作斩首示众。史称“城中气始夺矣”，太原城中见援军迟迟不到，派出去的细作也被擒杀，“誓死守卫”首都的士气因此开始衰落了。

与此同时，太原周遭也不断有州郡被宋师攻克，没有攻克的，也被看住，无法出城“勤王”。

太原大城被潘美十几万大兵围得密密匝匝，契丹援军被郭进布防得法的骁勇阻遏得寸步难行，诸州郡被太宗派出的宋师看守得水泄不通，眼瞅着北汉已经岌岌可危。这时北汉主刘继元的驸马都尉卢俊，在三百里外的晋北代州，获悉太原城危，于是主动派人驰往契丹告急。但史称“辽人败衄之馀，不能再发兵救”，契丹石岭关以及诸州不断遭遇败绩，暂时没有能力再派兵救援。

太宗在河北镇州，了解到战役形势后，开始向太原这座困守中的孤城进发。

镇州到太原，要翻越太行，近五百里山路，从四月壬戌日到庚午日，太宗一行走了八天。一路上，不断有捷报传来。

北汉有“鹰扬军”，被宋师击破。

骁将解晖

一向与中原来往不多的夏州（今属陕西靖边县）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筠，派遣两位刺史，带领蕃、汉大兵，列阵渡黄河，攻略河东辖境，以此策应大宋讨伐北汉，史称“以张宋朝军势”，以此来扩大宋朝讨伐军的势力。

太原西北四百里的军事要塞，北汉固守多年的岢岚军（今属山西忻州），被折御卿攻克，擒获守军大员。随后又南下，攻克太原西北二百多里的岚州（今属山西吕梁县），在此地擒杀北汉一位刺史，活捉一位节度使。

折御卿乃是府州（今陕西府谷县）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在府州）节度使。折家世族，为后周时晋北大户。折、佘音近，后世小说家言称为佘氏，为佘太君家族原型。折家在太祖时归附大宋，镇守北疆，多次击溃契丹，乃是宋初名将。

包围多日的隆州，也被攻克。

破隆州的宋师司令是骁将解晖。

征北汉之前，太宗令他在太原南部泽潞地区筑城，作为看守北汉的军事要塞，城成，取名“威胜军”，就以解晖为威胜军节度使。史称此人“鸷猛木强”，像鹰隼一般猛烈，像木石一般刚强。每次受诏征伐，解晖都战斗在最前列。一般人看着害怕、忧虑的战局，在他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他浑身都是创伤，从太祖时起就屡立战功。

解晖的父亲就是军人，后唐时西征蜀国阵亡，当时解晖年纪尚幼，但那时即立志：成人后要做军人，为父报仇。后晋时，解晖投军，跟着石敬瑭攻击叛臣安重荣，曾领精兵百余人，夜袭屯驻数万大兵的敌军营栅，在敌军看来，夜色中来袭的这一伙骑兵，犹如从天而降。解晖在敌营中左右冲突，居然斩获甚重，凯旋。那一仗让他成名，天下皆知有解晖者“鸷猛”如此。后周时，北汉刘崇与契丹联军入侵晋南，解晖与枢密使王峻前往迎击。夜半，他再一次发挥“鸷猛”性格，率三千人奔袭契丹军营，契丹兵大乱，如沸腾四溢的粥锅一般，四散而逃。后来又跟随周世宗南征淮南，生擒南唐一位刺史。

进入大宋，为太祖麾下一位步军司令。太祖在北征泽潞李筠时，解晖也立战功，一次战斗中，眼睛被箭矢射中，但仍然如夏侯惇般力战不已。太祖派将南征荆楚，解晖所部水军生擒岳州守军头领以及高级将领十四人，俘虏斩杀数千人。太祖征太原时，在北汉辖境击破敌军，斩首千余人。因功改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

这一次太宗北征，派他带领所部围攻隆州要塞，他的部下西头供奉官，负责武装制度的朝廷内部官员袁继忠，武骑军校、军中骑兵队长许均，二人率先登上城楼。

许均身上有八处受伤，但仍在汗血淋漓中，咻咻气喘中，勇战不退，带领部下从城楼杀到城内，擒杀守军三百余人，活捉北汉派遣到隆州前线来的招讨使，也即司令官李珣等六人。

太原已是困兽

袁继忠在解晖麾下，也是一人物。

他在后周时就是一个有战功的将军。入宋，太祖时，参加了多次讨伐战役，所在有功。这一次征讨北汉，他进入敌区，连破三座要塞，擒得敌军将校多人，更俘获敌兵、牛马、铠甲、器械数以万计。但有意思的是，他的同列多人在敌区搜掠，却没有更多收获。这些人担心，对比之下，你那么多战功，我们咋办？于是，就很实在地跟袁继忠说了这个忧虑，史称“乃以诚告”。袁继忠不认为这帮人没出息，也不认为这帮人在挤对自己，就很慷慨地将自己的俘获分给众人，让他们“列表”，算作他们的战功，上报。此举很像东汉名将大树将军冯异，从来不居功。后来的日子，他在代州，击破入侵的契丹兵，在长城口，又一次击破契丹兵，与主帅一道，杀获数万敌众。但很多战功与主帅和战将捆绑在一起，有些就不好算在袁继忠头上，有人看到他功勋卓著，就劝他上表自论其功，史称“继忠不答”，袁继忠根本就不回应这个问题。

强将手下无弱兵。解晖的部下，就有这样的将士。

此一役，太宗知人有道，用人得法。

太宗一路收获着好消息，这一天，来到太原城下。

望着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没有攻克的大城，太宗赵炅有了一点隐隐的期待。他开始暗暗地谋划北汉之后的地缘战略。他应该有远迈前人的武功。他认为他能做得到。恢复汉唐旧疆，可能不是梦。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坏消息——镇守石岭关的大将郭进，薨。

跟郭进在一起的田钦祚，多次放纵做奸利不法事，郭进曾多次向太宗汇报。田钦祚知道郭进是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物，而且性情木讷刚烈，就在二人接触时，多次以语言凌侮郭帅。郭帅也拿他没有办法，打不得骂不得，抗争不得，辩别不得，一怒之下，气昏了头，自缢而死。但田钦祚向太宗汇报时，却说郭帅是“中风眩”。太宗悼惜很久，缓不过神来。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他的劣迹不少（《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说到他的故实），奇怪的是，历经太祖、太宗两朝，他居然没有被赵家兄弟看透，也没有受到朝官弹劾。想来他的“阴险、狡诈”骗不过史家，却骗了时人，奸人自有奸道，可能是局中人无法勘透的。不过他的战功不低，最煊赫的是，太祖开宝年间，他曾以三千人的宋师与六万人的契丹兵周旋，剪灭不少敌兵。最后退守小城，在敌人包围中，还能整军而开门，突围而去，居然三千士兵“不亡一矢”，连一根箭矢都没有丢失。此事近似于神话，据说在草原那边都在传扬“三千打六万”的故实。也许正因为此人还有骁勇的一面，所以太祖、太宗对他有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姿态。

太宗赵炅在行营揣摩良久，最后派出了冀州刺史牛思进替代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石岭关必须由猛将据守。牛思进也是奇人。据说他有一对铁耳朵，将强劲的弓弦挂在耳朵上，一只手扯弓背，居然可以将弓扯满！还有本事，可以背靠墙站住，随你找两个力气大的将卒，拽着他的胸部，想从墙下拉动他，门儿也没有。他就好像长在了墙上，巍然不动。史称“军中咸异之”，军中将士对他这个本事都很惊异。围城打援，在打援部署中，牛思进与郭进都很称职。俩人先后钉在石岭关，终河东之役，契丹没有越过关口一步。

太原周边，北汉所有的军事要塞都被拔掉了。太原犹斗，但早已是困兽。

剑舞吓人

宋军围城也很出色。

太宗赵炅来到城下，宋师士气大增。

御驾驻跸在汾水之东。汾水在太原之西，太宗就在汾水与太原城之间，城墙里面，就是北汉宫城，守军在此部署了最重要的城防力量。太宗来看望大将曹翰的攻城队伍，巡视了宋师大营，了解了部分营垒攻具，如俗话所说，亲切慰问了前线将士。然后，他在行营中亲手写了一份劝降诏书，派人送达城下，要守卫城门楼子的河东兵将诏书转给北汉主刘继元。但守卫城楼的“指战员”们不敢接，太宗劝降的意见到达不了北汉最高层。

郭进俘虏的北汉细作在城下被斩，已经让城中人丧气；太宗更发明一种游戏，吓唬太原守军。

此前，太宗曾在诸军选择身手灵便敏捷的士兵，专门要他们练习剑舞。这种剑舞很像现在的杂技演出，几百人列阵，手持利剑，耍巴一阵后，会将利剑掷入空中，而后士卒们跳跃起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摆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或如“野猪进林”，或如“钟离挥扇”，或如“张飞片马”，或如“举火烧天”，或如“结跏趺坐”，或如“凤凰展翅”，或如“苍龙摆尾”……闪转腾挪间，士卒们纷纷接住空中掉落的利剑。剑光闪处，惊险万分。城上守军看得呆了，看到的人都感到很恐惧。

在汴梁时，有契丹使者来访，太宗曾要这批训练有素的士卒在大殿汇舞。契丹使者看到数百人光着膀子，鼓噪而进，挥剑而舞，跳起来、掷起来，不免摄心动魄，史称“（契丹）使者不敢正视”。等到这次巡视攻城，太宗再令这支传奇队伍做环城表演，作为御驾前导。据说“城上人望之破胆”。

荆嗣生猛

转天夜半，太宗看看刘汉没有降意，开始在城西大营观看宋师攻城。

攻城将士见皇上在身边，勇气大增。

这时，一位校官来到太宗面前，要求自己带领一支敢死队先攻。太宗看时，原来是太祖时名将荆罕儒的从孙荆嗣。当初荆罕儒曾经打得北汉屁滚尿流，但在他未加提防时，不幸被北汉名将郝贵超杀害。现在荆嗣来请战，也有为祖上“雪耻”的意思在。太宗理会他的意思，就让他攻取城西的一个门楼。荆嗣领命，带着百十个身手不凡的健卒，开始借助于云梯，登城。主帅赶紧又安排其他门楼的登城勇士同时行动，以分解荆嗣这边的压力。

荆嗣不负太宗厚望，率先登上城楼，太原西城矮墙之内有了殊死搏斗。

只见校官荆嗣满口流血，呼喊时，嘴里喷出血雾，那是他的牙齿被敌人的刀剑刺落；他挥舞起来的胳膊，一只手已经血肉模糊，那是炮石击碎了它；他飞起来的一只脚，带着两支雕翎箭，那是被守军飞羽所伤。月光之下，城楼之上，本来应该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地方，唐人就有诗歌咏叹此类良辰美景道：“片月低城堞，稀星转角楼”，在高城墙垛之上看月亮都显得那么低矮，城门角楼看到的星星都在缓缓移动。但在此刻，夜半，大山、汾水、孤城之上，骨肉生灵，却在血拼。太宗看得很感动，见荆嗣受伤不轻，赶紧派人召他回来，当即给了他慰勉和赏赐。荆嗣回营养伤。

月光之下，第一轮攻击暂停。远山有烽烟，城楼有悲笳。四野的炊火，照亮了堆放在营帐内外的羽箭，军营内像燕尾一样两角叉开的军旗，在星月之下有一种浮缓着的悲怆意味。在唐代，这类旗帜可以称为“蝥弧”。几处营帐，将校们兴致不低，在星垂平野的汾水之滨，夜宴吃酒，互相讲述攻城时出生入死的瞬间，有几个将军甚至不卸掉沉重的盔甲，就在篝火之旁举着酒器——或酒坛，或陶碗，或锡壶，或觚，或盅，或盏——跳起舞来，军士们助兴，有人会擂起喜庆的鼓声。夜色深时，司务挥舞起一面旗帜，一波一波，渐次传递到绵延几十里的大营，此起彼伏地传来一声声呼喊，这是夜寝的口令。这一幕，令人遥想起唐人《塞下曲》的意境：“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宋箭宋得

太宗每次观战，都要穿上甲胄，距离城墙很近，守军的箭矢、滚木、擂石、灰土等，往往都要落在他身边。左右有人劝谏太宗离战场远一点。太宗说：“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我大宋将士们都争着在敌人箭雨之下效命，朕岂忍心作壁上观！太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全军。诸营将士闻言，史称“人百其勇”，每人都比此前勇敢百倍。人人都愿意“冒死先登”。

大宋攻城，有掩护部队，就是弓弩手，史称“控弦之士”。登城部队在前，掩护部队在后，射出的箭雨密集程度为有史以来罕见。有史料称太宗赵炅攻取太原，这样的掩护部队有“数十万人”。我不信这个数据。整个攻取太原的部队，没有详细资料记录，但是根据各方力量之估计，包括辎重转运、战事民工、其他州郡的遥远策应（如折御卿在西北攻击北汉辖境等），宋师应在三十万人内。直接攻取太原城的部队不会超过二十万。此时，太原城内武装力量大约两万人（北汉军人总三万人）。但宋师“控弦之士”为历来最多，可能是一事实。箭手们在太宗乘舆之前列阵，一排排，成行成列，进退有法，交替前行，专门瞄准城楼、城垛间露出的人影。但城堞一般都有半人多高，且有可观的厚度，这样，城下箭镞射往城上时，就有了一个仰角，一般就会飞上城楼斗拱之间，或落入城内，成为流矢。还有些强弓，包括威力强大的床子弩，箭杆较短，但弓力强大，可以直接射入城墙之内，这样，就像外梯一样，利于攻城士兵攀爬。当敌楼发现险情，试图布置檑木滚石时，城下“控弦之士”又开始新一轮掩护，更密集的箭雨射向墙头。就在这样的争夺博弈中，宋师射出的羽箭是传说中“草船借箭”的数倍。整个太原城，城楼上、城墙上、马道上、府衙间，到处落满羽箭，如刺猬一般。以至于大宋捉到的“生口”，活着的北汉兵民，向宋师坦白道：北汉主城内储藏羽箭有限，因此动员市民搜集落到城内的羽箭，一支箭可以换十文钱，这样购买，“凡得百馀万”，得到了百多万支，都被北汉主聚集起来，储存到兵器库里了。太宗闻听，大笑道：“此箭为我蓄也！”北汉主这么干，这是在为我大宋储存武器啊。等到后来太原城被平定，楚弓楚得，宋箭宋得。

宋师有掩护部队，北汉也有忠于汉朝的弓弩手。城久不下，北汉有人。城上也不断地有箭雨俯射。北汉组织起反攻来，往往也很奏效。

洞屋

太宗从西城巡视到南城，大宋名将，彰德军（今属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汉琼，此地担任攻城都部署，也即南城攻城司令官。他率领将士，安排好城下掩护部队，开始亲自登城。他以司令官的身份带头行动，感动了部下，于是跟着他冒矢而上。李汉琼借助机器传送的移动云梯率先登上了城垛，但守军箭矢射中了他，其中有箭射中头部，一根手指也被守军大刀砍断。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太宗在城下看到，急忙命人死力营救。控弦之士的箭雨更密集地向城上射出，有士兵千难万难中救出了主帅，从云梯放下。

太宗赵炅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势，为他敷药。然后表示，要到前线去，离将士们更近一些。甚至，他还要到“洞屋”去，亲自参与指挥攻城。

“洞屋”，又称“洞子”，是古来重要的攻城器械。形状很像一间长筒状小屋，可大可小，用木柱撑持，外包牛皮或铁皮，有的还要包上泥瓦，用来防止城上的箭雨、擂石、开水、石灰等。“洞屋”一般安装有车轮若干，可以由里面的士卒推着前行。一般攻城，都会事先填平城壕，或在城壕上搭建活动桥梁，供士兵靠近城根。故“洞屋”，可以直接推到城下。“洞屋”战时主要任务除了攀爬登城之外，还挖墙脚，穿洞。城内反“洞屋”，除了从城堞之上往下俯攻之外，有时还要在城内挖壕，注水或置放尖锐战具，阻遏穿洞者顺利入城，而后守军可以以逸待劳，洞口狭窄，不可能“一拥而入”，只能次第“鱼贯而入”。这样，洞中人入城，进来一个就会被杀掉一个。所以“洞屋”穿城而入的战例很是罕见。“洞屋”的功能，除了贴近城墙攀爬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

还有一种“洞屋”，与云梯结合，轮子安在云梯下面，“洞屋”在云梯上面，略呈Z字形，状如鹅，故又称“鹅车”。这样的“洞屋”可以直达城堞之上，如果顺利送达，“洞屋”里的将士可以直接跳入城垛之内。但守军也有办法，就是抛出钩锁，在“洞屋”还没有到达城垛之际，将其拽翻，然后泼出火油、火把，将整个“鹅车”烧毁。这类攻防除了技术上的熟练高妙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运气。一般来说，被动的防守者反而更显主动，主动的攻击者反而略显被动。

《宋史》中说李汉琼也是一个“木强”之人，与前面说的那个解晖一样，也是一个木石一般刚强鸷猛的骁将。此人好“使酒”，也即借酒劲耍性子，但对大宋的统一战争确是战功赫赫的人物，而且忠诚。当他听说皇上要到那么凶险的前线去督战时，不禁心下一惊，马上对太宗说：“守军在洞屋那里，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要到那么险恶的地方去啊！不要去啊！如果您不听臣下劝谏，是臣子失职，臣请先死！”太宗想想，接受了他的意见。

李汉琼此语有大义。三军攻城，帝王亲临，如有闪失，必酿大祸。因此，臣下如工蜂护卫蜂王，是自然法之正价值所在。忠诚，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立方向的肯定价值。李汉琼一番话，按照现代交往理论评判，可谓“真诚宣称”，在这个语境之下，至为“妥当”。

李汉琼因此不惟得到庙堂肯认，也同时得到江湖肯认。名气虽然不如杨老令公、呼延赞等人，但也有声有色。后世流传杨家将故事（不是故实）有《李汉琼智胜番将，杨令公大破辽兵》的段子。说大辽将军韩匡嗣与宋师李汉琼部遭遇，惊慌害怕，在逃跑中被李汉琼追及。看看危急之中，大辽猛将刘雄挺身来斗。李汉琼更不搭话，与刘雄战不几合，一刀将其劈落马下。

小尉迟呼延赞

名动天下的呼延赞也参与了这一次平定北汉的战争。他当时任铁骑军指挥使，马军铁骑部的司令官，跟随太宗来太原。他见攻城久久不下，于是也像李汉琼一样，率部亲自登城。当云梯把他送入城堞上时，他竟连续四次站立不稳，跌落下来。史上没有说他跌落到哪里，是跌落到城墙里面，还是外面。如果是前者，那就已经进城了，况且城堞到城内城道只有半人多高，摔不坏，足可翻身起来与守军格斗。但如果是跌落到城外，那城墙高达十来米，三四层楼高，四次摔下，不可思议。根据推断，他应该是摔落城外。太宗见状，亲自赏赐了他。

呼延赞后周时入伍，入宋后曾在先锋队伍中，跟随王全斌讨伐后蜀，有功。这次征伐北汉之后，他又跟随崔翰戍守定州，作战勇敢。后来也曾向太宗献阵图，以及打仗时的要领、建构军营的方法等意见书，想以此求取边关将帅之职。太宗让他显示自己的武艺，呼延赞就打扮起来，全副武装，带着四个儿子，在宫苑中骑马盘旋好几圈，手中的铁鞭挥舞起来，很有声势；还能使枣木长槊，也颇虎虎生威。太宗很高兴，给了他们父子五人几百两白金。不久，太宗任命他为保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保定。那时候，这里已经是大宋边疆。但史称此人“无统御才”，没有驾驭部下的才能，太宗给他换了个地方，出任辽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山西左权县。史称“又不能治民”，又不能治理当地政事，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做职业军人，当了个“都军头”，某军某部的军事长官。但是因为有资历，还是给他“遥领”了一个刺史，但不管具体军政事务，也不须赴任。

史称呼延赞“有胆勇，鸷悍轻率”，有胆量有勇气，鹰隼一般猛悍，常置生死于度外。坐骑乌骓马，战时像日本人那样在额头上来一道红色巾帛，史称“绯抹额”或“绛帕首”。这东西额头一亮，军中望去煞是鲜艳。故《宋史》说他“服饰诡异”。不仅如此，他的兵器也很“诡异”。他制作多种古怪兵器，其中有“破阵刀”“降魔杵”等，还有一种类似于三尖两刃刀之类的东西，每一种都重达十数斤。他一生仰慕大唐太宗时名将尉迟恭，自称“小尉迟”。

他常对人说，愿意效死沙场。又说“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于是开始遍体刺字，自己全身刺满了“赤心杀贼”四个字，全都用墨将字染黑，嘴唇里面也刺字，也弄黑。又给几个儿子在耳朵后面刺字“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他所使用的马鞍子以及兵器战具，也都刻了字。最后又召来会刺字的兵卒，让他给自己的妻子也刺这几个字，理由是“受重禄无补”，接受国家这么重的俸禄，却没有办法报答国家，所以应该脸上刺字“以表感恩之意”，如果不听话，不刺字，当场就要斩首。此举一出，全家号啕。因为女人家家脸上刺字，从古不见这类“感恩”法子，以后还怎么见人？所以全家哀求他说“妇人黥面非宜，愿刺臂”，妇女人家脸上刺字不合适，愿意刺臂来代替。呼延赞想了想，同意了刺臂。于是妻妾仆人都被胳膊上刺了四个字：“赤心杀贼”。

史称呼延赞其人“性复鄙诞不近理”，性格鄙陋荒诞，有时不近情理。譬如，他会在盛冬季节，用冷水给孩子来个兜头一盆，希望能借此法，让孩子长大后不怕寒冷，身体健壮。他有个小儿子，才刚过“百天”，还在襁褓中呢，被他提到城楼，扔到城楼之下，孩子居然不死，人问他何以这么干，他回答说：“用这个办法来试试孩子的命大不大。”也许呼延家确有异禀，他自己就在太原城上摔下四次，毫发未伤。但他也很疼爱儿子，有个儿子生病，他居然相信江湖术士意见，割了自己腿上的肉做羹汤给孩子治病。

呼延将军不识字，有时在宫中值班，内侍宦官们喜欢他，就往往围着他侃大山。呼延赞有时心血来潮，就召来跟着值班的仆从研磨，然后取出佩刀，刺自己的胸部，出血，流到砚台里，跟墨汁混了，写奏章。主题就是：希望能调自己到边疆“捍边杀虏”，捍卫边疆、痛杀契丹。宦官们恶作剧，开玩笑说：“您这可是够忠心的，但要是把心脏掏出来，割了，流血，写奏章，那就更能明白您的忠心了！”呼延赞说：“我不是爱生不爱死，但契丹未灭，现在死了，白白丢一个躯壳而已。”

但此人不争功。真宗时，他跟着皇上到河北巡幸。真宗皇帝在此地与诸将聊天，要将帅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功劳。于是将帅们来了情绪，都在争着叙说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如何斩获敌方将帅，如何攻取战略要地，等等。争到最后，已经喧哗一片。只有呼延赞不争。真宗问他，他说：

“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臣每月有俸禄十万钱，连一半都用不完，已经感到给我的太多了。自己想来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更不敢请求升迁。也主要是害怕福气太大了要生灾害。

说罢，再拜而退。

众人听他一席话，感到他“知分”，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实际，但他这种不争的姿态，还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

他的忠诚也有特殊的方式。

大宋建隆年间，也即太祖时代，曾经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建庙。真宗时也对李靖多次褒奖，以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真宗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立了一块御制碑，史称《灵显王庙之赞》。碑文称赞了李靖，认为他“功存于国，惠浃于民”，功勋永存于国家，恩惠长利于人民。（顺便说，事实上此地原有庙，是纪念另一李姓历史名人北魏大臣李冲的。此碑今尚在，就在郑州市内一条街道边上，已经开始风化剥落。）

呼延赞虽然没有赶上真宗立碑故实，但他知道两代君王都对李靖敬慕有加。正好他的母亲也姓李，于是他就专程跑到郑州设有李靖泥塑像的殿里去拜，称李靖为“舅舅”，自己是李靖的“外甥”。

呼延赞，是一个有点心机的莽撞人。

劝降北汉主

且说太宗督阵攻取太原城。

说话间到了五月，又是一个夜晚，太宗再一次动员诸将发起急攻。天麻麻亮时，已经攻陷了太原的羊马城。羊马城乃是史上若干著名大城的城外城，相当于主城垣的第一道近身防线。它位于四面壕沟之内，离开主城有十步之遥，大约十五米到二十米之间。羊马城破，主城就没有了最后的屏障。

北汉开始出现恐慌情绪。

这一天，北汉大臣宣徽使范超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乘羊马城陷，混乱之际，出城，准备投降。但宋师一见，以为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城，说是“归降”，谁信啊？于是认定他是“突围”，就将其生擒，而后不容分说，拉到大旗之下，斩了。而北汉那边，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出城，认定他是“投降”，于是，也不容分说，将他的妻子儿女也绑了，割下首级，扔到城外。宋师这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真投降啊！

战乱中，个人的悲剧各式各样。范超究竟是“归降”还是“突围”，也许现在已经不好判断。

北汉代州刺史刘继文，以及北汉主的女婿卢俊，远在几百里外，就放弃了守城，投奔了契丹。

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也即骑兵、步兵总司令郭万超，做出妥当姿态，卸掉盔甲，归降了大宋。

太宗心情振奋，来到城南，对诸将说：

“明天中午，咱们应当到城里去吃饭。”

说罢，又起草了一份诏书给北汉主刘继元。

这一天夜里，城上现异象，据说有苍云很像人状，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攻城队伍轮流上阵，昼夜不息。宋师战士在太宗督促下，人皆准备奋力一搏。史称“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这是振奋而激怒，争着登城，几乎无法控制、遏阻。但是太宗赵炅看到将士如此奋勇，反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知道刚刚处理的北汉宣徽使范超，就是一个战例。这位北汉正部级大员，已经在战士的捆绑中不断告知是来“归附”大宋的，但战士根本不听，还是将他杀了。这样愤懑的情绪带到破城之际，一旦失去约束，岂不就要屠城？

大宋“祖宗之际”，也即太祖、太宗时代，最动人的责任伦理开始发挥作用。这二位读圣贤书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政治条件最为险恶的时刻，也不忘记圣贤教诲，或者说，往日的圣贤教诲，如“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性格和道德自律。颠沛造次之际，唯有“公道、仁德”不可丢弃。这类简单但博大深邃的儒学原理，让这两个帝王，成为圣君、贤君。纳入世界范围来看，太祖太宗与那位谦和、宽容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比较，并无逊色。

赵匡胤当初征服南唐时，要统帅曹彬不得枉杀一人，甚至在将帅们表示不杀人无法攻城略地时，赵匡胤斩钉截铁地回应道：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现在，太宗面临了同样的局面。

这些将士乘勇下城，可能就在弹指间，但就在这弹指间，他似乎预见了屠城的可能，于是，史称“帝恐屠其城，因麾众少退”。太宗担心将士屠城，因此指挥将士稍稍退却。他要将士们冷静下来，听从朝廷节制。

宋人杨仲良撰《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长编》记录这段故实的文字是：“帝复诏谕继元速降，当保终始富贵。诏虽入城，而诸将锐攻不可遏。帝犹虑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太宗再次下诏给北汉主刘继元，让他马上投降，可以保全他的富贵终身。但是诏书虽然进入城内了，这边宋师诸将急切猛攻的阵势几乎不可遏制。太宗还是担心城破之际节制不住会伤害良民，于是指挥将士们稍稍退却。

由这段记录可以得知，太宗之所以劝降北汉主，实在是担心“城陷害良民”。

刘继元投降

城中人还想固守太原。这时，北汉老臣，退休在家的宰相，左仆射马峰，带着病躯，要人抬着他来到宫中见北汉主。他流着眼泪，向刘继元陈述了天下兴亡的大义，更讲述了大宋天命所归的大义。刘继元天性中的一点理性开始发挥作用，北汉士民蒙福不浅——他听懂了马峰的一番道理，并接纳了马峰的意见：归降大宋。就在这天的夜里，天快亮时，刘继元准备好了降表，派遣大臣李勋带着降表来到太宗赵炅的行营。

太宗大喜，当即命负责礼仪的通事舍人薛文宝带着诏书，跟李勋入城，抚谕太原军民。

当时，“夜漏未尽”，也即凌晨时刻，太宗来到城北，就在城台上宴请从臣，同时接受北汉末代君主刘继元的投降仪式。之所以来到城北，是要完成一个“坐北朝南”的礼制规定。刘继元率领他的大臣都褪去王袍官服，穿了素服纱帽，在台下待罪。太宗下诏，免去他们的“罪恶”，然后将他们召到台上，慰劳了他们。刘继元见到这位御驾亲征的帝王，匍匐下来，叩头道：

“臣自闻车驾亲临，即欲束身归命，盖亡命者惧死，劫臣不得降耳。”臣子自从听说大驾来临，当时就要捆绑了自己归附天朝。但是有好几个从天朝投降到我这里来的亡命之徒，他们害怕回到天朝，于是多次劫了臣子，让我没有办法投降啊！

赵炅想想也是，过去有多少投奔北汉和契丹的宋人，可恶至极。于是让刘继元交出这部分人的名单，派出卫士，将这批逆臣拿了，全部正法。

就在这个太原城北的台子上，赵炅瞥见了纳土归宋的吴越国王钱俶。原来他一直在扈从太宗北征。想起钱俶的大功，对比北汉的逆命，赵炅有了感慨，于是很真诚地对钱俶说：

“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爱卿你能保留一方土地归于我大宋，以至于没有血刃相加，真是太值得嘉赏啦！

随后封赏刘继元为大宋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

太宗派出性格纯谨的转运使刘保勋知并州。河东，史称并州，太原是其治所。刘保勋待人和气，但又精于吏事，军政事务很繁杂，但他处理起来往往有条有理。此人也廉洁。曾对人说：“吾受君命未尝辞避，接同僚未尝失意，居家积赀未尝至千钱。”我接受君王的差遣任命从未有过推辞逃避，结交同僚与之来往从未有过争执不和，居家过日子储蓄金钱从未超过一千钱。

刘继元是一个性情残忍的人。在太原，只要臣下有人稍稍违逆他的意愿，他就会动用“灭族”的手段。但太宗还是在他投降后，保全了他。

他曾对他人说：“晋司马昭回应刘禅‘此地乐，不思蜀’，调戏他说：‘你这话说得很像法正之言啊。’这件事，很是不仁。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昏妄不明、懦弱不正所致。如果他们有远识，哪里会亡国呢！这都是很可怜悯的人，干吗还要戏弄侮辱他啊？刘继元是朕的俘虏，但我待他如宾客，还担心不能安慰他，实在不忍再去像司马昭那样，戏弄侮辱他。”

名将杨老令公

北汉有个刘继业。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杨业。

宋师攻取太原城时，刘继业也即杨业在守城。

他现在在哪里？

史上记录于此出现了歧异。

《宋史》的说法是：太宗征太原前，很早就听说过刘继业也即杨业的大名，曾经花重金招降他，没有达到目的。太原快要被攻破时，刘继业也即杨业曾经劝谏北汉主投降，以此保护士庶免遭屠戮。北汉主于是投降，太宗乃使人去召刘继业，一见之下大喜，封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北伐军回到京师后，又授给他郑州刺史。更因为他“老于边事”，洞悉北边军政大事，再升迁他兼任代州兼三交（地名，在晋北）驻泊兵马都部署，成为山西北部边帅。

按这个说法，是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降了大宋。

《续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北汉将刘继业，向来骁勇，等到北汉主投降了，刘继业也即杨业还在“据城苦战”，盘踞在所守卫的城楼上，与宋师苦战不已。但是太宗想活捉这人，不想在战斗中伤害到他，于是就让北汉主去劝降刘继业也即杨业。等到刘继业也即杨业得到北汉主的劝降书，就冲着北面再拜，大恸，涕泣一场，脱下盔甲来见太宗。太宗大喜，抚慰后，赏赐很多，又令他恢复原来姓氏。并授领军卫大将军。不久任命他为郑州防御使。

按这个说法，不是刘继业劝降北汉主，乃是北汉主劝降刘继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与《续资治通鉴》相同，文字略异。但在行文中，又引用五代史资料《九国志》等，推断说：流泪劝谏北汉主投降的人是马峰，因为如果是杨业劝降，那么应该跟着北汉主一道来见宋太宗，哪里还用得着再派人去召他？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一番推断也不自信，甚至还留下了太宗封赏杨业的一篇“制词”，略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意思是：杨业将军身经百战，每次大战都能尽力向前，一心一意，从未有过不忠，即使是动荡变乱之际，也不动摇，惊险危急之时，也不变节。但将军知道河东城池难于自保，忧虑战火中玉石俱焚，于是制定战略，请求归附，谦恭卑辞向大宋请命。可谓忠诚于事奉的君国，善于规划自身。

按这个说法，刘继业有劝降北汉主的可能。

歧说俱在，这事今天已经很难“真实复原”。

但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附大宋，是个人污点吗？如果君主已降，臣子不降，是个人荣誉吗？现在看，都不是。我想把这个问题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清楚，当我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重行推断”出史上这个记录之所以“歧说”并存的原因何在，逻辑在哪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刘继业也即杨业为何劝降北汉主？

北汉，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割据政权。它必须被收复。理由之一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三千年中国之规律性存在。“大”在这里是动词，有“尊崇”“重视”之意。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一种足够规模的国家疆域以完成有效治理。历来圣贤所以尊崇河山一统，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族群生存的政治哲学所在。按照东周以来的经验事实可知，那种割裂华夏的地方政权，是从负面影响共同体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权力形态。“民生”凋敝，在割据政权下是至为常见的共同体生态。所以孙文先生认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是民生。

按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述，之所以有“大一统”国家理论，是因为农耕时代灌溉系统的需要。中国之黄河、长江、淮河，不能想象如多瑙河一般，可以由割据政权分段管理。于是，统一，成为规律性的政治诉求大义。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力量，因此也是健康力量。北汉在天命所归之际，犹自顽梗，就是逆天而动，所以，大宋称其为“逆命”自有道理。当此之际，杨业劝降，就是“知命”。他所挽救的是更多士庶生命，使之不再继续无谓的流血。北汉抗命，不是正义事业。就像当年轴心国士子多投奔盟国一样，杨业拟投奔大宋，也是正义选择。

杨业劝谏君主投降，符合邦国演绎趋势，政治正确；符合士庶民生要求，伦理正确。

但太原城已下，杨业犹自苦斗，这第二道理怎么算？

说起来，两个方向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刘继业乃是军人，军人就有军人之职业道德。守城，敌我力量悬殊之际，更是彰显军人荣誉之时；敌军破城之际，尤其是军人本色呈现之时。老将军到了这个时刻，已经不再是为北汉而战，是在为自己而战。这是五代十国那些“跳槽”“换单位”般的武夫难以望其项背的道义精神。当着大宋雄师鼓噪入城，城内烽火四起，故国大势已去的凶险局面终于来临时，将军背靠老城，据守街巷，利用地形地物，镇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冷静地指挥亲信辗转于刀头剑锋时，那一时，天地为之低昂，风云为之变色。那是末路尊崇的高大群雕。老将军完成的是历史性悲剧，一种由人间生发，但气冲斗牛的艺术。他在自我形塑，成为五代十国迥然不同于杜重威、杨光远、符彦卿等“名将”的“异类”。他在刀光血影中扼守孤独。

第二，他不知道北汉主投降的信息。将军期待更多沙场立功机会，更明了天下大势，因此，他向往大宋。期待在大宋王朝更有作为，所谓“策功茂实，勒碑刻铭”，跟着宋太宗与契丹征战，“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如此戎马一生就太完美了。所以他要向北汉主劝降。但现在，他在没有得到北汉主投降的命令之前，他就是军人，是将军。他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投降。很可能，宋师已经告诉他北汉主已经归附啦，但他没有得到北汉主的“诏令”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宋师的通知，兵不厌诈，这个将军懂。

现在可以做一个“复原历史现场”的推断了——

刘继业也即杨业，确实曾经向北汉主劝降；当时北汉主没有降；城破之后，乱阵中，老将军没有得到北汉主已经投降的消息，所以，他要“据城苦斗”。宋太宗于是让北汉主亲自去劝降老将军，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动这个职业军人。作为军人，死亡威胁不能让他匍匐，但是君主命令必须遵守。

史上有一种记录也常见，说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北汉，八月才招降刘继业，我唯独不信这个记录。逻辑不合。

赢得起，也输得起。尊崇荣誉，不怕死；服从命令，不求名。这就是军魂。这才是军人。

杨业，就是太原人氏。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刺史。少时，杨业就有“倜傥任侠”，风流仗义的性情。他善于骑射，经常去打猎。跟着他人一起打猎时，他的收获总是多于他人数倍。为此，将军也很得意，他对从者说：“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带兵打仗，也就像现在这样，用鹰犬追逐禽鸟野兔一般。”

年轻时，他投奔到北汉第一任君主刘崇麾下，作战骁勇，有战功，一些战役中，都是胜仗。国人给他外号“杨无敌”。但杨业本名杨崇贵，为了避讳北汉主刘崇的名字，改名为重贵；后来刘崇又将其收留为“义孙”也即刘钧的“义子”，改名刘继业。与北汉最后一个君主刘继元是“义兄义弟”。所以他必须忠于刘氏北汉。

杨业降。北汉平。

大宋得到10个州，1个军，41个县，35220户人家，士卒3万。这个数据可以概见北汉支撑国力的艰难，几乎是每户要出一个士兵。不算女子、儿童、老人，北汉几乎就是“全民皆兵”。但它能支撑到五代十国最后一个亡国，也算是奇迹了。

从此，西北、西南的“羁縻之地”不算，大宋帝国已经得到了唐代末年，中原王朝所拥有的基本版图，除了燕云十六州——但太宗赵炅，在行营大帐中，在北汉宫禁中，暇时浏览天下形势图时，眼光已经瞄向了这一片绵亘数百里的“汉唐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