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高梁河



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原城遭毁

平定太原后，太宗赵炅开始暗自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

在太宗的心事里，十六州之中，主要是契丹的南京，也即幽州，今日之北京。其他州郡有的被周世宗夺回，已经固守在关南；另外一些州郡在晋北，距离中原较远。幽州则志在必得。而且攻克幽州，相信其他州郡可以指麾而定。

这事像往年试图攻取北汉一样，他将谋划藏在肚子里，暂时不透露口风。谁也不知道他会连着发动第二场战事，将士们本来还以为可以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得到封赏了呢！封赏大事，赵炅连想都没有想。

在大军兵锋东指之前，太宗做了五件事：

第一，派人告慰宗庙。

他命令随军而来的著作佐郎、直史馆文臣石熙古返回京师，将平定三晋之地的大喜事，告知宗庙，要列祖列宗高兴。当时的将帅们估计也有纳罕：告慰宗庙，班师回朝再行大礼也不晚啊，怎么就差那么几天，还要派人回去干这个活儿？他们不知道太宗的心事……

第二，给原北汉地政策性优惠。

赦免河东境内各类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并释之”，往常大赦有规定，某类罪恶深重的罪犯遇赦不赦，这一次也赦免了；人户两税（夏税与秋税），两年之内蠲免；士庶有多年拖欠官方的租税也都免除了债务。更规定：正常的赋税之外，如果原来地方还有“无名配率”，也即巧立名目的榨取盘剥，诸州都要一条条列出来，报告给朝廷。

第三，祭奠战死将士。

这是春秋之义。祭祀国殇，仪式隆重。烈士的后人子孙，都要受到朝廷恩惠，可给予一个官职，享有国家俸禄。

第四，毁掉太原城。

太原乃是河东治所所在，历史上多少藩镇盘踞在此，让中原王朝头痛不已！远的不说，李存勖占据河东时，后梁奈何不得他；石敬瑭占据河东时，后唐奈何不得他；刘知远占据河东时，后晋奈何不得他；刘崇占据河东时，后周奈何不得他；刘承钧占据河东时，大宋奈何不得他！现在，此地被平定，谁知道以后会由谁来盘踞此地？太宗跟他的大臣们想了想，议了议，决计铲除它。于是，做出一个部署：将太原城拆毁，此地改为平晋县；另以附近的榆次县为并州治所。太原附近的僧人、道士，以及富有的大户人家，都迁往洛阳居住。一年以后，甚至还下诏壅塞汾河的晋祠之水，而后灌太原，将老城堕毁淹塌。这就从行政降级、文化南迁和经济削弱三大政策上，狠狠降低了太原的历史地位，让后世据守河东称藩称王，没有了可能性。大宋三百年，没有再出现“河东藩镇”，应该与此有关，当然，更与邦国抑制藩镇的一贯性政策有关。

但这件事成了大宋太宗赵炅的一个政治污点。

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

（一）伤人甚众。

毁掉太原，另立新城，需要迁徙市民。诸史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这是太原历史上不幸的时刻。《宋史·太宗本纪》中记录的说法是：“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将太原城中所有还没有搬离的“余民”都迁徙到新城榆次去，为此还专门派遣使者督促。等到人都离开房舍了，当即命令纵火焚城。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字略异，大略说：“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派遣使者分头安排居民到新的并州治所居住，然后将太原城内所有房舍焚烧。当时居民中的老人孩子有来不及到城门的，死了很多人。

《宋史》中没有“死者甚众”这四个字，而且还有“既出”才纵火的说法，好像已经安排了太原市民的妥当去处，没有遭遇反抗。但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性中对私有财产必有捍卫之心的倾向，《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当时必有抗命者，遇到暴力强拆，定会以死抗争，不然如何会死人？此事不容回护。赵炅毁太原，自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是抑制藩镇的战略总规划之一部分。但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此举实是侵害私有财产权、剥夺庶民生命权的一大罪恶。

乾隆皇帝曾有《御批纲鉴》一书传世。书中对历史故实的评点良莠不齐，对大宋君臣也多有嘲弄，但他在论“毁太原”一节中所论，我同意。他说：

“仁者之师，应该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宋师却纵火害民，这是什么居心？这事跟太宗行事也太矛盾啦，当初围城没有攻陷时，还能顾虑城破之际屠城会杀伤很多人，因此颁下大义谕旨，劝降河东主。现在这些‘趋门不及者’，难道独独不是当初所不忍心加害的良民吗？”

“仁者之师”的说法出自孟子。乾隆以亚圣的意见批评赵炅，立意甚高，值得嘉许。

（二）因噎废食。

太原被毁，确实抑制了藩镇的生长可能性，但同时减弱了中原北部一座规模闳敞的军事要塞的守卫功能。后来的太原城市规模与老太原已经不可比。所以一百四十六年后，金兵来侵，志在太原，太原守将王禀守卫二百五十多日后，还是被金兵攻占。王禀的故实气壮山河，极为精彩，我将在后面的书中说到。现在可作一遐想：假如北汉都城老太原，原来规模不变，势必将大大增加金兵攻占的难度。故今日太宗这一决策，堪称史上政治败笔之一。就政治荣辱而言，是太宗之耻，一个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事实上，可以不必毁城。太祖时代已经实现文官权知制度，太宗事实上也在推行这个制度。如此推演的结果已经足可消弭藩镇大帅们的割据之念，并从制度保障上杜绝了割据之可能。太宗这种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惜支付过高成本的预防之举，像所有政治家的此类荒谬一样，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都是一种“政治不成熟”。帝王时代的非理性结构，不适合做现代性诊断，但也不妨说，即使就普遍性之“政治智慧”而言，赵炅此举，也“过”了，而“过犹不及”。这与他一生在政治平衡中奉行中庸大智慧的故实比较，显得很刺目。

第五，安排文职官员。

刘保勋知并州外，太宗还安排其他文人出任原北汉州郡各级地方官。

太宗坚持乃兄太祖的职官政策：文官权知，武职带兵，一律由朝廷任免。文官执掌政务，安排判官副署；如果带兵在外，就安排监军副署。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制度性设计，如果了解唐末以来，五代乱世的藩镇世袭，权反在下的军政故实，就知道，这类安排几乎是革命性的。神奇的是，大宋在实现这类革命性转型时，几乎没有遭遇流血。

所谓“副署”，就是主管一把手签署文件，要有二把手或三把手同签才有效。知州签署，通判副署；主帅签署，监军副署，这样，就等于给主管做了分权处理，也是克制专断的必要手段。

但在太原这次人事安排之后不久，出了状况。

有八个朝廷官员分赴诸州，其中，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县），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今属山西吕梁市）。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边境，属于军事要塞，因此给他们各自都配备了军队，并派出了监军。

不料马汝士与监军不和，一天晚上，腹部被一柄利刃穿入，流血而死。地方报上的审验结果是：自杀。

但远在四百多里地外的臧丙知道此事后，迅即上疏，认为马汝士绝非“自杀”，愿意来调查此事。

这时，太宗已经与契丹在幽燕之下完成了一次较量，失败而归（故实容当后表），闻言大惊！才派出去的知州能被人所杀？于是当即派出使者去弄清事情原委。然后，又将臧丙召到京师问询他为何关心这件事。

臧丙说：“马汝士在石州担任牧守之责，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大的罪过，何至于自杀？故臣判断此事必有冤情。如果冤死不明，警卫者又不被处分，那么从此之后，书生权知地方，谁还敢来？谁还能踏实地治理边郡？”

太宗闻听此言很愉快。事件与监军有关，得到公正处理。

“乘胜取燕蓟”

平定太原一个月之后，在三军将士焦急地等待赏赐的日子里，太宗按照出发时的路线回到了河北镇州。将士们也有点纳罕：如果回京师，可以直接走晋中、晋南，过黄河，进入汴梁啊，干吗绕远五百里走镇州啊？

车驾到镇州后，太宗召集诸将说了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

“乘胜取燕蓟。”趁热打铁，乘着扫灭北汉的余威，收复幽州、蓟州（今属北京、天津）。

消息出来，三军失望。他们不想再打仗，只想得赏。

中唐、五代以来，战必有赏，而且一把一结，当场兑现，甚至期盼预先颁赐的余风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是战后颁赏，不独是五代惯性，也是历史惯性。主战者吝于赏赐，经战者人心不平，是平情经验。太宗并非吝啬，而是企图两场战争之后一并颁赐。可是将士们无此“觉悟”，更不这样思考。这就误解了事件的逻辑。有意味的是，经由太祖时期的慢慢改造，将士们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价值诉求也有了感觉。所以在反对东征时，诸将不大好意思说“不赏不战”，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师疲饷匮”，军队已经疲惫，粮饷已经不足。史上的说法就是：尽管“人人有希赏意”，人人都有期盼赏赐的意思，“然无敢言者”，但是没有敢说求赏的人。太宗看出诸将“皆不愿行”，但他想想石岭关一役，郭进将军剪灭契丹万余人，就觉得战胜契丹不是太难的事。况且“惟有战耳”一句话，让现在两家已经闹翻，听说契丹正在异动。与其等待来而战之，何如往而战之！更重要的，太宗人格特质中，有好大喜功之倾向，这一倾向，直到很后来才有所收敛。此时的太宗，似乎只有向前、向前、向前一条思路。

他的目光在巡视诸将时，应该有过期待。他需要他们懂他。

但是懂他的人，寥寥。

时任铁骑军指挥使的呼延赞也不赞成到燕蓟之地去打契丹，但他满脸密密麻麻刺了“赤心杀贼”的黑字，看不出他的表情。

随军的参知政事，文人赵昌言觉得大宋与契丹早晚应该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于是率先站在了太宗一边，回应道：

“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从镇州这里收复幽州，就像在热鏊子上烙大饼翻个似的，容易得很！

呼延赞对这位轻敌的宰相嗤之以鼻，他嘲笑道：

“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皇上您别信这个书生说的话啊，书生之言，不可以全信——契丹这个大饼不好翻！

这故实为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学者王得臣《麈史》所记录。书中说是王得臣同时代大臣富弼亲口讲述。富弼还说，最后太宗兵败而归，证明了呼延赞的预见性，于是对王得臣再三喟叹说：“武臣中盖亦有人矣！”大宋武臣之中也有明白人啊！但据考证，赵昌言参政在后来，时当太平兴国年间，他还没有出任国务总理。总之王得臣记录可能有误，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引用《麈史》这一故实，评论说：“或呼延赞实有此言，亦不可知。”也许呼延赞真的有这样一番话，也说不定。

上百将帅，支持太宗意见的没有几个人。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就是当年在东京西郊讲武台训练数十万禁军的演习总教官，他对指挥禁军有心得，认为破北汉易，破契丹也不难。于是在建功立业的军人荣誉和个人雄心的加持下，也站在太宗一边，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意见：

“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讨伐契丹这件事，不能再次举兵！举兵一次要费多少周折！我们大宋精锐已经悉数在此，又当破河东的余威，正好乘此破竹之势，取燕蓟，很容易。古语云：时不可失也！

“时不可失”，四字深深地契合太宗之意。史称“上悦”，皇上很高兴。于是“喜而兴师”之意已决，如此，历史预定轨道已经铺设完毕，格局已定，不可变更。

太宗不明白的是，这一个时刻，他已经开始违背军事规律，他正在犯兵家之大忌。《孙子》有言：“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胜攻取之后，要“修其功”。何谓“修其功”？适时赏赐就是其道。太宗于战胜攻取之后，不赏，是犯兵家大忌之一。这个赏赐，他拖了半年之久。那时的颁奖已经没有了激励效果。兵法不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已经是军事常识；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以“喜而兴师”“乐而攻战”。喜、怒，都是战时的非理性状态。太宗在兴头上，还写了《平晋诗》，刻在寺院里，要诸臣唱和，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进入战争决策，依然属于“政治不成熟”。故太宗再犯兵家大忌之二。如此，如何安定邦国、保全军队呢？

从“乘胜取燕蓟”豪言一出，到“时不可失”壮语一激，再到太宗欣然一“悦”，这一场战役的结局已定。剩下的事情，成为太宗一行趋奔结局的悲剧历程。

第一个错误

太宗从镇州向京东、河北诸州发出了调动军用物资的命令，要他们限期转运到北面行营。他知道“师疲饷匮”是牢骚，也是事实。

随后，车驾从镇州向定州出发。镇州即正定，在今天的石家庄北，定州在今保定南，相距百里路程，一个驿站。此地已经贴近幽州的南部了。

扈从部队要按期限到镇州集合，但是到了日子，居然有几个番号没有到达！史称“上怒，欲置于法”，太宗大怒，要将延误军期的首领法办。那就是要杀人祭旗了！

时任马步军都军头的一位军官名叫赵延溥，赶紧来到太宗营帐，劝谏道：

“陛下巡行边陲，本以外寇为患，今敌未殄灭而诛谴将士，若图后举，谁为陛下戮力乎？”陛下到边疆来巡视，本来是以契丹外寇为我军大患的。现在外寇未加剪灭而诛杀自家将士，如果这样来图谋后面的大事，谁还为陛下效命沙场啊？这一番话居然打动了太宗，接受意见，还好言表扬称赞了他。

现在可以看到，决策“取燕蓟”之后，这是太宗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军中无戏言。军人不按规定日期集合，就是违反军令。这等严肃的大事，太宗优容对待，所以养成了大宋将军往往不在意延误军机之过。后来，杨老令公就因为潘美、王诜延误集合日期，成为孤军，被契丹擒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车驾到达定州之后，太宗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派遣使者到北岳恒山去祷告、祭祀、许愿。这是祈求天神地祇保佑平安顺利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再作一首诗，主题是悲悯沦陷区中原士庶，以此激励契丹辖境原属中原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异族。众多大臣也跟着唱和。一时间，这些诗就传入了契丹南部。

随后，太宗继续北上，来到今天的保定市，那时一个叫金台顿的地方。此地过去是战国燕国故地，燕昭王曾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所以名叫“金台”，“顿”就是馆舍的意思。这里是一个驿站，有时属于契丹，有时属于大宋。现在属于契丹，太宗进入敌境，意味着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宋师没有人熟悉这里的地形。太宗下令在此地招募向导一百人，寻求到达幽州的最佳山地路线。向导的报酬也定好了：每人两千钱。

战役初期，契丹还没有反应过来，宋师进展顺利。

孔守正独闯岐沟关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东西班指挥使，也即殿前卫戍兵司令官孔守正被派往岐沟关相机行动。

岐沟关，契丹又称东易州，此地距离幽州不足百里，在金台顿偏东北方向，也有百里之遥。历史上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孔守正带着禁卫军迫近岐沟关。夜半，他只身翻越矮墙，穿过鹿角阵（守营迟滞敌人来犯的障碍物），来到壕沟前的断桥，与契丹关使刘禹对话，告诉他“大军且至”，根本不可阻挡，你刘禹应该开门投降。刘禹被说动，放下吊桥，邀请孔守正和宋师进城，“听命”，接受孔守正的指挥和调遣。孔守正很高兴，代表宋师安慰了岐沟关守军和司令，等于兵不血刃，将此地收复。然后，留下千人守卫，自己先回到太宗行营禀报。

太宗很高兴，又从金台顿向涿州进发。孔守正与另一位殿前卫戍兵司令官傅潜护驾到达。在沙河遇到契丹增援北汉的援军——到目前为止，契丹还没有增援幽州的计划，他们不知道宋师要打幽州——首领是契丹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统军使萧托古、伊实王萨哈。宋师孔、傅二位司令官率领所部，分为两个阵地将敌人包抄起来。宋师骑兵甚为雄壮，在二位司令官的率领下，“驰击之”，奔驰起来追击契丹，将敌人赶出二十里地外，生擒契丹羽林兵五百余人。随后，孔守正又与宋师其他部队合兵一处，追击契丹直到桑干河。

这一场规模不大的“沙河之战”，是一场遭遇战，没有全歼敌军，只能算击溃战，但已足够鼓舞人心。

孔守正，作战骁勇，几乎没有败绩。

他在后唐时从军，曾在后汉、后周做过武官。宋初，参与平蜀战役。太祖开宝年间征太原，孔守正隶属大将何继筠麾下。正赶上契丹来援，孔守正在石岭关与之大战，也曾大败契丹，斩首万级，还擒获了契丹的排阵使王破得。但当时宋师也有被契丹俘虏裹挟的士兵几百人，孔守正不犹豫，带着骑兵“驰击之”，闯阵，将陷入敌阵的宋兵夺了回来。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且说“乘胜取燕蓟”。进展中，很顺利，到处都是好消息。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宋师到达涿州附近时，涿州契丹兵不战而退，原涿州判官刘原德投降，将城池交给了大宋。太宗命令供奉官张怀训暂领涿州守军。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太宗大驾来到幽州城下。

一路上很流畅，太宗本来在城南宝光寺驻跸，但听说有契丹兵万余人屯驻在城北，当即率宋师前往。赵炅全身披挂，盔甲精良，在日光下放出耀眼的光芒。麾下雄师，皆汴梁西郊训练有素的角色，燕尾旗下，一收一纵，或左或右，十几万人忽然一声吼，风云变色。那种威风，让契丹见了一时胆寒。城北一战，斩首千余级，史称契丹“余党遁去”。

现在看到的资料还有说法“契丹闻王师至，皆不敢居城中”，说契丹听说宋师到了，都不敢居留在幽州城里，害怕城破被剪灭。但这个说法不确，如果真的都不敢居住在城中，哪里还有后来的围城不下？所以，可能是：城中契丹守军不敢出城。而城北契丹守军，乃是当初增援北汉的草原兵，现在赶来增援幽州，屯驻城北，尚未进城。宋人或元人所著《契丹国志》的说法是：“辽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见宋师之盛，望风而遁，又为宋师所遏，进退无计，反为坚守。”按这说法，城北这万余人，也有可能是试图逃逸的幽州守城部队，宋师将其包围，不得已，一部分退入城中，一部分向北奔窜，逃回大漠。

太宗令潘美率名将宋偓、刘遇、崔彦进、孟玄喆四大节度使，开始部署四面攻取幽州。另一位大将曹翰，作为预备队屯驻城东南。

慑于天威，契丹人开始恐惧，这时，好消息就联翩传来了：

幽州神武厅亲兵，以及地方兵四百多人来降。

契丹建雄节度使刘延素带着官属十四人来降。

契丹知蓟州刘守思带着官属十七人来降。

幽州山后八军瓷窑务官三人，带着契丹授给他们的牌印来献。

山后，五代初期大将刘仁恭据守幽燕之地，在太行山北端西侧建设八个军事要塞，以此抵御契丹，史称“山后八军”。此地在石敬瑭时属于“幽云十六州”，因此一并割让出去。现在“山后八军”都在人心动摇，这个消息比契丹几个节度使来降，更让太宗高兴，从此“犁庭扫穴”之信心更为坚定。

还有更好的消息：远在契丹东北面的渤海国首领大鸾河，听说宋师要灭契丹，也率领亲军校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以及范阳（今属河北涿州，地接幽州）军民两百余人来见太宗，表示归附。远人来，历史上乃是盛德之兆，太宗高兴，召见，赏赐，以大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

渤海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小国，主体是来源甚古的靺鞨族人。契丹灭渤海国后，靺鞨族人有一部分先后融入了汉族、契丹和高句丽。大鸾河应该是进入契丹的一支。他能率众归附大宋，让太宗特别有成就感，以至于事情过去五年之后，他想起此事，还要嘉奖一番。太平兴国九年（984）的一个春天，在大殿开宴，太宗又召大鸾河入席，并慰抚很久。还对殿前值班的武官说：“鸾河，是渤海的豪帅，他能恭顺归我，如此忠顺，很值得表彰。我知道渤海人的风俗，往往以骑马驰骋为乐。记住我话：当秋天来临时，可给大鸾河骏马数十匹，让他出郊游猎，以此顺应他们的天性。”同时还赐给他十万缗钱与美酒。

最好的消息是：契丹辖境内的士庶有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这是太宗最需要的政治利好，也是历来王师最期待看到的军政风景。大军进入原来的敌占区，而敌占区的百姓受够了苦难，见王师来到，纷纷拿了竹筒盛饭、瓦罐盛汤，敬献亲爱的军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证明吊民伐罪的正当性呢？当初太宗创作诗歌，悲悯沦陷区士庶，就已经有此用意。

幽州诸县的契丹知州和佐官，及乡民一百五十人来降。

蓟县民百余人，敲锣打鼓，奉上牛酒来迎犒王师。

……

太宗在往幽州而来的行进路上，在一个叫盐沟顿的地方，人民自动起来抢劫了契丹的马匹，献给宋师。

在幽州城下，附近村民夺得契丹马两百余匹献给宋师。

沦陷区士庶自发起来反抗抵御异族入侵，在大宋名流王禹偁笔下，有生动实录。他有一篇流传甚广的笔记《唐河店妪传》写道：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为名。平时虏至店饮食游息，不以为怪。兵兴以来，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中，有妪独止店上。会一虏至，系马于门，持弓矢坐定，呵妪汲水。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因胡语呼虏为王，且告虏曰：“绠短，不能及也。妪老力惫，王可自取之。”虏因系绠弓杪，俯而汲焉。妪自后推虏堕井，跨马诣郡。马之介甲具焉，鞍之后复悬一彘首。常山民吏观而壮之。

唐河店距离南边的常山郡有七里远，以河名为地名。平时契丹的兵士到店里吃喝游逛休息，这里人没有什么好奇。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唐河店人才开始有所防御，但也没有太害怕。端拱年间，有个老妇人一人在店里，正赶上一契丹兵来。这兵把马系在门前，手持弓箭坐住，招呼老妇人汲水。老妇人拿着井绳瓦罐到井边，井绳悬在井中停住了。她就操着胡语称契丹兵为“王”，并对他说：“井绳短啦，瓦罐放不到底啦，我老啦，又累啦，王您自己来打水吧。”契丹兵就将井绳一端系在弓尾上，俯身到井口里去汲水。老妇人从后面将这位“王”推到井里去后，跨马往郡中而去。马身上的铠甲都还在，马鞍后还悬着一个猪头。常山郡的吏民看到后，都称赞她勇壮。

得人心者莫过于此。

太宗对沦陷区的人们支持北伐，很愉快，赏赐了各地士庶，并派出官员到归附者的州县晓谕王室躬行天讨之意，更大限度地争取人心支持。

炮具八百尊

太宗就留在城北亲自督战。契丹如果来援，城北首当其冲。太宗自居危地，也有激励士气之意。

幽州城高，太宗下诏，要有关部门提供炮具八百尊，命令在半个月内完成。

接到命令的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这人乃是皇亲，做事有章法，知道攻取幽州宜速不宜缓，缓则生变。太宗“乘胜取燕蓟”没有安排“打援”，万一北部契丹大军南下，宋师则将腹背受敌，于是倾力督工打造，炮具八百尊，工期提前，八日而成。太宗很惊奇，亲自来试验，一看果然不错，大喜。

炮具，文献中的“炮”写作“礮”，事实上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抛石机，不是发射火药弹的近代大炮。所以我猜“礮”与“抛”当有汉文字之渊源。这个不提。且说这个“礮”，它的形制在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有详细记载，大略如下：整个礮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杠杆机构，大型原木为一根立柱（也可以是四柱），基本就是一棵大树，去了枝梢和根部。底端为一个固定架，有的在这个固定架下安车轮，可以移动；有的则将固定架埋入地下固定不动。总之固定架，就是固定立柱，越是稳定效率越高。支柱高达数米，越高越有威力，但越高制作和操作的难度也就越大，顶端有横架，横架可固定，也可以转动，看需要。横架上有长杆称为“梢”。这是抛掷石头的主要构件，越长，抛掷的石头越远。“梢”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多根合并为一排。多根的目的是抛掷得更远，也可以抛掷更大或更多的石块。横架连接“梢”的接合部往往有金属件。“梢”在横架上架起，一端较长，一端较短。较短的一端，往往还要安装横架（也可以不安），用于缠绕长绳，称为“礮索”。礮索长短根据立柱的长短而定。礮索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多根，根据要抛掷的石块多少和重量而定。一般礮索会长达数丈，由多人拽动。“梢”的较长一端，下垂至地，梢头安有专门置放石块的构件称为“皮窝”。皮窝中的石块就是“礮石”。发射时，由经验丰富的老兵测距瞄准，发出口令，然后拽拉礮索的士兵同时（必须同时）发力，将长梢飞速吊起，皮窝中的石块就沿着惯性抛物线飞出，命中敌方目标——城堞后的守军、指挥官，或是城中府衙，等等。

礮，古来即有，外国也常见。在火炮之前，就是远距离攻战武器，与“床子弩”一样，属于“重兵器”。春秋、汉代、魏晋南北朝，常见它的身影。曹操打袁绍，称之为“霹雳车”。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李光弼将军令人制造了两百人拽拉礮索的巨型炮具，据说一发出去，可以令数十人丧失战事能力。大型战争中，炮具的数量也很惊人，靖康年间，金兵围汴梁，四围炮具达到五千余座。金元之战中，蒙古人又来围汴梁，数百尊炮具专门攻击皇宫，昼夜不停地发射巨型石块，据说落下的石弹厚达数米，几乎将宫城埋没。

这样的炮具很有震撼效果。史称“礮石雷骇”，礮石像炸雷一般吓人。

部署炮具的时候，太宗又不失时机地在幽燕、太原之间的几个州郡，安排了知州，管理地方事务。这些州郡如涿州、东易州（也即岐沟关）等地，原属契丹。太宗收复一地即命官一方，如此“蚕食”，步步推进，力求在一代人时间内，恢复中原失地。面对草原帝国，太宗比太祖有魄力，也比以后的历代宋帝有魄力。可惜的是这个草原帝国非颟顸之辈把持国纲，他们自有章法，治理大辽、统御将帅、管制辖境，在此时的萧绰也即后来的萧太后时代，井井有条，让大宋奈何不得。就整体战绩言，太宗赵炅勉强与契丹打了个平手；就战略目标言，太宗没有赢，契丹没有输——太宗没有实现收复燕蓟乃至于山前山后“幽燕十六州”的目的，契丹基本没有丢失这些地方。双方在河北山西一线，犬牙交错中，互有渗透。所以，说太宗全盘皆输、契丹大获全胜的评价是不准确的。这些，容当后表。“乘胜取燕蓟”的战役很快就要开始，很快就会结束。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这是酷暑季节。太宗赵炅近距离来到幽州城下，亲自部署、督促诸将攻城。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迹象可以表明能够顺利“取燕蓟”。

就在这个时候，赵炅应该发现诸将并不那么卖力气。他并没有想到，也许是没有及时颁赏的原因。于是，史上有了赵炅多次转换场地督战的记录：

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攻城。

丁丑，上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攻城。

辛巳，上复至城下，督诸将攻城。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诸将攻城。

这些记录可以证明他内心深处忽然生出的焦躁、恐惧。

幽州久攻不下，如果外援再到，危矣！

此次战役，根本就没有安排“打援”！

第二个错误

那位在太祖时代曾经擘画攻取幽州，并绘制过《幽州形势图》的大将曹翰，这一次攻取幽州却相当不满意。也许在他心目中，攻取幽州的统帅应该是他，不是潘美。当初他给太祖上《幽州形势图》，就是想在太祖时代立功“取燕蓟”，因为那个河北人赵普的妒忌、阻挠，没有成功。轮到太宗打幽州了，却让潘美统率，而且攻取四门的四大主力也不是我曹翰，只让我屯驻幽州东南一角，算作预备队，“以备非常”，有了非常状况，我再出动。这算什么啊！是不是太小瞧我曹翰啦！太宗一向没有给他太多礼遇，这次平北汉又没有颁赏，他的部下牢骚满腹，曹翰真是老大不高兴。

有一天，军士们挖土，忽然得到一个螃蟹。陆地水边有蟹，不过是寻常小事，但这个军士却少见多怪，拿着这只蟹“献”给统帅。曹翰接过后，左看看，右看看，似也有新鲜感。他发表了一通预言家高论：

“蟹，水物而陆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敌救将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螃蟹，本来是水生的玩意儿，现在却在陆地发现，这意思是失掉了它本来应在的处所。这东西爪子忒多，这是敌人救兵要到来的征兆吧。另外，“蟹”，就是“解”，“解”就是解开，解开束缚，就是将原来捆着的东西放开。这意思是说，宋师难道应该班师回朝了吗？

曹翰这种临阵之间，扰乱军心的做法，太宗也许有耳闻，但没有法办他。不惩罚这位散布谣言、涣散军心的将军，是太宗“乘胜取燕蓟”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的实质还在于，曹翰使用不当。

事实上，完全可以安排曹翰这支预备队“打援”，应该安排他屯守城北清沙河，如此即可阻断耶律沙的来援，并从正面打击后来耶律休哥的正式援军。浏览这一场大战，感觉没有用好曹翰，没有让他屯驻北城，而仅仅安排他在幽州城外东南角“以备非常”，实在是一着太过闲置的无用棋子。由始至终，这个对攻取幽燕有独立思考的大将，没有派上用场。

可组织“打援”而没有“打援”，是幽州之战的最大军事败笔。

得胜口契丹“诱敌”

“高梁河之战”是太宗遭遇的第一场滑铁卢。

高梁河就在今天的北京西直门一带，但整个战役战线却很长。

按照史上记录，可以约略画出一条东西向的战线图。应该从雁门关算起。此地在今天的山西代县，由此向南向东，到今天的山西灵丘，翻越太行到达今河北涞源。此地以北就是史上著名的“飞狐”地区。再向东，沿拒马河流域与今天的河北定兴、霸州连为一线。继续向东，直到今属天津大沽口的海边，那时称作泥姑口。线段上的几个节点都有战事发生，都应该属于“高梁河之战”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一条线，将那时的契丹与大宋势力范围划分开来。大宋有意要越过这条线，继续北推。而北部，就是被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现在据这一条线段可以看到：宋师已经进入涿州、逼近幽州。

当初周世宗北征，曾经部分恢复失地，史称关南三州，即瓦桥关（今属河北雄县）、益津关（关在河北霸州市），后来又在附近设军事要塞淤口关（关在霸州东）。三关以南三个州包括瀛洲（今属河北河间）、莫州（今属河北任丘），还有一个州，史上记载不详，或为宁州（今属河北青县，宋时称为乾宁军）。但“燕云十六州”并不包括宁州。此地当为契丹于“十六州”之外另行侵占。

三关三州是周世宗为北宋留下的重要地理遗产，是大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此地常遭契丹骚扰，北宋为固守关南之地，可谓殚精竭虑，穷尽了当年的大宋智慧和武功，直到宋真宗时代，这块地方才算勉强安定下来，成为大宋最北面的边境之地。

所谓“幽云十六州”也即“燕云十六州”，幽、燕都是指今天的北京，契丹的南京而言；云，即云州，治所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十六州又将太行山北端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七州称为“山前”，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九州称为“山后”。

了解这一事实，可以知道大宋的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越过太行，进入西北。即使是“山前”，也只得到有限的几个州。涿州，最后是得而复失。

无论“山前”“山后”，契丹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大宋。

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

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孔守正在沙河击败契丹之后，契丹原来增援北汉的部队开始组织反击，增援幽州。

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知道宋师正在锐气盛时，而且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刚刚失败，正被宋师轻视，于是让耶律希达将军旗给他，南院大王军士假作北院大王军士，在一个叫得胜口的地方“诱敌”。太宗闻讯，果然上当，亲自率军前往奔袭。史称“士皆鼓勇”，将士们都能鼓足勇气打击敌人，甚至也有了胜利的征兆：斩首千余级。但这时候，耶律斜轸在宋师部队的后方出现了。

第三个错误

现在看宋辽之战，取胜者往往都是“夹击”之后的“包抄”。战事进行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后方出现敌情。所以当耶律斜轸在太宗背后出现时，战事起了变化，史称“宋师始却”，宋师才开始后退。事实上就是打了败仗。

还好这一战失败不严重，太宗有余力继续部署攻取幽州，幽州若下，战局必变。太宗寄希望于尽快拿下幽州。

这时，太宗犯下了第三个错误。既然契丹援兵已到，且已有过一次小败，又当炎热夏季，“疲兵”之相已现，现在就应该迅速脱离接触，整军而还，再做打算。他没有退兵，这就失去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期间又有一个利好消息：渤海国继大鸾河之后，又有一位将军名叫达兰罕，也率部族前来投降。太宗任命他为渤海国都指挥使。

耶律斜轸小胜后，在距离幽州二十里的清沙河（今属北京昌平）屯军，以此遥作声援。

这时候固守幽州的是契丹名将韩德让，他在暂时代理父亲韩匡嗣的工作。

他是河北玉田人，但从祖辈开始就在契丹。他与后来大权在握的萧太后关系非同一般，俩人亲密友好，共同执掌大政多年，曾主张在契丹上京临潢府，南京幽都府，东京辽阳府，三京治狱官员，不得非法拷打，免除酷刑。国家政务主张任贤去奸。这些都是对中原文明的复制。他还参与了后来的澶渊之盟。萧太后欣赏他，令他改姓，史称耶律隆运，从此进入契丹皇族。

韩德让是影响契丹深巨的汉人。

契丹在幽州屯驻有精锐骑兵，但面对宋师还是有惧怕心理。知道耶律斜轸小胜，并驻屯清沙河后，才略略心安。

但太宗督战，潘美组织四大节度使四面攻城力度加强。八百尊炮具也不是吃素的，礮弹倾泻如雨，令幽州守敌惶恐终日。韩德让与主管财务的官员刘弘，登上城楼，日夜守御，不敢掉以轻心。太宗边攻城边攻心，不断招降幽州守军将士。十几万大宋精兵，屯驻城外，夏日的阳光下，在城楼远观，自有一种难于言喻的威武阵势。史称城内已经“人怀二心”，很多人都已经有了二心，准备投降。城中一位武官，铁林都指挥使名叫李扎勒灿，已经带领部下亲兵一百二十五人出降，史称“城中益惧”，幽州守军更加恐惧。

“于越”耶律休哥

契丹一位远道而来增援北汉的将军耶律学古，带领小股部队，试图进入城中，增加守卫，以此鼓舞守军信心，但根本无法进入——宋师密密匝匝，各营之间照应紧密，根本无法突破。但这个时刻只要有一部援军进入城中，就能极大坚定守城信心。于是耶律学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数里地之外“穴城而进”，挖地道而进入城内。

太宗犯下的第四个错误，就是没有阻止耶律学古入城。耶律学古能想到的，宋师也应该能想到。“穴城而进”是古来战法，并不新鲜。太宗也曾派人“穴城而进”，但是被耶律学古识破，阻遏在外。

韩德让得知耶律学古进入城内，大喜。而耶律学古也是人物，进入城中之后，帮助守军“整器械，安反侧，随宜备御，志不少懈”，整理防守器械，平定有二心的叛徒，随时按照需要提出防御方案，守城之志，一丝一毫也不懈怠。一天，宋师三百余人乘着夜色登上城楼，耶律学古亲自参与战斗，将费尽千辛万苦上城的宋军击退。从此以后，更加注重守备，等待援军。宋师也开始挖隧道准备进城，但耶律学古以自己的经验，成功地阻止了宋师“穴城而进”的战术。幽州城，耶律学古“穴城”进得去，宋师“穴城”进不去。

到此为止，除了幽州守军之外，宋师始终在与增援北汉的契丹兵打仗，还没有接触过正式救援幽州的草原兵。

契丹主耶律贤一直在外打猎，后来才知道南京（即幽州）被围。当时他进入行营牙帐，召诸臣议论此事时，有了不同意见。

当时就有人主张丢弃燕蓟，收缩兵力，守晋北要塞。这时候，契丹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契丹语“惕隐”，又译“特里衮”）耶律休哥表现了契丹的贵族精神。他反对丢弃燕蓟，主张南向用兵，并主动承担增援任务。耶律贤决计任命耶律休哥代替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率五院军南下。

五院军，乃是契丹最精锐的部队。由契丹第一代君王耶律阿保机创立。这是将各部落精兵集中起来的作战部队，兵甲犀利，训练有素。很像大宋禁军制度，但不同的是，禁军集中于京师，五院军则散在各部落，待遇优良，超过其他兵种。君主可以直接指挥这部分军人，一旦有军警，各州提辖司可以传檄通知，不用州县调发，这部分精锐就能够迅速集合，史称“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十万骑兵可以很快调集完毕。耶律休哥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而耶律休哥，几乎就是契丹的国宝战神。此人有庙算，称得上宏谋远略。但他又很有古来名将之风，为人谦逊，打仗胜利，总是推功给其他将士，更不滥杀无辜，但却让人对他生出莫名的恐惧。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让人提起就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在契丹帝国中，功勋卓著，被封为“于越”。于越，乃是契丹最高封赏。他在后来镇守契丹南部边境时，尽力减少当地赋税，周济辖境孤寡老人，鼓励番汉人民种植农桑，严整武备，合理分配戍守士兵的役期，有非常好的威望和口碑。乃至于界河以南的大宋百姓，要让儿童止住啼哭，往往会说：“别哭了，别哭了，再哭，于越来了！”

但宋师这一次动静确实很大。契丹诸州在闻听宋师雄威后，还是有人在恐惧中不断向大宋投降。这事也鼓舞了太宗赵炅，他认为燕蓟可下。

契丹南府宰相耶律沙这一支增援北汉的部队得到消息，归耶律休哥节制，大军也开始向幽州开来。一路上，他与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已经互通情报，商议了作战部署。他们也应该与城内守军韩德让、耶律学古取得了联系。我猜测，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耶律学古“穴城而进”的秘密通道开始联络的。不然，实在无法理解城里被宋师围得那么紧，是如何得知增援消息与部署的。

大宋的悲剧开始了。

钱俶殿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耶律沙大兵到达高梁河，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

太宗闻讯，以为这是一支孤军。当初在石岭关，耶律沙也曾败于大将郭进，耶律沙的儿子也在那一战中阵亡。太宗没有瞧得上他，派出一员大将前往迎敌。奇异的是，耶律沙一战即败，宋师紧追不舍。

眼瞅着天色黑了下来，耶律休哥带领突击队，让过耶律沙，在宋师偏南一条小路上突然出现。契丹兵每人手持两把火炬，宋师远远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人。沙场瞬息之间的变化，最易影响军心。宋师在黄昏中，见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密密麻麻到处是火炬，有了恐惧。更远一点的地方，宋师偏北方向，原来驻守清沙河的耶律斜轸也率军出现了。而耶律沙开始短暂整顿后，回师迎击。

宋师在京西辽阔的平原、树丛、溪流间，听到了兵戈密集相撞的金属声。

迎面是耶律沙，右翼是耶律休哥，左翼是耶律斜轸，宋师正要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整军而退，忽然背后传来震撼大地的鼓声，原来，幽州城打开西门，耶律学古率城中守军，呐喊着向宋师扑来。

宋师四面受敌，在恐惧中奋力搏杀，耶律休哥身上三处受伤，但仍然在城内守军杀出时，从容调度指挥。

此际，宋师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四大节度使之一的北面攻城队伍，可以在混乱中“反包围”契丹。当时宋师的部署是：北面攻城由河阳节度使崔彦进负责。现在契丹合围的应该是西面攻城队伍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太宗赵炅很可能就在城北。假如现场是这样的，太宗又犯了第五个错误：他没有临机应变，迅即组织起“反包围”。

耶律休哥的契丹队伍突然出现在西北方向，这样就给城北、城西的宋师带来极大震撼。而契丹的突击部队已经四面掩杀过来，四处放箭。

太宗根据现场和刚刚得到的情报推知：大势已去。

于是他安排扈从北征的原吴越王钱俶殿后，大驾开始绕过城西，向南仓皇撤退。而城西，已经是一片犬牙交错，互相胶着的战场。太宗在撤退中，阵营混乱，在契丹和宋师的弓弩交射中，互有杀伤。天黑以后，宋师各自失去统领，太宗于匆忙中甚至找不到马匹骑乘，慌乱中有流矢射来，正中太宗大腿。

左右找来一辆驴车，太宗带伤慌慌奔逃。

钱俶此际有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风范，他了解到战势已变，但并不跟着太宗南逃，而是在极度凶险中，以一种闲暇的姿态按兵不动。皇帝行营起驾，就有人飞马来向钱俶报告，意思是快点跟着跑。钱俶为了封锁信息，一共斩了六个报信的人。一直到他估计大驾已经进入安全距离，这才带着殿后部队缓缓南行。假如不是如此，前军、后军会合奔跑，动静一大，就会引起契丹警觉，飞马劫驾的危险就会出现。史称因为钱俶的安排，“故銮驾得脱”，所以皇上大驾才得以逃脱一劫。

另有一种说法，说太宗之所以能够逃脱，与耶律休哥的创伤有关。当有人向他报告宋师大营已经南撤，劝他乘乱袭击时，耶律休哥实在创痛难忍，就回答说：“我的任务是来救援燕蓟。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必再追。”史称“休哥以创不能穷追，宋盖有天幸焉！”耶律休哥因为创伤太重而不能穷追太宗，此事看来是大宋有天在保佑啊！但这个说法可能不确切。因为耶律休哥事实上在宋师南逃时，一直追击到涿州。他没有法子骑马，就乘坐轻车一路指挥。

宋师东面围军、南面围军闻听太宗南撤，也纷纷撤退。

在契丹的追击中，宋师所有的辎重都留下了。史称契丹“获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宋师死亡近万人。

太宗一路南逃到涿州，不进城，又绕到金台顿，稍稍休息，治疗腿上的箭伤。探马来报：宋师一路溃逃，已不成军。

太宗忍着箭伤召见前来护驾的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要他带领千余卫兵前往制止溃散。崔翰这一番表现不错，单骑前往，会见慌乱中的诸将，研讨下一步方略，贡献了自己的战略意见，诸将听着有理，于是溃兵方才止住，得以组织起来。他回来向太宗复命，告知没有杀一个人，太宗很高兴，表扬了他。于是一起研究兵败后的韬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宗和他的臣下们，不简单。战争中，胜利时可以看出人的格局，失败时更容易看出。太宗除了因为箭伤，忍痛时不免龇牙咧嘴，倒吸凉气，整体看，他遭遇这么严重的失败，心理并没有跌倒。他在勉力扶持败局，并在败局已定中，不仅安排防御，更在从容寻求翻盘的机会。

武功郡王赵德昭

正当君臣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研究新的部署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涿州的一个夜晚，将士们一时无主，不知道太宗赵炅在哪里，纷纷要拥立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又听说皇上刚刚从涿州绕道去金台顿了，这个风潮才算止息。

这个消息让赵炅不爽。“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吗？

赵德昭乃是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匡胤有四个儿子，两个夭折，只有赵德昭、赵德芳留下。太祖在世时，从未将儿子封王，虽然做过市长、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但多为虚职，遥领，更多是荣誉职称。太宗时，叔叔赵炅封他为武功郡王，并改任他为京兆尹，兼任侍中。朝参中，太宗诏令让他与齐王赵廷美一起，位在宰相之上。这一次跟着太宗北征，赵德昭刚刚三十岁出头。被军中人“拥戴”，赵德昭实不知情。但太宗不爽。

且说太宗与诸将商议后，做出了部署。主题：防备契丹“乘胜取中原”。具体安排如下：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兵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兵关南，得以便宜行事。

在定州，太宗向诸将出示了一幅阵图，并命名这幅图为“平戎万全阵图”，指示诸将必须按图布阵，并说：“契丹必来侵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契丹一定会来侵入我边境，应该会合诸军设伏、夹击，可以获得大捷！

随后，宋人编辑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留下了太宗一路南下的记录：

是日，车驾发定州。

辛卯，次镇州。

丙申，次邢州。

戊戌，次洺州。

庚子，次大名府。

辛丑，次德清军。

壬寅，次澶州。

乙巳，车驾至自范阳。

用了两周的时间，太宗从范阳（即幽州）回到了京师汴梁。

这个记录很像一个表格，可以约略感觉得到太宗一路南行的呻吟和喘息。大宋这个皇帝做得不轻松。

将军之后石保兴

老将石守信“从征失律”，跟从大军征讨，违背了军纪。史上没有记录他“失律”的具体事实，很有可能是太宗颁赏不及时，让他有了不快。史称此人“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尤其到了暮年，更是对钱财上心。石守信应该是太祖麾下仅次于慕容延钊的功勋将军，也是太祖的结义兄弟。从五代过来，又有江湖习气，战后颁赏，他有期待。平北汉，不赏，他就有了不配合不尽力的表现。“取燕蓟”一役，应该到位的时候，他没有到位，这就直接影响了战役的结果。宋师兵败回朝后，他受到了太宗的惩罚。惩戒前朝老将，太宗继续立威。

宕开一笔，略说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兴。

石守信受到惩戒，这是石氏家族不曾料到的。这么资深的开国元勋，会在第二代皇帝手上跌跟头，一家人没有思想准备。但石保兴不简单，他很像当初鲧的儿子禹。鲧被尧帝惩戒之后，是禹用自己的努力保住了家族的连续性。石保兴也在经由自己的努力，力图让石氏家族重振昔日荣耀。

石守信遭贬后三年，病殁，石保兴守父丧不久，被太宗起用。契丹侵扰边境时，他与诸将前往汴梁北大门澶州屯兵，为保卫京师谋划颇多。当时西北方向的夏人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多次犯边，且与契丹勾勾搭搭，石保兴奉命前往巡检。在一个叫黑水河的地方，石保兴率不满两千人的队伍进入谷地，夏人侦察得知，飘风一般聚集起数千骑兵，在谷底险要处忽然出现，然后渡河求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夏人，石保兴当即分布精悍小分队，在河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等到夏人徒步涉水到一半时，伏兵箭弩齐发，而后发起冲锋。机动速度之快，令李继迁部来不及反应，溃逃中，被斩首百余级，追杀了数十里。

直到真宗时代，石保兴也是西北抗击侵略者的知名将领。在一次五路讨贼的战役中，石保兴曾选敢死队数百人，夜半衔枚，出其不意出现在入侵者面前，剪灭敌军，余众溃散，乃至于因此而有两个部族向大宋投降。

在一次战斗中，蛮族为方阵抗拒王师，石保兴麾众突入敌方阵中，但乘马被流矢射中仆倒，石保兴张弓搭箭，步行自卫，而后换一匹战马，在敌阵中继续指挥战斗。三天，用这种方法跟敌人搏杀四十二战，史称“贼遂引去”，敌寇料不能胜，带着残兵撤退了。

但石保兴知道太宗平北汉不颁赏自有弊端。他在战役之后，必要颁赏；有时，形势严峻时，甚至要战前颁赏。他在知威虏军（今属河北徐水县）时，夏人曾来抄略，事发突然，威虏边防军人数不多。石保兴当即决定，用官方仓库中贮存的财货数万缗分给将士。主管财务的官员认为这事不可以，即使一定要分官财，也要告知朝廷，批复后才可以动。这样讨论了几个回合，石保兴说：“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威虏军要塞已经如此危险了，哪里有时间去请示朝廷等待批复？不必。等击退敌人，再后报，如果朝廷不允许这样做，我愿意用家财来补偿官帑！

等到击退夏人，经由驿站将消息告知朝廷，宋真宗没有怪罪他。

石保兴算是将门之后，抗击夏人，恢复家族荣誉，有功。但他在执掌地方时，也有一劣迹，此公太爱用刑，而且用起刑来，定数不可变，但他会将定数延宕起来，慢慢拷问。譬如，打三十棍，按往日，噼里啪啦，一分钟搞定，他要行刑者一棍是一棍地夯，史称“移晷方毕”，要等日影过了一个刻度才算完事。就这样延长受刑人的恐怖和痛苦。

赵德昭自杀

话说因为高梁河之败，又因为老将石守信不遵守军中纪律，涿州时，还有个夜半惊扰，要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做天子，腿上又中了箭伤，总是隐隐作痛，种种事，让太宗气恼。所以平北汉的赏赐久久不愿意施行。此事攸关国体，更与文武大臣全体将士利益关联密切，弄得臣僚们都心怀不满。

赵德昭了解到这个情况，觉得不可不赏，就找了个机会劝谏皇叔，应该尽快颁赏，不然人心不稳，于大宋不利。

太宗正在烦躁，闻听皇侄一番话，倏然想起涿州那个夜晚，想起“金匮之盟”的规则：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不禁越发烦躁起来。于是，脱口说出一句狠话：

“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你自己当了皇上，再赏也不算晚呢！

德昭闻言，大吃一惊。

这个年轻人也是饱读经史的人物，史上由君王“雄猜”引发的悲剧太多了。但他怕的不是这个，而是：如何自明？

不自明，认皇叔这个猜度，还是不认？

这个清白不洗刷，以后如何面对朝野？继续口无遮拦？从此俯首帖耳？似乎都不是太祖之子的风格。

太祖之子！对，我是太祖之子！

处于这个位置，必须洗刷清白！

当晚，德昭回到自己宫府，问左右：“你们带刀了吗？”

左右回应：“在王府值班，岂敢带刀！”

德昭想了想，慢慢走入府中茶酒阁，从里面把门关上，找到一把切水果的小刀子，割了脖子。

太宗闻讯，也大吃一惊！这是他不曾料到的结局，史称“惊悔”，又惊又悔，亲自跑到武功郡王府邸，抱着侄子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叨：“痴儿，何至此邪！”傻儿子啊，哪里会到这地步啊！

关于德昭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德昭爱吃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吃了肥猪肉，遇到了什么疾病，会忽然死去？高血压？脑血管破裂？似难信。《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德昭自杀，符合人物性格，也符合历史背景，可信，当采用此说。

德昭之死，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赵廷美大案。这且按下不表，且说契丹获胜，也在商讨下一步战略。大宋与契丹已经成为敌国，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了。

“高梁河之战”的败因

就军政效益看，太宗灭北汉，似一大战功；就战略程序看，实为一大败笔。此举违背了周世宗以来“先南后北”的总体规划。自从周世宗谋臣王朴提出这个“平边策”以来，“最后取河东”成为后周共识。王夫之《读通鉴论》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五代以来，中原帝国一统天下最值得实施的路线图，他尤其赞同周世宗柴荣，第一取江淮，第二，不待巴蜀、江南平定，即刻取幽燕，最为妥当。河东北汉蕞尔小国，不足为帝国之患，暂时留着，如赵普所论，可以由这个小国独挡西北两面的草原之敌。而取幽燕，必当兵锋盛时大举而入，柴荣就是这么干的。幽燕下，天下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的是柴荣遽然病逝，没有将这个路线图贯彻始终。而赵家兄弟太祖太宗，都没有深刻领会王朴和柴荣的这个深谋远虑，居然在幽燕未下之时，先下河东。

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论及太宗赵炅此事，就持这个意见。

王夫之的评论更进一层。他认为“高梁河之战”，失败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太宗也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只好选用“醇谨自持之曹彬”“朒缩不前之潘美”，而已。但即使这样的将军，太宗也并不完全信任，所谓“其于人也不欲任”。比这个还要悲催的是，曹彬、潘美也知道太祖太宗以来，至为警惕的就是“权反在下”的藩镇，也害怕忽然被麾下“阴谋拥戴”，于是“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彬之所以能谦恭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是为了躲避权力过大，遭遇太宗疑忌；潘美之所以在杨业被围，而不设法营救，是为了躲避战功过高，遭遇太宗猜度。这样，将军躲避权力而与士卒没有亲和力，躲避战功即使战败也可以不受责备，胜利了反而处境危险。出卖将士的生命而自我保全，这种思维下，没有不打败仗的了。

王夫之意见，其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大宋君臣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唐末五代以来，各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是一个规律性存在；而这种局面是导致中原帝国衰微乃至于亡国的第一因。

君主以最高智慧在防备“阴谋拥戴”，将帅以最高智慧在躲避“阴谋拥戴”。假如曹彬在太祖太宗两朝破西蜀、收江南、平北汉之后，挟大宋第一名将余威，再取燕蓟，那种武功，天下已经无人能及。如是，假如遇到试图做一番泼天事业的将士，真的动起来，国家最高权力，就会遇到又一次“再分配”。即使曹彬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并不曾想过“篡逆”，但黄袍骤然加身之际，那就是又一个继“澶州兵变”“陈桥兵变”之后的“幽州兵变”。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名将曹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君臣有了默契：将不争功，虽败不罚；将若争功，虽胜而凶。二百年来，士卒骄悍，将帅无奈；将帅骄悍，君主无奈。“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话剧一般一出又一出在中原大地上演，这种藩镇割据而后上位的梦魇，俘虏了大宋太宗以后的君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于是“收兵权”成为大宋三百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太祖时代，“收兵权”是为了“制藩镇”；太宗之后，“收兵权”渐演成一味“收兵权”。“弱宋”之因，在此。

当然，必须公正说，尽管如此，大宋三百年再无藩镇割据之害！与五十几年可以五次改朝换代，给民生带来的苦难比，大宋的“收兵权”（以及将帅们主动自我抑制权力膨胀），不是“最优”军政选择，但却是“次优”军政选择。

陈邦瞻意见也自有道理，但他认为太宗赵炅“一败而没世不振”，却不是真判断。“高梁河之战”后，紧跟在后，就有一个“满城之战”，大宋反败为胜，战果辉煌。

平戎万全阵图

说话间到了九月。河北大地已经见出秋天的凉意。但这也正是秋高马肥的时候，特别有利于契丹作战——他们的战马可以轻松地解决饲料问题。

确如太宗与诸将所料，契丹有了动静。

契丹幽州留守燕王韩匡嗣回到幽州，代替韩德让，并开始南伐，战役动员口号就是：“以报围燕之役”，以此来报复宋朝包围燕京也即幽州的战役。契丹的阵容是：韩匡嗣为统帅，耶律沙、耶律休哥为副统帅。

契丹兵到达徐河（今河北徐水南）时，遭遇了宋师。

宋镇州（今河北正定）都钤辖，也即朝廷委派的军事统领，云州观察使，也即军政统领（但这是个虚衔，是日后升迁的一个阶梯官衔，并不到云州去履职）刘廷翰将军，率领麾下在徐河与契丹遥相对阵。大将崔彦进将士衔枚，静静地、偷偷地绕出徐河之阵，在敌方身后一个叫黑芦堤北的地方，沿长城口，布好军阵，战略意图是伺机从敌方背后发起攻击，并阻断其退路。李汉琼及崔翰等人也领兵相继而至，在徐河不远一个叫满城（今属河北保定）的地方，崔翰也已经到达。故此一战役史称“满城之战”。

当初用了八天时间打造八百座炮具的赵延进将军，在崔翰麾下。他登高遥望，只见韩匡嗣大军东西绵延，两边望不到尽头，一总三个巨大的方阵，那应该是倾巢而来的幽州兵，又加上了耶律沙当初增援北汉、耶律休哥增援幽州的两部援军。算下来，这一支混合大军，都是“高梁河之战”的胜利者，骑兵为主，看上去兵锋甚锐，气势正盛，随时可能驰突而来发起攻击。

这时候，总司令崔翰正在按照太宗给出的“平戎万全阵图”指画布阵。

“平戎万全阵”乃是太宗的军事创意。他所以将这个阵命名为“平戎万全”，应能体会得出他的自信。也可能在此前、此后，诸将曾经使用过这个阵法，宋代编撰的《武经总要》评价说：“太宗因为河朔（华北北部）地区，远近都是平原，草原胡人跟我打仗时，仗恃着骑兵，常搞奔驰冲荡战术。所以总结各家阵法，增广其形式，用来挫抑敌方骑兵驰骋奔突的锐气，明了我方大军坚定持重的威风。按照战场实际，使用起来，可以知道此阵‘神谋’。”

“平戎万全阵”全阵有前锋、有殿后，主力是中军。中军分为三个超级方阵，每一方阵方5里，周20里。三阵之间有一里地左右空当。这样，排列在敌方面前的大阵锋面可以达到17里地。方阵内部还有规定：每500步设战车一乘，皆列于阵之四面。车中贮存糗粮和各种军用物资。我猜想这个战车，实质上就是运输车。但除了运输、军库这些功用之外，必要时还能充当掩体用来防御，甚至可以运动起来冲撞敌阵。如此，每一阵分为1440“地分”（即阵中阵，小区块），有战车1440辆，每一战车又配备“地分兵”22人；加上每一阵另配“无地分兵”5000人，三大方阵共配备战车4320乘，士卒11万余人。各方阵更配备弓箭、步弩、床子弩等远距离射杀武器，也有阵前的防御设备拒马（木制，原木一端削尖，几支交叉搭成可移动的架子），阵中士卒或持盾牌，或持刀剑，或持长枪，全部一级战备，所有兵器“皆持满外向”，都做好向外放射或砍刺准备。阵中央有瞭望车多辆，观察敌方变化。整个大阵之外，还有左翼、右翼，各一万骑兵，列阵也有章法：各两列，前列125队，每队50骑；后列也是125队，但每队30骑。左右翼还有探马40骑，往来报告敌情。“平戎万全阵”总兵力14万人，计有前锋一、殿后一、中军阵三、左翼列二、右翼列二，总“九围”。每一个方阵由一员大将统领。

看得出这个大阵，以中军步兵为主。大宋马匹不多，因此战役思路往往就是“步兵打骑兵”，千变万化，大都围绕这个主题创意、策划。

假如从空中俯瞰，会发现“平戎万全阵”的步兵、骑兵、运输兵、瞭望楼等，在静止状态下，呈现出一种人类事务的认真与壮观，而大宋的焦虑也在这个大阵将士凝重的神色中袒露无遗。大宋要“平戎”，但试图能“万全”。这种紧张，终大宋三百年没有变。

但这个“平戎阵”不是“万全阵”。其最大的弱点有三：设阵繁难，耗时太久，易失战机；地形复杂，临时变通，难于划一；战车笨重，周旋呆板，进退不灵。主帅指挥起来，虽然有探马、有望楼，各方阵也可以便宜行事，但很容易信息传达不畅。战场形势往往瞬息万变，布阵带兵最需要的是“如水随形”，这方面大宋帝国做得最好的是岳飞。而“如水随形”也恰恰是契丹一贯的战法。太宗此阵机动性不强，面对异常动作，很容易应对失措。

不过，也愿意多说一句：此阵也并非全不可用。

当初太宗创意，主要原因是鉴于大宋马匹奇缺，与草原骑兵对阵，必须选择“以步兵打骑兵”的总体战略。此外，大宋与契丹的战役，多在河北平原展开，没有更有效的地形地物可以依托，在开阔地，防止敌方骑兵冲荡，战车的“车阵”还真就具有临时防御功能，略相当于“拒马”，又近似于“连城”，几千辆辎重车列为方阵，阻遏骑兵，应该有效，更利于安定将士恐惧心理，在结阵中互相依托。敌人来犯，不进入车阵，就可以弓弩、长枪伺候；进入车阵，马匹驰骋不开，将士们可以将战车当作利于格斗的地形地物，砍伤敌人马匹。“平戎万全阵”就是这个战略思考下的产物。那种动辄说太宗以此来控制将帅、束缚武官手脚，免得他们拉杆子造反的意见，依然是很少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思维。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可：如果武将们要造反，是一纸《平戎万全阵图》能够控制住的吗？所以，这个阵图，与太宗控驭武夫无关，甚至与抑制藩镇无关，它就是一种纯粹军事方向的技术战略。评价“平戎万全阵”，不必附会更多不存在的“意义”，诛心的“阴谋论”尤不可取。

道理如是，但需灵活处理。

赵延进与李继隆

大将崔翰，对太宗无比忠诚。他手持阵图，正在契丹出现之际，匆忙布阵。他似乎不想有一点变通，整个阵势，“九围”人数，都要按照阵图安排。

宋师来自关南诸州，在徐水、满城之间，星罗棋布。崔翰要求各军按照“平戎万全阵”要求，变换功能，在十几里地的锋面上，或做“左翼”第一列，或做“左翼”第二列；某某部又要迅速列为第一方阵，将辎重车转换为战车，列于方阵之外缘，弓弩手数量要足够，有多余，要调到第二方阵；某某部要迅速成为“前锋”，准备伺机冲锋，或阻挡住契丹第一波冲荡，等等。

赵延进将军发现不对头。

兵法，战胜之道有五，其中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带兵打仗的将军有本领，国君不去干预，这样的部队能胜利。考太祖一朝，一般不干预前方将军如何打仗。

太宗此举，等于“以不变应万变”，这在战事中实在是一大忌讳——敌阵、统领、气势、地形、装备、气候……都在变，应对岂可不变？

赵延进发现，如果按这个图布阵，则在宽大正面形成了很多空隙，宋师本来就由各州而来，分布在各个营栅，现在勉强调度，结果还是一个空当多多的零散阵营。更重要的是，赵延进还发现，布防的将士因为不够密集，一个个阵中阵，相去很远，人人就有了疑惧之心，斗志有了问题。如果契丹横线变纵线，忽然奔袭，直插“平戎阵”空当，从内部搅乱大阵，士气将有可能瞬间崩溃。赵将军越想越可怕。宋师危矣，我岂可坐视！

于是，赵延进驰马来见崔翰，劝谏道：

“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主上委托我等戍守边防大事，主要是期待我们能克敌制胜。现在敌人骑兵已经来到，但我们还这样按照主上的阵图去星星散散地布防，这个势力太悬绝啦！契丹一旦看清我们散线布阵，乘虚而来，我们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不如诸州之军合为一处，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可以决胜。就算你违背军令没有布阵，那不也比丧师辱国要好吗？

崔翰有一问：

“万一不捷，则若之何？”不按阵法打仗，万一不能胜利，最后失败，那时候怎么办？如何解释？

赵延进慷慨道：

“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如果万一有丧败，我赵延进可以独自承担责任，与你崔翰无关。

但崔翰还是担心“擅改诏旨”，会让太宗怀疑他的用心。

这时，镇州监军、六宅使，河北镇州守卫的监军、王府内侍管家李继隆将军也在旁边，他赞同赵延进意见，直言道：“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兵如水，贵在适应变化，哪里可以预先规定！必须合一处，集中优势，冲击敌阵。如果有违诏之罪名，我李继隆可以独自当之！

诸州之兵合为一处，集中优势力量“刺”入敌阵，是这个战役中，李继隆与赵延进的共同感觉。事实上也是总司令崔翰的战场感觉，他内心也不满意太宗的“阵图”，有了二位大将托底，他这才决定随机应变。一旦意念变更，崔翰的天才就表现出来了。他将各路大军改为两个大阵，一前一后。第一阵取突击式，弓弩手与骑兵全额配备。第二阵取追击势，轻装，待第一阵进攻后，第二阵伺机跟进，增援前阵，扫掠敌阵。两阵全取攻势，不再取“平戎阵”规定的守势。

刘廷翰、李汉琼在前，诸将在后。

崔翰似乎隐隐感到还有一股生力军，现在没有任何消息，那就是崔彦进。根据对部下的理解，他相信崔彦进一定会在适当时机出现。

如此安排，宋师士气大增。

满城大捷

为了稳住契丹，崔翰又派出人去与韩匡嗣接触，大意说契丹太猛了，居然打败了我们皇上，简直不可战胜！我们这些先锋兵准备投降，请准备接纳。这么简单的诈降计，韩匡嗣居然相信，认为宋师是真的怂了，借大战之际设法投降，太正确啦！于是，契丹防备有了松懈，不再认为宋师是对手，而后从一级战备降到二级三级战备。这样延宕开来，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契丹在宋师积极备战之际，却疲疲沓沓地松懈下来。

但耶律休哥知道后，对韩匡嗣说：“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此诱我耳，宜严兵以待！”你观察一下看：宋师大军很整齐，也有锐气，他们一定不肯屈服于我们。这是诈降，是诱惑我们放松警惕。我们应该严阵以待！

史称“匡嗣不听”。

“匡嗣不听”，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宋师集中兵力后，在崔翰调度下，主动出击。第一阵以骑兵为主，在一片鼓噪声中，韩匡嗣看到的是“尘起涨天”，烟尘飞起直冲云霄。仓促中，韩匡嗣再试图升级战备警讯，已经来不及了。宋师雄赳赳地跨过了一片开阔地带，而契丹试图急急忙忙地“布阵”，但又没有时间，韩匡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主帅动摇之间，将士已被夺气。宋师带着为高梁河之役“雪耻”的必胜之志，与契丹兵短兵相接。胶着中，宋师第二阵如巨浪一般扑来。

契丹人人心惊胆寒。

于是开始了局部溃败。战场形势就是这样，一处溃，处处溃。韩匡嗣终于发现大势已去，于是开始逃跑。他一路仓皇，正奔跑间，忽听一声炮响，原来是宋师崔彦进伏兵在此等候多时。

韩匡嗣大惊，从北折西，翻越太行，直接往西山（此地在太原西北）而去。不料秋季多雨，山路泥滑，契丹士卒掉落太行山坑谷之中甚多。

宋师从满城一直追击到遂城（两地俱属于今天河北保定辖境），斩敌首万余级，获战马千余匹，生擒契丹将领三人，俘获老幼不杀者三万户，至于兵甲军帐器械，那就不计其数了。

韩匡嗣麾下一部跑回幽州，一部散众跑往易州。

耶律休哥则“整兵而战”，调度有法，极力应对，与宋师且战且退，在没有遭遇损失的情况下，紧张又从容地撤出战场，史称“徐引还”。

契丹的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在满城之战中为契丹右翼，远在几百里外，遥远地牵制宋师。但他所率领的西路军在南下途中，被大宋戍守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将军折彦赟一战击败。

耶律善补收缩兵力后，试图重整旗鼓，再次奔袭晋北地区，如果可能则翻越太行东进，直接支援韩匡嗣部。但他听到主力已经败于满城后，也只好北归。一路上还别出心裁，在雁门各地建造营垒，军事要塞，留兵驻守。

折彦赟闻讯，与代州的都监、巡检等边帅，即起追击。击溃大同军，缴获鞍马器仗甚众，耶律善补修建的据点也都为大宋所有。

折彦赟名气不大，一生事迹以这一场隶属“满城之战”的“代州阻击战”最为有名。古来名将，往往一战成名。

“满城之战”，宋师大胜。其胜利成果超过了“高梁河之战”中契丹的胜利成果。说宋师一战“雪耻”不为过。

宋师捷报传到京师，太宗没有追究将士不按图作战之责。

崔翰“马革裹尸”

“满城之战”，对恢复大宋战胜契丹的信心，遏制契丹的侵略野心，至关重要。此役，崔翰、赵延进、李继隆、崔彦进居功甚伟。

崔翰试图“忠实履行”太宗指画时，赵延进等提出反对意见。军政生涯中，“进言”之重，不得小觑。如同日常生涯、企业生涯，以及各类机构生涯一样，凡属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系统”，在制度之外，重视“进言”者，胜算较多；轻鄙“进言”者，胜算较少。就这个意义上说，崔翰不简单。他最终接纳了改变“平戎万全阵”的意见。作为统帅，他负责决策，应居头功。

崔翰，少年时期就“有大志”，而且是个难得的帅哥，史称“风姿伟秀”，有一种伟岸而又秀美的风姿。他曾从周世宗征淮南，在平定寿春、收复关南战役中，都有战功。那时太祖赵匡胤也在周世宗麾下，一见崔翰就心生喜欢，认为此人不俗，因此转隶太祖帐下，在帮助太祖拣选、训练骁勇士卒方面，有功。太宗时，曾在京师西郊代替名将杨信指挥演练禁军，将卒听令，带出来一支近代罕见的能战之旅。平北汉时，他曾率先攻城，流矢射中他的脸颊，他居然神色不变，继续督战。太原平定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太宗令崔翰前往抚慰。当时占领军已经有人开始“俘略”财货，在崔翰督查之下，没有人敢挟带抢夺货物出城。但秦王赵廷美部下数十骑，想要冒着违禁风险，将“俘略”之物带出城去。崔翰发现后，果断制止，并呵斥了这几十个王府亲兵。太宗拟“乘胜取燕蓟”时，他人贪赏、畏难，不愿意走这一遭，崔翰又以一种无畏的勇气支持了北伐。

崔翰功勋不比曹彬，但二人都有不嗜杀的品格。“高梁河之战”后，宋师溃败，他率卫兵千人奉命阻止，可杀逃兵，但他不杀，单骑而往，晓谕诸位将士军中纪律，也安定了众人，没有杀一个人。若干年后，他又出任感德军（今属陕西铜川）节度使，此地，正当盗贼猖獗。他设法诱导盗贼的首领，用人生祸福来警戒他们，于是“群盗感悟，散归农亩”，史称“境内肃然”，辖境之内治安很好，没有了盗贼踪影。

崔翰似乎天生就是职业军人。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他还专门给太宗上疏说：“臣既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得以马革裹尸足矣。”太宗为他的豪言而感动，于是继续让他在边境镇守。但一个多月之后，崔翰死在任上，实现了“马革裹尸”的壮志。

他一生骁勇多谋，立功很多，但又一生轻财好施，视钱财如粪土，史称“死之日家无余赀”，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货。这是大宋太宗朝值得表彰的一位将军。“满城之战”应有他的纪念碑。

赵延进“一言兴邦”

赵延进则在“满城之战”的关键时刻，以社稷为重，而不是以帝王为重，当机立断，率先提出反对意见，为大战之胜利，立下不朽功绩。他的“进言”，符合儒学所谓“一言兴邦”之大义。有赵延进一言，“满城之战”得以不败而胜；大宋得以一雪“高梁河”之羞；更为后来的契丹不至于小觑大宋，从而推演为“澶渊之盟”，铺设了可能性。

赵延进也是一个颇有“异禀”的人物。他从小就爱读书，少时，曾跟着军人抢掠民家，一般人都抢财货，他独独抢人家的藏书，以至于同辈都嘲笑他。他不以为然。后来也曾跟着父亲从军，为军中的先锋时，只有十八岁。父子同阵，为人所称道。周世宗时，曾想任命他为禁军大校，赵延进竟对世宗柴荣说自己愿意读书，不愿意做武官。但周世宗还是任命他做了武官。与崔翰相仿佛，赵延进也是一位美男子，史称“延进姿状秀整”，姿态秀美严整。他一生涉猎经史，偶尔写点诗歌，因此也被士大夫所称许。赵延进的妻子就是淑德皇后的妹妹。淑德皇后乃是宋太宗的原配妻子。

李继隆乃是大宋名将之一。南宋理宗时，效法大唐“凌烟阁”（凌烟阁则效法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作“昭勋阁”，图画大宋二十四功臣，其中只有六位武职，分别为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张浚、韩世忠（没有岳飞，是一缺憾）。这也意味着大宋六大名将，其中就有李继隆。他曾经两次战败契丹名将耶律休哥，也曾两次违背宋太宗旨意。

李继隆，原来是太祖佐命功臣李处耘的长子，此人善骑射，晓音律，好读《春秋左氏传》，以礼待儒士，史称“多智谋”。他直到真宗时代还立有战功。关于他的事迹，容后续表。且说这一次“满城之战”，他继赵延进之后，急切要求崔翰更改原计划，要求他按照战场形势重新排兵布阵，并与赵延进一起，承担了以后可能的“违旨”责任。他是最后促使崔翰下决心的高级将领。

也要说一句：赵延进的太太是赵炅太太的妹妹，李继隆的妹妹则是赵炅后来的太太。二人都是皇亲，敢于临时变更太宗赵炅的《平戎万全阵图》，这一层关系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

崔彦进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战功从五代末就已经赫赫有名。但此人“好聚财货”，善于聚敛财货，当有贪渎嫌疑，史称“所至无善政”，所到的地方没有好的治理名声。他死后，诸子争家财，被有司提来审判。太宗知道后，亲自召见当事人一行，并为他们提出解决方案。太宗对左右说：“一个家务案件，是很小的事，我没有理由来亲自过问此事。但实在是因为崔彦进曾经出任节度使，有战功，我不想让他的儿子们辱没了父亲的一世英名。”在崔彦进一生中，“满城之战”是他最为辉煌的战事。当时他奉太宗令，在关南屯兵。当韩匡嗣率幽州兵南下满城时，他主动绕到侵略者背后，遥远地配合了崔翰。当时崔翰大胜，他正好阻拦败敌；如果万一不幸，崔翰失败，他则是最后挽救战局的生力军。战役配合中，这种默契、智慧、勇气和决断力，至为重要。此役，崔彦进干得漂亮。

“满城之战”后，契丹主耶律贤大怒，以五大罪状数落韩匡嗣：第一你违背众人意志，深入宋军阵地；第二你行军队伍不整齐，失了契丹威风；第三你兵败后不组织反击，只顾抱头鼠窜；第四战时你没有做好侦察，失去了重要时机；第五你逃跑时居然捐弃了我契丹的军旗战鼓！说着就要行使杀伐令。被萧皇后救下。但从此剥夺了这个笨伯的军事指挥权，他的南面权力全部交给了契丹的“战神”耶律休哥。这样一来，大宋更要开始面对一个出色的敌人。

耶律休哥，经由一番整顿后，开始了谨慎用兵。

太平兴国，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