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皇弟之死



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宋太宗攻取太原，契丹随时可能来援，看到将士争奋登城，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控制不住而屠城，竟下令攻城稍缓。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会谋于密室，暗中策划，杀害自家骨肉？

“金匮之盟”的“再传”版本

太宗赵炅，一生吞咽了三大苦果：高梁河之败，岐沟关之败，皇弟赵廷美之死。这最后一个苦果，让恪守“兄友弟恭”伦理大义的士大夫侧目，有一种诛心的说法甚至认为是他暗算了兄弟赵廷美。

赵弘殷和杜太后生有五个儿子。赵匡胤是家中老二，老大早夭；赵炅是老三，赵廷美是老四，还有一个老五，也早夭。按照以杜太后为主角的“金匮之盟”说法，赵匡胤之后，帝位传兄弟赵光义，而不传儿子赵德昭。这样，执掌乾纲者在二代之后，还是成年君主，不至于出现后周柴荣之后，孤儿寡母无法控制最高权力那种弱势格局，大宋似可因此避免因权力失衡导致的国家动乱。

太宗之后呢？于是，“金匮之盟”的故实中，又有了另外一个“再传”版本。也即由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兄弟赵廷美，赵廷美再传太祖之子赵德昭，由此大宋帝王重新回到太祖谱系。

这个说法来自于时人王禹偁。

王禹偁是太宗、真宗两朝的文人，有一部传为他所著的《建隆遗事》，“再传”说，就是由此书发端。

书中讲述了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

说赵匡胤对杜太后非常孝顺，对兄弟非常友爱，这种孝顺和友爱，几乎“旷古未有”。

有一次，赵匡胤在“万机之暇”，抽空召来晋王赵光义、秦王赵廷美，皇子南阳王赵德昭、东平王赵德芳，以及皇侄、公主等，到杜太后的房阁饮宴。书中有解释说，秦王赵廷美，乃是宣祖赵弘殷的第三子，也是杜太后亲生。有传言认为赵廷美是太祖的乳母所生，从王禹偁的说法来看，显然不是。

一家人聚会非常和睦。“酒酣”，太祖对杜太后说：

“我百年之后要传位给晋王，让晋王百年后再传位给秦王。”

杜太后闻言大喜，说：“我久有此意，但不愿意说出来。我要万世之下，人们会传颂一个妇人生了三个天子！你这番话真是大孝，‘成吾之志’！”说罢，让晋王、秦王赶紧离席，拜谢大哥。太后又对太祖两个兄弟说：“今天的皇上，过去以布衣身份侍奉周室，曾经多次力战争取功名，那真是‘万死而遇一生’，这才做到节度使。等得到天命，做了皇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征讨，没有一个月不在打仗，真可以说是‘历尽艰危，方成帝业’。你们俩没有功劳却安享尊荣，成就大的爵赏，应该知道幸运。以后，各自都不得有负于陛下！”然后，对秦王赵廷美说：“我不知道秦王百年后，又将基业托付何人？”

秦王当即回答：“愿立南阳王赵德昭。”

杜太后闻言又是一喜，道：“是了！是了！”又说：“传位事，陛下能有此意，我能料到，但这也是天意！他日，你们各自都要按照今天说的这个约定做，不得逾越——逾越这个约定，‘罪同大逆，天必殛之’！”

赵匡胤听到这里，马上要儿子赵德昭来拜谢杜太后。

在一场家宴中，“再传”模式被建构起来后，杜太后还不放心，又对赵匡胤说：“可以替我将赵普呼来，令他以今天的约定写一篇《誓书》，与你们兄弟依次传而收藏。还要选择一个吉日，将这个约定上告天地、宗庙。陛下认为是否可行？”

赵匡胤答应下来，当即召赵普入宫，让他来草拟这篇《誓书》。但赵普推辞说自己不善于作文，于是又召翰林承旨陶谷前来拟文。

王禹偁书中说，这篇《誓书》交给晋王赵光义也即太宗赵炅收藏；等到赵匡胤驾崩，赵炅又将《誓书》交付秦王赵廷美收藏。但后来赵廷美“谋不轨”，“幽死”（幽囚或幽愤而死），《誓书》藏于禁中，最后不知道下落。太祖之子南阳王赵德昭也因为犯事，被“逼令自杀”，于是“传袭之约绝矣”。

这个传奇故实，讲述的“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再传模式，有很多漏洞，与后来发生的“史实”，有难于理清逻辑的地方。譬如，让陶谷来草拟《誓书》，天下几乎无人相信。陶谷有躁进之习，品德不佳，乃是太祖太宗都不喜欢的人物，怎么会召他来做如此机密大事？此外，赵普也并非不能拟文，他有若干上疏，文辞典雅丰赡，也是一才子，如有这大功勋，他更不当推让。此外，陶谷若做此事，他留下的各类传世文件中，当有透露，但迄今找不到星点蛛丝马迹。故陶谷拟文事，必假。

传奇故实中还说秦王赵廷美先“幽死”，南阳王赵德昭后“自杀”，这个时间就不对，因为赵德昭自杀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赵廷美出事被罢官是在赵德昭自杀三年后的三月。《建隆遗事》记录的这个故实，在时间、人物、身份说明上，都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所以此事历来被人打量，不敢肯认。《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就在引用这个故实后说，书中语言很多鄙陋之处，不像王禹偁的风格，因此“不可据信”。但李焘也同时认为：史上记录太宗之事，赵廷美做开封尹、赵德昭领贵州防御使，正与太祖传太宗之前，让太宗先领睦州防御使，后又做开封尹的行迹一样。先领一个防御使，而后再做开封尹，这样经由历练，就可以顺利接近帝位。因此李焘说：“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马《记闻》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盖当时多有是说也。”恐怕昭宪太后也即杜太后和太祖当时的本意确实如此，所以连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说太后要传位给太祖的两个弟弟，那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有这样的传说。

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虽然这个传奇故实不可据为信史，但也“不可全弃”。他给出的方法就是“两存其说”，并且相信太祖太宗的盛德，自能在后世为人明了，哪里是诬言，应该有人知道。

我的结论性意见是：“金匮之盟”可信。杜太后确有赵匡胤之后传赵光义之提议；而赵光义传赵廷美，再传赵德昭，这个约定则未必为真；但一定是有一种宫内说法，涉及这个模式。而赵廷美、赵德昭也应该知道有此一说。比较有意味的是：赵廷美可能在认真期待此说的现实实现，在后来的记录中，他甚至也有推演此说成真的努力。这样，就有了觊觎皇位的权力再分配心思和动作。按照后来的逻辑倒推，赵廷美可能做事不谨慎，且有被他人“阴谋拥戴”的绝大可能性。但故实逻辑开始有了起点的时候，那就只能走向一个个节点，最后走向终点。逻辑起点，是“业”是“因”，节点与终点，是“果”，一个个“果”。在地球上，在金星与火星之间的这个星球上，无人能逃避因果。因果是宇宙绝对规律。赵廷美“觊觎”是“造因”之始，“幽死”是“结果”之终。

而赵普与卢多逊，这两位大宋名相，则是赵廷美“幽死”的大力推手。

《建隆遗事》中的顾命大臣

还是要说到王禹偁和传为他著的《建隆遗事》。

他的书中，赵普和卢多逊几乎相当于赵匡胤的“顾命大臣”。那又是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

说赵匡胤似乎知道自己就要“晏驾”，此前一天，就派中使宦官“急召”两位名相入宫。在皇上寝阁，二位到了皇上病榻前。赵匡胤说：“我知道我这病肯定是不能医治了。我要见二位爱卿没有别的，因为有几件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你们拿笔墨来，记录我的话，我死后一定要尽力施行，如此，我‘瞑目无恨’了。”赵普等记录的几件事，都关系“济世安民之道”，赵普、卢多逊二人看后，不禁呜咽流涕说：“这些事，我们都会依照圣君您的宏谟来执行，但有一件大事，还没有看到陛下指示。”老赵问何事，赵普等回道：“大宋还没有立太子，陛下如果有万一，诸王之中应该立谁啊？”赵匡胤说：“可立晋王。”赵普二人说：“陛下艰难创业，最后国家有了升平气象；如此，自应由圣子受命为帝，不可从诸兄弟间论此事啊！臣等担心一旦如陛下决定，大事一去，那可就不好回环啦。请陛下考虑成熟。”赵匡胤说：“我不忍违背太后的‘慈训’。太后的意思是海内已经小康，但更应选一位‘长君’而不是‘幼君’来管理天下。我意已决，请诸公好好为我辅佐晋王。”说罢，令人取出御府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卢多逊，让他们回到自己府邸去了。第二天，太祖崩。

此后，太宗知道赵普等人有这样一番不利于自己践祚的议论，对这二人就有了不满。等到正式继位后，就因为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谋逆”事有牵连，将他贬死在岭表之地；赵普则因为有宫中妇人的暗中相助，免予一死。

大意如是。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不信这个说法，认为这个“顾命”说法与前面的“再传”说法，文字间相矛盾，好像赵普不知道有个“再传”的说法似的。另外，太祖驾崩时，赵普已经罢相，正在外地做节度使，不可能与卢多逊同时为相。

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这一段故实，大有“污蔑君父”之恶，很有可能是卢多逊亲党干的活儿。因为赵普得罪人多，更与卢多逊不和，故“卢党”大肆诋毁赵普，托名王禹偁，将这些事窜入到《建隆遗事》中。王禹偁乃是直言人物，多次遭遇太宗贬黜，所以“卢党”群小借机来做此事，扩大影响，耸动视听，嫁祸赵普。

我的结论性意见是：确如李焘所论，但赵普劝谏太祖不要传弟而传子，也即改变“兄终弟及”模式，回复“父死子继”模式，应确有此事；卢多逊在心理天平上倒向赵廷美，并与之密切来往，商讨大计，也应属实；赵普与卢多逊关系恶化，更是实有其事。不同的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已难考证，但根据后来史实倒推，则不难看到，这一段“顾命”故实，有与史实呼应的情节关系，就事件逻辑而不是具体细节而言，并非向壁虚造。

为赵炅辩诬：太宗不会谋害亲侄

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不幸早死。

赵德昭，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乘胜取幽蓟”不利，不予颁赏，他劝谏叔父要及时颁赏，遭遇太宗冷嘲训斥，自杀，年三十二岁。南宋时，他的九世孙是宋理宗，十世孙是宋度宗，十一世孙是宋末三个幼主。

赵德芳，太平兴国六年（981）病逝，年二十二岁。南宋时，他的六世孙是宋孝宗、七世孙是宋光宗、八世孙是宋宁宗。坊间往往称赵德芳为“八贤王”，事实上不确。他死得确实太早了。

南宋，从孝宗开始，帝王谱系回归到太祖一支。这是后话不提。

但是因为太祖这俩儿子都在青年时期死去，于是，赵廷美有了不安。

按照古来帝王辣手传统，父子相残、兄弟互害的故实太多了。唐太宗一手导演的“玄武门之变”，更是人所熟知，赵廷美也应该不陌生。他在不安中有些不知所措，一些动作也往往令人生疑。

赵廷美不安，可以理解。但将赵匡胤两个儿子之死理解为太宗所害，此事在大宋朝很难定谳——没有真实证据，不合推演逻辑。

我不信太宗谋害侄子说，认为这类说法还在“阴谋论”窠臼中打转。“阴谋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赵德昭、赵德芳，如果不是被谋害，怎么会那么年轻就死掉？

读五代史、读宋史，会发现，那个时代，早夭的人物太多了。就这个问题，我愿意为赵炅辩诬。看看赵炅他自己的儿子，就知道，宋初，早夭几乎是一个常见的生命现象。

太宗有九个儿子，长子元佐，次元僖，次即真宗皇帝，次元份，次元杰，次元偓，次元偁，次元俨，次崇王元亿。

长子赵元佐疯癫半世，却获长寿，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去世，年六十二岁。

太宗二子赵元僖，是太宗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年纪轻轻时，就被任命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广平郡王，后又进封陈王，改名赵元佑。赵元佐疯癫后，太宗已经有意要他来继承皇位。雍熙二年（985），以赵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进封许王，加中书令。这是立为太子的节奏。淳化三年（992）的一个冬天早晨，元僖早入朝，正坐在大殿旁的一个庐幕中等待上朝，忽然觉得身体不适，就直接回府邸了。太宗知道消息后，赶紧起驾去看望儿子，但元僖病已重。太宗呼叫他，还能勉强应答，一会儿工夫，薨，年二十七岁。

史称“上哭之恸，废朝五日”，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五天没有上朝。

元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他做京兆尹五年，“政事无失”。他死了以后，太宗一直追念不已，常常“悲泣达旦不寐”，成宿地痛哭，以至于不能入睡。甚至，还专门写了《思亡子诗》给近臣们看。

元僖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元僖尹开封府时，太宗选了一批名士如吕端、张去华等人辅佐他，又为他娶了功臣李谦溥的女儿为妻。但元僖不喜欢李氏，却迷恋侍妾张氏。张氏绰号“张梳头”，应该是一个讲究发型的美女。但这个女子心肠狠毒，智商不高，很想谋害李氏，自己来做夫人。淳化三年太宗生日前，家人要做寿礼。张氏预先花了万金请人制作了一个带有机关的黄金酒壶，一部分装美酒，一部分装毒酒。到了早上入朝见太宗时，元僖夫妇要率先上寿，张氏就为二人斟酒，先给元僖倒了美酒，又给李氏倒了毒酒。但没有料到的是，夫妇二人无意中临场互相调换了杯中酒。张氏躲在屏风后观看，急得揪耳朵跺脚丫，但已经无济于事。元僖饮酒后，到庐幕中，就觉得不适，已经昏愦不省人事，来不及正式贺寿，就被人扶上马往府中走去，走在东华门外，还从马上掉落下来，被人扶着勉强回到家中。回去后，就死了。太宗知道后，当即命人调查，很快破案。当事人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张氏和制作酒壶的匠人等，在冬至日被“脔钉”于东华门外，元僖府中的辅佐们都被贬官。

记录这件事的是南宋文人王铚，在《默记》一书中。书中言，张去华的孙子张景山曾经说过这件事，张去华也因此事而贬官，所以张景山知道得很详细。王铚看到的北宋国史记录，说到此事，认为多有“微辞”，也即隐晦之词。他认为张景山说的可能更真实。

史上记录，往往有采自“坊间想象”者。关于赵元僖，就有另外一个记录。

说寇准通判郓州时，被太宗召见。太宗对他说：“知道爱卿深谋远虑，你试着来为朕决断一事——但这事不要惊动朝廷内外。此事，我已经与大臣议论很久了。”寇准问什么事，太宗说：“东宫赵元僖经常做不法之事，他日一定会有桀、纣般的恶行。打算废了他，但东宫也有兵甲，我又担心因此而招来祸患。”寇准说：“可以选一个日子，要东宫到某处去主持行礼大典，其左右侍卫都要跟着他去。陛下可以派人搜查东宫，如果真有不法之事，等他回来给他出示，隔开左右不要让他人进来，这时，就是一个宦官的力量也可以做得。”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就按这法子，在赵元僖的王宫搜查出了很多滥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刑具。赵元僖伏罪，这才选了后来的真宗皇帝为太子。

据说，这是宋人张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准传》中的文字。

但这个记录，与其他史实记录差异太大，内中漏洞太多，很少有人相信。

太宗三子，就是宋真宗，平安一生，享年五十五岁。

太宗四子赵元份，死时年三十七岁。

他的儿子赵允让，后来封为濮安懿王，其子就是后来即位的宋英宗。大宋曾有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史称“濮议”。这一场争论旷日持久，成为耸动朝野的文化大事件，过程复杂而又生动，简言之，就是宋仁宗无子，而以濮安懿王之子赵曙为子并即位，那么，应该以濮王为皇考，还是以仁宗为皇考？卷入这一场争论的有当时的著名大臣韩琦、吕诲、欧阳修、范纯仁等，朝中分为两派，各执一词，各自有理。在礼制和礼治天下的文明邦国，这类出于孝道的争论，就是天大的事件。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元份这个人很宽厚，守礼，气度不凡，有一种典雅昂然之姿。但他娶了个厉害夫人李氏。史称李氏“悍妒惨酷”，骄悍、妒恨、残忍、酷毒，宫中女婢有人小不如她心意，不是鞭打就是杖打，有时甚至将人活活打死。太宗赏赐礼物，给诸子时，往往告诉要“均给”，也即府邸中人都有份，但李氏常常都收归己有，不给他人。她对元份似也无情。元份生病卧床时，太宗亲自来看，发现左右居然没有人侍奉汤药。元份死的时候，李氏一点忧戚之容都看不出。大宋皇室，男儿往往心地柔软，身居帝王、亲王、皇胄之贵，却鲜有暴戾恣睢之人。

“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太宗五子赵元杰，真宗咸平六年（1003）的一个夏天，“暴薨”，忽然死亡，年三十二岁。死因不明。

这是太宗的一个才子，至道二年（996），授扬州大都督、淮南忠正军节度使，封吴王；真宗时又授徐州大都督、武宁泰宁等军节度使，改封衮王，大多为武职，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史称元杰“颖悟好学”，他有诗词天赋，还有书法天赋，草书、隶书、飞白书法都有不俗的成就。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在自家府邸建楼，藏书两万卷。又建造大园子，内有亭台楼阁，且安放了很多假山，作为游乐休憩的所在。大园子建好后，他很得意，置办大型酒会，约请僚属参观、助兴。

有一位府中的翊善名叫姚坦，在一片叫好声中，独自低头不看那些假山。元杰就强令他看看，发表点意见。

姚坦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我只看到血山，哪里有什么假山。

元杰惊问何故，姚坦回答：“在乡下田舍时，看见州县衙役们来催缴赋税，有人暂时凑不齐斤两，就抓人家父子兄弟，送到县里鞭笞，只见流血遍体。这些假山都是小民租税所为，不是血山是什么？”

元杰闻言，很是不快，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当时太宗也正在苑囿之内做假山，听到这事后，赶忙叫人停工，将假山全部毁掉，不敢再建。

翊善，词义是辅佐人善言善行，唐代开始为太子设赞善大夫，宋改为翊善。主要职责是侍从讲授。相当于太子老师，是个很有尊荣的职务。

姚坦初入赵元杰府邸时，太宗就曾召见他和其他翊善们，很诚恳地说：

“我这些儿子生长在深宫，不懂世务，所以一定要选择优秀的士大夫作为辅佐导师，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你们这些翊善，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自要勉力做好这件事。”

姚坦的故实，是思想史一大关节，理清个中委曲，对理解中国传统文人“以讦为直”的特点是一把秘钥，值得说说。

史称姚坦性情“木强固滞”，像木石一样坚硬，固执，不太懂圆通。但这是史上评价，太宗对他的评价却经历了一个过程。看清这个过程，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复杂与丰富。

赵元杰虽然堆垒假山，不免靡费，但是并不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也并不过分放纵，但是只要稍稍有点“佚豫”，悠闲安乐，姚坦就要“丑诋”，用一些过分的难听的话矫正他，而且还常常“暴扬其事”，到处传播赵元杰的“佚豫”。元杰不喜欢这个“老师”，认为他太过分。太宗也渐渐了解到姚坦的“直言”有很大程度的攻讦成分，就劝导姚坦说：

“元杰啊，也算是知书好学的人啦，也差不多算一个贤良的亲王啦。即使他有不合于礼法之处，您也应该婉辞规劝开导；何况他并没有大的过错，您这么诋毁他攻讦他，这难道是辅佐赞助之道吗？”

赵元杰的左右也不喜欢姚坦，就教元杰装病不上朝。太宗每天让人来看望他，过了一个多月，“病”还没有好，太宗很是忧虑，于是召来乳母问元杰的病情。这个乳母正是教他装病的人，就对太宗说：“王爷本来没有病，但是这个姚坦总是挑刺，弄得王爷日常活动也不自由，不爽，所以生了病。”太宗一听这话来了气，他不是气姚坦，而是气儿子和儿子的左右。太宗说：“我好不容易选了端正之士，辅佐儿子为善，儿子不能用师傅的劝谏，现在又装病！这是要让我剔除端正之士，你们好放纵自便！做不到！况且我儿年少，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出的馊主意！”于是让人将乳母带到后苑，打了一顿板杖。随后，又召来姚坦，安慰他说：“爱卿居住在王宫里，能以正派被群小嫉恨，实在不易。爱卿就这样，不要担心别人进谗言，朕必不听！”

太宗此举，就叫明察，看上去很简单的事，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仁宗朝有个名相吕夷简评论此事说：

爱憎之不察，为害深矣。妺喜恶鄂侯，谗于桀而脯之。妲己恶比干，谗于纣而剖之。骊姬恶申生，谗于献公而杀之。靳尚恶屈原，谗于楚而逐之。绛、灌恶贾谊，谗于文帝而疏之。甚者李林甫谗杀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韦坚、李邕辈，又逐太子妃韦氏、良娣杜氏。呜呼!爱憎之不察，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险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则无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则谗人得行，善人罹患，可为痛惜者也。太宗明宫人之诈计，知姚坦之见憎，虽尧舜之聪明，殆不过是。

如果不能明察人之爱憎，作为君王，为害就太深了。夏王朝的妺喜憎恶鄂侯，就向君王桀进谗言，结果将鄂侯做成了肉酱。殷王朝的妲己憎恶比干，就向君王纣进谗言，结果将比干剖了心。晋国的骊姬憎恶申生，就向献公进谗言，结果将申生逼得自杀。楚国靳尚憎恶屈原，向楚王进谗言，结果将屈原驱逐流放。汉代的周勃、灌婴憎恶贾谊，就向文帝进谗言，结果将贾谊外放疏远了他。更有甚者，唐代的李林甫还进谗言杀害太子、二位亲王以及朝臣韦坚、李邕，驱逐太子的妃子韦氏和良娣杜氏。唉！爱憎不能明察，为害就是这样！况且小人之心倾险起伏如山川，毒辣狠心如豺虎，稍微有一点让他失意，他报复起来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人君如果不能明察这一点，则谗言就会生效，导致善人遭殃，真是可为痛惜的啊。太宗能明白洞察赵元僖东宫之人的诈计，知道姚坦被他们憎恶，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视听聪明，也不过如此。

太宗对善于进谗言的小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识别能力。

淳化年间，中书政事堂有一个大臣王沔，因为过错而被罢政，回到家中。正好有个小吏因为过去的罪过被人举发，小吏的事也牵连到中书人员。于是有小人就窥伺到这类机会，兴致勃勃地开始诋毁王沔。其目的一来是讨好君王——他认为王沔既然罢免，君王一定对王沔不满，正好借此迎合君王；二来是以此获得晋身的资格。太宗一眼看出这位小人乃是落井下石之辈，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说：“吕蒙正有大臣之体，王沔甚为明敏。”这话将吕蒙正也拖进来，做个掩护，像是在历数大臣功过，给这个小人也留了脸面。史称“毁者惭而退”，进谗言的小人惭愧而退下。

帝制时代——事实上，任何时代——领袖人物的“明察”，是一种珍贵品格。

卖直取名

几年后，赵元杰薨，改姚坦为卫尉少卿，判吏部南曹，这是吏部下的一个中级职官。太宗因为与他是过去老相识，有一天召到殿中聊天。姚坦说到过去在王府中的事，说话间就流露了对诸王各种短处的批评，并自诩乃是一个“敢言”的耿直人物。姚坦退下后，太宗对左右说：“姚坦在王宫府邸，不能用正确的义理委婉劝导，诸王有点小的过失，他就批评矫正还到处传播。这种行为叫‘卖直取名’，不好。”

“卖直取名”，就是拿着忠直当作奇货，博取“直”的名声。这是古来读书人未能做到平衡之道，也即未能理会中庸精神的一种失礼行为。与此相近的一个说法就是“讦以为直”，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他人的隐私，来炫耀自家的直率。《论语.阳货》中，大贤子贡明确表态：“恶讦以为直者”，厌恶用“讦”当作“直”的行为。“称人之恶”“居下流而讪上”“勇而无礼”“果敢而窒”“徼以为智”“不逊而以为勇”（传扬他人的坏事、居下位因嫉妒而谤讪上位、胆大而没有礼、果敢而不通情理、剽窃而自以为聪明、不谦逊而自以为勇敢），都与“讦以为直”一样，是君子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君子所需要警惕的人类弱点。按现代交往理论，这类行为都属于“不妥当”。这并不是小事情。西方论人格成就，传统中国论修身，都需要在一种规则下行动。违背规则，就容易引发纠纷、矛盾、仇恨。所以儒学出于对天下文明的思考，有了对士大夫（而不是庶民）“以修身为本”的连绵不断的君子教诲。

王夫之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俟解》，内中说道：“唯‘直’之一字最易蒙昧，不察则引人入禽兽。故直情径行，礼之所斥也。证父攘羊，欲‘直’而不知‘直’，堕此者多矣。”世人以讦为直，以为自己“直爽”“耿直”，却不讲“礼”之所在，此为儒学所不取。所谓“大义灭亲”，指证父亲“攘羊”，就是背礼之行。“直”，在孔子儒学那里，并不具有绝对价值。

太祖太宗之时，儒家人物往往“大醇小疵”，都有一些浮躁性质的弱点，距离圣贤人物的“恭而安”境界还有距离。

姚坦“卖直”，显然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太祖太宗，意欲养成文明天下，对这类不完善，负有“大祭司”式的道义担当，所以他们瞩目于此，在做着点滴努力，推进着天下的文明展开。太宗看到姚坦的“卖直”，就去教导他改善方法；但是看到王府人试图除掉翊善师傅时，又惩罚了王府人；当姚坦沾沾自喜于自家的直率时，太宗有了私下的评价。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道德天下小心翼翼的呵护。文明之邦，自有如此一大关节。这是孔子以来，传统圣贤很注重的价值方向。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有言：“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承认人的存在的“精神—道德的维度”，就会理解历史圣贤的用心与大义。

犬儒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番道理的。

“八大王”赵元俨

太宗六子赵元偓，在一场大火后，受了惊吓，暴病中风，薨，年四十二岁。

太宗七子赵元侢，体质瘦弱多病，中年而亡，年三十四岁。

太宗八子赵元俨，在太宗诸子中享年较长，他病逝时，年六十岁。

元俨，也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儿子。一般儿子都早早出宫，封官，但太宗不愿意要他早出宫，一直到二十岁，才给了他一个封号。宫中因此称他为“二十八太保”，因为他行八。史上又往往称他为“八大王”。戏曲中往往称太祖儿子赵德芳为“八大王”“八贤王”，其实真正的原型应该是赵元俨。

元俨长得很有威严，大脑门，方腮，这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相。神态中更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宁毅之气。史称“天下崇惮之”，天下都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畏，甚至“名闻外夷”，连契丹、西夏等都知道他。契丹燕冀之地，有小儿夜啼，家里人就吓唬小孩子说：“别哭啦，别哭啦，再哭，八大王来啦！”

元俨也是一个才子，平生“寡嗜欲”，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就是喜欢藏书，好文词，绘画有造诣，书法学王羲之王献之，工飞白——这是一种笔画中流露毛丝现象的书法艺术。太宗和五子赵元杰也善于这种书法。

他年龄大，仁宗即位时，元俨应该是赵氏家族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宗亲。他担心太后猜忌，于是自我韬晦，关门在家，谢绝人事交往，甚至假装神经病，不再上朝。一直到太后病逝，他才恢复正常。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对付西夏，他每年有一笔“公用钱”。这笔钱略似民国“特支费”，属于政策性公款，可以归主官自由支配。“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与“公用钱”开支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容后慢表。但元俨体谅国家艰难，就主动上缴五十万，用来资助西北战事。仁宗不想拒绝他，但又不想让他生活拮据，就收了他一半。

元俨有一次曾经问他的翊善师傅：“元昊平未？”西夏的那个李元昊被平定了吗？翊善师傅说：“还没有。”元俨道：“如此，安用宰相为！”这样，哪里还用得着那些宰相！此言一出，给当时朝中的参知政事、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们，甚至枢密院枢密使、副使们带来极大压力，史称“闻者畏其言”。

庆历三年（1043）冬，中原降雪，冰冻厉害，占卜者说：“恐怕对大臣不利。”结果赵元俨就病倒了，病情凶险。仁宗很尊重也很敬爱自己的叔叔，不免忧形于色，亲自到他的卧室内，调药给他。赵元俨于是屏退左右，跟皇侄说了很多体己的话，都是一些忠言。仁宗要赐给他白金五千两，赵元俨坚决不肯接受，对仁宗说：“臣病重就要死了，哪里还要让国家如此破费！”仁宗闻言不禁流下泪来。转年正月，元俨薨。

太宗九子赵元亿，很早就夭亡了。

“驸马升行”

可以略说说太宗的七个女儿。

太宗女儿史上记载，多没有出生时日，此处年龄据一般成婚在十八岁内推算。

长女，长滕国公主，早亡。

二女，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下嫁，淳化元年（990）薨。死时应该二十四岁。

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七年（982）为尼，号员明大师。八年（983）卒。她应该比徐国大长公主小，死时二十岁不到。

四女，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1002）出嫁，明道二年（1033）薨，无子。死时应五十岁左右。

五女，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景德元年（1004）薨。死时估计不到二十岁。

六女，卫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寿昌长公主，天圣二年（1024）薨，未婚，或不到三十岁。

七女，荆国大长公主。这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公主，年龄最小，但享年最长，皇祐三年（1051）薨，年六十四岁。

这个公主从小就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太宗曾经将各种宝藏陈列出来，让各位公主挑选，想从中观察一下女儿们的志向，这位荆国大长公主一无所取。史上讲述这个故实，是要证明：荆公主不贪。

不仅不贪，她还很贤惠，懂礼法。

按照“旧制”，公主下嫁后，驸马辈分要升格，升到与叔父一行；或者也可以说，驸马的父辈要降格，降到与驸马一行。譬如，名流柴禹锡的孙子柴宗庆“选尚”公主之后，成为柴禹锡的儿子辈，与自己的父亲平辈。譬如，太师王溥的儿子王贻永，“选尚”公主之后，成为王溥的平辈。平辈的标志是改名。柴宗庆的父亲叫柴宗亮，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宗”字行；王贻永的父亲叫王贻正，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贻”字行。柴宗庆、王贻永，都是“选尚”公主后改的名字。这是令今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个“规则”。

为何施行这种“驸马升行”制度？据说是为了体现皇女的尊严——为了让皇帝的女儿到了驸马家，不至于向舅姑也即公婆行跪拜礼。因为舅姑属于“臣下”，皇女代表皇室，向舅姑下拜，于礼法不通。所以，“废公主事舅姑之礼”是“驸马升行”制度的原因。但是考察下来，会发现四个疑点：

一、所谓“驸马升行”，并没有诏令、敕书等官方文献颁布。这证明这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

二、整个大宋王朝，明白记录“升行”的驸马只有少数几例。证明这不是一个普遍施行的国家制度，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

三、现在看到的实在案例，都发生在真宗一朝；而真宗又并不真心赞同这种制度，甚至鼓励公主们打破这种制度，老老实实地向舅姑行礼。这证明是否施行这种制度，公主可以自由选择。

四、神宗时，明确废除了这个旧制。这证明这种“旧制”不过是礼制演化史上的阶段性现象，影响不大。

基于以上疑点，我不得不怀疑，这种“旧制”，它的真实起源，很可能不过是由柴禹锡开其端的独立案例，被后来的驸马之家效法。

《宋史.柴禹锡传》有记录说：“景德初，子宗庆选尚，召禹锡归阙，令公主就第谒见，行舅姑礼，固辞不许。”真宗景德初年，柴禹锡的孙子“升行”为儿子，改名柴宗庆后，“选尚”公主，皇上召柴禹锡从贝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驻地回到朝廷，真宗令公主到柴禹锡府上去行女儿见公婆之礼，柴禹锡坚决推辞，不允许。这个故实证明，柴宗庆已经从孙子“升”为儿子了，再由儿媳妇去见原祖父、现公公，柴禹锡都不敢接受。囿于难解的礼法关系，却将驸马的戚党关系搞得如此复杂，柴禹锡可能是始作俑者。从此以后，他人“选尚”公主，不敢不援以为例，以示对皇族的尊敬。就像很多“敬上”的规矩（不是规则）往往由下位者发端一样，“驸马升行”之“旧制”，很可能也不过是由驸马之家而不是公主之家所推行（而不是制定）。第一家推行之后，第二家跟进，于是，成为“旧制”。

荆国大长公主恪守“古礼”

荆国大长公主赶上了这个“旧制”时代，但她主动选择了不认同这个“旧制”，而是恪守比这个“旧制”更“旧”的“制度”——古礼：儿媳妇就要拜公婆。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已故名将李崇矩的孙子李遵勖，“选尚”荆国大长公主——真宗改为万寿长公主，李遵勖“驸马升行”，以祖为父，李崇矩由“亡祖”成为“亡父”，如王贻永案例。但李遵勖的生父李继昌还健在，正好有个祝寿活动，公主准备，见到他时坚持行“见舅姑礼”，也即按照千年礼法，叩拜真实的公婆。她没有那种来自于皇族的傲慢。在荒谬的“驸马升行”“旧制”中，她扼守了一点人间温情。她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真宗皇帝。

有意味的是，真宗皇帝听说自己的妹妹能行“古礼”而不行“旧制”，很高兴，当即秘密地赠送了她一批古来为舅姑祝寿的重礼，史称“助其为寿”。

公主的贤惠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她与李遵勖的感情看来不错，李遵勖的宾客都是当时的贤良人物，常有饮宴。每当这时，公主就要亲自下厨，检查饭菜质量。她在李府，并不颐指气使，养尊处优。

公主还很宽大。曾经有盗贼进入公主府第，真宗知道后，命令有关部门抓人审讯，必须破案。公主就要求将那些被抓来的嫌疑人全部放掉，而后用自己的私房钱悬赏，最后得到了真正的盗贼。按法此人当死，但公主知道后，“复请贳之”，又请求赦免原谅了他。

驸马李遵勖出守许州（今河南许昌），忽然得了急病。公主闻讯，当即就起身，要去看望、照料丈夫。左右说：“公主动身，按规定要报告朝廷才可以行动。”公主不听，带了五六个随从就离开汴梁，匆匆赶往许州。一百多里路，一个富贵人家的女眷，遇到盗贼不是耍的。真宗听说后，马上派出内侍乘快马督告路上诸县，要有巡逻兵护卫公主车驾。

不幸驸马病逝，公主为之按古礼居丧，规定的时期内，丧服没有离身。丧期满，从此不再身着华丽服饰。

有一次，到宫中与亲人宴饮，真宗亲自为妹妹簪花，公主推辞说：“我已经发誓不做这种打扮很久了。”

公主也善良。有一次她在洗浴中摔倒，右臂摔伤。真宗跟妹妹一直关系很好，心疼妹妹，就要责罚服侍的婢女。公主说：“我身体衰弱，走路困难，不是左右的过错。”于是左右没有受到责罚。

公主也有才，喜欢绘画、历史，能唱歌、作诗，尤其善于女工之事。

她恪守传统礼教，经常教育几个儿子说：“你们要坚持忠义，以此自守；不要仗恃着你们的母亲是皇家公主就为所欲为，那样可就召来祸患，悔之晚矣。”

公主晚年患了眼疾，双目失明。真宗和后妃、亲族们都来看望她，真宗甚至还亲自舔舐了妹妹的眼睛，左右看到，都感动得流下泪来。真宗很悲恸地说：“先帝留下我的伯仲姐妹们十四人，现在只剩下大公主了，怎么会得这种病！”然后，又问公主，子孙们有什么要求。公主说：“岂可因为母亲生病而邀请国家的赏赐啊？”真宗不听，还是准备送给妹妹家白金三千两，但公主根本不接受。真宗对左右说：“大公主的这个病，要是能转移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推辞！”

公主虽然失明，但平时起居，姿态很是平和冲淡，不以为意。

她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汝父遗令：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吾殁后当亦如是。”你们的父亲临终前曾有遗令：棺柩中不得放置金银宝玉，就放几件时令的衣服。我死以后，也要这样。

统计下来，太宗八子七女十五人，元佐六十二岁，元僖二十七岁，真宗五十五岁，元份三十七岁，元杰三十二岁，元偓四十二岁，元侢三十四岁，元俨六十岁，其中一人死时二十多岁，三人死时三十多岁。显然，这类死亡与“谋害”无关。如果加上太宗的女儿，七个女儿，三人死于二十岁前，更与“谋害”无关。宋代皇族长寿者少，此事当与遗传基因有关。将唐代“玄武门之变”那种骨肉残杀的故实转移到宋代太宗与赵德芳、赵德昭，甚至赵廷美身上，可能投影错位。

我不信太宗赵炅为了巩固皇位，有意逼死赵德昭、有意害死赵德芳、有意贬死赵廷美。赵德昭之死，乃是自杀——太宗一句话，没有欲令其死的“犯罪主观动机”。赵德芳之死，乃是病逝——史上记录中，看不到太宗谋害的任何记录。赵廷美之死，要复杂一些，部分是他咎由自取，部分是形势所迫，太宗不得不做出严肃处理，但也不是太宗赵炅必令其死——太宗没有必要留下史上骂名，他的襟怀，比起史上诸帝来，要阔达得多。轻易不动杀念、不起杀机，是大宋帝王历来让人称奇的一个特点。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但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宋太宗攻取太原，契丹随时可能来援，但看到将士争奋登城，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控制不住而屠城，竟下令攻城稍缓。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会谋于密室，暗中策划，杀害自家骨肉？我无法相信。

了解赵廷美之死，可以看懂大宋皇室大半。

赵普失宠三案

太宗“乘胜取幽蓟”失利后很长时间，开始封赏。赵廷美因为跟从征讨太原，也是有功之人，晋封秦王。此前，赵廷美已经有了一大串官职：嘉州防御使、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中书令、开封尹、检校太师、封齐王等。

名相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关系良好，二人经常有来往。

太平兴国年间，卢多逊正在执掌朝政。他应该是“权臣”般的人物，史称“卢多逊专大政”，有关部门接受了群臣的奏章，如果不事先禀报卢多逊一声，都不敢直接递送太宗。

昔日名相赵普曾在太祖晚年出镇河阳（今河南孟县）三城为节度使。等到太祖驾崩，赵普来朝，被授太子少保，留在京师，但已经没有了参与军政的实际权力。

卢多逊与赵普关系一直紧张。卢多逊压制赵普，乃至于赵普多年“奉朝请”，就是上朝点卯，已经没有实权，赵普对卢多逊也有忌惮。也许卢多逊是赵普一生中，唯一有所顾忌的人物。他一直在避让。但卢多逊一步紧似一步，给赵普下绊子。赵普于是“郁郁不得志”多年。

赵普当年劝导太祖不要执行“金匮之盟”，为江山社稷计，要走回权力分配的正常模式：嫡长子继承制。这个意见，被太祖按捺住，让一场可能的权力争夺消弭于无形之中。但从此赵普的此一行迹成为太宗的心病。如果王禹偁《建隆遗事》记录的故实是真实的，卢多逊会知道得更多，很可能已经在太宗面前设法洗清了自己，将赵普打扮为一个阻止太祖施行“金匮之盟”的人；如果《建隆遗事》记录不是真实的，卢多逊也应该知道一点赵普劝导太祖“传子不传弟”的蛛丝马迹，很可能放大了事实，导致赵普在太宗面前失去了话语权。简言之：卢多逊与赵普的权力争夺一直存在；而这一场争夺的砝码与“金匮之盟”有关；争夺中，前半场赵普失利。

赵普得罪太宗，除了“兄终弟及”与“嫡子继承”之争外，还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符彦卿案、姚恕案、冯瓒案。

当初赵普辅佐太祖“削兵权”，但太祖想让宿将符彦卿来做三军副总司令，赵普多次劝谏，认为符彦卿盛名已经到达顶点，不可再委以重权。太祖不从，宣令已经写好，下发政事堂，到了赵普这里。赵普怀里揣着这份宣令，来找太祖。太祖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来的啊？”赵普说“不是”。于是来奏其他事。其他事奏罢，还是说到了符彦卿，赵普从怀里掏出宣令给太祖，要求收回成命。太祖说：“这份宣令怎么还在你这里？”赵普说：“臣忝居中书，处分这类任命，担心有意外。请陛下深思，不要将来后悔。”太祖说：“爱卿何苦这么怀疑符彦卿？你这是为什么啊？朕待符彦卿甚为优厚，符彦卿岂能辜负朕啊？”赵普这时候说出一句狠话，直击太祖软肋。他说：

“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过去周世宗待陛下也很优厚，但陛下何以能辜负周世宗呢？

赵普的意思就是：辜负不辜负，不是符彦卿说了算的，一旦有“权反在下”士兵“阴谋拥戴”，将黄袍给符彦卿披上，那时候，不辜负你赵匡胤也得辜负了！就像当初在陈桥，辜负不辜负，也不是你赵匡胤说了算的，被人黄袍加身，你那时候，不辜负周世宗也得辜负周世宗了。

史称“太祖默然”，于是没有任命符彦卿为禁军司令。

但符彦卿的一个女儿早在后周显德年间就嫁给了赵光义，开宝八年（975）逝世，赵光义践祚后，追册她为皇后，谥“懿德”，故史称“懿德符皇后”。赵普反对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出任典军时，符皇后还在世。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太祖开宝四年（971）冬，黄河在澶州决口。澶州通判姚恕正负责管理地方政事，因渎职罪被正法。

当初，姚恕任开封府判官，在赵光义门下。他曾有一次来谒见赵普，正赶上赵普宴请客人，门卫不给通报，姚恕大怒而去。赵普知道后，赶紧派人去向姚恕道歉，并挽留他不要走。但姚恕还是“不顾”，不搭理赵普，绝袖而去。赵普于是知道这个人已经跟他结了梁子。等到太祖要为澶州选择一个副手，赵普就推荐了姚恕。姚恕曾经是赵光义府邸上的旧人，等到“渎职”获罪，赵普也不相救，任姚恕被杀，尸体扔到河里。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有一位枢密直学士冯瓒，在太祖乾德年间曾经知梓州（今属四川三台）。当时刚刚平定后蜀，川中还不平静。冯瓒也曾制止了多起兵变，很为太祖所欣赏，却遭到赵普的猜忌。于是，他开始调查冯瓒，果然发现了他的“奸事”，于是太祖紧急调冯瓒回朝，亲自审问，冯瓒认罪。

与此同时，赵普又派出亲信，到由蜀地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潼关，去清查冯瓒回朝带来的行囊，发现里面有很多从蜀地搞来的“逾制”之物，如黄金腰带等，还有很多珍玩。史称皆“封题将以赂刘嶅”，冯瓒都已经封存好，准备送给时任开封尹赵光义的幕僚刘嶅。赵普将赃物带回来讯问，冯瓒也认罪。

于是，赵普坚决主张处死冯瓒。

但太祖免其罪，流放海岛。原来规定十年不能回朝，但后来赶上大赦，还是回来了。

太宗即位，重新任命了他，还跟随太宗平定北汉，被授为大理卿，兼判秘书省。他病逝于太平兴国年间。

太宗还在做晋王、做开封府尹时，冯瓒试图经由晋王幕僚刘嶅，来讨好晋王，而刘嶅正以工部郎中身份出任开封府判官，结果冯瓒被法办，刘嶅也遭到免官处理。赵普以法制裁来自晋王府的人，还隐约将贪渎之事引向了赵光义。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普由是愤怒”

赵普的辣手，他人不及。

所以当卢多逊逼迫赵普，赵普一旦反击，卢多逊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赵普绝地反击的决心，是看清了形势：我赵普的退让，在卢多逊那里赢不来丝毫善意理解，事情只能越来越糟。

后来又经历了两件事，赵普忍无可忍了。

第一件事。

赵普的妹夫，太常博士、西京洛阳的太守侯仁宝，因为他的父亲是侯益，大家族，在洛阳有豪宅，有良田，因此决意优游自适，不想再参与军政事务，落得做个散仙。但卢多逊却向皇上推荐，让侯仁宝到南边邕州去做知州，一去九年。那时的邕州，就是今天的广西南宁，对大宋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岭外苦地。那应该是太祖年间的事了，但直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也没有派人来替代他。

千年之前，外放官员，特别盼望的就是“回家”。“回家”是唐诗宋词的重要主题。端拱元年（988），有一位外放官员名李巨源，原来在朝中任右谏议大夫，太宗令他知朗州。朗州在哪儿？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今天由常德到台北，包括转机，飞机几个小时的工夫；到开封，火车也不过十几个小时；但在宋代，那就太遥远啦。这位李巨源因为与太宗有“旧恩”，从早到晚都盼着能够被召回。他对僚佐说：“陛下一定会想着我，我哪能在此久居呢？”过了几年，驿站传来了“堂帖”，也即由宰辅从政事堂发出的文件（区别与禁中发出的诏令、敕令），要他乘驿站车马回朝廷。李巨源启封，看到这个消息，大笑而死，史称“喜极气绝而卒”。

侯仁宝与李巨源怀有同样的心思，日夜盼望回京。

他是富贵子弟，很担心这样因循下去死在岭外。

说话正赶上交州国乱，侯仁宝想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回去一趟，就上疏说：“交州主帅被害，国家大乱，宋师可以偏师取之。我愿意乘驿车到朝廷来面奏交州形势，希望朝廷能因此得到详情。”

太宗闻言大喜。原来交州也称交趾，曾经管辖今天的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中部。后来在南汉管辖时，丢失了越南部分。现在如果能收回，大好。于是就下诏同意他的意见，急调侯仁宝进京。

但按照规定，诏书要先到政事堂，卢多逊看到，就按下不发，然后对太宗禀奏道：“交趾有内忧，这是天要灭亡它的意思啦！朝廷出其不意，起兵袭击，乃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也。现在要是先召侯仁宝，必定会泄露我们的谋略，蛮寇知晓，就会阻山拦海，预为准备，那时，可就不容易攻取了。不如直接授侯仁宝‘飞挽之任’，直接就让他来做转运勾当，经略此事。然后，我们再发荆湖士卒几万人，长驱而往。这样，势必万全，犹如摧枯拉朽也。”“飞挽”，是“飞刍挽粟”的略写，意思是飞快地调集粮草，用于战争后勤供给，事实上就是任命侯仁宝为转运使。太宗那时正在信任卢多逊，当即同意。

太宗了解到交趾丁朝内讧事：血腥的政变后，丁朝的六岁小皇上丁璇即位，太后杨云娥掌权。她似乎看到宋师的异动，就命令权臣和情人黎桓整备兵马以应对宋师。但黎桓兵权在手，成为交州“兵强马壮者”，于是，在太后兼情人杨云娥的怂恿下，在部下的“阴谋拥戴”中，黎桓成为皇帝，建立了前黎朝。丁璇被废，从皇帝降格为王，而杨云娥则与黎桓结为夫妇，并被黎桓立为“大胜明皇后”，而杨云娥的前夫丁先皇的称号本来就是“大胜明皇帝”。黎桓为情妇如此加封，史上认为是对杨云娥“永远的嘲笑”，但性爱心理或可以解释：男性占有欲望作祟时，荒淫也可以包装为一种庄严。

于是宋太宗以扶立丁璇复位为“出师之名”，讨伐黎桓篡位。侯仁宝被任命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兰州团练使孙全兴等人被任命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等人被任命为廉州路（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兵马都部署，水陆并进讨伐交州。宋师同时向黎桓发出国书，指责其篡位之罪。黎桓派出牙将假扮丁璇的使者，到汴梁来，要求加封黎桓为节度行军司马。这意思就相当于中原藩镇的“留后”，上书后，等待朝廷批准，赐节钺，而后即可称霸一方。但这也不过是黎桓的缓兵之计，宋师是不是批准他做藩帅，他根本不在乎。太宗也看出黎桓这步棋，于是并不停止进军，但派出使者到黎桓之处，要他交出丁璇母子，入朝受封。黎桓果然不敢来朝。于是，战争继续。

黎桓袭杀侯仁宝

这时，宋师刚刚经历了“高梁河之战”一年，但这一次，初期宋师表现不错，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到了天平兴国六年（981）三月，交州行营在白藤江口，一战获胜，斩首千余级，击溃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战舰两百艘，甲铠上万。

侯仁宝率军继续挺进，已经过了今天越南的谅山。但孙全兴一部却停留在一个叫花步的地区，名义是等候刘澄的水军。刘澄这时正在越过北部湾，进入交州北部地区，孙全兴在此等候了七十多天，但已经失去了战机。黎桓已经部署妥当。刘澄与孙全兴会合后，由水路而前，黎桓退入支棱江，然后派遣使者向侯仁宝投降。侯仁宝信以为真，未做防备，黎桓夜袭侯营，宋师败绩，侯仁宝战死。

宋师闻听侯帅已死，率军撤退。

这时已经进入炎暑，宋师不适应这种酷热天气，战场形势也在变化，黎桓已经做好各种战略防御，宋师已经没有胜算。转运使许仲宣经略局部战役后，向太宗上奏，告知侯仁宝阵亡，要求撤回宋师。还没有等到太宗答复，他就开始分布大军分屯诸州，保境安民，并开库颁赏，救治伤病。他对人说：“如果等到朝廷答复，这几万人恐怕都要成为尸体，陈列在广野了。”于是又上章自我请罪。但太宗了解实情，下诏表彰了许仲宣。

孙全兴顿兵七十多天，严重贻误战机，被送到京师正法。其他将帅分别有赏有罚。侯仁宝被追赠为工部侍郎。

黎桓试图与宋朝修好，遣还俘虏，多次向大宋朝贡，要求承认他在越南的政治地位。到了雍熙三年（986）“岐沟关之战”后，太宗赵炅承认了黎桓，任命他为静海节度使。

侯仁宝知邕州时，有一项德政。邕州辖境的右江江畔，长有一种毒药树，当地人经常采摘了出售。侯仁宝认为此事不妥，上奏朝廷，诏令将这类树砍光了。现在考察，这类树可能属于桑科乔木，有毒，但也可以入药。树种至今还有。但侯仁宝此举应该出于仁心，值得表彰。

侯仁宝之死，让赵普的妹妹做了寡妇，于是赵普对卢多逊开始警惕：原来卢多逊不是简单的与我赵普政见不合，原来他是处处给我下绊子……

第二件事。

赵普的儿子赵承宗，与高怀德和燕国长公主的女儿订婚。当时赵承宗正在权知潭州，得到诏令，回汴梁成婚。但是还没有超过一个月，卢多逊就向太宗请奏，要求赵承宗“归任”，回到潭州任所。

这一场“新婚别”，让赵普难安。史称“普由是愤怒”，赵普从此有了愤怒。

赵普愤怒了，卢多逊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柴禹锡告发秦王

此时就要说到柴禹锡。

此人就是那个可能率先推演“驸马升行”的人物。

他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就在府中供职。这是一个善于应对，很机敏的人物。太宗践祚，他也跟着做了官。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已经做到供奉官、翰林副使，又升为如京使，并掌翰林司。如京使，是古来即有的官职，但不是一个实权职务，属于闲职，但与一般闲职不同的是，它有备选的功能，也即如果朝廷有需要补官，可以从如京使中选任。此职略似“候补委员”。太祖时，曾任命如京使去从事经济类工作。柴禹锡是让太宗比较信任的“旧人”。到了晚上，柴禹锡在殿里值班，太宗有时就会召他来问询宫外之事。

有一次，柴禹锡等人在太宗问询时，“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秘密报告说秦王赵廷美骄悍自大、暴戾恣睢，可能会有阴谋，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作乱。

这是赵廷美大案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录。

但究竟是什么阴谋？柴禹锡发现了什么？证据在哪里？

都没有。没有任何记录。在那个“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实录”时代，如果柴禹锡有言，说及赵廷美的“阴谋”，应该留下哪怕片言只语。现在没有，可以同情地理解为：柴禹锡等人所说的是“密言”，言说之际，很可能“屏退了左右”，连充当录音功能的史官也屏退了。

但根据后来的故实“重行推断”，这个“阴谋”是可能存在的。

此事让太宗不安。

他想起昔日好友，大宋第一谋臣、机谋善断的赵普来了。赵普一生贡献的智慧，按数量考察，并不多，但都是解决帝国一等一的重要大事，其直面问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规划，都是极具“智谋”含金量的。赵廷美案，对太宗乃至于大宋帝国的国运，具有不可预测的挑战性。太宗在困惑中，要向他请教了。于是，“上诏问普”，太宗下密诏，问赵普此事该当如何应对。

赵普回答：“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

臣愿意在中央任职，来密查可能的奸佞之变。

赵普的机谋往往就在简短的言论之中。

他这句话九个汉字，却表达了至少四层或隐或显的意思，深深打动了赵炅。

第一层意思是：这是个事，我愿意来做，而我只要做，就会有结果。

第二层意思是：什么结果呢？“奸变”。

第三层意思是：我要在朝廷重要位置上，才有可能查出结果。这就等于向太宗求官，要求“复相”，再一次做宰相。我愿意为帝国效犬马之劳，但帝国也要对我有足够的信任。

第四层意思是：因为事情可能是一场“奸变”，问题很严重，如果不查清楚，会危及皇权，危及帝国。

密奏中的“权幸”

太宗在犹豫。因为他隐隐约约从几个渠道听说过赵普反对“金匮之盟”，反对“兄终弟及”……

就在太宗犹犹豫豫的几天中，赵普也感觉到了太宗为何在犹豫。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又上了一道密奏。

这一道密奏也同样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我赵普乃是“开国旧臣”，做到宰相很正常，但是现在国家不正常，因此我没有继续在“枢轴”工作，是因为被“权幸所沮”，被权臣奸佞所坏事——而当时的“权幸”，就是卢多逊。

赵普剑锋所指，毫不客气。就像为赵廷美事先定性为“奸变”一样，这里又为卢多逊定性为“权幸”。结合后来的逻辑考察，就会知道，他先定性“权幸”之举，是打击政敌卢多逊至为锋利的一刀。赵廷美的“阴谋”与卢多逊有关，赵普有能力“察”此“奸变”，而且，最后的结局果然就是这样的“奸变”。如此，卢多逊哪里还有前途？

第二层意思是：我赵普是清白的，义理在我这一边。

说清这一层意思，要略略复杂些。

赵普在密奏中为自己辩诬，说到了“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和他当初向太祖的辩解。

赵普得罪人多。当初赵普反对太祖立太宗为帝，后来就有人向太祖汇报说赵普非议皇弟赵光义。

当时赵光义已经有了仅次于太祖的威望。赵普觉察到，如果赵光义将来称帝，对自己那是相当的不利。何况，即使在太祖朝，赵匡胤晚年也对赵普有了不信任，将他由朝官外放到河阳去做节度使了。于是，就在有人挑唆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时，赵普远在河阳，也赶紧再上一表，向太祖表明他对赵光义的崇敬之情。

表中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外间有人说臣轻浮地议论皇弟开封尹赵光义。皇弟是忠孝全德的人物，臣哪里敢那般挑拨离间地议论。何况昭宪皇太后临终之际，臣确实参与了顾命活动。知道臣一片忠心的是皇上您啊！愿您能明鉴（不要受他人挑唆）。

史称太祖赵匡胤得到这封表章后，与当初杜太后的顾命“慈训”一起藏在宫中，很可能一起放在了那个“金匮”之中。

现在，时机成熟，赵普将这事的来龙去脉说给太宗听了。

太宗于是让人到宫中去找那个“金匮”，果然发现了两份文件，一份就是“慈训”，也即杜太后的临终遗言，这份遗言的关键词就是“兄终弟及”，赵匡胤之后，帝位传给赵光义。另一份就是赵普盛赞太宗，写给太祖的表章。史称太宗因此而“感悟”，知道赵普没有错——那么，错的就是卢多逊了。

太宗于是在“感悟”之后向赵普道歉，他对赵普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第三层意思是：太宗您要尽快恢复我的相位。

因为有了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的铺垫，让太宗“感悟”，所以，复相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几天后，太宗“以普为司徒兼侍中”，“司徒”是国家“三公”之一，只有宰相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就任；“侍中”一直是宰相级别的官员敬称。有此二职，赵普已经重回相府，再执政柄。

第四层意思是：我赵普的儿子赵承宗，还在新婚之际，暂且不要放回潭州啦！太宗于是将赵承宗留在了京师。

这样一来，熟悉赵普的人们有了不安。

雷德骧与雷有邻父子

赵普轻易不动，动就是狠招，一击致命。朝臣都知道他的厉害，甚至，如前所述，因为赵普反对北伐，而侯莫陈主张北伐，跟赵普唱对台戏，最后让赵普抓到把柄，将他“正法”；名相窦俨，在太祖晚年已经开始怀疑赵普的时候，也不敢讲述赵普一句坏话，宁肯失去太祖对他的信任，也不敢得罪赵普。现在，赵普再次执掌朝政，更吓坏了一个人，就是雷德骧。

雷德骧在太祖时出任御史中丞，史称“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长久做言官，有直率的名气。他曾经依法弹劾过赵普，认为赵普容许部下官吏收受贿赂等等。不料那时赵普正在陈桥立功之后，又献策收兵权、随大军平定泽路李筠、扬州李重进，更为太祖谋划定边策，太祖正在倚赖赵普，所以反而被太祖训斥一顿，让人在院子里拖着拽了好几圈，还被贬官，到地方去做小官。后来雷德骧渐渐领教了赵普阴狠的一面，不免为当初的举动后怕。但当初赵匡胤如此做，也是给赵普看，兼有保护雷德骧的意思，意思是：我已经给你赵普出气了，这事就算过去了。这也是免得以后赵普搞暗算。

但雷德骧倔强，他有个儿子雷有邻更倔强。看到父亲蒙羞，也知道赵普作为陈桥兵变的第一勋臣，功高难于撼动，何况正在被太祖宠任期间，不过雷有邻不怕。为了父亲，他开始秘密调查赵普的部下官吏受贿事，调查工作很艰苦，秘密进行了一年多，最后，被他找到了证据。

于是，他使用了大宋士庶皆有的政治权利：“挝登闻鼓诉冤”，敲击登闻鼓，直接向皇上上访。“登闻鼓”，设在“登闻鼓院”，此院也叫“检院”，乃是来自于唐代的官署名。唐时，在朝堂设一种叫作“匦”的东西，四面有门，可以投书其内。后来就叫放置“匦”的地方为“匦院”，宋代改称“登闻院”，后又改为“登闻检院”，简称“检院”，隶属于谏议大夫管辖。此地可以接受全国士庶投书，凡有冤屈、意见，在正常投书渠道被阻塞之后，可以到此投书。有关部门必须接纳。当然，投书不实，故意诬告，也要受罚。这是朝廷联系“下情”的重要渠道，形式上，略相当于信访局。登闻鼓一响，皇上必得认真对待了，太祖就派人按雷有邻提供的线索去调查。一查，雷德骧、雷有邻的弹劾与控诉，属实。所有被审问的人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或罪行。

赵普的堂吏上蔡主簿刘伟，伪造代理官职的公文，属实，被正法；胡赞、李可度等受贿作弊，属实，挨板杖，除名，没收非法所得；其他人也多被关押、发配。赵普确有包庇事，被下放到河阳做知州兼节度使。召雷德骧官复旧职，提拔雷有邻为校书郎。

令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的赵普，被雷德骧的儿子雷有邻扳倒了！

但几年之后，现在，赵普复相，又回来了。

雷德骧怎么想？

第一天上朝，赵炅宣布任命决定，雷德骧立朝，吓得手上拿着的笏板都掉落地上。然后，二话不说，马上上疏要求退休。太宗不允，他又请求太宗接见，告诉太宗，当年曾与赵普对着干，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请太宗批准退休。太宗安慰他半天，最后跟他说：“卿不必多虑，朕一定会保全卿！”雷德骧连皇上的保票都不敢相信，坚决要求退休。太宗不得已，罢了他的实权，给他个虚衔，奉朝请，到朝廷上朝，不主事，并特意赐给他白金三千两，史称“以慰其心”，用来安慰他那一颗受伤而惊悸的心。

史称雷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喜欢他，曾问他：“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雷有邻回道：“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于是太宗没有提拔雷德骧为宰相。

这件事证明，雷有邻并非只懂为父伸冤，他还有国家本位的大格局，识大体，应该是忠孝两全的优秀官员。

“金匮之盟”的悖论

赵普复相后，太宗还在“兄终弟及”的阴影中，没有走出来。

这里有一个悖论。

如果承认“金匮之盟”的关键词“兄终弟及”，那么太宗继承哥哥太祖的大宋，就有合法性；但同时，太宗之后，也要“兄终弟及”，那么就要传帝位于赵廷美，方才合法。但如果传赵廷美，现在由赵普来调查未来皇帝的“阴谋”，调查工作本身就成了“阴谋”。这一行动，以后如何昭告天下？

如果不承认“金匮之盟”的关键词“兄终弟及”，固然可以不必考虑再传赵廷美，但太宗自己的权力来源就有了问题——太祖凭什么不把帝位传给嫡子，而传给兄弟啊？历史，将如何讲述大宋第二代权力的合法来源？

面对这个悖论，假如是无良二世嬴胡亥、权力至上晋八王、雄猜大帝唐太宗、狠戾酷毒永乐帝，都不会有问题，他们无人会斟酌、在意“天心民意”，先把九五之尊弄过来再说；假如是轻忽价值方向的犬儒主义者，也不会成为问题，好名声，算个屁啊！做了皇上就是我说了算！

但赵炅读圣贤书，需要大宋皇室的荣誉，注重个人节操和道义，更在意历史铁笔定讞。这样，就有了焦躁，痛苦，不安。

他于是在赵普秘密调查赵廷美案件时，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隐衷。

赵普早有准备，一句话点醒迷乱中的大帝。他说：

“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

太宗当下大悟。

他知道局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终止“兄终弟及”的权力分配游戏；重回“嫡子继承”古制——当初，太祖没有选择古制，这是一种政治失误；我，不能再失误。

“赵廷美专案组”由此有了背后法理的支持，可以继续调查下去了。

史称“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在这种背景下，赵廷美于是有了罪名。赵廷美之所以获罪，都是赵普“调查”的结果。

史上如此记录，就有了问题：赵廷美究竟有没有“阴谋”“奸变”而犯罪？如果有，为何这笔账要算到赵普身上？如果没有，是赵普在罗织罪名，阴毒、陷害秦王赵廷美吗？

当我这样思考并提出问题时，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非黑即白的坊间演义模式。显然，人性的复杂以及故实完成的耦合力量，极为丰富。非黑即白，是不足以解释历史故实，也不足以解释人性丰富的。人，如车轴，自行运转；故实，如车毂，围绕车轴运转；原因，如很多辐条，射向车毂而运转。以人为中心的故实，在诸多原因的辐辏中成为完整一轮。所以我愿意说一个自造的名词“辐辏之因”。“赵廷美案”可以解释的“辐辏之因”很多，赵普一人的推演，还不足以定讞；赵廷美自演的“阴谋”与“奸变”，也不足以锻炼为大案。

以那些野史、正史为文献资源，从中寻觅有意味的故实模块；以传统史论和圣贤意见为思想资源，从中考索落在时光那一面的人物，从中寻觅“微言大义”；以现代历史哲学为方法资源，介入思想，“重行推断”这一场“赵廷美案”，会有新的历史收获。

金明池未遂政变

赵普复相，儿子没有回潭州，又秘密调查这个“奸变”大案，种种迹象让赵廷美有了感觉。

赵廷美做出一个试探性的动作：请求立朝时，列班位置在赵普之下。按照往日规定，王，应在相之上，但他主动要求在相之下，太宗的反应是“从之”，马上答应了赵廷美的请求。

这是太平兴国六年（981）秋天的事。

在后来的一个冬季里，赵廷美应该有过思考。

太宗践祚之初，即令赵廷美尹开封，赵德昭、赵德芳，并称“皇子”，因此，外间有了“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依次传位的说法。王禹偁《建隆遗事》的记录，就因此而来。但是不久赵德昭自杀、赵德芳夭折，史称赵廷美“始不自安”，开始不能自安。他感觉到太祖的两个儿子没有了，孙子还很幼小，将来帝位回归太祖一系的希望已经很渺茫。而赵普复相，已经有了不利的传言。我要求“班在赵普之下”，太宗爽快答应，这之中的逻辑是什么？

赵廷美有理由怀疑太宗将背离“金匮之盟”的“慈训”，太宗很可能要结束“兄终弟及”模式。而这是赵廷美不愿意看到的权力再分配走向。

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1）的春天，京师汴梁郊外的金明池建成了水心殿。

金明池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但也定期开放，每年三月到四月，大宋士庶可以自由游览）。此地规模浩大，周长达到九里开外，可以训练水军。我曾在天津原艺术博物馆看到传为张择端绘制的《金明池争标图》。图不大，一尺见方，却画有密密麻麻的人物难以计数，正是水军演练的场景。水心殿位于浩渺的水面中央，有巨大的拱桥相连。此地景色秀丽，建筑宏伟，应该是汴梁宫殿之外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竣工后，太宗要来泛舟，参观。

这时，太宗得到了一个消息，史称“或告秦王廷美谋欲以此时窃发”，有人秘密告诉太宗，秦王赵廷美阴谋要在太宗泛舟时秘密发动政变。

这个消息，很可能就是赵普秘密调查的结果之一。

赵廷美有可能在金明池发动政变吗？

从诛心也即猜疑动机角度考虑，赵廷美假如要搞政变，此际，应该是最佳时机。因为太宗“泛舟”，有可能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几个人劫持太宗，逼其“禅让”，是有可能性的。

从金明池地理位置和建筑格局考虑，赵廷美如果要搞政变，此地，也应该是最佳地点。因为太宗如果登上三面环水的“水心殿”，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一部人守住拱桥，一部人劫持太宗，也是有可能性的。

这两个假设，之所以“有可能性”，是因为赵廷美此时的职务是：开封府尹，首都市长。他只要愿意做，且敢于做，并忍心做，就“有可能性”。

据史上记录说，如果金明池政变不能得手，“则诈称病于府第，候车驾临省，因作乱”，那就假装生病，等到太宗车驾到赵廷美府邸看望，就在“病榻”前派“死士”劫持太宗。

假如这一切都是赵廷美的“阴谋”，太宗给予他的惩罚就是合理的。在任何一个时代，“谋逆”都会被在位者视为泼天罪恶。

但太宗对此事的处理，过程上让人生疑。

按记录中的说法，太宗知道此事后，“不忍暴其事”，不忍心暴露宣扬赵廷美的这件“谋逆”罪恶，给他的处罚只是：罢免了他的开封府尹，转授西京洛阳留守。

而赵廷美被罢开封尹，到西京赴任之前，就跟没事人一样。

太宗还在赵廷美赴西京之前，赐给他袭衣、通犀带（成套的礼服，带有犀牛角的名贵腰带）、十万钱、绢彩各万疋、银万两，还将西京一座豪宅赠送给他。甚至，跟随赵廷美赴任的留守判官、河南判官都赐钱百万。到了四月，春末夏初季节，赵廷美要赴任了，太宗还特意派出枢密使曹彬在琼林苑大摆筵席，为赵廷美饯行。

这种待遇，一点也不像“惩戒”一个“谋逆”的罪人。

但太宗赏赐了柴禹锡、杨守一等人，因为“秦王廷美阴谋事”就是他们告发的，也许就是他们伙同赵普，一起“告发”了“金明池政变”事。

太宗还同时惩罚了枢密承旨陈从信、皇城使刘知信、弓箭库使惠延真、禁军列校皇甫继明等人，都是因为这些人“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犒”，与秦王赵廷美有密切来往，并接受他的私人馈赠。这个记录，没有说他们参与了“金明池政变”阴谋。而这些官员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降级，连罢官都没有。只有一个叫王荣的刺史，也是赵廷美亲信，被降职后放出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别看我现在降职，但不久以后，我会做到节度使。意思是赵廷美即使做了西京留守，也是有能力提拔我的。此人善射，曾经挽强弓射梁木，一箭射入硬木好几寸深，人称“王硬弓”。他在抵御契丹时有功。但这番大话一出，太宗就将他“削籍流海岛”，开除出职官队伍，流放到登州沙门岛去了。但是过了几年，赵廷美大案过去后，太宗还是恢复了他的官职，此人又立了不少功。

“兄终弟及”集团

赵普复相，卢多逊也有不利的感觉。史称“卢多逊益不自安”，卢多逊更加不能心里平静。这种心理也简单，他过去变着法修理赵普，现在赵普不但没有倒，反而再次入相。这意味着什么？他明白。

赵普大权在握，开始与卢多逊较量。但他知道卢多逊也不是善茬，且党羽众多，真拼起来，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是可能的。于是，赵普选择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他多次暗示卢多逊：你要引退！赵普的意思是，如果你从权力中枢退下，我赵普可以既往不咎，从此，两清、两安。但史称卢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因此，赵普多次讽喻后，卢多逊没有动作。这样，赵普就有了新发现——

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还在“交通”来往。

太宗闻讯，有了愤怒。于是将卢多逊这位国家级领导人降职为部级领导人，同时，“下御史狱”。

赵普做得更多，还调查清楚了卢多逊的党羽在做什么、说什么。如果将这一面大网收拢来看，就会看到“赵廷美—卢多逊”乃是一个铁杆“兄终弟及”集团。他们在做一件事：拥戴赵廷美做大宋天子。如果“兄终弟及”模式无法实现，权力不能和平交接，就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于是，大狱炼成。

抓捕了中书守当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太宗当即下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等人，组成专案组，开始进一步调查取证，审理这一起大案。“赵廷美—卢多逊”，就这样成为一个案子的两个主角。

审理的结果出来，卢多逊供言如下：“我曾多次派遣赵白，到秦王府，告诉赵廷美我所掌握的中书省的机密。去年九月，还令赵白对赵廷美说：‘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但愿当今天子早一点驾崩，我等愿意尽力侍奉秦王您。赵廷美听到我这话后，派遣樊德明回报我说：‘卢承旨您这番话正合我意。我也愿意当今皇上早点驾崩（那就省事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这一场大案的同案犯，他们的罪名如下：

赵廷美多次赠送给卢多逊弓箭等，卢多逊也都接受了。

阎密，当初在赵廷美左右，太宗践祚后，补殿直，但仍隶属秦王府，此人“恣横不法，言多指斥”，暴戾恣睢，长做不法之事，很多言论直接指斥今上。

王继勋，是赵廷美尤为信任的亲信。赵廷美曾让他代为寻找声妓。王继勋仗势而横行，占取他人财货，贪污腐败得一塌糊涂。

樊德明与赵白在一起交游相处，卢多逊就因为他们二人得以结交赵廷美。

赵廷美又多次派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在一起议论。

阎怀忠，曾经为赵廷美到淮海王钱俶那里去寻求犀玉带、金酒器，还借机接受了钱俶私自赠送的白金百两，以及金器、绢扇等。

赵廷美又曾经要阎怀忠带着从钱俶那里寻来的银碗、锦采、羊酒等，到他的岳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潘璘的军营，去宴请军校，以此收买军中人心。

这就是赵廷美的“奸变”行为。

几千个耳光子

调查之后，这些当事人全都承认了罪行。

下一步，就是定罪了。

就这些罪，怎么定？

太宗召集满朝文官、武官，在朝堂“集议”，会商。

大臣王溥等七十四人研究后，得出了共同的处理意见：卢多逊及赵廷美有所冀望，乃多有诅咒，属于大逆不道，应该行使诛杀灭族之法；赵白等人斩首。王溥的女儿嫁给了赵德昭，封韩国夫人。此时，王溥正做着帝国的太子太傅，是前朝老臣，百官中德高望重。由他来领衔上奏，有权威性。

太宗赵炅在群臣议定的奏章后，做出最后处罚决定：

赵廷美，下令回归私人府邸。

卢多逊，下诏剥夺官爵，并家属流放海南崖州。

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在都门之外斩首，没收家庭财产。

赵廷美的儿女都不再称爵位，可以直呼其名；但赵廷美的长子贵州防御使赵德恭仍然为皇侄。赵廷美的女儿，还是皇侄女，但去掉“云阳公主”的称号，所嫁的右监门将军韩崇业降职为右千牛卫率府率，分司西京，去掉“驸马”的称号，就到西京，跟赵廷美住在一起。

此外还有几个人，如中书舍人李穆曾与卢多逊很亲善，而赵廷美在西京留守时，很多朝奏文本都是李穆草拟。著作佐郎刘锡知粮料院，居然擅自借给赵廷美几十斛大米。这俩人都被人弹劾，降职处分。

《皇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记录刘锡的事，令人奇异。说刘锡在太宗召来询问与赵廷美的关系时，刘锡顿首称“死罪”，太宗越想越来气，就命令左右扇他的耳光子，殿上应该响起了连续不断的“啪啪”声音，史称“命左右批数千，委顿而止”，一直到把人扇得“委顿”，衰弱不堪，支撑不住，这才罢休。这个刑法显然不属于正刑，但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几乎不亚于一顿杖刑，而且几千个耳光子，那是需要时间的。太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听凭“啪啪”之声滔滔不绝，他为何会有此几近变态的处理？

我认为这是他在寻求一种心理替补。

这一场大案，对人性是一个考验。在主张“兄友弟悌”伦理大义的时代，兄弟相残，是无可规避的道德伤痛。当赵炅赢得这一场大狱的胜利，并暗自庆幸由“兄终弟及”平安过渡到“嫡子继承”制度之后，他也感受到了来自于骨肉同胞的仇恨式打量。这种仇恨，犹如一只令人眼晕，悬空而又不停旋转、颠簸、起伏着的巨大车轮。很慢，但在转。他没有能力置身于这一爿仇恨巨轮之外。他就在这爿巨轮之上，在旋转中，踉跄着，不断与母亲杜太后、哥哥赵匡胤、侄子赵德昭他们死后的眼光相遇。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一个个镜头缓缓转过，反复转过。他在跟着他们的旋转中，会发现，他们的目光里，没有仇恨。这时，他试图在旋转中看看赵廷美。忽然，他发现四弟赵廷美的眼光里，有一丝动人的微笑；四弟的微笑一如幼时他感受过的，那么真诚，友善，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几乎可以化解一切狠戾的温暖。他感到了弟弟的爱。四弟赵廷美，放弃了一切足以毁弃大宋荣誉、家族尊严的努力，他默默地接受了三哥我的意志，在微笑中给我的意志一种世上无人能晓的祝福。赵炅能想起幼时，四弟对自己的无数次的呼唤：“三哥！”……天平兴国初，太宗刚刚践祚时，弟兄俩应该有过长谈。廷美担心北汉与契丹的勾结，太宗对弟弟说：“太原，我必取之！”太宗现在应该能够记起，四弟当时看着他，那种崇拜、信任的目光。

而现在，边境已经报来：契丹正在三路南下，侵扰中原。

弟弟把一切都扛起来了，他正在用一生的所有，加持三哥驱逐契丹、恢复汉唐旧疆的努力……

于是，赵炅对自己有了痛恨。

当左右以上千个耳光子，在静谧的大殿扇动起来时，赵炅正在心底流泪。他感到那些耳光子一个个都扇在自己脸上。

“啪啪”，大殿的耳光声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