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岐沟关·君子馆



大将李继宣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持重缓行”

“雍熙北伐”之前，曹彬率诸将到宫阙辞行，太宗与将军们珍重道别，而后对曹彬指画了此役的战略安排，太宗的意思是：

曹彬这一路十万人马，只需要“持重缓行”，路上不要急，不要贪利贪功与契丹寻战，只需声言要取幽州。这样，契丹就会屯兵在幽州附近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曹彬。如此，敌人就不会分兵到山后对付潘美等部。如此，潘美等部的晋北大军就会轻松取得云州、应州等地。如此，宋师有了可靠后方，诸军就可以放心完成合围：潘美下太行，田重进出飞狐，米信自新城、曹彬自涿州东进，四路大军合为一处，同取幽州。如此，契丹将无能阻遏宋师，获胜是一定的。

曹彬未能体会太宗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程序行动。这是“雍熙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潘美果然克复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田重进果然克复飞狐、灵丘、蔚州之际，曹彬麾下米信也克复了新城，曹彬本部也克复了固安、涿州，曹彬这一路“兵势大振”。

太宗闻讯，认为曹彬取涿州时机不对，太早，不能算作“持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战争已经在各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就会增加潘美西线、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有可能难于如期实现。而炎热的夏季正在到来，天气太热，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是一个太苦的差事，比守城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当曹彬每一次捷报到后，太宗都很不安，史称“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太宗很怀疑曹彬进军速度太快，更担忧被敌军断了粮道。

曹彬的十万之众，粮草乃是大事。各路转运紧张得要命，但也未能及时送达阵前。当曹彬不能经营一个可靠的后方时，人吃马喂，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想想李至在“雍熙北伐”之前给太宗的上疏，内中有一句话：“……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不能小瞧这句话。李至认为前线边境，应有百日军粮！而到雍熙三年正月，李至上疏时，大宋并没有准备好。可以约略匡算一下，宋师全军攻取幽燕，至少二十万众，按每人每天一斤干粮计算，每天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按一般养马常识，每匹马每日需要精料五斤左右，宋师骑兵多少不知，但至少应有两万精骑，这样，每日就需要精料十万斤，百日需要一千万斤；人马所需粮豆总需三千万斤。而战马每日食草至少十斤，这样每日就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综合起来，应有五千万斤的储备。从河北、河南转运这批物资，按一辆小推车载重五百斤计算，应该需要十万辆次小推车。李至应该是看到了问题，大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运五千万斤粮草。

一定要准备百日粮草吗？曹彬的战役记录证明了李至的正确。

曹彬攻克涿州之后，在城内留守十天，史称“食尽”。

为何会“食尽”？

因为有个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断宋师粮道

曹彬兵锋正盛，耶律休哥基本不冒险，这时契丹大军还没有部署完毕，草原纵深的援军还没有到，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战术是骚扰、断粮道。他在夜间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宋师，由南向北转运的粮道也多次被劫掠，弄得东路军粮草不继。白天，耶律休哥则摆出精甲铁骑，在初夏的阳光下耀武扬威，以壮声势。曹彬未必怕耶律休哥，但他在这一仗的决策过于平庸。就军事智慧言，曹彬不敌耶律休哥。

他的十万大军，十天用尽了至少一百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食尽”怎么办？曹彬开始“退师”。退到哪里去？退到出发地雄州。到雄州干吗？“以援供馈”，在此地来保护粮道，保证大军需要的粮草按时到达。这就等于要从攻克之地返回始点，等于啥事没干。而且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太宗赵炅都比他明白。太宗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骇”，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眼前，居然退却去找粮草的儿戏？曹彬怎么会失策到这个地步？”太宗马上派遣使者赶往涿州，让曹彬停止撤退，不得到雄州。那么怎么办？太宗让曹彬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米信大军会合，在那里养兵蓄锐，用来为西线潘美一部、中路田重进一部壮大声威——回到雄州就等于回家啦，就等于没有了前线声援之威啦！——等到潘美已经将山后诸州全部收复，再令田重进急赴幽州，与曹彬、米信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用全部宋师来制服敌人，这是可行的取胜之道。太宗这个战略构想，始终没有变。

太宗指画“平戎万全阵图”，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就“雍熙北伐”这一场大战指画而言，确实符合兵家心法。山后九州乃是中原北部第一重要的安全屏障。得到这九州，正北可以看住契丹，西北可以看出西夏。加上山前七州，大宋，中原就可以睡踏实觉了。就“雍熙北伐”而言，得到山后，宋师就等于在自家门口与契丹争天下，推进一步是一步，退后一步，大门一关，中原平安。如此，这个仗就怎么打怎么有理。所以，太宗要取幽州，却将大宋、契丹两国地缘关系考虑进来，反而要诱使契丹重兵屯幽州，以此减轻山后潘美压力，拿下山后，再诸军会同，决战幽州，这是出色的战略安排。

但太宗不出色的是这一次安排曹彬做统帅，用人不当。

曹彬有两大失误：

第一，没有听从太宗安排，试图与西路潘美、中路田重进争功。

第二，未能成功节制主帅，导致军事章法混乱，给契丹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潘美、田重进克复六个州郡，而东路曹彬连同米信部，只克复一个涿州和固安、新城两个县级小城。而涿州，因为日前“食尽”，也已经放弃，大军正在奔往雄州。涿州，目前已经被契丹重新占领。

再奔涿州

我们跟人家往哪儿比啊？

东路军开始眼红，人家能够“累战获利”，多次大战，缴获众多，将来封赏也会丰厚，但我们东路兵力比人家那两路都要强盛，却不能有所攻取，这太不合适了。于是东路军内部“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各种攻取规划开始纷纷出笼，各个规划之间往往有冲突。现在“重行推断”往事，不难猜想，东路军的将军们，有人认为应该迅速包围幽州，克复之；有人认为应该扫清幽州周边州郡，将幽州搞成一座孤城；有人主张“蛙跳”，直接越过幽州，先取蓟州，而后挥师西进，与潘美一道克复幽州；有人主张先取驼罗口，直接袭取契丹主和萧太后……种种说法，今人能想到的，那时的热血将军们也能想到。

要命的是，诸将一路上如此“规划”，“彬不能制”，曹彬不能节制——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能节制，而是曹彬自己也没有庙算。他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打。

而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正在寻机决战。

曹彬应该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太宗的命令，要他与米信一部会合。

在诸将怂恿下，曹彬觉得即使与米信会合，也要重新夺回涿州。于是，大军与米信一部会合后，在周边各地筹措了五十天的干粮，开始回返，再去攻打涿州。米信留下守卫新城的军队后，也随曹彬前往涿州。但耶律休哥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正面出现，他的前锋部队与曹彬十万大军有了接触，不断阻遏宋师东进。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此时开始“持重缓行”，与契丹“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一边行走一边打仗，离开涿州不过百里，但却经历了二十天才到，平均一天行不到五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个说法。但《续资治通鉴》则采用《辽史》记录说用了四天。事实是，曹彬二次攻取涿州，并非直接从雄州到涿州，而是转道易州再赴涿州。《辽史》《耶律休哥传》和《耶律斜轸传》都有“曹彬、米信出雄、易”的记录。很有可能是：《辽史》记录曹彬东进从易州开始，直进，在契丹阻遏中，只用了四天；而《宋史》记录则从雄州开始，曹彬有到易州休整的时间，用了二十天。

但即使是四天，也是艰难的。耶律休哥因为援军尚未到达，所以不敢与曹彬直接对阵，但他派出的轻兵总是趁宋师正在吃饭的时候，发起小规模的袭扰，并设法捉住离群单独活动的宋卒。于是曹彬或战或进，或战或退，不断要在小股契丹袭扰中自救。大军结成沉重的方阵，还要不断地在方阵两侧挖一条沟堑，阻止契丹骑兵奔突。从易州到涿州约百里，这条沟就要挖百里，相当于挖了一条运河。大军饥渴，就现场挖井，泥水浑浊，就用粗布过滤后，人畜饮用。

不久前，契丹耶律斜轸曾经讨伐东北方向的女真部，俘获战马二十万匹。本来他们就有一个“群牧使司”，多年养马，繁殖不少，现在得到女真部马，史称“势益强”，势力更强大了。

在与大宋的战争中，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千里奔袭，万骑成阵，飘忽而来，倏忽而去。就骑兵装备而言，战场主动权始终在契丹一方。

耶律休哥虽然匆促来援幽州，兵力不多，但却尽显轻骑兵来去自如的优势。他总是不断部署轻兵袭扰宋师。宋师不胜其扰，就在这个夏季有了疲沓之相。

对宋师最为不利的态势出现了——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率领本部骑兵精锐，到达战场附近，就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处。

米信上当

米信将军，现在看，除了“新城之战”有不凡表现外，其余战例不过平平。

据《宋史·柳开传》记录，“雍熙北伐”时，文人柳开在做河南上蔡县令，此时负责向战场转运军粮，运输兵正好到了米信大营。米信一部在涿州附近，准备攻城器械时，与耶律休哥对峙。契丹一酋长率上万铁骑与米信对垒，当时相持不下。酋长忽然派人来向米信求降，米信疑惑，很想相信这是真事。

但柳开恰是他的座上宾，就对他分析形势说：“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没有约定，就来请和请降，那就是谋略。契丹一定会有不足之处，用这个阴谋拖延而已。不要信，现在应该急攻，一定会胜！”

但米信不信，柳开不过是一介文士，骚人墨客而已，他哪里懂什么兵法！所以米信虽然不相信契丹请降是真，也不认为契丹有什么谋略。就这样“持重”着，两军对峙了两天，无战事。

第三天，契丹又引兵前来挑战。后来米信派人出去侦察，才知道，三天前之所以“请降”，是因为契丹已经用光了箭矢，正在派人到幽州去搬运。现在，箭矢已经从幽州转运而至。

米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战机。就战场直觉而言，他还不如文人柳开。

后面的故实，历史记录中出现了似乎难于理解的矛盾。

再弃涿州

熟门熟路，最后曹彬还是再次攻取了涿州，但他虽然再次得到涿州，却因为当时酷暑季节已至，军事疲乏，他所带的粮草又不足，耶律休哥不断袭扰粮道，最后，居然“乃复弃之”，再一次放弃！放弃之后干吗呢？“还师境上”，带领军队回到大宋国境。

这是“雍熙北伐”战役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不像是一场军事行动，仿佛在搞减肥夏令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这段故实时，引用《太宗实录》认为，之所以再次放弃涿州，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士卒疲乏，军粮不够，但命令却是太宗下的：“上忧之，令还师境上”，太宗忧虑涿州难守，命令曹彬“还师境上”。但《长编》作者又据《契丹国志》和《宋史·曹彬传》，认为曹彬“还师境上”没有得到太宗诏旨，是曹彬自己的决定。

“还师境上”，到底是曹彬自己决定，还是太宗诏令？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主编的意见不同，我在《宋史·卢斌传》中，得到了支持《太宗实录》的说法。

说曹彬放弃涿州时，一开始还想让部将卢斌戍守，并给他调拨士卒万人。卢斌认为涿州不可守，很诚恳地对曹彬说：“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他的意思是涿州这个要塞，深入在北部边境之外，宋师守在这里，如果没有克复幽州，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况且此地户口散乱，人丁杂处，守在这里，难有租税收入，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如果还师，敌阵当前，必须结阵而行，也即组成战时模型，防备敌人偷袭。我军以一场战役之胜，与固守这个无用的老城，比较起来，利益大多了！曹彬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但卢斌还是担心契丹乘大军退却时前来剽掠袭击，应该有更谨慎的准备。曹彬也同意了。卢斌于是带着城中的老幼，随军向南而行。

随后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岐沟关之战”，宋师大败。

后来诸将往往因为“失律”而被贬斥，卢斌也因此而被送到枢密院审问。但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太宗听说他当初曾建议曹彬放弃涿州，于是释放了他不问罪，还让他做了霸州破虏军的缘边巡检，霸州的边防司令官。显然，卢斌建议“放弃涿州”，符合太宗的意图，也即曹彬第二次弃守涿州，是太宗的意见。

卢斌，是开封人，当年曾因为笔杆子不错，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的府邸工作。太宗即位后，补了一个殿直官。雍熙北伐前，曾领兵屯霸州。曹彬大举北伐时，他曾带领五千骑兵，在岐沟关一带屯驻。契丹也曾领兵在此，并占据了关前的涿水。这一条小河，是两军的饮水之源。契丹占据，令宋师不得取水。形势不妙，卢斌请求带一千张大弩去“斫砦”，也即袭击敌营。千弩齐发，威力不小，契丹拔营遁去，解决了宋师的用水问题。后来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卢斌也曾立功。

但现在放弃涿州，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太宗要求曹彬主动放弃涿州？

而且是两次袭取涿州成功之后？

“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朝廷开始反省：为何会失败？

太宗给赵普的一封信里陈述了一个理由。他说：大战之前，我只要求曹彬、米信一部在雄州、霸州屯兵，做出取幽州的声势即可。等到一两个月间，山后诸州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人会合东进，直抵幽州，驱逐契丹，让他们远远地逃亡沙漠，然后宋师“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但是诸将不遵守我的成熟想法，各逞自己所见，领十万甲兵出境远斗，不能持重缓行，反而速取附近州郡，结果粮草不济，再还师督运辎重，往复劳动，疲敝不堪，最终被契丹袭击而败。“此责在主将也”，这个责任在曹彬这个主将身上。

据此可知，太宗由始至终在坚持最初的战略构想：曹彬一路只作势、不实战，只负责黏住契丹大军，要他们固守幽州，以此来减缓西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等潘美、田重进实现第一步战略构想，四路大军就可以合并一处，驱逐契丹，恢复中原。——太宗之志在此。

新城之战

东路还有米信一部。

在潘美的西路军攻取云州时，米信也取得了一场胜仗，史称“新城之战”。

新城在雄州北、幽州南，也是一处战略要地。

当米信作为东路军一支，随曹彬东路军主力到达雄州之后，曹彬取涿州，米信去新城，两部分离。“新城之战”规模不大，却打得异常艰苦。最初，米信攻破了这座小城，斩首三百级。但不久敌众再次包围了新城。米信大军屯驻城里城外，漫山遍野的契丹精甲铁骑以一股撼人的气势向宋师迫来时，宋师有了退却。但米信独自率麾下龙卫将士三百人，死死地咬住来寇，坚决地定住，不退。契丹将三百人包围了一重又一重，四面射来的箭镞下雨一般。米信也张弓搭箭射杀临近的几个契丹兵。但他麾下的军士很多都已经战死。天色渐渐黑上来时，米信在连绵数里的契丹大营中，选中一个薄弱环节，手持一杆大刀，率领剩余的百余骑，大声呼叫着开始突围。一战，杀死敌人数十人。这时，曹彬已经闻讯，特意派来大将李继宣增援。接战后，在新城东北方向，将敌人击溃，斩首千级，俘获战马百匹。米信遂固守新城。

米信，也是奚人。年轻时就很勇猛强悍，江湖上都知道他箭术高明。当初曾跟随周世宗柴荣，作为亲兵征战。曾参与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因为有功升为龙捷散都头，这是禁军中的一部校官。太祖赵匡胤统领后周禁军时，就将他收在麾下，是太祖非常信任的心腹，一直充任武职，做到团练使级别的高官。太祖征讨扬州时，米信手持弓箭侍卫在太祖身边。一天看到有一来历不明的游骑迫近了乘舆，米信更不答话，弯弓射之，一发毙命。太宗征北汉时，他也有功，再升为节度使级别高官。

此人不识字，作风横暴，很多吏卒往往无罪被他鞭打。还贪财，他太太死后，要买地下葬，他竟随意挖掉他人的坟墓，占据地块为己所有。太宗淳化三年（992），有个家奴名叫陈赞，被他鞭打致死。陈赞可能犯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大宋有个突出的优良治理不成文法：遇到冤假错案，有说理的地方。陈赞的家属就气愤难平，于是上诉。朝廷的公正也在这里：不管告状者地位高下，有案子就调查。太宗从内心是喜欢米信的，在“雍熙北伐”中，他犯有“失律”之罪，是导致大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太宗也只是给他一个短期降职的处分，不久又再恢复、升职。但是欺凌无辜不成。米信的案子交给了御史，一番审讯，米信供认。御史于是整理卷宗，还没有来得及上报朝廷，米信在忧惧中病逝。

不过米信忠于大宋，是真诚的。他在做马军都虞候时，他的奚族亲属大多在塞外。当时他哥哥的儿子米金从契丹辖境朔州来投奔叔叔，太宗知道米氏一家多在契丹，很感动，然后派遣米金乘坐驿站马车到代州，让他就在代州想办法迎回亲人，并调拨当地劲卒护送他们。但是敌人的边境守卫很严，寻常人物进出根本不可能。米金留在代州多年，也没有能够迎回亲眷。米信得知后，对米金很慷慨地说道：“我听说过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受国恩如此深重，正在思念如何杀身以报国，哪里还能再顾及亲戚啊！”说罢，冲着北方大哭一场，表示与北境诀别。并告诉这位侄子，以后不要再向有关部门提及此事。

岐沟关大雨

屯驻在幽州以北驼罗口（今属北京昌平）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一起，集结了契丹主力，正在与涿州附近的耶律休哥会合。曹彬得报，决计尽快退回宋境，保全整军实力，等候太宗指令，再做安排。

契丹萧太后与耶律休哥会合后，赐给耶律休哥战鼓、军旗以及官印，让他督促诸将追击曹彬，自己带着草原主力一部收复已经成为空城的涿州。根据这个记录，甚至都不排除曹彬之所以弃守涿州，是为了避免萧太后的攻击。《辽史·耶律休哥》说，曹彬“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曹彬用了四天才到达涿州，但听说萧太后的主力到达，冒雨而撤退。

萧太后得到涿州后，即与耶律休哥对曹彬大军形成钳形攻势，意欲在夹攻中，一举击溃宋师。

五月初，曹彬东路军退却，抵达岐沟关。

此地在涿州西南三十里，当拒马河东岸，另有一条易水与之交汇。

宋师是退却中仓促迎敌，契丹是一直等待援军，打一场章法严明的有准备之仗。萧太后年轻，但器识不凡；耶律休哥沉稳，但直觉敏锐。这俩契丹人此际已经吃透了曹彬、米信。包抄中，战云密布，有一场大雨，曹彬感到了形势危急，于是采用了太宗“平戎万全阵图”的一个做法，将所有的辎重车、运辆车排列为方阵，以此遏制契丹骑兵的冲荡。

大雨，布阵匆促，将士们在慌乱中，也能感觉到主帅的慌乱。

耶律休哥在车阵之外另外布阵，对宋师的包围越来越紧。

夜半，雨停。曹彬、米信开始突围，组织起来的精甲骑兵荡开耶律休哥外阵的一个缺口，开始了悲壮而又仓皇的——退却。在退却中，十万宋军开始溃败，跟着主帅奔逃。

耶律休哥继续追击。

濒临拒马河上游的沙河，曹彬在此地集合了残兵，还有几万人，于是略略喘息，开始埋灶做饭。耶律休哥似乎特别善于在宋师用餐时发动袭击。他闻讯后，督促草原骑兵赶快展开攻击。宋师看到远处尘头已起，不敢交战，丢下饭碗，涉水而逃。一时间从河岸堕落水中的人畜互相践踏蹂躏，死者过半。以至于河水都是尸体，“沙河为之不流”。

显然，曹彬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至少在过河之后稍事休憩，那样就会赢得一点逃跑或退却中的主动，不至于追兵赶到再仓促过河，导致上万人的死亡。

宋师中的知幽州行府事、右谏议大夫刘保勋，他的战马陷在河岸泥淖中，无法出逃。他本来是准备接替幽州行政管理的，一旦幽州城被攻破，他就要进入府邸开始掌管幽州一应大小政务。他的儿子刘利涉，正在做开封兵曹，此役中负责督运随军粮草。父子常在一起。儿子发现后，尽力帮助父亲脱离泥浆，但越是拖拽，人马越是往下沉陷，最后，父子二人都陷入泥潭而死。

刘保勋是一个生性纯谨、熟悉吏事的老好人、读书人。他曾经跟人说：“我接受朝廷任命时，从未有过推辞；接待同僚时，从未有过失宜；居家过日子，积累钱财，从未超过千钱。”应该是个很温和很廉洁的省部级官员。他死后，听到的人都很痛惜。

随军的殿中丞孔宜也在拒马河上溺死。

但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战争史的奇迹。

大将李继宣

大将李继宣，一个并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大宋将军，组织起所部精锐，与耶律休哥夹河而战，从河水西岸战斗到河水东岸。他的部队等于是逆向宋师而进。现在可以想象，当他在指挥部队“向前！向前！”时，两旁曹彬主力部队，都在“向后！向后！”——原来，他是在掩护主帅曹彬撤退。

史上没有记录他为何逆击契丹，但今天来分析，就应该是“掩护主力撤退”这个军事行动目的。瞬息万变的沙场形势，掩护主力是难度最大的军事动作；在主力溃散之际，逆向而上掩护主力，难度尤其大，但了不起的李继宣居然做到了；而且居然打退了耶律休哥，于是宋师得以突围而去。

李继宣，到目前为止，很像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后卫部队的哈罗德·欧文·安德鲁上尉。德军地面部队试图攻击敦刻尔克时，安德鲁上尉居然在十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依然顶住并打退了疯狂德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他们的阵地钉在那里，德军无法通过，保卫了联军的撤退安全。甚至，侧翼友邻出现防卫漏洞时，他居然还抽调出三十六名英雄补充了这个可怕的漏洞，至少一个营以上的德军居然未能从此通过。联军退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间。安德鲁上尉为联军赢得了无比珍贵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之内，他掩护近七万联军士兵经由海峡撤回英国。

李继宣甚至比安德鲁上尉做得还要传奇。他在宋师败退中，独自率众顶住并打退耶律休哥一部之后，又发起近百里的战术追击，直至孤山（又作狐山，在今天的北京房山之南）。此一役，成为“岐沟关之战”中的奇异景观。兵败如山倒。但大将李继宣却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安德鲁上尉获得了极为珍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堪称允公允能。李继宣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除了被太宗破格提拔为崇仪使，又由贝州（今河北邢台）监军，升为易州（今河北易县）驻泊都监，赐钱五十万、白金五百两之外，最重要的是史上记录的这几十个汉字：

彬等收馀军，宵涉巨马河，营于易水之南，李继宣力战巨马河上，辽兵始退，追奔至孤山。

曹彬等收拾剩余的军队，晚上渡过拒马河，在易水南岸扎营。契丹来攻，李继宣在拒马河两岸与契丹奋战，敌兵开始退却，李继宣发起追击直到孤山。

这就是“青史留名”。

李继宣足以不朽。

大宋，不乏“常胜将军”，但都不是统帅级别的人物。药元福是第一个，可惜在宋初就病逝，党进、郭进也总是在战胜，史料中看不到战败的记录。太宗朝的荆嗣也是不败的猛将。李继隆也很出色，甚至独立击败过耶律休哥，但有一个记录，说他有一次畏葸不前，导致袍泽失利，所以不在“常胜将军”的名单里。也有些将军虽然多次失败，但最终反败为胜，也是一大特色。南宋张荣，曾从梁山泊退守到江苏泰州，在多次败退后，最终剪灭金兵上万人，为南宋的安全立下大功。这些都是坊间鲜为人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继宣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常胜将军”，事迹比荆嗣还出色。他参与大小阵战数十场，从无有过败绩。拒马河上，反败为胜，是“雍熙北伐”中难得的一点亮色，足见这个将军不是凡人。据说他年轻时跟随太祖，曾被补为禁军中的右班殿直，那时只有十七岁。陕州（今属三门峡市）人来报，说当地老虎众多，常常伤人。太祖就命他往陕州捕虎，他居然杀死二十多只老虎，还活捉了两只老虎、一只豹子，献给朝廷。

顺便说，宋太宗真宗时，中原虎害猖獗，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派遣殿直张延钧抓捕，居然抓了“百兽”。不久七盘县又有虎伤人的报道，张延钧又杀七只虎上报。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虎入萧山县，庶民赵驯家被老虎伤害八口人。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下诏遣使抓捕。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虎伤人。次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吃了四个士卒。真宗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其中一只被另一只吃了一半。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岸，白天有虎进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

所以李继宣杀死二十只虎，是可能的。

“京观”

曹彬第一次“还师境上”，大军回到雄州护粮道、取军需，然后又返回涿州时，在新城遇到契丹。李继宣不犹豫，当即与契丹展开遭遇战，一直到天黑，双发罢兵。回到营垒检查，他身上中了十处刀箭之伤，敌人的长剑甚至砍到了他的头盔。第二天接着昨天的战事继续斗战。当时的名将李继隆被契丹邀击，形势险恶，李继宣带领部下冲击敌阵，将李继隆救出。一路上，且战且行，最后夺取涿河，一直到涿州。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太宗、真宗两朝的名将，战功不俗。

“岐沟关之战”后，另有李继隆所率一部，没有溃散，整军而还。这在全军大败中，镇定部署，有效节制，独保一部，其风采，古来名将不过如此。非常可惜，李继隆如果在稍后发生的“君子馆之战”中，没有污点（容后表），他的武功就太完美了。

宋师余众奔向百余里外的高阳关（今属河北保定），丢弃的戈甲辎重不计其数。契丹将这些战利品堆积起来，像丘陵一般。

耶律休哥收拾宋师尸体，堆成山一样的模样。此举有说法，史称“休哥收宋尸以为‘京观’”。“京观”，是古来战事之后，胜利者炫耀武功的一种模式。一般将敌人尸体堆积，覆盖黄土，夯实，筑成塔状。有时，这些塔状“京观”就堆在道路两旁。由此可见，耶律休哥对大宋有骨子里的傲慢和藐视。战后，萧太后主持契丹封赏，他被封为“宋国王”。封赏之后，耶律休哥更提出一个大胆意见：乘胜侵略中原之地，直到以黄河为界。萧太后否定了他这个意见。

不久，太宗派出监军的宫苑使王继恩从易州奔回汴梁，太宗这才知道宋师东路已败。于是下诏，命田重进率领全军屯驻定州，潘美率所部返回代州，再命宿将张永德知沧州，宋偓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赵延溥知贝州。李继隆因为所部整齐未乱，转知定州。而曹彬、米信、崔彦进，入朝听命。

王继恩，是内侍行首，也就是宦官中的一把手。当初就是他在太祖病逝后，出宫来见还在做晋王的赵光义，拥立他做了皇上。所以太宗一朝对他很是信任，甚至还命他带兵打仗。用宦官执掌兵权，王继恩是宋初第一人。

田重进一部已经取得蔚州，接到太宗命令后，弃城，大将袁继忠殿后，整军而还。士卒中有在战斗中投降契丹的，这时闻讯，也纷纷逃回定州，田重进认为这些人回来晚了，要斩杀，袁继忠认为“杀降不祥”，田重进接受了他的意见。史称“幽州之役，唯重进之师不败”，三路大军中，只有田重进没有败绩。后来太宗任命他为马步军都虞候，禁军马军步军的总参谋长。这个职务过去由宿将张令铎担任，自从太祖“收兵权”后，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安排他人，田重进是第一次被授予此官。

将帅不和

要说说崔彦进。

“雍熙北伐”，此公乃是副帅，地位仅次于曹彬。他不像曹彬，有着克平南唐那样的骄人战绩，但他资历不浅。后周时，就立有战功，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瓦桥关，是最早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名将之一。太祖赵匡胤时，平定泽潞、收复淮南，崔彦进都是干将。到了太祖收兵权，将第一代老帅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收走之后，崔彦进等人进入大宋武装力量统领中枢，那时，曹彬还名不见经传。“高梁河之战”后，崔彦进出任关南都部署，从此以后，屡立战功。“满城之战”，他率所部悄悄绕出契丹背后，协助崔翰大败敌寇；“唐兴口之战”，他射杀了契丹太尉奚瓦里；而曹彬则一直赋闲在家，几乎多年没有参与战事。就像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没有合理安排大将曹翰，导致曹翰不满一样，这一次“雍熙北伐”，实在也是没有合理安排崔彦进，他也不满。主帅、副帅战略意见不合，崔彦进不服曹彬调遣。

说崔彦进“不满”，可有证据？

第一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多种史料）记载：“彬所部诸将，闻美及重进累战获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曹彬部下诸将，听说潘美和田重进屡立战功，而我部手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于是诸将谋划议论各种建议出笼，有些议论都互相矛盾。曹彬不得已，再次带上干粮二次攻伐涿州。

这里说的“诸将”就应该包括崔彦进。理由，见第二条。

第二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雍熙北伐”失败后，曹彬等人回到汴梁，朝廷组织专案组，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审查战败责任。专案组组长乃是翰林学士贾黄中，曹彬等人都到尚书省，一个个等待审讯调查。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果出来，贾黄中提供的报告说：

“曹彬、郭守文、傅潜具伏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为敌所败；杜彦圭不容士晡食，设阵不整，军多散失；蔡玉遇敌畏懦不击，易服潜遁；陈廷山涿州会战失期；薛继昭临阵先谋引退，军情挠惑：法皆当斩。”

这里说曹彬“违诏失律”，就是他没有按照太宗“持重缓行”，策应山后的战略。将士牺牲太多，这是第一条重罪。

米信、崔彦进“违背统帅部署和节制，在回军时，居然不与大军在一起，另外选择一条道路走回”，这一条，是“为敌所败”的原因之一。

杜彦圭，此一役中担任幽州西北道行营副都部署，受米信节制。杜彦圭的父亲杜审琼，是昭宪太后也即太祖太宗的母亲的哥哥，此人有战功，但贪财，曾经假传圣旨购买竹木材料，免除税金，被贬官。所谓“不容军士晡食”，就是不让军士吃晚餐，联系他的“竹木案”，此举很有克扣军粮的嫌疑。而战时“设阵不整”，正是“军多散失”或“以致亡失”（《宋史·杜彦圭传》）的原因。

蔡玉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遇到敌人就心生畏惧，不敢进击，还换了服装偷偷逃跑。这样的人在军中居于指挥地位，实在令人心寒。

陈廷山也是一个指挥官，但在涿州会战中，没有按期到达。

薛继昭就是战前极力怂恿太宗“雍熙北伐”的那位掌管宫廷器具的文思使。当初言辞何其壮：“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等到真的“取幽蓟”了，这位大言者却“临阵先谋引退”，到了阵前先琢磨怎么逃跑，这种畏战情绪影响了很多人，属于扰乱军心。

贾黄中缕述诸将罪行后，按照军法规定，给出的最后的意见是：“法皆当斩。”按照军法规定，这些人都该正法——斩首。

太宗将临时军事法庭给出的结论意见交由百官讨论。百官意见一如贾黄中意见：“法皆当斩。”

贾黄中主持审理的“雍熙北伐”案，公正严明，案由清晰，判决合法，曹彬也服气。曹彬自己也知道，兵败岐沟关，这事太大、罪过太深，于是穿了素服，深刻地自责，不推诿，不辩解，接受贾黄中的判决意见，等待朝廷发落。

但是太宗还是网开一面，基本上赦宥了这一批败军之将，大多给出了降职的处分，个别人除名，罢官为民。

“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这是对主帅曹彬的极大轻蔑。这一事实证明：北伐军中，将帅不和。

除了前线粮草准备不足，未能如李至所言准备下“百日之粮”；除了战场指挥局部失误等原因之外，将帅不和，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西路，潘美、杨业那里，也出现了“将帅不和”现象，也成为西路军后来失利的重要原因。

现在往事复盘，不禁为太宗一叹。

第一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曹翰为统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崔彦进为统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而西路军，如果杨业不受潘美、王侁节制，独当一面，对付耶律斜轸，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嫉妒与谤书

现在要说到“雍熙北伐”的西路军，潘美、王侁、杨业。

杨业，在太宗时代官职升得很快。他在北汉刚刚归附大宋，就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这虽然是一个荣誉军衔，但等于是朝廷命官，地位不低。随后不久，太宗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年内，又改任他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赏赐还非常丰厚。到此时为止，杨业还未有尺寸之功。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众寇雁门，杨业绕出契丹背后，将其击破，这第一份战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份业绩，于是，他任刺史不变，又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个职务与节度使相仿佛，只是没有接受节钺。换言之，由观察使开始，杨业已经有了边帅大员的地位。

一年多的时间，杨业以一个“降将”身份，几乎做到藩镇般的方面大将军，这让不少人心里不服气。何况，杨业在北汉时，曾经与大宋有过交战，两次都败北，一次被党进打得逃入城壕，靠着城里下垂绳筐才把他救回去；一次被田钦祚打得奔逃而回，部下被斩一千多人。所以，潘美并不像太宗那样敬重他；王侁几乎轻蔑他，不以为这个老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西路军作为“雍熙北伐”的一部，杨业被任命为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就像崔彦进做曹彬的副手一样，潜含着“将帅不和”的危机。

但杨业雁门一战，影响太大了。大宋武官们，特别是屯边的将帅们有了嫉妒。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给太宗上“谤书”，诋毁污蔑老将军，“斥言其短”，“斥言”者，明言指责也。这些边将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皇上斥责杨业的短处。但杨业有什么短处呢？史无明文。如果肯于“重行推断”这些“谤书”，我能猜想武官们无非在说杨业原本属于北汉，现在拥兵自重，更为士卒所爱戴，难免有陈桥之厄，云云。这些投寄“谤书”的将军，史不具名，但据后来逻辑推断，潘美、王侁，可能还有刘文裕，贺怀浦，都是嫌疑人。编派杨业之“短”，也不一定就是“作恶事”，也有可能是诸将明了五代十国以来阴谋拥戴的故实，故提醒太宗防患于未然。就像赵普屡屡提醒太祖“收兵权”一样。但这一次太宗没有“雄猜”，他自以为看人不会错，对杨业寄予了非常的信任。他不仅不信诸将的“谤书”，甚至还封了起来，转寄给杨业。这就像太祖将大臣们编派钱俶的奏章封存转给钱俶一样，是一种君臣相知的举动。钱俶当年受到感动，杨业也同样受到感动。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后来不幸被俘，誓死不降的原因，但也解释了为何晋北诸将更加嫉恨杨业的原因。

太宗封还谤书给杨业，很像战国时魏国故实。

那时，魏将乐羊征伐中山国，很多人怀疑乐羊，因为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但魏国国君信任乐羊，将诸臣写给魏君的谤书封存起来，等到战争胜利，送给乐羊。乐羊看到这些谤书，才知道取胜敌国不算太难，难的是在一片猜疑声中，依然得到国君信任。

到了大宋仁宗朝，名臣富弼对此杨业得到太宗信任事还有评论，他说：

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这一番话说尽人性毁谤源于嫉妒之因，更说尽不信毁谤之难，尤其说尽君臣相知境界之不易。人类弱点之一是嫉妒。史上多少悲剧，因嫉妒而演绎。跳出嫉妒之外思考问题，就有了非同凡响远离平庸之境界，此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之爱憎不同，慧根不齐，运程不一，面对嫉妒，有道者自有灵机。这是世间所有“教程”无法洞悉并传导的存在经验。一般来说，跳出嫉妒外，不在毁谤中，唯有爱深与智深。爱之深，没有嫉妒，不信毁谤；智之深亦然。太宗可谓智深。“神闲、气静、智深、勇沉”，古来成大事者，不离此四境八字。这是圣贤气象，也是大丈夫气象。

边地大迁徙

闲话表过，且说“雍熙北伐”东路军失利后，契丹开始向西部用兵。

太宗了解到西路态势后，派出朝官枢密都承旨，也即国防总参谋部的一等秘书杨首一，到并州、代州，传令潘美等人迁徙并护送已经克复的山后诸州之民，到内地河南府以及附近诸州安置。当时统计，云、应、寰、朔诸州要迁徙的士庶总8236户，78262人，另有牛羊驼马40余万头。这个数据很珍贵，可以据此分析出山后的生活形态。譬如，辽阔的山后四州之地，只有7万多居民，这些人都属于沦陷区民众；每户约9人，可见与今日“三口之家”不同；每户约有牲畜5头，应该是畜牧为主。迁徙这些人到内地，一是为沦陷区民众提供一次“返回家园”的机会，另外也是“空其地”，掏光契丹此地租税来源的战略安排。8000户人家，7万多人，每人生产500斤粮食，方可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税贡需要，这样就有3500万斤的收获。赋税取中，按“什三”比例，契丹每年当从中获取千万斤以上粮食收入，牛羊驼马还不算，服役劳动还不算。故，大宋每有此类征战，占领原沦陷区，一般都要“空其地”。

说话间到了农历八月，北地已经有了凉意，而契丹十万精甲铁骑，已经在萧太后和耶律斜轸等契丹名将的率领下，迫近了山后。

萧太后动作之快，仿佛空降，让正在忙于迁徙民众的潘美、杨业来不及更多部署，前线已经传来消息：契丹行至山前时，知雄州贺令图遇敌，一战，败绩，南奔，耶律斜轸一直追击到五台地区，贺令图再战，再败，死者数万人。随后，蔚州空城也被攻下。贺令图与潘美一部试图救回蔚州，与耶律斜轸在飞狐大战，宋师再败。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于是，山后已被契丹占据大半。

杨业正在安排部下将士护送边地民众内徙，闻听前线不利消息后，以副都部署身份向潘美建议道：

“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现在敌寇兵锋越来越盛，我军不可与他们仓促对阵。朝廷给我们的命令是带领几个州郡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领兵护送民众走大石路（又称大石口，在山西大同附近，可通往代州），同时马上派人去秘密告知云州、朔州守将，等到我主力部队离开代州时，让云州的民众先走，我部屯扎应州。这样，契丹一定会调集全部人马来拦截。然后，命令朔州官民全部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又称石佛古，在代州），派遣强弩三千人陈列于谷口，以骑兵在中路增援，如此，则三州的民众，进入内地，可保万全。

现在“重行推断”往事时，可以知道，杨业这个谋划，可能是紧急状态下完成“徙民”战略的较好方案。如果实现，可令山后一空，也可以令宋师整军而还，不至大败。

但人性或智慧的差异在此时此地有了活剧演绎。

杨业孤军奋战

西路军第三把手，时任监军的王侁，不同意杨业的谋划，并语带讥讽地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你杨业带领数万精兵，居然恐惧懦弱到这个地步！不必，我军只要大大方方地去雁门北川，然后光明正大地敲锣打鼓直奔马邑。

马邑，在今天的朔县，宋时的朔州东北。王侁的意思是：大军没有必要怕契丹，直接到朔州去接应民众南徙，我大宋不可丢了威风。

时任军器库使的刘文裕也赞成王侁意见。

杨业争辩说：“不可，必败之势也！”不行啊，你这方案看起来，那是必败的趋势啊！

王侁应有冷笑，他回应杨业道：“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您素号“杨无敌”，那应该是很能打仗的啊！现在看到敌人，却逗留不前，又试图阻挠我等不前——莫不是您有别的志向了吧？

大将潘美听着二位争议，不做判断，也不做仲裁。他听着，看着，不语。

诸将也无人为杨业辩护。

也许在窃窃私语中，有人在说杨业“怕死”之类的话头。

孤零中的杨业应该一瞬间明了了眼下格局的凶险。战未起，败局已定，而我杨业乃是西路军中一个“外人”而已。

杨业很平静地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我杨业并非逃避战死，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利，如出战，白白死伤士卒，还不能立功。现在各位既然责备我害怕一死，我来做一个先死者好啦！

杨业并没有接过王侁“得非有他志”这般狠话解释。

于是，按照王侁意见，带领本部兵马从石峡路（今属山西代州）趋赴朔州。

但如何在未来的败局中拯救于万一？出发前，杨业应该有了短暂的思考。在诸将送行中，杨业看着主帅潘美，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不禁有了英雄泪。他哭泣着对潘美说：

“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这次出行一定不利！我杨业乃是太原过来的降将，按应当应分的规则，我应该被处死，但皇上不杀我，还让我做了边帅，授给我兵权。这次我提出避敌锋芒的意见，不是放纵敌人不去打击，实在是因为想寻找战机，来立一点小功以报国家给我的恩典。现在诸位责备我临敌而逃避，我杨业只好先于诸公战死。

说罢，杨业指着附近一个叫陈家谷口的地方对送行的将军们说：

“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各位，拜托，请在这个地方安排步兵和强弩，作为我的左右翼来支援我。等我转战到这里时，请就以步兵夹击敌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这部下所有将士一个活着的都不会有啦！

潘美认为杨业这个意见有理，就与王侁领麾下将士在陈家谷口列阵设伏。

杨业拜泣，悲壮而去。

王侁让人在附近一个叫托罗台的高地张望，观察杨业的归路。此地地势甚高，可以看出十几里地开外。瞭望哨观察了几个小时，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直没有看到敌人。王侁琢磨了一阵，以为杨业正在遥远地追击敌人，那么就是敌人败走了。想想击败契丹的机会也许来了，立功也许就在此刻。于是率领自己麾下将士离开谷口，准备追击。史称“美不能制”，潘美不能制止王侁这个举动。王侁带兵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二十里地，听到前方报到“杨业已经败了”，于是赶紧带着兵马退却——实际就是逃跑了。

而杨业已经陷在预料中的包围圈，正在与契丹苦斗。

原来，耶律斜轸侦察到杨业率军已出石峡路，当即派遣副部署萧挞凛率精锐安排伏兵，耶律斜轸自率部分老弱做迎战态势。

这位萧挞凛，乃是契丹名将。《辽史》对他的评价是“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少年时代有敦厚气象，才气胆略不俗，而且还通晓天文气象。他是大宋天敌。其威名似乎仅次于耶律休哥。他不仅擒获大宋名将杨业，还曾在以后的战役中擒获大宋遂城守将王先知、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在真宗一朝，是宋师最为恐惧的契丹名将。也是他，曾经征服高丽，令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对契丹俯首称臣。但这个世界上有不怕他的人，那就是大宋名相寇准，若干年后，这位令人谈虎色变的契丹第二战神，在寇准的部署下被大宋强弩射中，一命呜呼。他的死，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杨业，一见耶律斜轸安排的阵势，即知道敌寇在诱敌，但势已至此，是毒酒毒药也得吞了，于是鼓足勇气向敌阵掩杀过去。耶律斜珍果然佯败而退，杨业追击中，萧挞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再率诸军回击，杨业不敌，领兵且战且退，到了一个叫狼牙村的地方暂时获得歇息。稍事休整后，继续斗战，从日中直到日暮，在千难万难中，有意识地将契丹引入陈家谷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潘美或王侁一部伏兵在，整个西路军的败局还可以挽回。但是没有，一个大宋士兵也没有。王侁跑了，潘美也不见了。

杨业四处寻找当初说好了的大宋援兵，没有看到，于是知道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于是有了末路英雄的捶胸痛哭。但英雄就是英雄，他擦干眼泪，聚合起跟随他多年的将士，做最后的抵抗。

杨业身中数十处创伤，帐下将士几乎伤亡殆尽，但老将军仍然斗阵不止，就像当年太宗围太原，北汉主已经投降了，他还在据守城池一角，战斗不止。杨业负伤之后，还亲手格杀数十百人。战马已经受伤，不能继续骑战，杨业骑着瘸马暂时藏匿在一片树林中。

杨业为人忠烈武勇，有智谋。平常练习攻战时，常与士卒共甘苦。晋北之地很是寒冷，一般人都要身披毛毡毛毯，但杨业却穿着单薄，露天而坐，治理军事，旁边连个火炉都没有。服侍他的人往往都冻得受不了，但他却面色怡然，好像没有感到寒冷的样子。他为政简易，被部下吏民所爱戴，管理士卒也有恩典，所以得到士卒的死力，人人愿意被他所用。杨业最后的时刻，还是不忘记士卒的前途。退守树林后，杨业身边还有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

你们各有父母妻子，跟着我一块死，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趁敌阵空阔之地奔回，向天子去报告怎么回事。

但是士卒人人感动而哭泣，却谁也不肯逃跑。于是这些英雄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

“困兽斗”

杨老令公，史称“不知书”，并不读书，但他深明大义，内心自有“华夷之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赵匡胤时代，讨伐太原，契丹派遣南大王来援助北汉，屯兵于太原城下，当时还叫刘继业的杨业，对北汉主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太原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契丹人贪利而无信，以后一定会袭取我国。现在来的这些救兵骄傲而没有防备，我愿意去袭取他们，一战而胜，可以收获战马数万匹，将这些战利品，并我太原之地，归附中原大朝，这样能使我们三晋人民免于战火，陛下也可以长享富贵，不是很好的事吗？

北汉主当初没有答应他的这个意见。

但契丹应该知道杨业有此心，故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仇恨。

藏在树林中的杨业被契丹名将耶律希达发现了战袍的影子，一箭射来，将马射翻，契丹兵围过来，杨业身边只有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二人。他俩在杨业身边，奋起保护杨业，做绝望中的困斗。

萧挞凛应该对杨业心生敬意，他扬言不得杀害杨业，传言军中一定要“生擒”。

杨延玉在斗战中被杀。

王贵失去兵器，在地上捡拾羽箭，张弓射杀了几十契丹兵。史称“矢尽，张空拳，击杀数十人”，羽箭全部射光了，张开两只空拳，与近身的契丹兵近距离搏斗，这样，又击杀了数十人，最后遇害。

萧挞凛最后走近杨业。

我想象中，杨老令公已经无法动弹，被抬上担架。

杨业被俘。

耶律斜轸来见担架上的杨业。

我猜想两人应该有过短暂的互相打量。

杨业在打量这位契丹新任命的“山西路兵马都统”，耶律斜轸在打量这位号称“杨无敌”的大宋“西路军副都部署”。耶律斜轸应该想起了杨业当初鼓动北汉主袭取契丹援兵，而后夺取战马，投降宋太祖的故实，于是责备杨业道：

“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何面目相见？”你跟我国角斗胜败算起来有三十年了吧？现在有何面目相见？

史称杨业“但称‘死罪’而已”。

杨业自称“死罪”，可以理解，这是设为敌寇之言，在契丹一方看来，杨业自然就是“死罪”。这也是军人的一种风度。与宿敌无法沟通，不必沟通，沙场被俘，一死而已。

耶律斜轸很有俘获杨业转为契丹所用的意图。但杨业不这样想。他随后叹息道：“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天朝皇上待我甚为优厚。我也期待着能够捍卫边境、击破贼寇，来报效国家，没有想到被奸臣王侁之辈所嫉妒，逼着我来赴死，最后导致王师败绩。如此，我有何面目在异地求活？

耶律斜轸不想让杨业死，但杨业求死，于是绝食绝水，三天后，死去。

太宗赵炅听说了杨业的死讯，甚为痛惜。当他了解到战役经过，了解到陈家谷口伏兵无故撤离的事实后，下令连削主帅潘美三级官职，王侁除名，落籍为民，刘文裕发配登州。——后来这些处罚又有从轻发落的改变。

杨业则赐太尉、大同节度使，抚恤其家，赠布帛千匹、粟米千石。还安排了杨业的儿子杨延朗提升官职。

英雄王贵，他的两个儿子也做了安排。

治史与想象力

有一个问题：跟随杨业到最后阶段的百余人，“无一人生还”，杨业的最后时刻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死亡现场那些细节，譬如，杨业对诸人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譬如，王贵“矢尽，张空拳，击杀数十人”。诸如此类，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千年之前，是如何被复原为史诗般的画面的？

理解这类问题，需要理解往事记者的“想象力”。

史学，需要想象力吗？

德国人狄奥多·蒙森，那个撰写了五卷本《罗马史》（其中第四卷未完成）、十六卷本《拉丁铭文集成》的史学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威尔森颁奖词评价蒙森，一再强调他的想象力：

“蒙森融丰富的资料与精确的判断以及严格的方法与年轻的活力于一体，以艺术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这一方式正是唯一能使描述具有生命感与具体感的方式。”“他那直觉想象力及将研究资料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的力量，都令人敬佩。他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填平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蒙森在《罗马史》第五卷中曾说，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之母，也是史学之母，可见他已感觉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说，两者确实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雕刻着一位青年在聆听缪斯神的启示。威尔森据此论道：“当我们披读《罗马史》时，更加懂得克利欧乃是缪斯之一。”克利欧是希腊九位缪斯女神之一，她的固定标志是一卷莎草纸或羊皮纸。希腊古典时期，她被认为是司历史的女神。

治史者的“想象力”，在现代历史哲学中的表述就是“重行推断”。往事，只有一种真实；而记录则可以因人而异，但也并非“虚假”的；而是被记录者思想之后，“重行推断”的。

读史，治史，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名将向拱

就在“雍熙北伐”这一年，宿将向拱病逝。

向拱在后周时就有战功，征河东北汉刘氏、征兖州慕容彦超、征后蜀秦凤诸州、征淮南扬州寿州，所在有功。宋初，太祖征泽潞李筠，向拱料敌势，主张急攻，太祖接受他的意见，“卷甲倍道趋之”，“卷甲”就是“卷起盔甲”，意谓轻装前进；“倍道”就是“成倍赶路”，意谓一天走两天的路，尽快前行。果然，这一场急行军为战胜李筠，赢得了时间。

但他在洛阳为官十余年，专门修建园林第舍，又好声妓，每日纵酒为乐，以至于军政管理都被废弛，闹得地方群盗出没，甚至白天都发生盗劫事件。太祖知道后，很是愤怒，将其移镇，另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替他，并嘱咐焦继勋说：“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洛阳很久没有得到治理了，百官中选你去，可不要仿效向拱那厮的作为啊。

向拱也知趣，到了他晚年，太平兴国八年（983），朝觐太宗时，上表说是献出自己昔日在洛阳的一处大宅子，长夏门附近的北园。意思就是将私产贡献给国家，充作公用。洛阳号称西京，与东京汴梁一样，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朝廷在这两个城市征地一直很困难。现在向拱献地，太宗很高兴。但太宗是有格局的人物，对他人私产一般都有尊重，于是下诏给他五千两白银作为补偿。

大宋名相张齐贤著有《洛阳缙绅旧闻录》一书，至今流传，我写《大宋帝国三百年》，此书也是参考书之一。张齐贤书中有一故实，说向拱轶事。于中可以概见大宋初期的社会风习、人情世故，还可以见出记录者张齐贤的心思，似乎也颇“励志”，可以说说。

说向拱这个人很是倜傥风流，又很懂得变诈，做事勇敢刚断，二十多岁时，胆气不群，重然诺，轻财慕义，好任侠，与市面上一些亡命之徒结交为好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在潞州时，与当地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半年后，他发现很久没有见到这个妇人的丈夫，就问她的丈夫哪儿去了。这个奸妇笑着说：“因为我跟你有私情啦，丈夫就常常磨刀子说要杀了我。但是因为害怕你啦，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正好你好久没有来我家，我就跟邻居男商量，许给他几万钱，召人杀了我那丈夫。邻居男问我：‘我要杀了他，你肯嫁给我吗？’我想想丈夫常常要杀我，很恐惧没有地方跑，就答应了他。等我丈夫一天在城外喝酒醉了，邻居男就偷偷杀了他、埋了他。但邻居男又害怕被人查出来，也偷偷跑了，藏起来了。”

向拱感到这个妇人太毒，不禁顿起杀机。他不动声色，就问：“那个邻居男现在哪里？”

妇人告诉他那个男人的藏身地方。向拱就秘密地找到他，并杀了这个邻居男，回来对妇人说：“你与我有私情，又与那邻人有私情，而谋害亲夫，这是‘不义’。你的丈夫死了，却因为我，我无法忍受这个事。”说罢，杀了这个妇人。完事后，还提着这个妇人的首级走到街市扔下，并自言自语道：“此妇人乃是我向拱所杀。”然后一甩胳膊慢慢走去。大街上的巡警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向拱“有义”，并且害怕他的勇武，不敢追捕。向拱于是亡命天涯。

这事应该发生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潞州当时属于河东道，应该是节度使石敬瑭的辖地。而石敬瑭当时正在勾结契丹，准备出卖燕云十六州，以此作为条件争取契丹援兵，与李从珂一战，逐鹿中原。所以河东治安之混乱可见一斑。

后来石敬瑭登上帝位，“大赦天下”，所以向拱又安全地回到了潞州，有司也不再追究他的刑事犯罪。

但他的父亲很忧惧。老父亲乃是一个敦厚长者，有儿如此，如何是好？老父亲就找到他的老朋友滕公来商议此事，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儿子学好，免得把这个家给破了呢？”滕公也是读书人，也早就知道向拱的杀人恶行，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问题青年，他说：“现在管教他，那不等于拽老虎须子，更快地惹祸上身吗？”老父亲说：“向拱这小子，倒是还有尊敬儒生的一面，我看你也许能跟他讲讲道理。”滕公答应下来，说愿意教育教育这小子。

向老爷子回家，对儿子说：“咱们本郡有个滕秀才，实是一代名士，全州郡的人都很尊重他。我看你做的这些事，真替你担心将来陷入法网。你何不去拜访一下这个名流，看看他是不是有办法点拨你，帮你取个好点的前程？”

向拱不识几个字，但对读书人也确有一点礼敬之念。于是来不及等到天亮，夜半就来滕公家敲门。滕公跟他一番对答，发现年轻的向拱所言所语“皆有理”，心下就许他为“落落一奇士”，磊落豁达的一个罕见之士，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材，很为他被凶暴之党所污染败坏而可惜。滕公于是鼓励他说：

“我没见你时，听到潞州各地都在议论你，就一个意见，说你乃是古来‘盗跖’一般的人物。现在见到你，看你的才貌，贵人啊！期望你能自爱，不要与那般恶少们一同游玩相处。”

然后又跟他讲了一番道理，说古人也有向拱这样的人物，做贼做盗，但是一旦改变志向，学习古来圣贤，就千古不朽。譬如周处周三畏故实。

向拱听后，顿觉前非，心下大悟，对滕公说：“从此以后，我愿意侍奉秀才您做我的叔叔。从前我的所作所为，都改了。”

回到家后，向拱向父亲下拜，说：“儿虽然是父母所生，但今天听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让我能好好活命啊！”

从此之后，向拱一改以往，昔日的豪侠亡命之辈，都谢绝了来往，出入穿衣都是儒服，容止也为之一变，有了“闲雅”之相。听说哪里有那种有德有品有道之人，就去倾心交结。潞州人有认识他的，都说：“这是向氏家族的千里驹啊！”对他的看法也有了转变。

向拱父亲死后，他有了“四方之志”，就到处去谒见侯伯和地方州郡官员，但发现这些人稀松平常，不值得交往，于是短期停留后，就走，继续寻找他欣赏的人物。他甚至到过侯益府上，与之交谈，觉得此人全无气象，生命格局也不过尔尔。侯益乃是石敬瑭朝廷时的潞州节度使，曾率五千精兵在虎牢关大战，破藩镇范延光、张从宾于汜水，敌人尸体塞满河水，一度使水不流。这是一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但向拱看不上他。他又听说刘知远在太原开府，是个人物，就转去投刘知远。不想，这北投的路上也有故实。

要路过一个叫石会关的地方，关市头目名郭贽，也是一人物，向拱在此流连一个多月。郭贽看出向拱不俗，就告诫他：“前方盗贼满路，再等十天半个月，凑够了伴侣三二十人，我也可以召集镇上的壮丁，再送君出关。”向拱等不及，径自而行。行不到三十里，果然遇到盗贼数十人，正在路边射箭玩。向拱直接走向这伙盗贼，做了个罗圈揖，对他们说：“我乃怀州（今属河南沁阳）向拱是也。曾经在军中做过将军，主将没有了，无所寄托，乃往河东去谋事。我所带的一个童仆两头驴，随身的衣着，一两贯盘缠外，没有多余的财货。我向拱也听说这路上有人遭到劫夺，有劳诸君帮我周旋，派几个人送我走前程。”内中有一个人大脑袋长胡子，状貌甚为魁伟，对同伙们笑着说：“你们看这位啊，竟要我等去送他。”又转对向拱说：“我们为啥要送你啊？”同伙一人说：“你看他还带着弓箭呢，就请他来射箭，试试本事，如何？”大胡子就对他说：“我们弟兄们正在比赛射箭，打赌。你既做过将军，也射两下我们看看。”向拱假装谦逊，于是瞄准两块靶子射出两支箭。人生就在这个当儿有了戏剧性的命运活剧，向拱乃是箭术高手，两箭射出后，皆中。喽啰们去看，见蒙了牛皮的木靶皆被射穿，箭头伸出靶心半寸多。群盗惊叹，这得多大弓力啊！假如向拱素日没有习练箭术的准备，今天的他就是另外一种命运。

且说诸盗，一下子就对向拱有了钦佩之心，于是留了他好几天，最后，在一片墓地的林子里，杀牛备酒，宴请向拱。酒酣，一喽啰拿来银子一挺（一挺，就是一锭），还牵来一匹骏马，鞍勒俱全。盗魁对向拱说：“仆射您没有马，这个给您代步。那点银子到河东，充作茶汤的费用。”“仆射”乃是朝廷命官中级别很高的职务，相当于宰相，盗贼这样称呼他，是对他的尊重。向拱受了。盗魁又命喽啰十余人护送他直到晋阳（即今之太原）。

向拱投在郭威门下。

郭威在刘知远麾下。

像石敬瑭乃是后唐第一“兵强马壮者”一样，刘知远乃是后晋第一“兵强马壮者”。契丹颠覆后晋之后，刘知远乘耶律德光北上病死之机，南下取天下，而那天下，鹿正肥。天下于是有后汉。

随后，郭威任枢密使。刘知远死后，郭威又成为后汉第一“兵强马壮者”。于是，天下有后周。

向拱就在郭威、柴荣的麾下，有了实现“四方之志”的人生历程。他做过几任节度使，是后周时的藩镇大帅，又充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恭帝即位后，加检校太师、河南尹、西京留守。向拱也成为一个“兵强马壮者”，但他遇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中原逐鹿的梦想。

不过赵匡胤也礼敬他，保留了他后周时的职务，还加封谯国公。太宗时，又进封秦国公，授左卫上将军。张齐贤书中说向拱“好贤重士，待人豁然，无疑忌心。不枉刑，不扰民，有大功于世，终身未尝自伐（自伐，自夸），皆古之侯王所难之事”。评价他“归全手足于京师第，令名终始，勋业显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归全手足”，乃是传统孝道中立身处世的基础性功德，士大夫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一步。“令名”也即美名，“勋业”也即“三不朽”之“立功”，向拱都做到了。所以张齐贤这段话事实上在表彰圣贤理念。对比《孝经》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张齐贤的义理寄托。《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借孔子口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以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录》是有春秋义理的一部书。

向拱得到这些人生成就，晚年时有过反省，他认为，如果没有滕公，他这一生恐怕就要在草莽中成为一个不知进退羞耻的人，很有可能还因为触犯法纪而死。今日之立身荣贵，都是因为滕公之力啊！于是，从郭威称帝开始，他就多次推荐滕公，滕公也因此做到朝廷命官。

张齐贤还是布衣时，就受到滕公的知遇之恩，那时滕公正在做洛阳府判官。因此他对滕公的事迹、向拱的经历知道得很详细，所以记录在这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