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赵普与卢多逊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李符与赵廷美之死

“赵廷美—卢多逊”大案已经审理、处理完毕，但后来又陆续发现赵廷美的“党羽”，赵普怂恿太宗，试图让大案继续下去。于是，西京留守判官阎矩、前开封府推官孙屿等人也被贬官，理由是：作为秦王官属，“辅导无状”，没有尽到官员下属谏诤讽喻秦王，阻止秦王做“阴谋”活动的责任。而著作佐郎赵和、光禄寺丞赵知微，因为都是赵白的哥哥，所以连这二人的家属都发配到沙门岛禁锢起来。

赵普更认为这么大的案子，仅仅判处秦王赵廷美谪居西京洛阳府邸，太轻了。而且对以后处理可能的“奸变”不方便，于是暗示或命令开封府的李符上言说：“廷美对他的过去不悔过，还心存怨恨，请将他迁徙到遥远的州郡，以防他变。”太宗也许犹豫了两天，最后下诏，将赵廷美由“王”降格为“公”，涪陵县公，到房州安置。

房州，在今天的湖北，偏僻，但山水映带，景色优美，乃是历来王公贵族、功勋大臣犯罪后的流放地。流放房州，实际上等于网开一面的软禁。历史上有十几位皇帝失掉政权后被流放此地，皇亲国戚就更多了。大宋以来，流放房州的贵族也历历可数。太祖太宗时，就有四人被流放房州。当初太祖征泽潞，大臣中书舍人，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的赵行逢怕苦装病，被贬房州；后周柴宗训，从“帝”降格为“王”，因为毕竟属于前朝君主，被贬房州；三司副使，略相当于主管财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范旻，因为假传圣旨倒卖军用物资，被贬房州；现在则是秦王赵廷美。

几年后，到了雍熙元年（984），在房州的涪陵县公赵廷美“颇自咎责”，很是内疚、自责，终于在忧虑畏惧中因病而卒。

房州将这个消息报到朝廷时，史称“上呜咽流涕”，太宗哭着对宰臣李昉等人说：“廷美从小就刚愎自用，长大后更是凶顽。朕因为跟他是同气至亲，不忍将他正法，使他暂居房州，希望他能慢慢思过。但我心中惦念他，从未忘记。最近，正要推恩，想找个办法让他恢复旧职，不想他竟忽然殒逝！这事太让我心痛啦！你们说这可怎么是好！”说着就悲泣不已。史称“感动左右”。

于是，太宗下诏：追封赵廷美为涪王，赐谥号曰“悼”，并为赵廷美按照国礼发丧。

不久，又任命赵廷美的儿子赵德恭为峰州（今属浙江绍兴）刺史，赵德隆为瀼州（今属广西上思县）刺史，并令有关部门给予他们优厚的供应，不要有所缺失。到了雍熙二年（985）正月，又以峰州刺史赵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判济州，封安定侯；瀼州刺史赵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判沂州，封长宁侯；家人都随着他俩到治所安置。除了往常应有的俸禄之外，还每年给他俩三百万钱，“以充公费”，这笔钱就相当于“特支费”，可以自由取用。除此之外，还命起居舍人韩检、右补阙刘蒙叟，分别担任这两个州的通判。送别两个通判时，太宗对他们说：“德恭、德隆，都没有州郡管理经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俩、襄赞他俩。如果他俩有缺失，你们不去帮他俩纠正，只判定你俩的罪！”

名臣宋琪看到太宗这类举措，说：“悖逆子孙，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亲推慈，舍罪恤孤，足以感动天地矣！”

到了真宗践祚，两个月后，又追认恢复皇叔涪王赵廷美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又过了几年，真宗还在河南汝州、邓州之间找到风水宝地，将赵廷美灵柩从房州迎回，改葬，称秦悼王。到了宋仁宗即位时，又赠赵廷美太师、尚书令职衔。宋徽宗即位，改封魏王。

陈国夫人耿氏之谜

赵廷美得罪后，陈国夫人耿氏病逝。她是太宗的乳母。

有一次，太宗仿佛说闲话般，跟大臣李昉等人说：

“廷美的母亲，是陈国夫人耿氏，耿氏最初乃是朕的乳母。她后来出嫁给赵氏，还生了赵廷俊。朕因为赵廷美兄弟的缘故，也让赵廷俊跟随在我左右。但廷俊总是将宫禁中的事泄露给廷美。前不久金明池那个事被揭发出来，如果朕要命令有关部门穷究不舍，赵廷美就会罪不容诛。所以朕按下了很多细节不再穷究。并且只让廷美谪居西京。但没有想到廷美并不悔过，更加有怨词，说了很多不逊的话。这才命令将他迁谪房州，也没有更加严厉地用法，就为了让廷美能够保全，再找机会赦免他。至于赵廷俊，朕也没有深罪他，就给了个贬黜而已。朕对于廷美，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了。”

这一番话第一次透露出一个与史上记录全然不同的故实：赵廷美不是昭宪太后杜夫人亲生。耿氏，似乎是与赵弘殷有了赵廷美，而后又改嫁另外一个姓赵的人，生了赵廷俊。——但史上似没有更多人支持这一说法。如是，这一条记录就有了两种可能性：要么太宗赵炅编造了这个故实，其目的乃是暗中将赵廷美从“兄终弟及”的谱系中排除出去；要么史官编造了这个故实，其用意又可以有两个方向的解释：或为太宗抹粉；或为太宗抹黑。

抹粉，好理解，就是说赵廷美非皇室正宗，因此不能进入“兄终弟及”的行列；抹黑，就复杂些。如果史官知道杜夫人生有赵廷美，并早已记录在案，谁敢这么编造？赵匡胤开国，家族谱系早已被礼官梳理清晰，宗政工作，属于“礼制”极为重要一环，帝系中的人员族谱有严格的档案，任何人不敢马虎从事。有时，为了一个族系中的人员谥号、死后身份地位、职务职称，都要交给百官议论，如历史上最著名的“濮议”，就是要厘定皇上生父与养父的身份问题。赵廷美在太宗践祚后，出任开封尹，这是明摆着的皇位继承人的一步进阶。朝廷礼官应该有数，族属谱系，很难编造。

太宗是明白人，又格外鼓励大臣直言。他如果有这么明显试图欺惑天下的编造，臣僚们即使不去当面质问、调查，也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将此事形诸笔墨，记录在案。所以，我估计太宗不至于如此颟顸。那么就是史官编造，而且是“抹黑”式编造——因为记录者也知道这个说法不会有人相信，但还是要“嫁祸”于太宗赵炅，让他去背这个“编造”的黑锅。

据说，太宗讲述完这个故实后，“为之恻然”，很为这事难受，有不忍之意。而听故实的大臣李昉则说：

“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涪陵公赵廷美悖逆之罪，天下都知道。但金明池和禁中家族谱系事，如果不是陛下您这么细致地讲述，臣等上哪里去知道这些事啊！

李昉这一番话，更透露了史官试图“嫁祸”太宗的意图。同样是赵廷美的“罪恶”，一面说“天下共闻”，一面说“何由知之”，意思就是：没有你太宗赵炅，我们都无法知道赵廷美具体的罪恶是什么，更不知道赵廷美原来从根本上，就不属于“兄终弟及”谱系中人。如此，外界流言所谓铲除赵廷美是为了结束“金匮之盟”太后“慈训”“兄终弟及”就落了空。看上去这话是为太宗“抹粉”，但因为给赵廷美治罪，已经召集群臣集议，各人罪行已经公之于众，现在又说那些罪行都不知道！而赵廷美乃是赵家老四，此事早已“天下共闻”，现在又说原来老四不是杜太后所生！所以这种“抹粉”实质上乃是“抹黑”，那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欲盖弥彰。

“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赵廷美案，是大宋皇室内部的一场权力分配活剧。与历史上的其他骨肉相残的活剧比较，这应该是最温和的一次。

秦嬴政死后，胡亥和哥哥扶苏争天下，扶苏死；西晋时，以诸位兄弟为主，争夺天下的“八王之乱”，更将中原大地搅动得天昏地暗，血雨腥风；大唐帝国的“玄武门之变”，乃是一场兄弟直面相残的伦理惊变；五代十国期间，兄弟间在流血中争夺帝位，很不鲜见。

宋太宗赵炅，在俗称“瓶颈”的宋初第二代政权期间，好歹算是平稳度过，最大的利好是：此案没有惊动民间士庶，没有影响文官制度的改良，没有减弱对契丹的抵抗力度，没有放松对藩镇习气的持续性弭平，如果说有什么负面问题留下，那可能就是对天下道义精神的戕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至善”，不是“终极之善”的意思，而是“角色化原理下应有之善”。人，无往不在角色中。太祖在后周时代，是“臣”；践祚之后，在朝堂上，就是“君”；回到家里，见到杜太后，就是“子”；等等。为人君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忠”，为人子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孝”。现代的总统，在总统府里办公时，是“总统”；乘坐地铁时，就是“乘客”；面对自己的太太，就是“丈夫”；面对自己的女儿就是“父亲”；等等，诸如此类。宋太宗赵炅，在“赵廷美案”中，可能收获了“嫡子继承”的权力分配古制大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成果，但因为对手是自家兄弟，这种争夺，就意味着对“九族和睦”关系的破毁，也是对“兄友弟悌”模式的破毁，用《大学》“修齐治平”的尺度来衡量，太宗，作为哥哥的角色，与他的哥哥赵匡胤比较，未能达致“至善”境界，有惭德。

此外，就赵廷美言，他果然是在推演一场“奸变”的“阴谋”吗？事态果然有那么严重吗？

可以看看太宗的孙子，宋仁宗，他有一个处理此类案例的故实。

说有一个举子，给权知成都府的官员献诗，内中有句云：“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补足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知府您啊，只要派出精兵，把守住川蜀东大门剑门，然后烧毁中原进入四川的栈道，这样，我们西部四川就是另外一个邦国。

很明显，这个举子在自命诸葛孔明，试图与大宋二分天下。这类小文人造反，固然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呆气”，但毕竟算是一种“奸变”“阴谋”，比起赵廷美来，罪行要实在得多，也严重得多。

所以成都府尹心怀恐惧，甚至都不敢自己处理这个案子，就将这个举子上了枷锁，然后给宋仁宗上了一道表章说这个事，无非也是要求“诛灭逆贼”之类。不料仁宗看后，甚至带着一点轻蔑回复道：

“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这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老秀才着急做官干的活儿，不足以治罪啦！可以授给他一个小官，司户参军。看看川蜀哪一个边远点的小郡有缺，补一个给他。

然后这个老秀才就到任去做官了。但老秀才为帝国的宽宏大量所震慑，越想越是惭愧，周遭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瞧得上他，他活得没有啥尊严。史称“不一年，惭恧而死”，不到一年，羞惭而死。

所以，假如太宗赵炅有孙子仁宗赵祯的宏达，将赵廷美负气而言的“愿宫车早日晏驾”，视为一种牢骚，至多视为一种狂妄，一笑了之，也许未必能如现在这样锻炼为一桩大狱。那样，太宗兄弟间，也许还有另外的解决方案，一旦寻求到这个方案，太宗一朝也许就会更为祥和，更少戾气，或者也更接近“承平之世”的美好人间。

在文明邦国看来，道义价值与伦理美德，是美好人间的重要尺度。

小胖孩和小瘦孩

也许正因为一场大狱，让尖酸忌刻的小文人“创作”的近于神话故实，讥讽诅咒了他。在所有这类故实中，有一个“创作”说，宋太祖赵匡胤变身金太祖的二太子斡离不，攻陷开封汴梁后，将宋太宗赵炅的子孙杀戮一空。据说宋臣有到斡离不大营见过这位金兵统帅的，说“其貌绝类艺祖”，他的长相特别像太祖赵匡胤。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据说有人从金国做使者回来，说金太宗完颜晟（而不是斡离不）长得极似宋太祖，还说就是这位金太宗乃是太祖转世而来，要打回中原，来夺取自己曾经的皇位。

原来从太宗传位儿子赵恒开始，大宋帝位一直在太宗一系。到了南宋，高宗因为受了惊吓，失去生育能力，无子，而太宗一系的皇族，死的死，亡的亡，没有死的，大多被掳往金国，中原地区已经很难见到太宗一系的皇族。宋高宗就有了传给太祖一系的想法。当他听到这个金太宗完颜晟的传说之后，就对大臣们说：“太祖公而忘私，有自己的儿子，却将皇位传给兄弟；现在，我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一系的人物。”于是在各地寻找太祖后人。找来一胖一瘦两个男孩，高宗让他俩在宫中站着不动，观察他俩。开始高宗中意小胖孩，但这时，来了一只猫，小瘦孩没有动，小胖孩却去踢那只猫。高宗于是觉得小瘦孩不错，将二人都留下后，就暗暗地做了传位给小瘦孩的准备。这个小瘦孩就是宋孝宗赵伯琮，后改名赵昚（音肾），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那种不凡不俗的励精图治，直接推演了南宋“乾淳之治”。他还为岳飞平反了冤狱，更有恢复中原之志，很多作为确像太祖赵匡胤，他是太祖七世孙。

“因果”是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宇宙规律，但创作这个故实的人，将因果律运用于人事方向上，除了劝惩功能外，也有了借机“植入”自家文化观念的意味。譬如，创作者认为太宗“谋害”太祖兄弟和儿子，所以他的后代遭遇变身金人的太祖屠戮，并颠覆了太宗一系的北宋；而太祖因为乘柴氏主幼，夺取了后周天下，所以周世宗柴荣变身蒙古统帅伯颜，攻陷临安，将皇室男女全部掳走，颠覆了太祖一系执掌的南宋江山。

这类坊间故实，是茶余饭后、瓜棚豆架下有趣的谈资，也可以从中读出“因果”规律下的道德伤痛，如果不是特别执着于“报应”的“单向度”逻辑，也有发人深省、足资回味的“历史意义”。

卢多逊的大见识与小聪明

据说卢多逊的祖坟在河内（今河南沁阳）。他与赵廷美的“阴谋”还没有败露的前一天晚上，有震雷，将卢氏祖坟上的林木全部焚毁。传闻此事的人，都感到很异常。这事为《宋史.卢多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书明白记录。考卢多逊下狱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四月丙寅日，《宋史.五行志》对旱涝雨雪有闻必录，但这一年的四月，并无雷雨记录。沁阳附近，只有卫州有洪涝之灾。卫州在沁阳东两百里左右。且有涝灾并不一定就有雷雨。故实的荒谬一望而知，但记录者或创作者，在讲述这个故实时，似乎意在指斥卢多逊大恶，连老天也在震怒，并殃及他的祖上。

不过细考史上关于卢多逊的各类记录，此人也确似不得人心。

说卢多逊因为赵廷美案被贬崖州时，到了附近地方，暂住道旁旅舍，见一个老太太，说话间，发现她居然知道很多京城汴梁之事，因此就与她闲话家常，话也越来越多。

卢多逊就问她：“老婆婆您从哪里来啊？怎么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老太太眉头皱在一起，很不情愿地说：“我，本来是中原士大夫之家人。有一个儿子在朝中做官，当时卢多逊做宰相，命令我儿子‘枉道’，违背道义，去做邪僻之事。我儿子不愿意做，卢某人就恨上我儿，最后找了茬子，给我儿安上严重的罪名，全家都被发配到这个南部荒凉之地来了。不到一年，全家骨肉相继沦没，死在这里，只剩下老身一人，流落在山谷之间。现在我寄居在道旁，不是没有意思的。我想那卢相，蠹害贤良，仗势威权，恣行不法，无所避忌，这是一定要倒霉的节奏——他终将‘南窜’，也被发配到南边来。如果上天可怜见，老身不死，也许能看到这一幕！”

老太太并不知道他就是卢多逊。

卢多逊闻言后，沉默不语，赶紧离开了此地。

卢多逊到了崖州之后，经历很惨。当时崖州归琼州管辖，琼州主管就派自己的牙将去管理崖州，这位牙将大约是贪恋中原人家的女士，看中了昔日卢相的黄花闺女，就向卢多逊求这一门婚事，卢多逊不允，牙将就处处给他穿小鞋，还没事就凌辱一番，甚至有了加害的动作。卢多逊无奈，允许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

但细细来看卢多逊的政治履历，并无大恶。

他在后周显德年间中进士，“释褐”即为朝官秘书郎、集贤校理、集贤殿修撰，是带有朝廷秘书性质的荣耀职务。太祖时，以本官职知制诰，这是重要的秘书职务。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始终是大宋的一支笔。薛居正主持修《五代史》，卢多逊也是编撰者之一。开宝六年（973），他出使南唐，曾经挟大宋威风，向南唐主索要江东诸州地图。那个时代，地图乃是重要的战略机密，但他对南唐主说：“朝廷要重修天下的地图经典，史馆中独独缺少江东诸州的原本，请各带一本回去。”南唐主不敢得罪大宋，于是赶紧让人图画一个副本，给他带上。于是，江南十九个州的地理形势、屯兵戍守远近位置、户口多寡，卢多逊全都掌握了。回来后，就将他所看到的李氏王朝的弊端和衰弱告诉太祖，意思是，可以收复这个割据政权。他的一番意见，坚定了太祖“收江南”的决心。金陵平定后，他因为谋划有功，加吏部侍郎。

太宗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从征太原之后，又加兵部尚书。从此进入宰辅行列，并参与军机大事，成为朝廷重臣。

此人机敏，有大见识，也有不少小聪明。

当初太宗要人献“备边之策”，他曾提出“移都”的建议，而且要“移都”到边境城市镇州去，等扫清契丹后，再“移都”回汴梁。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在与契丹胶着的紧张时刻，这个意见不失为一种大见识，与寇准后来敦促真宗过河到澶州北城有一拼，如果有奸佞中伤，这个迁都的意见也会被人说成是以君王为赌注。

他读书多，博涉经史，史称“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所谓“任数”，就是好习权谋诈术，有心计。太祖赵匡胤好读书，经常到史馆去取书观览，卢多逊就预先让史馆的小吏跟他通风报信，告诉他太祖取了什么书。知道后，卢多逊一定千方百计找来这本书，而后会通宵达旦阅读、研究。等到太祖与诸臣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书，问到书中某事某人时，卢多逊会做到“应答无滞”，回应，答对，毫无窒碍，非常流畅。这得多大阅读量才能做到？同列臣僚们一般做不到，所以对卢多逊的“博学”心服口服。

卢多逊当年骗取南唐后主图写江南十九州郡形势图，虽然不是南唐覆亡的主要原因，但当是原因之一。野史说，卢多逊与李穆友善，李穆也因为赵廷美案被贬黜。二人已经多年没有了来往。朝廷有规定，记录国家大事时政的“邸报”，不得流入海外，因此，卢多逊在崖州，没有任何朝中消息可以知道。一天，来了份赦书，文件中也包括赦免“参知政事李”。卢多逊很高兴，就对左右说：“这个赦免的参知政事，必定就是李穆。他如果能进入政府工作，我一定会北上！”说着，就催促舍人准备北上的行装。不久，果然得到朝廷对他赦免后做容州（今广西容县）团练副使的通知。他正在准备渡海向容州进发，忽然看到江南后主李煜，衣冠一如生时。李煜问他：“相公何以到崖州来啦？”卢多逊说：“屈！”李煜说：“汝屈何如我屈！”卢多逊这才意识到见鬼了，史称“由是感疾殂”，因为这个原因，感染疾病，很快死了。

此故实见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此书记录鬼怪事甚多，且这个故实中讲述的赦免一事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卢多逊死后，家人被赦免，先到容州，后到荆南。但这类记载可以约略看出时人的一点价值评判。卢多逊“骗图案”，可能有功于大宋，但冒取他人信任，倾覆其国，这是伦理上的污点。因此，这类故实并不完全属于妖魔化笔法。卢多逊无大恶，但行事有惭德，是事实。

卢多逊为人所不喜，主要是他秉政期间过于专断。

当时有个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判门下省，但他与吏部流内铨（掌管官员考核等事宜，略相当于组织部秘书长）侯陟不和，侯陟做出的官员处理意见，王祐常常给予驳正。这个侯陟乃是卢多逊的亲信，就来向他诉苦。卢多逊初时也想收纳王祐成为自己的人，一起来阴谋打击赵普，所以就多次暗示他要站队，要助我卢多逊一臂之力。但王祐不听，不接受这份收买。于是卢多逊就找个由头将王祐贬黜为地方的小官。

群臣有表章，一般都要先通过卢多逊，否则有司就不敢上奏。他还规定了谏官上章，必须要有规定格式，还要加上一句话：“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不敢随意狂妄地陈述利国便民之策，以此来求陛下赏赐的恩典和荣耀。这种八股式做法，让很多大臣不习惯，谏官，左拾遗、直史馆田锡就不欣赏，于是多次给卢多逊写信，要求他免除这类形式。卢多逊也不高兴，就找由头将他外放为河北南路转运使，离开了京师朝廷。

卢多逊流放崖州后，又通过押送他的人回京复命，还专门上表称谢。两年后，赵廷美死于房州；又过了两年，卢多逊死于崖州。

太宗开恩，下诏，将他在崖州的家人迁徙到内地，到荆南居住；不久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儿子卢雍为官。卢雍死后，真宗时，又录用卢雍的兄弟卢宽为官。卢宽的兄弟卢察景德年间中进士，做官后，卢察亲自到海南崖州，将父亲卢多逊的灵柩迎回内地，在襄阳归葬。真宗知道后，诏襄阳当地官员赐卢察钱三十万助葬，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孙子为襄阳的地方官员。

大宋帝王，即使对“叛逆者”也较少狠戾之气。

“倒卢”“倒赵”与“倒秦”

赵普，算得上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第一谋士。此人做事有辣手，但也有人性复杂的一面。

“赵廷美—卢多逊”大案，他要推演的，表面看，是“倒卢多逊”而非“倒赵廷美”，但是要想“倒卢”，最有力的砝码是“倒赵”。此案中，一般史论认为背后的推手是太宗赵炅，但就智慧而论，在这一个回合中，我宁肯相信是赵普直接促成了这件大案。他要三次入相，就必须“倒卢”，他做到了。如果要对此事做一句话评判，那就是：赵普为了达到“倒卢”而发动了“倒赵”运动。或者也可以说：赵普发动“倒赵”运动，而达到了“倒卢”目的。

历史上的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不能容忍嬴秦的存在。士大夫的尊严在此。嬴秦存在一天，韩国灭亡的国仇家恨就不能化解。于是有倾尽家财招募勇士的博浪沙一击，却未能如愿，于是投项羽、投刘邦，最终演成“倒秦”大业，随后即退隐，并不恋恋于什么万户侯。所以史上有一个动人的说法：“人道汉高用子房，谁道张良用刘邦”！就像张良终生的目标是“倒秦”一样，赵普此时的目标是“倒卢”，张良做到了“倒秦”，赵普做到了“倒卢”，二人借助的都是帝王的力量，帝王，不过是“倒秦”或“倒卢”的工具。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谋士赵普，是“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的第一推手。

但在“倒卢”之后，赵普应该有天良发现。

此人“辣手”也有限度。他似乎没有那种“仇恨万丈”的怒火。当他达到预期目的时，也有适可而止的君子风度。

对卢多逊，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甚至多次暗示卢多逊，可以提前退休，从此既往不咎。卢多逊就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有了“驽马恋栈豆”的愚蠢，就像笨拙的马儿，走在凶险莫测的华山栈道上，看到悬在空中的栈道缝隙间的一粒豆子，也要停步去舔食，全然不知此境有多么危险。

最后，卢多逊在赵普的罗织下，被发配崖州，这时，赵普的亲信李符有了落井下石的主张。他对赵普说：

“崖州虽然在遥远的海中，但那里水土还很不错。我知道有个地方春州，虽然很近，但此地瘴气很毒，到了那里必定一死。不如让卢多逊到春州去。”

春州，在今天的广州阳春市，是传说中的瘴疠之地。李符此言，显然有讨好赵普的意思。史称“普不答”，赵普没有回答。

赵普为何不回答？我认为赵普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忽然有了警觉。也许就在这一时刻，他能想起并明白“君子不为已甚”的古训，读过“半部《论语》”的他，也应能想起夫子的严厉批评：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庸恶陋劣之徒可以共事服务于邦国吗？这种人他没得到职官或富贵时，怕得不到；得到后，怕失去。一旦害怕失去，那他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孔子这话可以称作识别局中人的铁律，是使人获取政治洞察力的著名原典。理解这句话，可以帮助认识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这话也为后来的批评者多次引用，王夫之、乾隆皇帝都曾引用夫子这段话来批评赵普，认为赵普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鄙夫”，认为正因为赵普是个“鄙夫”，所以，挑唆兄弟反目，锻炼赵廷美大狱，陷太宗于不仁不义，这类事他才干得出来。

孔子所谓“鄙夫”，主要是指君王以下的公侯大夫。这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残酷的。圣人用心良苦，但效果有限。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效果有限，但圣人并不停止言说。如果没有德治教化这类言说，官场就会呈现出纯粹的丛林法则。孔子儒学多少限制了君王公侯们直截了当作恶的可能性，从法上之法，也即纯粹伦理方向，给执政指出了一条道德修炼的路径，成为垂训俗世的法则。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论及本章主旨，语气极为峻烈，大有“痛诋”的风格。朱熹说：鄙夫之流，“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弒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又引北宋大儒胡安国的老师靳裁之的意见说：“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熹总结说：“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如此理解“鄙夫”，可以看到儒学对于此类人物的厌憎。

当赵普忽然明了这一层意思时，他应该有了对自己的厌憎。所以，面对讨好自己，“志于富贵”的“鄙夫”李符，这一番省略了圣贤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无所不至”言论时，他能反省：我赵普是不是也是这类“鄙夫”？

“月头银”之变

李符建言不久，有个妄人叫弭德超，诬陷检校太师、侍中、枢密使曹彬。

朝廷因为戍边士兵辛苦，每月月初有白金赏赐，军中称之为“月头银”。驻守镇州的司令弭德超，就借这个事乘驿站车回到京师，给太宗上了份“急变”报告。他说：

“曹彬秉政久，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曹彬在中央执政太久了，很得士众之心。臣刚刚从边塞上来，戍卒都说：“月头银，乃是曹公给咱们争取的。没有曹公，我辈都会冻饿而死啦！

这一番话对熟悉五代藩镇往事的帝王来说，很有震撼效果。然后，弭德超又巧妙地造谣诽谤了一堆乱事。

太宗不禁动了疑心，将曹彬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提升弭德超做了枢密副使。

但弭德超本意是想取代曹彬来做枢密使，不料只做了个副使，而且副使的班序还在文人柴禹锡之下，很是失望。

一天，他骂同僚及柴禹锡说：

“我上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之功，但只得到线头般大的小官，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反而比我官还大！皇上真是没有定力，被你们这帮人迷惑。”

柴禹锡等人将此事告知太宗。正好有几位大臣来为曹彬说话，说曹彬冤枉。赵普也为曹彬开脱。太宗这才缓过味来，知道弭德超“急变”所奏，其实乃是构陷手段。大怒，命人来审讯弭德超。事情清楚后，将弭德超除名，不再隶属于官籍，流放到琼州。

这时，知开封府的李符正是当初弭德超的举荐人，按律也该惩戒。开始，太宗给他的处罚是贬往宣州去做司马，但是弭德超的事太恶劣，太宗想给一个更重的处罚。赵普此时已经从心里放弃了李符，于是，就将李符不久前建议将卢多逊贬往春州的意见说了出来。太宗趁着一股气，干脆就将他贬往春州。李符最后就死在那里。

战国时商鞅曾有“作法自毙”的故实；唐代的周兴发明炭烤大瓮的酷刑，最后有了“请君入瓮”的故实；五代时也有个闽国的薛文杰制作内设刀锋的槛车，最后是他“自食其果”首先坐了进去的故实；李符此举，也当在这类谱系中。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上述诸君都是自家磨自家。存在，是一场清晰的迷局。考察近世因果，往往更有令人惊异的活剧上演。故儒学有金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明此理者，不仅害人，也往往害己。这个浅显到白水一样的道德律令，却可能是人类道德极为重要的界域。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但如果可以假设，假设面对太宗的疑虑，面对柴禹锡上奏说秦王廷美有“阴谋”时，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旦那样，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寇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名臣寇准名满天下，晚年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到了他的诞辰日，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好像在过“圣节礼”，规模规格仿佛皇上在过生日。寇准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簪花”骑马。

“簪花”，是大宋习俗。宋人不分男女，都愿意在头上戴一朵鲜花，皇上遇有庆典，自己也要戴一朵鲜花。寇准生日，也戴花，还穿黄色的道袍，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啦。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而且果然就有人向宋真宗打小报告，说“寇准有叛心”。

真宗得到报告，开始也是一惊，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给当朝大臣王旦看，并问道：“寇准真的要反了吗？”名相王旦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微微一笑，道：“寇准这老头儿，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呆！臣马上写个劄子，让他知道。”王旦就这样谈笑间，将一场可能的“阴谋”“奸变”消弭于无形，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史称“上意亦解”。事儿，就这样，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古训有言：“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事件，在未萌无形中，即可洞见其可能的危祸，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这是存在者的极高智慧。

寇准“反”还是“没有反”，可以一言而定。假令王旦如赵普般推波助澜，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大臣”王旦事先洞见了这个大案的“祸危”，扑灭了沿此生长的“可能性”；而“鄙夫”赵普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动摇大宋道义、陷太宗于不义的这类“祸危”之“可能性”。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仍要一意孤行，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那已经不是“鄙夫”而是以“邪僻”“阴毒”“奸佞”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赵普，还没有那么恶。他始终认为“倒卢”连带“倒赵”不过是偶然关系，甚至因为开始的“倒赵”，所以才在调查中发现了连带“倒卢”的可能性。对赵普而言，有意味的是：他正要“倒卢”，却发现，原来“倒赵”正是“倒卢”的最佳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直达线路。

“倒卢”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结束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倒赵”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赵普有可能觉得愧对卢多逊，但绝没有愧对赵廷美的心思起念。他认为他做得对。

禳灾祈福的赵普

宋人笔记说赵普一故实。

说赵普晚年病重，夜里做梦很不吉祥，然后就拜托道教人物为他祛灾祈福。但是需要有章表上达天庭。道士就向他请教章表的主旨——向天庭祈祷，要有明白诉求。但是赵普很难对道士说这个事。于是就拿来笔墨，自己写就了一篇祈祷文。文中有文字道：

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梁，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愬，何晋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

这文字佶屈聱牙，梳理一下关系，大意如下：

我这个事情啊，关系到昭宪太后和赵家几个儿子。兄终弟及的施行，实在是出于太后的谋划。但考虑到利国利民的大事，太宗的儿子很贤良，“嫡子继承”，不能违背天意民心，所以不再施行“兄终弟及”模式。没想到，赵廷美却凭借着幽冥作祟，一逞鬼魂之强梁，看到我年老血气已经衰弱，就肆意地在我梦里做厉鬼恫吓我。我很冤啊，就像过去西周时那个巫祝为宣王谋划，却遭遇女鸠毁谤而死；过去晋国那个巫师，为国家谋划，但太子申生却自杀而死，这事并不能让巫师负责啊！如果我为大宋帝国做的谋划符合天帝之意，那么贬谪赵廷美，最后导致他死去，就跟当初周公诛杀周王的兄弟管叔蔡叔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如果天帝能理解我免我不死，那么我将永远感谢并愧对赵德昭、赵德芳这俩公子——尽管他俩也许很像尧和舜的不肖子丹朱与商均。

文章写罢，就秘密封起来，对着空中焚烧后，一掷。此时恰好来了一阵怪风，将火吹熄，文章飘入空中，最后掉在闹市朱雀门，被人捡取，于是，传诵于京师，成为一件记录中的公案。

大致这样一篇东西，委婉曲折，总之是赵普在陈述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的政治正当性诉求，在陈述自己的无辜。这样看，赵普即使到了晚年，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之所以“倒赵”，尽管是出于“倒卢”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倒卢”，而是为了将帝位传承程序恢复到正当合理合法轨道，以期求得帝国的长治久安。

另外一个记录者，说到了相近的一个故实，也可以约略见到赵普的自信。

说赵普生病很久，很严重，就将自己最珍贵喜爱的双鱼犀带解下来，交给亲吏甄潜，请他到上清太平宫去禳灾祈福。道士姜道元为他叩拜冥界大神。对大神说：“赵某，乃是开国功勋之臣，为何有这么深的冤魂牵累而不可避解？这个冤魂是谁呢？”大神在一个巨大的牌子上，用淡墨书写了一通。浓烟在巨牌之上缭绕，字迹难辨，但看清了牌子后面一个“火”字。

姜道元就将这个结果告诉了甄潜。

赵普听说后，说：“我知道是谁了，必定是秦王赵廷美。当时是他与卢多逊派遣堂吏跟赵白等人阴谋交结，败露后导致一场大祸。我有什么错！”

半世评语

赵普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复相，不久扳倒卢多逊，贬谪赵廷美，正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更大事业时，第二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借着赵普谦逊，表示要退休的意见，太宗再次将他下放外地，到武胜军（今属四川广安）去做节度使。两个月后，赵普启程，太宗在大殿宴请他，并写了一首诗相赠。说是诗，其实真不是诗，七言四句，几乎都是说“理”，这也是宋人诗歌的一个特点，太宗这一篇更过一点。不过算是给赵普的一个半世评语，也算精当。诗云：

忠勤王室展宏谟，政事朝堂赖秉扶。

解职暂酬卿所志，休教一念远皇都。

赵普已经六十多岁，到地方做节度使，明显已经不能再备“枢轴”。他在自愿进入“枢轴”位置后，帮助太宗完成了“嫡子继承”的制度化设计，而后，不再属于“枢轴”人物了。这事多少让他有点意外，失落感是应该有的。他没有张良那种急流勇退的隐士情怀，他一直属于廊庙之才。不能在中央工作，他无法猜度原因何在。往日的荣光，谋士的尊严，都让他感到了一种失败。

当太宗将这首诗赠给他时，他甚至有了不真实的感觉，那种迷离惝恍，与他往日的精明强梁判若两人。无数往事开始涌来，他对太祖讲述不要传位晋王赵光义的冒险，他阻止太祖任命符彦卿的苦衷，他将太宗门人姚恕无意中除去的蹊跷，他从冯瓒行囊中搜出贿赂晋王府邸幕僚的赃物……这些，都是当初太宗对他失去信任的原因。现在，太宗完成了大宋权力再分配的蓝图，我，赵普，没用了！失落中，赵普恰如其分地哭泣了。他捧着太宗的诗，哽咽道：

“陛下赐臣诗，臣当刻石，让它随着臣，与朽骨同葬九泉之下。”

一番话，太宗也动容。

第二天，太宗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这个事，就对左右说：“赵普对国家有大功勋，朕在布衣时我们就曾经在一起游历各地。现在他已经很老了，朕不想再用这么劳累的机务麻烦他，所以给他选了个好地方，让他能够‘卧治’。所以写了诗来宣导我的意思。赵普很感动很激动，朕也跟着流了眼泪。”

名相宋琪对太宗说：“赵普昨天也到了我们中书省，拿着陛下的诗，哭泣着跟我说：‘此生余年，已经没有继续报答陛下的机会了，希望能有来世，能够再效犬马之劳。’臣已然听到赵普这一番话，现在又听到陛下这一番讲述君臣际遇的缘分，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了！”

后来赵普又做西京留守，到了淳化年间，赵普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多次上表请求退休。太宗给了他更优厚的待遇和职称：太师、魏国公，享受宰相级别的俸禄。

淳化元年（990）七月乙巳（十四日），赵普卒。

第二天，太宗得到讣闻，很悲痛，对近臣说：

“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闻其丧逝，凄怆之怀，不能自已。”

赵普侍奉先帝和朕，是我们故交中资格最老的人物。赵普对大事有判断，能决断。但他以前有跟朕不对付的地方，这些众人皆知。但朕君临天下以来，经常以特殊的优厚之礼节对待他，赵普也能倾尽忠节为国家效力，真是“社稷臣”啊！听说他病逝，我感到太难受，太凄怆啦，几乎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说着就流下泪来。左右都受到感动。

赵普这一生有很多故实，在史馆流传，在廊庙流传，在江湖流传。

《邵氏闻见录》记载一事，则可以看作赵普的另一面。说赵普年轻时游历长安，听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被盗，骨骸流入民间。他于是花重金购置这些灵骨，葬在昭陵下。曾经有一个当地富豪，藏有李世民的脑骨，要价很高，赵普很艰难地得到了，一同收葬。赵普此举不同寻常，不必诛心地分析他为何如此做善事，能够收留亡人骨骸，重新下葬，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值得表扬。

“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卢多逊当朝时，为政专断，赵普当朝时，事实上比卢多逊还要专断。当时太宗已经放开言论，而且多次下诏，求言。但赵普要求臣僚们上殿，如有奏章，都要先给他看，奏章中必须删除“诋斥时政”的文字内容，才允许登对。又是那个田锡，正在做谏官，曾经议论此事，但赵普比卢多逊好一点的是，没有责怪田锡，史称“后乃少息”，以后这类事做得少了点。

但他对卢多逊就没有那么宽容。说起他与卢多逊的分歧，很可能源自一个小小的糗事。据说赵普做枢密使时，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有一天二人共同奏事，当时太祖刚刚改元名“乾德”，因此对二人说：“这个年号自古以来没有过。”似乎很得意。赵普就从旁边跟着赞美，说“乾德”二字怎么怎么好。但卢多逊说话了：“这个乃是伪蜀时用过的年号。”太祖大吃一惊，赶紧令人检查历史记录，果然，前蜀后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太祖不免生气，于是拿起毛笔来，在赵普脸上画花脸，一边说：“你怎么才能像人家卢多逊，那么有才！”弄得赵普一个晚上没敢洗脸，第二天见了太祖，太祖命他洗去，他才洗去。

赵普本来对卢多逊就有不满，这事之后，就更结了个梁子，心中藏了近二十年，最后有了“倒卢”活动。

据说陈桥兵变，太祖第一次进入后周宫殿，看见宫中嫔妃抱着一个小男孩，就问这是谁。原来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文武多人在太祖身旁。太祖问如何对待这个男孩。赵普说：“去之。”最后太祖没有“去之”，而是将他送给了潘美，由潘美养大成人。

事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赵普后来扩大了赵廷美与太宗间的猜忌，直接推动了赵廷美案，对伦理主题，赵普并没有足够敬畏，因此，我相信这个记录是真实的。用小说评论的话说，就是：符合人物性格。

赵普始终没有明白：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在伦理上的胜利。王夫之批评他，更多也是伦理方向的批评。在传统理念中，伦理，大于政治。用王夫之先生的话说就是：“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这是赵普一生没有参透的义理。事实上，也是近世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没有参透的义理，或者说，故意不想参透、不愿接受的义理。

《宋论》中的四个观点

《宋论》中，王夫之先生对“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堪称字字珠玑。读懂这一篇史论，对理解传统圣贤理念，理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甚至，识别“仁人”与“鄙夫”，看清近世身边的大事与小事，从此获得洞察世界的思想穿透力，都是一种虽然未必令人赞同，但足够意味深长的思想启发。从头梳理这一篇史论，于本书似无必要，只略说一说文中的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辨识仁与不仁之人，有一个铁门限，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妇这类人伦关系中。即使这个人从中挑唆，制造亲情流血罹难之案，而结果大有利于“我”；即使与这个人谋划大事时，他可天才决断；与他讨论机密，他能守口如瓶；与他处于危疑之际，他也绝不动摇，但这仍然是一个不仁之人。而不仁之人，不可以将国家命运托付于他。在王夫之看来，像张子房这样的人，投项羽、投刘邦，用“忠谨”来评价，似乎不够资格，但是当他面对刘邦父子之间的关系时，就好像自己的痛楚，委曲地为刘邦讲解譬喻，深深地护持父子之情，“以全其天性之恩”，这样的人才是仁人，而赵普不是。

第二个观点：赵普很有可能怀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赵普的隐情，就像当年杨素面对杨广、徐世@面对武氏的隐情。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反大隋，其实正是杨素平时的志向，假如杨素不死，大隋的隋炀帝杨广，不过是乱隋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杨素很有可能取而代之。徐世@的孙子徐敬业反大唐，其实正是徐世@平时的志向，假如徐世@不死，大唐的武则天皇后，也不过是乱唐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徐世@很可能取而代之。所以杨素拥立杨广，徐世@拥立武后，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赵普之所以在赵德昭赵德芳死后，决计拥立太宗，就是要借“兄终弟及”而乱大宋，如果太宗不保，或太宗身后，大宋又是一孤儿寡母天下，彼时，赵普操纵宋室会更自由，那又是中原鹿肥之际。之所以如此猜测赵普，并不难知，看看赵普在太祖时，所有的谋划几乎全部指向宋初的故旧元勋，兵权固然收掉，但赵普却获得了大权。唐代灭亡之后，“鄙夫”比比皆是，脏污了天下，而无法洗濯干净，赵普以一个优异的“幕僚”身份，沉溺于权谋中，与那个知名的“鄙夫”冯道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观点：赵普诱导人主戕杀其天伦情感，犹如当年要对周世宗的后人斩草除根“去之”一样，几乎没有忌惮之心，这等不仁不忍，“太宗觉之矣”。所以，给赵普的酬赏虽然很隆重，但在大案结束，还是将托国大事寄托于后来崛起的李昉、吕端等人，而赵普则再次罢相，老死于家中，所以，大宋宗社才算平安。宋琪所谓“君臣两全”的说法，事实上也暗含了赵普的危机——太宗没有将赵普置之于法，是赵普的幸运。

第四个观点：卢多逊试图看守住伦理大义，而不计个人荣辱。当初赵普在太祖面前说太宗的坏话，一如后来在太宗面前说赵廷美的坏话。这些，卢多逊都有感觉，所以在太祖时，卢多逊就与赵普不和，试图保全太宗；等到了太宗时，卢多逊又想保全廷美。杜太后的遗命虽然不符合“嫡子继承”的古制，不合法，不正当，但是如果违背这个遗命，猜疑一起，则兵火就会跟着而起。但“天伦为重，大位为轻”，所以卢多逊与赵普比较起来，“立心远矣”。

疯癫长子赵元佐

“赵廷美大案”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历史的幽微深处，孤独地闪耀出传统圣贤肯认的高贵之光，他就是楚王赵元佐，太宗的长子。

史上记录的是，他几乎在癫狂状态中，度过了一生。

太宗赵炅有过三个皇后：尹氏、符氏、李氏。

尹氏，太宗发妻，滁州刺史尹廷勋女，早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淑德皇后。

符氏，魏王符彦卿第六女，后周时嫁给赵光义，太祖开宝八年（975）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懿德皇后。

李氏，名将李处耘之女，太祖介绍给太宗为妻。太宗践祚后，于雍熙元年（984）立为皇后，史称明德皇后。

太宗另有贤妃、德妃、贵妃、淑仪多人。

内中一个李贤妃，乃是防御使李英的女儿，贤德有名，太祖听说后，为太宗延聘。太宗践祚，封为夫人。她生了赵元佐、赵元侃。赵元侃后来更名赵恒，就是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但李夫人死得太早，太宗践祚的第二年，她就病逝了，还来不及封妃封后。真宗时，先追封母亲为贤妃，又进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继上谥号元德，故史称元德李皇后。

赵元佐是太宗长子，真宗的大哥。赵元佐出生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真宗出生于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元佐大元侃三岁。宋太宗出生于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大元佐二十六岁。

元佐是太宗的第一个儿子，长得酷似老爸，又禀性聪明机警，所以宋太宗非常喜欢他。据说他十三岁时，曾跟从太宗在近郊田猎，当时还有契丹的使者来，也在一起。太宗看到一只兔子在御辇前出没奔跑，就让元佐射箭，元佐张弓，一发而中。众人叫好，连契丹使者也感到惊异。

元佐可能确有异禀，他一直喜欢独居，不愿意见客人；太宗驾崩后，更是如此，但常常能预知要发生什么事。真宗时，看到元佐疯疯癫癫，就派了著名的术士管归真到元佐府邸，去为他祭祀祈祷，消灾求福。左右还不知道这个事，元佐就说：“管归真来了。”真宗听说后，也很诧异说：“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异的东西依附在他身上了吗？”

元佐是因为四叔赵廷美案而疯掉的。

在此之前，他还跟从父亲平定太原、征讨幽蓟，很正常的一个人。从皇子宫邸出来后，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初期在中书省工作，后来又迁居东宫，加检校太尉，进封为楚王。这是太宗一心要培养他做“嫡子继承”的节奏。

但赵廷美的案子出来了。

群臣正在议论纷纷，在研究如何定罪。老太傅王溥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络诸臣“联署”，已经有七十多人签了名。我推想王溥也一定找过赵元佐，因为元佐当时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辅级别的高官，理应“联署”。但我也不难推想，元佐一定是拒绝在这份奏章中签名。

赵元佐认为四叔没有错，弄出来的那些事，不算个事。四叔几乎不带兵，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有个卢多逊，也不过是寻常来往，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负气的话，而已。就像王旦看“逾制”的老臣寇准，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四叔这点事，在元佐眼里，不是事。于是，他拒绝签名，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尽力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只有楚王元佐一个人，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赵普—王溥—柴禹锡”，这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

太宗主意已定，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主意已定，必要在“倒赵”过程中“倒卢”；

王溥主意已定，必要支持大宋结束“兄终弟及”的格局，从此走上权力分配的古制；

柴禹锡主意已定，必要以当初晋王官邸旧人的身份，帮助太宗，甚至也帮助元佐，完成大宋社稷继承人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制度性设计。

所以，元佐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助四叔。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龙川别志》记录说，太宗要立元佐为太子，元佐坚决推辞，说要立也得立太祖之子。因为这个原因，元佐作为太子的资格被废掉。但这个说法不确，因为元佐“出阁”，也即接受藩封，做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当时太祖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要求立“太祖之子”。但这个故实的意义在于：赵元佐，这位最有希望继承大宋社稷江山的人物，并不看重这份君权。这是进入元佐内心世界的一把秘钥。

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

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元佐“遂感心疾”，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仆人和小吏从堂前走过，他有时会张弓搭箭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开始很严厉地批评他，要他改过，但他根本不改。到了夏秋之际，更严重了。太宗为此格外忧虑。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了一点，太宗又很高兴。甚至为了他能病情好转，还大赦天下一次。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太宗召集诸位皇子在园囿中宴射。但是因为元佐疯病刚刚有一点好，这么热闹的场合，叫他来可能不方便，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宴射。到了晚上，宴射结束，太宗的次子赵元佑来看望哥哥赵元佐。

赵元佑原名赵元僖，太宗认为长子为“佐”，次子可以为“佑”，于是改名为赵元佑。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也确实因为元佐疯癫，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误毒而死。

他现在到元佐府邸来干吗？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元佐知道重阳节园囿宴射聚会，没有邀请他。于是他对元佑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宴射，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但就在这天夜里，忽然又一次发作了。到了夜半，他躲开妻妾，放火将自家府邸点着了。这一蓬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报来，太宗认为这一定是元佐干的活儿，就派遣御史前往拿问。元佐承认了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痛定思痛，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传达太宗的话说：

“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绝矣。”

你作为亲王，富贵到极点了，为何凶恶悖逆到这步田地！国家有典则有宪章，我不能私自回护你。父子之情，从此以后两绝！

说着就要按国家章法给元佐治罪。

赵元佐没有话说。

蹊跷的是赵元僖，也即后来的赵元佑，为何在宴射之后到元佐府邸？为何他去了之后，元佐就放火？按照政治事件“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元佐疯癫，最有希望获利的就是赵元佑。如果元佐疯癫转好，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作为老二，可能的替补机会，就是老大失去作为皇储的资格。太宗也确实在后来将赵元佑晋封为王……但这还不过是推断。赵元佑究竟跟大哥元佐说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赵元佑未必在元佐病情稍好时，去挑唆什么，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很有可能是元佐自己“选择”了这一时机，彻底疯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陈王赵元佑以下，包括宰相、近臣都来哭着营救元佐，要求赦免。

太宗痛哭流涕，对诸位说：

“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

朕经常读书，看到前代帝王子孙有那等率意而不奉守礼法制度的人，没有一次不是扼腕愤恨。岂能料到我家也有此类事！朕为宗社谋划，绝对不能赦免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将楚王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安置。

元佐无语南下。

“德不孤，必有邻”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我正想自己适意一些，而元佐居然纵火！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琪等人奏道：“尧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丹朱；舜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商均。这些都不足以连累陛下的圣明之德。元佐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患有心疾，也断不会干这种事。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琪等人又率百官上表，要求将元佐留在京师。太宗下诏不允许。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最后，太宗答应了。元佐已经走到黄山时，赶上了朝廷发来的召还诏书。

元佐回到京师，等于被软禁，不许与外界通联。

原楚王府的咨议、翊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所以导致楚王做混事。太宗说：“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这些人能够赞襄引导的！”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夫之《宋论》对楚王元佐的评价极高，将他放到有“三让”至德的泰伯行列来赞叹。他说：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夏商周以来，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大节贞正而不移，有过失但不失为中庸之道，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到今天五百余年，而人们没有办法称赏他，这样的人，就是楚王元佐啊！

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