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军事与建筑

发明火药——军备火器化落后金朝

与辽朝之间的澶渊盟约以来持续四十年间的和平，因党项族王朝西夏国的建立、西部国境告急而破灭。事件发生后，为了重新整顿防卫体制，朝廷主导编纂军事大全。庆历四年（1044），以曾公亮和丁度两位大臣编纂的《武经总要》共四十卷完成。根据序文我们知道此书本来的构成是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但是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二十卷。

63 《武经总要》中的火炮

其中卷十五里有关于“指南鱼”，也就是磁石的记载。磁石的原理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发现，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在某些军事技术书籍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设计的用途就是在陆地行军途中查找行军和撤退的方向，或者作为占卜的工具使用。用作航海的罗盘针，那是要到远洋航海的西方“蛮族”们胡闹的。中国都是内陆河渠和沿海航路，一般来说不用担心迷路。

《武经总要》中，在近代的技术史、战术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有关另一个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法的记载。因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火药的记载。也是后来给全人类带来无限恩惠和无穷灾难的起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以来一百年间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活用了罗盘针和火药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加强国民国家建设的明治日本，最后也不是把矛头，而是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受难的世纪的远因，如果用春秋笔法说，就在这个庆历政府。

但是，宋朝的军队其实并没有把火药完全实用化。宋军虽然有过用火药把炮弹打往远方的事例，但是真正把火药用以爆炸却是金军在先。当时宋朝的书籍中就记载有韩侂胄曾受到金军“石火炮”攻击。《水浒传》有一个情节是官军中有一位火药师，给梁山泊好汉们带来很大损伤，后来由于他投诚，形势逆转。但是这个情节似乎没有时代的合理性。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徽宗皇帝的阅兵式上燃放了“爆仗”，说明普罗米修斯的礼物被徽宗朝廷只是在仪典上和平利用了。其后，到了南宋，与爆仗一起，爆竹也被使用。徽宗军队用大炮攻打梁山泊英雄好汉，似乎是不可能的。《水浒传》是明代完成的，在完成过程中被润色的可能性很大。只赋予火药驱鬼功能的宋朝，也许在韩侂胄的时候，照样只知和平，没有危机意识。

64 《蒙古袭来绘词》（部分 日本宫内厅藏）　画有火药爆发的新式武器“铁炮”

十几年后，金朝与新兴蒙古军对战，在汴京（宋朝的开封）保卫战中，初次使用了“震天雷”。“震天雷”应该算是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兵器，随着震天轰鸣，飞到目的地爆炸，把目标炸死烧光。此外，金朝还有一种手持筒状花炮的兵器“飞火枪”。宋朝和蒙古也都紧追金朝，期望实现军备的火器化。可能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所有技术中传播最快的就是兵器。吓掉集合到博多的镰仓武士魂儿的，就是一种跟飞火枪极像的“铁炮”。种子岛的火绳枪，也不过是受到蒙古和土耳其的刺激，欧洲人三百年间钻研开发出来的飞火枪的子孙的回归故乡而已（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种子岛的火绳枪不是葡萄牙式的，而是源于东亚地区倭寇的技术）。

宋朝禁军——历代王朝最弱的军队

金朝灭亡四十年后，宋军与蒙古军决战襄阳时，蒙古军使用了“回回炮”。这是穆斯林技术人员制作的投石机，原来是广泛用在西亚地区的城池攻防战中、破坏城墙的一种兵器。当然，同样的技术中国自古就有。宋朝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马上模仿回回炮开发了新式兵器配备前线。金庸的武侠小说把襄阳攻防战写成功夫家的个人战，其实当然是集团战。

在此之前，靖康之变以及建炎、绍兴年间同金军的战争，都没有使用火器，只用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冷兵器。李纲使用的一种叫作“车骑”的战车，停止进军后立刻就能当作兵营使用。岳飞用的“灰炮”，里边装填有毒药，应该算作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吧。

火器直到南宋末期都没有被实用化，由此可见宋军的装备主要靠的是对固有的武器的改良。《武经总要》所述还是属于北宋前期的风习。说它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技术，还不如说它对旧时代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各种胎动，在军事技术上几乎完全没有。其原因是否应该从文官支配的科举官僚制度上找，我们得在慎重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至少连超过《武经总要》的书籍的编纂工作都没有做到这点，就是思考宋王朝特征的一个关键。

不仅兵器如此，战争的战略战术，也看不出任何新的发展。这也许就是岳家军的活跃看起来就像是岳飞个人奋斗的原因吧。这到底是仅仅没有被（鄙视武人的文人士大夫）记录呢，还是当时社会全体的风气就是轻视这些。无论如何，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禁军是最弱的。不论是开封还是临安，在少数民族军团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但是，真正的胜者到底是谁，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宋人非常看重的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在保有强大军队的国家生活的普通百姓，并不一定就能幸福。

宋代的建筑技术

在把许多按规格加工的零部件装配成一个整体这点上，作为机械具有复杂构造的兵器开发，可以说与建筑基本一样。实际上，在建筑方面宋代也可以说把一直以来的手法集大成，并发展到最高水平。为了真宗的封禅仪礼在泰山修建的岱岳庙，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岱岳庙因为后来的皇帝没有人再去封禅，所以逃脱了以改建为名的文化遗产破坏。

宋代还建有其他宏伟壮丽的寺院。在这方面荣西也吸收了大量新技术。重源（1121—1206）死后，东大寺大佛殿在他的指挥下，重新以崭新的宋朝样式巍然屹立在故都奈良。新开发的镰仓地区，禅寺积极采用宋朝样式陆续建立。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洗礼，现在我们看作代表日本古老优秀文化的这些寺院，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不过是流行的异国情调。

65 奈良·东大寺

66 镰仓·元觉寺舍利殿

宋代建筑技术史料是元符三年（1100）李明仲所撰的《营造法式》。此书把元祐年间的规格（法式）“围三经一，方五斜七”，变成经七围二十二，方一百斜一百四十一。经是直径，围是圆周，方是正方形的一边，斜是正方形的对角线。也就是说，要按“围三经一，方五斜七”算的话，圆周率应该是3，二的平方根则应该是1.4。如果只是曾经流行的“减负教育”的算术教育也就不说了，可是要是用在实际建筑上，那是绝对盖不起房子的。笔者并不是要批判文部省为私塾做宣传，但这样教育，“正六角形的周长与其外接圆的圆周，不是一样长了吗？”这种极端不正确的数值，如果被实际使用，那么想要“技术立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明仲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他修改了数字神秘主义者们喜欢的这个比率，使用了与实际测量的数值更为接近的数值。中国式的分数表记当然不能表记无理数，但是上述数值如果用小数表记，圆周率应该是3.143，二的平方根应该是1.41。用这个数据规格加工木材的话，肯定能在误差范围内按设计图要求盖好房子。

67 石印本《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侧样（1919-1920年刊）

68 保国寺大雄宝殿（浙江省宁波市）

但是有一点很令现在的研究者感到迷惑，“如何决定计划当初必须有的梁柱之间的尺寸和柱子的高度，或者说标准尺寸，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竹岛卓一《营造法式研究》1，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年）。别的研究者研究认为，一营造尺应为309毫米。

度量衡标准

笔者只是臆测，李明仲可能认为，明示长度单位的标准，是一个超出建筑技术图书范围的行为。度量衡标准，中国自古都是用音响物理学决定的。比如“寸”这个长度单位，被规定为一种称作黄钟的能发出绝对音的笛（称作律管）的九分之一的长度。而绝对音的高程，（有各种决定方法，这里介绍最一般的）是由管里能装多少黍粒决定的。黍粒的总体积决定标准管的容积，该容积的管中震动的空气的波长，变成音波传到外边。中国人认为这个音，才是用反映自然界秩序的方法决定的最正确的音调。所以这个管的长度就是尺度单位的标准。

如果觉得难懂，那么想一想我们现在使用的米公制就可以明白。现在米的长度是用铯原子的波长严密决定的。但是二百年前法国发明米公制的时候，其基准却是地球的大小。按地球圆周制作米标准原器，然后按这个基准规定了重量单位和容积单位。中国制定长度时的基准不是地球的大小，而是音的高低。

但是，北宋时期却围绕选什么黍粒（其大小基准）、装进管的数量还是排成一排时的数量、（如果是后者）按黍粒的长径排还是按短径排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且随着方式的不同基准音的高低也产生变化。与此连动，尺的长度也频频改定（实际上因为太不方便，民间似乎用别的方法制定标准）。所以，李明仲即使没有记载这些标准，我们通过高度政治判断另外会决定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像李明仲这样的技术官僚所不可能制御的事情。宋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顺便提一下，《营造法式》完成数年后，徽宗听取一个叫魏汉津的方士的建白，发布公告，规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自己的三根手指长度。第二章澶渊之盟说岁币额时也是三根手指，可见宋朝不像现代日本用手指来指代宰相（首相）的桃色丑闻，而是决定国家大事。手指按关节分为三节，三根手指共九节，有人就此解释为这就是九寸的意思。而且因为当时徽宗的年龄正好是二十四岁（圣数十二的两倍），所以更主张他的身体与宇宙同步。对于用铯原子的波长精密确定度量衡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议论（我们真能这么断言吗？）。理论家们的数字神秘主义，李明仲这种技术官的精密主义。宋代就是一个这两种才智同居的时代，也是能在沈括那样的人物中共存的时代。王安石的吏士合一政策被旧法党葬送后，官人分为负责前者的士大夫和负责后者的幕僚、胥吏两个极端。宋代朱子学的理气世界观与明代阳明学的（字面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正反映了这两个时代的差异。

69 三分损益法的十二律管生成　以黄钟为标准，音响物理学决定音调

以上，本章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宋代骄人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人著成书籍传给我们后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这里可能没有达·芬奇那样的超级人物，但是在各个领域，毫无疑问都出现了新的契机。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宋代狭义上的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