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理和道

贯穿天人的“理”

“天变不足畏”——据说王安石根本不在意别人把彗星的出现或者蝗害的大量发生说是上天发怒的惩罚，批判他的失政。这也许是真的。王安石那样大胆的人，说出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话一点儿都不奇怪。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王安石是要把自然界的现象和人间的政治完全割断，那却是过于武断。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想把王安石装扮成一个西洋意义上的近代合理主义者。如果说中国的停滞和没落是在朱子学支配体制下出现的现象（直到清末朱子学一直占统治地位），那么应该负这个责任的朱子学就是使中国走错路线的元凶。与此相关，把未能实现的中国近代化的理想寄托到被朱子学葬送了的王安石身上，用西洋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比拟王安石，成为清末以来言论界的主流观点。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历史认识，认为中国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家与法家斗争史，发挥进步作用、代表正义的总是法家思想，所以作为与儒家思想的典型朱子学正面相对的英雄，王安石被捧成一个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再加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御用学者的贡献，毛泽东的这一命题被添枝加叶，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极端美化了的王安石像。王安石成了一个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化孤军奋斗，最后败给保守势力的悲剧英雄。

但是，王安石的真正形象与此显然不同。王安石绝没有强调分离天和人。毋宁说他通过对上天代表的自然界原理的探究，来思索人间界应有的秩序。“自然”一词，经常出现在他和与他思想接近的学者们的文章中。他们努力想从中发现一贯的法则。这个法则，被称作“理”。

王安石政权主要阁僚之一沈括有一部随笔叫《梦溪笔谈》。一般用近现代的眼光把他评价为宋代第一科学家。确实，《梦溪笔谈》充满了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界的探求。但是，这个探求的基础，是与西洋近代思维相异的对“自然之理”的信赖。自然界不是游离于人类之外的存在，不只是一个人类的观察对象；相反的，自然界作为探索制约人类的行为规范的研究对象，始终处于学问研究领域的枢要位置。

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

更从人的内面强调以上问题的是道学。这才是笔者前边说过的“道学是为了对抗新学而形成”的真意所在。王安石的新学，确实志在探究贯穿于自然界和人间，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天”与“人”之间的“理”。通过依据“理”的制度，也就是“法”的施行，实现完全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得人人幸福。但是，这个“理”如果只是在我们人间之外探求，那么，就不可能标示出以政治社会秩序为秩序的我们自身的存在意义，或者如西洋人所说的主体（subject）存在的意义。当然，新学也在相当程度上希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只是作为一个优秀官僚服务于整个秩序的情况下，让所有组成这个秩序的人都满足是不可能的。恐怕当时会有很多敏感的人感到了西洋所谓的疏外（estrangement）。他们呐喊：“秩序的根源不是‘法’，而应该是‘心’”；“佛教禅宗的流行，是因为关心人的内心问题而成功的。相比而言，我们儒教又做了什么呢？”因此，作为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应时而出。

45 朱熹草书《书翰文稿》（部分）

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地所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新创出“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么说的理由是，它把自古以来的性说，成功进行了精密细致的理论化。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解释为“性就是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性就是理”，原文为“性即理”。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作为“性”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正因为如此，性才是善的。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他们所依据的是《孟子》一书中的相关说法，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子，却并没有说过这个“理”的问题。中国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程颢与神宗同年，或者说比王安石早一年，于元丰八年（1085）死后，程颢弟弟程颐成为这个新流派的领军人物。把道学学派创设者的荣耀送给程颐，想必没有什么异议。吸收了已经去世的亲戚张载和忘年交邵雍的门人们后，程颐一派在学界和官界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元祐更化期他们与苏轼兄弟的口水仗。经过与新学以及蜀学的不仅理论上的争争斗斗，还有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到了南宋时期，道学开始在在野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杨时搞的追究靖康之变责任所代表的批判新法党的政治战术奏功，还因为道学的学说内容本身吸引了他们这些地方士大夫。为了强调与新学的区别，道学找出的儒教经学上的学说，是《礼记·大学》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