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印刷出版

装订样式的变化

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虽然科举制度本身是隋代开始的，但是宋代的重要性被世人重视的理由是，这个考试竞赛的参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隋唐时代科举给中下阶层的贵族子弟提供了登龙门的机会，而宋代任何一个祖宗八代与官界无缘的人物，都有可能一举成名，进入中央官界，成为高级官僚。而使这成为可能的，是作为知识传播媒体的书籍的流通，换句话说就是印刷技术的普及。

在版木上浮刻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黑墨，在上边铺上纸，把文字转印到纸上，这种技术其实在唐代已经确立。敦煌出土的佛典和历书等，都能看出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51 敦煌出土印刷佛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英图书馆藏）

仔细想想，这种印刷技术与印章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的区别只有是给放在平面上的纸盖上刻有文字的东西（“印”），还是把刻有文字的东西面朝上，然后从上边铺纸往纸上刷字（“刷”）。但是，就是这么个小小的区别，却改变了书籍的形状，并给读书行为带来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人文字记录用的是把竹子或木条的表面削平一条一行写字的“简”、“册”，和有一定宽幅和相当长度的绢，也就是“帛”。所以正如本套丛书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所强调的，从汉代以前的墓葬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中，其内容改写了以往的历史记述而备受注目的出土资料，被称作“竹简”、“木简”、“帛书”。记录材料的这种形态，在纸张开始使用后也没有变化。书籍用相当长度的“卷”为单位保管。所以阅读某部作品时，各卷的开头部分马上就能看到，可是如果要看中间的某个部分，必须把“卷”整个打开。要把卷书（称作“卷子本”）全部打开，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空间。要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就得把几种书卷同时打开，这是很困难的。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书籍不应该随时打开参照，而应该把内容全部记忆在脑子里。

52 百万塔与百万塔陀罗尼　（日本千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但是用印刷技术制作书籍，却改变了书籍的样式。用木版印刷时，印刷好的纸张以木版的横幅为标准叠放在一起，这时产生了表示木版横幅的“页”的概念。当初估计是把“页”粘连成长卷，后来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折本）。因为这样容易阅读。传真机发明当初，读者大概都有过收到印在卷纸上内容很长的传真时，按每页的折叠线正反折交互折叠的体验吧？就是那种感觉。直至今天葬仪和法事的时候念经的和尚从怀里拿出来的经还是这种形状。宋代的大藏经就是这样装订的。

后来，也不折叠了，发明了裁断后叠放一起的方法。这就像现在的会议资料用夹子夹一样，可能订了一头。也就是说是流水账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于有厚度的书是不合适的，打开书要版面的两倍面积的地方。由此又发明了把页的中心用线装订、重叠起来的向外折的页打开看这种形态。页面打开的时候像蝴蝶的形状，所以也称作蝴蝶装。宋代的书籍主要都是这种装订形式。因此，页的中心因为要装订，所以不但不印内容，反倒是为了装订线断了的时候能按书籍的原顺序重新装订，印上书名、卷、页码等。与此相反，以页的中心向外折，把纸头装订，也就是现在的线装书普遍采用的方法的普及，还在更后的时代。现存宋版图书这样装订的，都是后世重新装订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用的稿纸，中心一列不写内容，就是来源于这种蝴蝶装。

53 折本

54 蝴蝶装

这种装订为读书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哪怕是一本再厚的书，即使书的中间，也不用全部打开，随时都可打开必要的部分参照。夹上书签就更方便了，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看的地方。模模糊糊记忆的东西，马上就能找到原书的出处进行确认。而且，只要有与版木一样大小的地方，就可以打开一本书看。同时打开很多书，互相比较也成为可能。“甲书是这样写的，乙书同样的事情却是这样写的”——这是兴起对于一字一句的校订作业，或者对于有关某个事件记载的考证学风的技术前提。即就是没有超人的记忆能力的一般人，也能参加到这种工作里去了。比如岳飞孙子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就是校订当时流传的各种经书版本后，把其中的异同罗列而成的。

印刷的功绩与副作用

当然，不用说印刷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可以大量复制同一书籍。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书斋变成知识宝库。不会像抄本那样，因为抄写手的性格和心情影响抄本的信用度。当然也不存在因字丑或潦草而看不懂的情况。

印刷带来了文字的规范化。初期的印刷刻的是类似唐代颜真卿书法那样的粗壮的书体。雕刻师可能也觉得这种线条粗壮的字好刻吧。但是，到了商业印刷小型普及版的时候，线条清瘦、庄重大方、现在还作为电脑字形广泛使用的所谓“宋体字”开始受到青睐。可能也是为了节约纸张，字里行间没有空白，也没有标点符号，黑麻麻印满细字的书籍，绝不是什么容易阅读的东西。可是，排列整齐文字规范的印刷书，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完全吸引了宋代人。

说到这个话题，我每次都要引用并介绍苏轼的感想：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李氏山房藏书记》）

55 宋体字例　选自朱熹《诗集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该本刊印精绝，纸墨如新，为传世孤本。

这篇文章正说明苏轼的时代恰处于转换时期。他接着批判“现在的年轻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由此可见，“束书不观”之恶习，作为印刷技术的副作用，远在九百年前就已存在。

印刷出版扩大思想影响

最早把印刷技术利用到自派思想传播上的是佛教组织。他们印刷经典，进行宣传活动。宋太宗时更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佛教经典和教义大全（《大藏经》）得以刊行出版。稍晚一些，儒教经书注疏全书也作为国家事业刊行。包括五朝宰相冯道和继承其政策的宋真宗任命邢昺等校勘、刊行的经书的疏，以及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朱熹也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作为在野势力，道学也活用印刷出版，自筹资金刊行古今典籍，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他们有时甚至利用地方官的特权动用公款。朱熹弹劾吕祖谦的同乡唐仲友时的罪状之一，就是“乱用地方政府公款印刷刊行书籍”。唐仲友刊行了荀子和扬雄的著作，朱熹认为那些都是不值得用公款出版刊行的书籍。如果唐仲友刊行的是《论语》或者《孟子》，或者干脆就是朱熹的“集注”的话，难道朱熹还会问他的罪吗？

唐仲友仅仅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在常识范围内动用公款印刷刊行了自己觉得应该刊行的书籍。在法律意义上说，唐仲友的做法确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这是当时各地地方政府都做的、已经被社会所默认的行为。但是朱熹却故作正人君子，挥舞正论大棒，控告并搞掉自己的论敌。朱熹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从他们之间的交往看，我们都能想象他甚至收到了那些书籍的赠书。或者说因为唐仲友没有给他“赠书”，朱熹内心嫉恨就下毒手。啊，可怕可怕！

但是，并不是因为刊本出现就把从前的抄本一干二净全部取代。宋代刊本还是很昂贵的，从朋友那里借来刊本自己手抄收藏的事例其实很多。笔者在当穷学生的时候为了节省复印费，也借朋友的笔记整本整本抄写过。不过，这样内容更容易记住。上边举的苏轼的感叹，也许只适用于家庭条件好的士大夫。另外，自费出版也很不容易，所以宋代更多的著作是通过抄本保存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刊本很宝贵（纸张质量也比较好），所以现存宋代书籍刊本比较多。

实际上，确有因为只有抄本所以失传的事例。南北朝时代梁的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就是一例。邢昺《论语疏》本来是以皇侃《论语义疏》为底本作的，但是因为邢昺本被朝廷印刷刊行，市场的需要也集中在这里，所以皇侃的疏反倒没有人光顾了。好像连朱熹都没有看到过。也就是说，在南宋中期已经失传。因此，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一直以为这本书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消失，日本的足利学校还完整保存着。十八世纪，印刷刊行了这本抄本，出口到中国，当时清朝的考证学者们看到后大为吃惊。那当然！因为他们虽然一直批判宋代以来的学术，可是所依据的却都是宋代以来印刷刊行的文献。宋代以前的书籍实物，他们几乎从来就没看到过。

邢昺以后，宋代出现了很多《论语》注释书，被印刷刊行后广泛流传。其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皇侃的《论语义疏》后被收进四库全书，被人们用来挑剔朱熹论语解释的恣意性。

木版印刷——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印刷技术的发达，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模仿“没有古登堡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说“没有木版印刷就没有朱子学”。

这里我们想再次强调，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是木版印刷。笔者以前曾经读过一本以西洋为中心的有关书籍历史的书，其中提到的中国人只有三个，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蔡伦，一个是毕昇。秦始皇是因为焚书，蔡伦是因为发明了造纸术。本来，他们两个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传说，是否真实无人知晓。第三个人毕昇，是宋代的人物，因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制法。从西洋史的角度看，只有活字的发明，才是意味着印刷文化的主角、大红人儿登场的大事件。因此他们才把发明者大加宣扬。

但是，汉字是由大量的表意文字组成的，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个字母的西方人所不可能想象的世界。如果要全部制作几千几万的汉字来排版，那需要巨额的物力和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巨大的保管场所。能用活字的，仅限于使用惯用字句排版，初版印刷后马上分解，然后再利用使用过的活字排另一个版这样的情况。比较适合于需要紧急出版但不需要再版的状况，比如时事性的宣传册以及纪念性出版物等情况，不适合于出版受到好评后继续再版的那种商业出版。因此，在东亚地区，活字没有得到全面普及。用西洋的尺度评价东洋文化，一定得谨慎小心。把毕昇选为中国书籍史有代表性的三人之一，笔者不敢苟同。

世界上最早盛开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除上述种种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知识，通过书籍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