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士大夫精神：先忧后乐

为万世开太平

庆历改革领袖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再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能确切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了。

先忧后乐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那么，这个使命，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

范仲淹有一个朋友，有时候也被看作他的门人，名叫张载。张载与程氏兄弟是亲戚，对程氏兄弟的道学形成贡献巨大。其实他也是被朱熹捧成道学创始者之一的人物。朱熹说张载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万世开太平。”

笔者用“朱熹说”张载语录这种奇妙的说法，是因为这句话在现存史料中只能在朱熹和吕祖谦共编著的《近思录》中看到，是否真正张载所说找不到别的证据。我们这里姑且相信朱熹（这个“伟人”有时造假所以不能全信），朱熹的这个评语在朱子学中也得到尊重。

“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宋代士大夫们的心里一直有——这么说有些“美化”嫌疑——这么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

他们能这么对未来充满信心，与第九章将要述及的大好经济形势分不开。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轼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摆脱大唐帝国桎梏的庆历年间（1041—1048）是划时代的时期。新学有新学的、道学有道学的“复古”构想。最先出现的是新学的构想，后来道学参考新学的规划，有时赞同有时批判，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学说。下边，我们先看一下新学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新法党政权的政治构想。

新学的政治构想

第三章我们已经说过，王安石改革的特征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其基础是他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断送了这个改革成果的反面角色，是道学。道学当然不会从这个角度承认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北宋失去荣华的主要原因，是引起靖康之变的徽宗和蔡京政权的无能。但是，果真如此吗？

靖康之变到底是徽宗政府各种政策的必然结果，还是仅仅是一次偶然？对此要做出正确判断是很困难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是以这个结果为前提寻找战犯，那么肯定是看不到徽宗时代真正的现实的。了解历史，在必须具备从现在追溯过去的视线的同时，还应该追溯体验当事者的行动，并进行从过去返回到现在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当时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王安石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构筑滴水不漏的严密的社会秩序。第三章介绍的那些新法，上一章述及的宗教政策，都是他按自己理解的远古圣人的意图，重建曾经的黄金时代的具体政策。他所参照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周礼》。

儒教经书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周礼》最为明显，那就是来历不明。至少在《史记》中完全没有记载，据传是一个地方王发现后进贡给皇帝的。前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宫廷图书馆时发现后，分类到礼书类中。当初称作《周官》，后汉末年郑玄作注，该书成为所有经书之首，《周礼》书名也随之被世间所接受。《周礼》模仿宇宙的秩序，设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官署，各官署设六十官职，总共设置三百六十个官职。这个结构与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使得人们感觉到这就是王权本来应有的形式。

汉朝官僚机构与《周礼》似像非像，但是到了魏以后，各个王朝都有意要模仿《周礼》，到了北周，终于完全实现了六官制。继承了这个体制的是唐朝的六部制。唐玄宗的《大唐六典》是这个理想最完整的形式。王安石引退后，神宗主导实行的元丰官制改革，就是想精简和整理唐末以来复杂重复的官僚机构，重新复活六典的职名和职责。《周礼》展示了壮大的官僚体系。运用这个体系，需要大量训练有素具有实务能力的优秀官僚。王安石要求科举选拔的人才就要具有这样的能力。

重建太学与新设州学

为此，我们又得回到庆历改革时期，也就是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范仲淹为了培育优秀的官僚，觉得只靠科举考试不行，还得充实学校教育。这就是重建太学，新设州学。

太学就是设置在首都的国立大学，是汉代儒教国教化的象征。后汉末年成为抗议宦官专权的学生据点，受到所谓党锢之禁的镇压。随后的历代王朝都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设置太学，但是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完全看当政者的关心程度了。范仲淹给有名无实的太学带来新风，教育培养学生的先忧后乐精神（严格说，他的《岳阳楼记》是庆历改革后的作品）。

这时他提拔重用的是一个叫胡瑗的人。胡瑗以前是苏州州学的老师，因教法新颖受到欢迎。他把给学生教的课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经义斋，一个是治事斋。前者依据经书陶冶人格；后者教授实际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把这两者用“体”和“用”区别。“体”是本体，就是学问的根本；而“用”则是实用，也就是学问的实际效用。他的教法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儒教经学和政治实务相结合，或者说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这种场合的经学，与以往注疏学注重名物训诂相比，更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涵养。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宋代儒教自由学风的前兆。但是，第八章还要提到，他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名物训诂之学。在依据经书学习做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正确解释经书文言的意思，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胡瑗没有采用禅宗那样的以心传心，或者依靠某个偶然的机遇获得某种大彻大悟之类的做法。他认为一定要通过圣人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体验圣人的教诲，以此来实现人格的陶冶。所以，解读经书，是他的新经学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他们的新儒教，并非他们自己原创的“哲学”，而是在经学范围内，从解释经学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他们主观上当然认定这是本来的正确解释——形成了新思想。

君主像的变化

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象征事例就是有关《尚书·洪范》中“帝”字的解释。《尚书》被称作《书经》，是尧舜以来圣人们的政治记录。“洪范”是殷周革命后，殷朝王族的箕子向武王说的话，当然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创作。这里边把政治的要诀分成九个范畴，世称“洪范九畴”。其实“范畴”这个词本身，就是为了翻译英语的category，把“洪范九畴”缩短编造出来的。

洪范篇开头提到“帝”赐大禹九畴。从来的解释认为这个“帝”为天帝，九畴的意思是洛水（流经洛阳市内的河）出现的神秘现象。但是胡瑗否定了这些解释，他认为“帝”就是大禹臣事的帝尧。也就是说，到唐为止的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禅让）。如此一来，谶纬思想所说的易姓革命理论，被转化成赞美有德者统治天下的意思。

44 明代绘画中所描绘的宋代开封殿试

这是宋代新兴儒教各流派共有的思想。特别是出现了甚至可以称之为泛滥的尧舜赞美现象。不论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自己效忠的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找出汉朝和唐朝皇帝们的各种缺点，指出他们已经不是值得效仿的模范。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样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直到唐代，严格地说是直到宋真宗为止的神圣王权论失去市场，哲人王成为时代的要求。科举官僚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临下界的君主，而是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间本性、服从相同的伦理规范、遵守相同的行动准则的君主。对王安石来说，皇帝也不过就是一个构成国家官僚组织体系中的一员而已。有人指出，其实这个构想早在欧阳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那么，作为君主，与一般官僚的区别又在哪儿呢？这，就是与以往稍有不同的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