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儒教重兴

批判谶纬思想

如此这般，我们迎来了大宋时代。宋朝当初是以大唐帝国为模范的。对于“教”，当初也是一样。最初的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皇帝，对三教都表示关心。当然对三教态度各有冷暖。人所共知太祖信仰佛教，真宗喜欢道教，但是他们并没有排斥其他两“教”。

仁宗时情况发生变化。始作俑者就是那个欧阳修。他特别尊敬韩愈，自认韩愈继承人。他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倡议古文，其实与排斥佛教是表里一体的行为。当时流行的西昆体文体的作者们——其领袖人物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就是澶渊之盟时寇准每晚花天酒地的那位酒友杨亿——大都是有名的佛教信徒。古文运动，就是要从文体和教义两面推翻西昆体。具体情况我们留待第八章论述文学时详述。

欧阳修认为唐代的儒教不是纯粹的儒教。最典型的例子是注释经书时多用纬书。纬书是汉代出现的一批书籍，据说是孔子为了解释经书的深奥意思而编著的，所以流传很广。加上表示预言的“谶”，合称“谶纬”。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禅让革命理论就是来自这种谶纬思想。实际上，唐朝的国定儒教经书注释书《五经正义》就有很多地方引用谶纬，并依据纬书的说法解释经书的字句。欧阳修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36 宋代儒学系谱　根据《宋元学案》等列举实际上的师从关系。此外私淑关系也很重要

他说，纬书不但不是孔子之作，甚至连忠实解释孔子思想的书籍都不是。毋宁说相反，是当时的学者基于汉代的迷信世界观捏造的文献，在解释经书意义的时候不应该参考。因此他主张，应该从现行的《五经正义》——真宗时已有十二经注疏，欧阳修总称“九经”——中删除那些引用纬书的部分，印刷刊行改定版。

欧阳修对纬书的文献学批判，与我们现代的研究态度也是一致的。就连认为经书是孔子编写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今天的学界是极少数——也认为纬书是汉代人捏造的文本，解说孔子思想的时候应该排除。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出发点与我们处于同一平台，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正确”似乎有必要加上引号。因为欧阳修认为，孔子本来的学说肯定是没有谬误的，在他看来用内容怪异的谶纬思想解释本来就正确的儒教思想不但毫无用处，反倒是流布毒害。他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文献学上、或者实证性地确定纬书的成立年代，而是排除违背自己心目中的儒教的纬书的思想。对于欧阳修来说，揭开谶纬思想的面纱，应当就会看到儒教本来的真面目。

但是，儒教本来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对汉代儒者来说，谶纬思想就是儒教的真面目。他们认为不仅要利用经书，还要利用纬书等别的文本，才能搞清孔子思想的全貌。确实，他们实际上捏造了那些文本。但是，那也是他们为了解说自己信奉的孔子本来的学说，以辅助儒教的“教”的经典为目的而做的。并非儒者的我们——至少“笔者”——感兴趣的是，从汉代到唐代的儒者们所认识的儒教学说与欧阳修所主张的“本来的儒教”之间，有什么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宋代新兴儒教的特征

欧阳修效仿韩愈，高度评价的孔子继承人是孟子。在古文运动中，孟子被尊为文章高手。但是这种看法与他们认为文章高手就是思想家这种文学观有关。而这一点，就完全隔断了从汉代到唐代的信奉谶纬思想的儒者们同欧阳修以后的新世代儒者们之间的关联。

作为学校教育的知识，提到儒教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孔子，然后就是孟子。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宋代才产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词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摄政、孔子多次梦见的周公旦。

作为政治学说的儒教，如前所述，应该是君主制定的学说。当然也应该是尧舜以来的圣人君主们的学说。但是继承并体系化那些学说，活用那些学说建成周王朝黄金时代则都被归功于周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来说，经学中的古文经学流派——与古文运动的“古文”意思不同——就特别宣扬周公的功绩。孔子则是学习周公，把周公的学说集大成而为经书的人。

汉代把易、书、诗、礼、春秋五种经书称作“五经”，定为当时太学的必修课程。五经一般认为是孔子把从尧舜到周公的圣人们的主张整理成书的。但是，除此之外，孔子还有一部给弟子们讲述圣人们的政治要诀时使用的书籍——《孝经》。

圣人们把“孝”置于德目的中心来治国。孔子继承这种主张，并集大成而为儒教。汉代以后，学者们都是这样解释儒教，把周公和孔子并提，尊崇周孔。宋代司马光也特别重视《孝经》。

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虽然从没当过统治者，但是却被授予相当于统治者的“玄圣素王”称号。唐朝赠孔子文宣王称号建庙祭祀，宋代的真宗在文宣王前边追赠玄圣二字——马上改成“至圣”——都是为了把孔子当作王来祭祀。儒教就是正确解释周公和孔子集大成的经典的“教”，而为此作出贡献的儒者们则在孔庙里从祀。但是当时从祀的儒者中，并没有孟子。

37 《女孝经图》事舅姑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根据教育女性行孝的《女孝经》故事所绘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出现的宣扬孟子运动，表示儒教特性发生变质。新法党政权继承欧阳修的理念，最终把孟子从祀到孔庙里。王安石亲自指挥重新注释经书（新义），并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都与此有关。王安石与儿子王雱、腹心吕惠卿共同执笔编写的《周礼》、《尚书》、《诗》“新义”，现在仅存片段。继承他的思想的许多学者所作的注释也大部分都佚失不存。但是，从仅存的少量文献资料来看，他们的注释完全没有引用纬书的痕迹。谶纬思想的根干是天人感应说。因此豪言壮语“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本来就不可能信什么纬书。无论如何，他们的注释继承和发挥了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改革了到唐代为止的儒教。

同为欧阳修的继承人，但是与王安石、王雱父子为首的流派（所谓新学）持对抗关系的是苏轼、苏辙兄弟的流派（后世有称作“蜀学”的）和程颢、程颐兄弟的流派（道学）。他们及其追随者也著有很多经书注释。而从道学流派登场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朱熹。

所以，道学也与从汉代到唐代的旧时代的儒教大相径庭。他们当然是否定纬书，显彰孟子的。因此读者现在可以明白了，这些行为不仅是道学的特征，而且是宋代新兴儒教全体的特征。要理解朱子学的特征，就必须广泛关注北宋时代的各种潮流。我们一定得把朱子学看作宋代思想文化史的最终到达点。关于这点，在批判淫祀邪教的过程中更加显见。

地方志

记载某个地方的各种情况的书籍就叫地方志。起源很早，日本奈良时代编纂的风土记也受其影响。到了宋代，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僚为了尽快掌握地方的情况，再加上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为了让这些中央官僚尽快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盛行编纂地方志。这也与中央政府要求提供地方情况以及印刷技术的普及有关。现在残存的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了解宋代的地方实际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地方志由该行政区域的由来、土地的风土、特产的特征、人口和税额的变化以及与乡土有关的名人等构成。关于祠庙的记载各地方志不太相同，反映了该地方志编纂者（一般都是地方的士大夫）对祠庙的看法。另外，其中记载的神灵的叫法与普通民众祭祀的神灵的叫法并不一定一致。地方志给我们展示了地方士大夫文化与民众文化接点之间的独有的叙述方法。

·鄞县县境（宁波周边）图（选自《宝庆四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