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农耕法与交通

江南的新田开发

饮食生活的改善，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发展。靖康之变二十年后，宋金第二次和议成功，江南地区复归和平。绍兴十九年（1149）刊行了一本有关农业技术的书。这就是陈旉的《农书》。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士”，无详细传记，据估计应该是苏州或者湖州，也就是今江苏、浙江两省交界一带的在野士人。比这更早的古典农书是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完整记载了华北干旱地区的农耕法，而陈旉的《农书》却作为记载江南稻作农耕盛况的史料，备受珍重。

陈旉《农书》共三卷，比一百五十年后王祯编著的《农书》二十二卷少得多，记载也比较简略。作为杭州也就是当时临安府的周边地域江南，其农耕法到了南宋末期，与王祯《农书》描写的情况应该相当接近。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守备范围，这里只来看一下陈旉的《农书》。

《农书》三卷的构成是，上卷是关于水稻耕作，占一半以上字数；中卷是关于耕牛饲养，下卷是关于养蚕。作为经济作物，江南桑叶种植很普及。我们从上述荣西的记录已经知道，桑叶不只是用来养蚕。虽然构成上分量很不均衡，但是中卷分配给耕牛，下卷分配给养蚕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当时流行一种耕牛病的危机感；二是“男耕女织”的男女分业观念。这个分业观念可以说是重视经书以来儒教知识分子的固有观念，甚至反映到皇帝夫妇举行的各种祭祀上。第三章已经记述过，徽宗就是这个观念的实践者。另外，“夫耕作，妻机织”也是地方官发布劝农公告书中的惯用句。不用说，日本江户时代理想的农民形象和明治以后天皇和皇后的形象的理念都是起源于此。南宋明州士大夫之雄楼钥伯父楼璹有一套作品叫《耕织图诗》，画有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

在唐宋变革期，江南的农耕法迎来了巨大转机。支撑大唐帝国繁荣的，开始是华北地区的小麦生产，但是后来帝国的财政重点转移到江南，利用隋炀帝修筑的大运河从江南把大量物资运送到黄河流域。南唐的小康和吴越的独立，都离不开江南生产力的恩惠。当初因为用水方便，只是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野耕作，后来发展到把三角洲地带的湿地和湖泊的一部分围起来改造成水田，这就是所谓圩田、围田。大量新田被开发，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也得到普及。

57 《蚕织图卷》（部分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治水派与治田派

到了宋朝，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出现了占城米等水稻的新品种，低地三角洲也开始被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江南中心地区的巨大湖泊太湖的治水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提案者就是那位范仲淹。他主张浚渫河川，保护已有的中小圩田。这种流派被称作治水派。相反，主张建造贯穿东南西北的水渠兼运河，国家主导围水造田的流派被称作治田派。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条约（这里的“条约”相当于“条例”）就是治田派的政策。与此对抗，旧法党差不多都是重视民力的治水派。杭州知州苏轼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后者。蔡京掌权后，作为国营事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徽宗时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作为这些政策的一环此时也出现改正的苗头。此外，北宋后期围绕黄河治水，随着政争的加剧也争论不休。

越州（绍兴府）曾经有一个鉴湖，本叫镜湖，因避讳太祖祖父赵敬，宋朝初年改称为鉴湖。估计应该是因为湖面非常清澈，因此这么称呼吧。但是，这么好的湖却因为大规模围水造田，到北宋中期几近消失。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下游利用这个湖水灌溉的耕地全部受害，无水灌溉。地方官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有名文《越州鉴湖图序》详说细述。此文是熙宁二年（1069）曾巩赴任越州通判后不久所写。当时正是王安石政权成立的时候。虽然曾巩他们都做过种种努力，但是鉴湖最终还是消失，只剩下一条运河。

同是越州，位于鉴湖西侧、面向杭州湾深部的萧山县，借鉴鉴湖的这些教训，摸索利用新水源开发新田。熙宁政策实行后，根据当地民众提案，计划引钱塘江支流浦阳江水建造人工湖。但是因各方面的利害对立，计划不能实现。到徽宗初期，计划重新被提出来，这次萧山县知县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修建成功人工湖，名叫湘湖。这位优秀的知县为何人也？他就是杨时，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徽宗时期新法党政权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强有力地推行了该政权的农地开发政策。

58 圩田（选自王祯《农书》）

到了南宋时期，背负临时首都的江南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三角洲水域的湖泊一个接一个被改造成耕地。企图利用新田开发获得暴利的“豪民”与希望保护水利公益的“公义之士”之间的冲突不绝于耳。有人认为由此产生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公共空间。

陈旉的《农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的。因此，说这本书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不如说作者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地主豪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唐代就已经把城市居民的排泄物作为肥料买卖。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施肥方法。这从陈旉的《农书》中也能看到。他推崇的肥是把草木和土蒸烧后加人粪尿。

穿梭河渠的河船

正如成语“南船北马”所示，江南以百万都市临安为首，苏州（南宋中期改称平江府）、秀州（南宋中期改称嘉兴府，现嘉兴市）等大城市每日产生的大量排泄物，通过大运河等四通八达的河渠被运送到农村各地。而农村收获的粮食、布匹、食用油等日用经济作物，也通过这些河渠被返运到各个大消费地。北宋时虽然运到首都开封距离相当远，但是河渠还是在内陆。宋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船，不是我们第九章将要介绍的海外贸易用帆船，而实际上是这种穿梭河渠的河船。河船在河渠中有时划行，有时曳行。

59 南宋农业分布图

虽说是内陆河渠专用，但是这些河船的大小却是各种各样。要复原这些文字史料不如绘画资料更形象。日本有研究人员把《清明上河图》中精确描绘的所有船都绘制成设计图进行检证。通过这些检证我们发现，这些船的结构，与我们一直以来想象的有许多不同。

宋代，特别是南方人与物主要靠船沿河渠移动。这样乘船的人也轻松。以高产诗人著名的陆游的《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作为地方官从故乡绍兴府赴任四川的旅途日记，所有旅程几乎全是用船。晚上因为要在沿岸停泊，所以如果停泊地离州城、县城等城市比较近的话，当地的士大夫就会带来诗画进行交流。第六章所说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网，可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河渠旅行建成的。苏轼被贬海南岛时往返都尽量用的是船，朱熹从建州建阳县赴任泉州同安县时，沿闽江首先到面海的福州，然后再换乘船去。他们完全没有“木板下边是地狱”那种恐怖感。这说明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值得信赖。在史书上找不到名人因船舶沉没溺水身亡的记载。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大量船舶在运河通行的样子。优先水上交通，这从架在河渠上的桥的形状就能看出。这里的桥都是“虹桥”，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太鼓桥”。这与现代社会为了汽车通行方便，让过街的行人喘着大气上下过街天桥完全一样是一个鬼主意。在来往行人气喘吁吁爬上爬下的虹桥底下，满载货物的河船悠然自得地来往穿行。

虽然如此，但是在南方城市的近郊、市内以及穿越分水岭等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动物的腿脚。牛、马、驴、骡、骆驼、甚至人力，有时当然还是行人自身。当然也使用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朱熹的家乡就面向从福建通往长江流域的山道。从浙江到福建、江西一带，是这种山间盆地相连的地区。相比之下，有四通八达河渠的平原地区，牛、马等主要用来耕地。这里也能看出陈旉《农书》的地域性。

陈旉《农书》还有一点令人很感兴趣。上卷在用十二项篇幅解说水稻农耕法后，用很长篇幅写“祈报篇”，他认为饥馑的原因是没有执行先王以来的正确仪礼。一直以来的研究认为这一部分是残存的非科学的信仰。本书的基调是要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如何高，而饥馑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话题。

60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和曳船

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是，在罗列人工技术后，又解说祈祷的效用，这种构成难道不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天人相关思想的宋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吗？宋代确实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但是与欧洲同样，并没有完全做到神人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