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西行

没有什么伟大的预兆或悠久的历史可以为大英帝国介入埃及埋下伏笔。实际上，那就是一连串的灾难。1779年6月的一天，开罗郊外的一群村民看到一个白人缓缓走近。他行尸走肉般地从沙漠走来：浑身赤裸，瘦骨嶙峋，干硬的皮肤上遍布溃疡，半瞎的眼睛呆滞无神，双唇粘在一起。后来得知他叫圣日耳曼（Saint-Germain），而他可怕的故事里就包含着未来埃及的欧洲帝国主义者们所面临的麻烦和诱惑。

圣日耳曼是法属东印度公司达卡（Dhaka）代理店的指挥官，他的兄弟驻扎在附近卡西姆巴扎尔（Kasimbazar）的代理店。1778年英法战争爆发时，两兄弟都是英国人的阶下囚，但在通常给予军官的特许之下，他们获准宣誓释放并得以返回法国。他们从孟加拉出发，乘坐挂着丹麦旗的商船“纳塞利亚号”（Nathalia）前往苏伊士。“纳塞利亚号”在那里卸下“印花布、胡椒和其他药品”的货物和乘客，他们将随车队穿过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在亚历山大港换乘另一艘船前往欧洲。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几乎每一个往来于欧洲和印度的人都会取道埃及，但在1778年，这却是一条极不寻常的路线。红海的航行艰险重重，风向也不适宜，一年有六个月刮北风，其余六个月刮西北风。另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奥斯曼当局，他们对欧洲船只在他们的水域航行，特别是如此靠近阿拉伯世界的圣城抱有戒心。实际上，就在“纳塞利亚号”出发前几个星期，苏丹刚刚下令给统治埃及的贝伊（奥斯曼帝国任命的总督），坚称：“我们完全无法忍受法兰克船只来到苏伊士。……苏伊士海注定只属于尊贵的麦加朝圣者。容忍法兰克船只在其中航行，或是对其不加理睬，就背叛了君主、宗教和穆罕默德的每一个追随者。……”

然而对于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来说，苏伊士路线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如果天气允许的话，这条路线可以把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平均行程从六个月减少到区区两个月。商业利益也不言自明。1775年，沃伦·黑斯廷斯与贝伊谈判制定了一个条约，准许东印度公司以低于吉达的关税在苏伊士开展贸易。这条路线也有战略上的优势，1778年4月，自称英国驻埃及代表的企业家乔治·鲍德温刚刚证明了这一点。鲍德温得知英法之间战火重开之后，把冲突的快讯发给印度，才使得东印度公司在与法国人的对抗中取得了重要的先手得分——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纳塞利亚号”没有打破速度纪录；在“单调而危险地航行了近五个月”后，它在1779年5月底抵达苏伊士。货物和在海上受尽折磨的乘客都适时下船，两星期后随车队进入沙漠，前往开罗。他们在凉爽的夜间骑骆驼行进，途中蜷缩在骆驼背上的篮子里小憩片刻。但在出发第一天的黎明，一队阿拉伯袭击者从沙漠上朝他们冲过来，把他们惊醒了。阿拉伯人是来掠夺和惩罚他们的：如果欧洲人违抗苏丹的命令，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袭击者旋即把车队洗劫一空，带着船上所有的货物消失在沙漠中，“纳塞利亚号”的一船人被留在那里，身上寸缕皆无。有些人设法在混战期间早早逃走，回到了苏伊士。他们很走运。还有八个人——圣日耳曼兄弟也在其中——决定徒步去开罗。

第一天，“纳塞利亚号”的一个主要投资者巴林顿上尉倒下了，同伴们被迫离开他继续前行，让他陷入了脱水而死的悲惨命运。第二天，又有两个人力竭而倒，也被抛弃了。第三天，圣日耳曼的兄弟倒下了，圣日耳曼给他留下两个将死的黑人仆人后，也离开了他，和剩下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美国译员继续前进。译员是最后一个死的。圣日耳曼独自一人踉跄着走出沙漠，一路蚊虫叮咬，皮肤被沙粒划破，饱受发烧之苦，还落魄到自己能尿出来多少就喝多少的地步。发现他的埃及人把他抬到开罗的一个法国商人家里，在苦心的护理和一名欧洲医生的照料下，他慢慢活了过来。他的痛苦经历像噩梦一样困扰着他，“始终感叹他不幸的兄弟的残酷命运，他总是以最亲切的感情爱着他的兄弟”。后来他才得知，苏伊士（那个安全的所在）距离他们开始步行的地方只有区区30英里远。

这显然是个警世寓言。“当然，这个凄凉的例子让印度的英国人再也不敢频繁出入这些国家了，”开罗的一个欧洲居民向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罗伯特·安斯利（Robert Ainslie）爵士报告这个悲剧时，得出了这个结论。安斯利本人愤怒难平：“纳塞利亚号”的商人公然违反苏丹的命令——更不用提东印度公司发布的禁止在红海进行私人贸易的命令——让他面对奥斯曼当局时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安斯利和英国外交部而言，苏丹的青睐无疑要比几个“在印度的……惹人生气的人”桀骜不驯的欲望重要得多。

然而，尽管“纳塞利亚号”的灾难阻止了很多人前往红海和埃及，却也给持相反观点的人提供了口实。如果埃及对于英国的贸易和与印度打交道都至关重要，那么，英国也应该征服埃及。这是乔治·鲍德温不知疲倦地大力倡导的立场，正是这个人在1778年把战争的快讯传给孟买，证明了苏伊士通道的便利。鲍德温多年来一直在黎凡特经营丝绸生意，积极宣称埃及、印度联合后的商业和战略潜力，以至于为了发展和倡导他的计划，从1775年起便一直定居在开罗。（在此期间，他还扮起了非官方英国领事的角色，负责照料旅行者和商人。他正是以此身份在1777年帮助了另一个在埃及和印度过境的欧洲人伯努瓦·德布瓦涅，并与其结为好友。）鲍德温的论证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外交发展上。1774年，奥斯曼帝国输掉了与俄国的一场为期六年的战争；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peace treaty of Ku¨?u¨k Kaynarca）里，苏丹在奥斯曼帝国史上头一次向敌国割让了帝国的一部分心脏地带。奥斯曼的很多省份已是半自治的性质，包括由一群马穆鲁克贝伊统治的埃及。（马穆鲁克并非阿拉伯人；他们是童年时被俘、皈依伊斯兰教的东欧基督徒或其后裔，受训在奥斯曼军队参加战斗。）如今在1774年奥斯曼帝国的让步之下，苏丹曾经牢不可破的领土似乎完全分崩离析了。奥地利、俄国和法国毫不掩饰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野心。鲍德温敦促英国也相机行事。

他说，征服埃及既有利可图又可速战速决。控制红海通道不但能大大缩短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交通——会带来各种积极的后果——而且会给东印度公司带来咖啡贸易和其他盈利生意的无尽财富。如今恰逢其时。埃及政府被贝伊之间的派系内斗搞得四分五裂，而推翻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的大致稳定无甚关系，因为这个“九头蛇般的政府”，鲍德温说，“既不是一个附庸国，也不是个独立国，虽然在名义上受制于奥斯曼帝国的掌控，实际上却是独立的”。现在正是快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如果英国不能快速行动征服埃及，法国就会抢先动手。“法国在采取任何计划时，向来把惹恼英国作为它的一个主要出发点，”他警告道，

法国拥有埃及，就拥有了通向世上所有贸易国家的万能钥匙。在这个时代的航海和商业等通用技术的启发下，她会把那里变成世界的商业中心。她会以自己的能力突然行动，把任何数量的军队在任何时间运到那里，把那里变成东方世界的敬畏之地；而到那时，英国想继续持有在印度的一切，就得仰仗法国的慈悲了。

“无论是采取公平的手段，还是通过武力，”鲍德温宣称，“掌握那条通道都是印度公司的义务，哪怕这会让他们与整个土耳其帝国开战。

当然，1779年美国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对政府中的很多英国人来说，陷入另一个战场绝非他们所愿，特别是像奥斯曼帝国这样庞大和复杂的国家。1774年后，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寻找突袭奥斯曼弱点的手段，英国的外交官却赞成支持苏丹的权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阻止欧陆的对手在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之际获得最大一份利益。（还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安斯利爵士尤其鄙视乔治·鲍德温，并将迫使鲍德温不得不逃离埃及的“纳塞利亚号”事件看作这个麻烦人物应得的报应。）何况，其他人不一定像鲍德温那样清楚，在埃及拥有一个英国立足点大有回报。虽然从欧洲向东看去，人们或许会把埃及看作穿越进入印度洋的天然地点；但从印度向西看去，又会看到其他路线，尤其是波斯湾。长期以来的印度洋贸易网络将马拉巴尔海岸与巴士拉和（比方说）阿巴斯港（Bandar Abbas）等地联系起来，1623年，东印度公司就曾在阿巴斯港开设了一个代理店；到1720年代，公司控制了海湾地区的欧洲贸易。鉴于“纳塞利亚号”灾难等事件，红海航行的危险，以及英国外交政策在奥斯曼世界的更大目标，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诸位董事不太在意在埃及建立殖民地的前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无论白厅或威斯敏斯特当局是否愿意采取行动，“纳塞利亚号”事件和鲍德温坚持不懈的计划，都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埃及不可避免地与帝国的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时期英国致力于在中东和地中海扩张的著述很少，而帝国历史上的白日梦和未遂之事——1779年英国征服埃及似乎正是如此——也很少得到关注。不过，英国在埃及的帝国利益的缘由，不仅是英国在印度及其周边建立帝国的宏大历史的一个关键部分，也很像英国起初在印度扩张时很多事态的发展：干预的目标同样从贸易全面转向征服，同样的私人动机与公共政策之间时而尴尬的关系，同样的土著当局与幕后的欧洲势力之间出于利害关系的联手。最重要的是，英国在埃及的干预史是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显示了英法对抗如何催化了商业利益，并将其转化成公开竞争的推动力。

鲍德温关于法国人的警告有点儿耸人听闻，但那些警告也是先见之明。1770年代末，埃及开始在法国扩张主义者的想象中变得突出起来。1785年，一支法国代表团与奥斯曼帝国成功达成一个协议，法国获得了在红海贸易的前所未有的权利。一些英国高级官员这才开始警觉埃及路线的商业和战略意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他是国会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东印度公司事务。1786年，乔治·鲍德温在邓达斯的资助下返回埃及，这一次他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鲍德温先生的开罗府邸的伟大目标就是开启从埃及去印度的交通。”邓达斯说。除了为东印度公司商定贸易条约之外，鲍德温还受命“持续留意法国人的行动”。

鲍德温密切关注他讨厌的对手。“我会像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观测维苏威火山一样密切关注”埃及的政治局势，他说，“倾听它地下的抱怨，并了解它的症状。我一点儿也不怕它”。“他们知道埃及的价值，”1787年，鲍德温在给邓达斯的信中把法国人写得很阴险，“如果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无法阻止土耳其帝国的毁灭，难道他们的敏感触觉，他们的民族信仰会阻止他们参与其中吗？我强烈怀疑，阁下，他们可不会只看看热闹。……我相信他们决心已下。”他大概自己都想到他已经无限接近事实真相了。征服埃及的计划早在1672年便已在法国曝光，当时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给路易十四写了一份建议书，敦促他采取行动。当然，法国是一个地中海国家，一直都被束缚在那片海岸地区的贸易和文化逆流之中。1770年代，鲍德温在开罗定居时，是出现在埃及的为数不多的英国人之一，也是那里有史以来第一位被任命的英国领事。另一方面，法国人自从17世纪以来一直与埃及维持着稳定的外交关系；在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罗塞塔（Rosetta）经营着代理店；还在这个国家历史悠久的小社区里生活，社区配有一个法国面包师以及几位耶稣会会士和方济各会行乞修士。与多少有些业余的鲍德温相反，法国社区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名叫夏尔·马加隆（Charles Magallon）的普罗旺斯商人，他从1760年代便在埃及生活，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还与很多高官交好；他的妻子本人就是个惹人注意的人物，还是穆拉德贝伊之妻的密友。

鲍德温几乎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个公开鼓吹英国入侵埃及的人，但从1774年到拿破仑1798年的远征这段时间，至少有十几个人向法国政府正式提议征服埃及，历史学家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严肃地调查过这些计划。这些计划是由军官、领事、商人和独立企业家起草的——其中有些人受到了法国国家的公开资助——如今可以在法国海军、陆军和外交部的档案馆查阅到它们，这本身就表明它们的官方读者人数众多。最详细的计划是由出生于匈牙利的弗朗索瓦·德托特（Fran?ois de Tott）男爵拟就的，他是苏丹穆斯塔法三世的前军事顾问。1777年，德托特受法国政府派遣，正式巡察地中海东部的各家代理店。他还受命为将来的法国入侵埃及秘密收集情报。（他后来被告知要掩藏真正的使命，告诉别人他是“为科学院做天文观测，研究自然史、珊瑚和石珊瑚，以及你能想到的随便什么可信的借口”。）他和他的助手德拉洛纳骑士（Chevalier de la Laune）画了地图和海岸轮廓，在亚历山大港的港湾测了水深，还评估了埃及的防御工事。和很多计划者一样，德托特也主张在苏伊士挖一条运河。

在法国殖民战略家看来，作为他们在“七年战争”后失去的北美殖民地的替代品，埃及具有特殊的吸引力；1769年，舒瓦瑟尔公爵就向路易十五明确概述了这个理由。他们认为，埃及农业潜力巨大，适合种植大米和小麦以及宝贵的甘蔗和木蓝等经济作物。然后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只需看一眼埃及的地图，看看它的位置与欧洲、亚洲、非洲和印度的关系，（就会发现这是）全世界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德托特指出。他和其他人都认为，如果法国拥有了埃及，那么英国在印度占上风就不再重要了，因为通过埃及，“法国可以独家获得印度的所有贸易。……我们无须使用武力，就可以给予印度致命的一击”。这是和平时期讨论的内容。英法战争爆发后，埃及则被视作袭击英属印度的跳板。

然而在法国规划之时，英国却在熟睡。不但鲍德温的敦促被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听而不闻，就在1793年英法开战的几天后——正当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应该给英国留下深刻印象之时——外交部却致信鲍德温，关闭了领事馆。撇开英国的东方政策、埃及的地理和文化距离等问题不谈，英国官方的关注从来没有聚焦到埃及的帝国价值上来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个原因便是乔治·鲍德温本人。鲍德温一方面送回了关于法国部署的准确情报，另一方面却偏爱提出一连串越来越荒谬离奇的话题。比如说在1791年7月，他致信邓达斯，说他奇迹般地治愈了腺鼠疫。他保证道，用橄榄油给鼠疫患者按摩，他们立刻便会精神焕发。（鲍德温显然笃信橄榄油的疗效，他后来建议自己的朋友伯努瓦·德布瓦涅“不时喝上满满一勺上好的橄榄油”就可以治愈气喘病。）他还给肠胃胀气、耳聋、感冒和“跛足”开出了疗法。从1795年到1797年，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他亚历山大港的大宅子里记录一个名叫切萨雷·阿韦纳·德瓦尔迪耶里（Cesare Avena de Valdieri）的意大利催眠术师“富有吸引力的梦境”，并在后来予以出版。（德瓦尔迪耶里显然是个骗子，一个19世纪的读者在大英图书馆的一本鲍德温著作的边缘用铅笔写下：“大家应该知道，他把鲍德温口袋里所有的钱都吸到自己口袋里了。”）

鲍德温根本没有收到1793年外交部通知他关闭领事馆的信。实际上，他在四年之后才通过一份副本得知，他的办事处早已结束了。（这是当时通信不可靠和缓慢的另一个证明：虽然他已经注意到自己没能拿到薪水，但他显然没有多想，大概也完全可以通过贸易或其他手段来维持生计。）那时，也就是1797年末，鲍德温生病了，打心眼里对这一切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被迫放弃自己的岗位、财产，以及大部分的关系往来，离开这个国家，去他处寻找活命的机会。”1798年冬，他离开埃及前往意大利。但这是个最糟糕的时机，鲍德温所有的预言都很快便以最肆意的方式得到了证实。法国在埃及不再仅仅是探讨、研究和计划了。策划时期已过，入侵的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