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坚守

“我的好友，听说你在一位年轻迷人、和蔼可亲的伴侣身上发现了宝藏，我简直再高兴不过了。如你所说，她拥有最佳的品质，也如你所说，她出自如此体面的家族，你很高兴，我的好友，我打心底里祝贺你。……”1799年夏末，克劳德·马丁致信伯努瓦·德布瓦涅恭喜他结婚。但马丁一定也心情沉重。就在一年前，他还那么自信地认为他的朋友很快便会回到印度，还吩咐德布瓦涅给他带来“大约一两千件精巧有趣的欧洲物品，不必太值钱，但量一定要大” ，并得意地建起一座“共济会小屋”，“等你来了，可以在我的新城堡里招待尊贵的大人物”。如今，虽然马丁仍试图劝说德布瓦涅回来——“你永远都会得到我张开双臂的欢迎，无疑还会荣任印度斯坦的司令，这里的卢比会像雨点一样落入你的手中”，但他知道德布瓦涅的婚姻实际上表明他不可能再回来了。德布瓦涅走了。波利尔死了。而马丁却独自一人坚守在勒克瑙。

1780年代那个生气勃勃的国际大都市勒克瑙消失了。多年来，马丁一直说要离开这个他现在整日牢骚满腹的地方：曾经宾朋满座、充满回报之地，如今似乎是偏僻的乡下，既不舒适，也不时髦，相伴的只有“黑人”和一度繁荣的欧洲社交圈的残余。（虽然“我身边总有一位女主人作伴”——他的小姐布洛内，他昵称她为利斯——“我和我的女人度过了一些宜人的时光”。）到1790年代中期，随着马丁年届七十，他的密友纷纷离去，健康状况也急转直下。1797年，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去世了，这再次提醒他生命有涯，大概也是马丁所熟悉的勒克瑙世界发生的最大转变。然而，正是在那些孤独和变化的岁月里，马丁开始了他最后、最大，也是最矛盾的自我塑造之举。他决定死后也要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是勒克瑙的一位英国绅士。克劳德·马丁就像现代翻版的法老一般，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

或许是波利尔突如其来的暴毙才使得马丁以如此科学的精准来为自己准备后事。“当我死后，”他在一份无微不至的详细遗嘱中如此写道，

我认为我会死在勒克瑙……我的要求如下：我的尸体可以用盐、烈酒，或防腐药处理，然后置于用我仓库里的铅板制作的铅质棺材里，再把这口棺材放进两英寸厚的木板制作的黄檀木外椁中，把整副棺椁埋在我的纪念馆墓穴里，或是在莱克帕拉的称作康斯坦蒂亚宫的宅子墓穴里，在东北角的圆形小房间里建一坟冢，离地面两英尺高，将棺椁埋于其内，墓上覆盖一块有铭文的大理石碑……

自然，墓志铭如何措辞他也自己拟好了：“少将克劳德·马丁，1735年1月（5日）出生于里昂，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来到印度。他于某年某月死于某地，葬于此墓。为他的灵魂祈祷。

但马丁的这一行简短自传在好几个方面都有误导性。首先，他也许的确“出生于里昂”，但他在1760年背弃了对法国的忠诚，从那时起一直自认为是英国人。1785年，他要求归化为英国臣民。当他谈起回欧洲时，脑海里想的是英国而非法国。“欧洲当然是享受生活之地，”1789年他写信给奥扎厄斯·汉弗莱说，“对于我来说尤其是英国。除了在英国，我没有其他的朋友和熟人，而且”——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声明——“我在英国人中间度过了如此漫长的时光，完全可以说自己是个英国人了。……”其次，如果马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来到印度” ，他后来在那里获得了一个王公的金钱和地位。马丁聚敛了超过40拉克卢比的财富，将近50万英镑，不仅成为印度最富有的欧洲人之一，而且很可能也列于英国富豪榜。读到他这篇简短碑文的人，眼前即是他的财富和白手起家的社会地位的铁证。因为他自己设计的“此墓”简直就是一座宫殿：位于勒克瑙东南乡间的康斯坦蒂亚宫，“我起初建造这座宅邸的理由是想把它建成我的坟墓或纪念馆”。这才是克劳德·马丁想让世界看待他的方式。

康斯坦蒂亚宫像它的建造者一样：毫无谦逊之处。这座宅子在规模、概念和风格上均可轻易与英国同时代的宏伟庄园相媲美。在个性上则将那些庄园远远抛在身后。庭院里装饰着雕像：斯芬克斯、摇头的满洲官员，还有张着嘴的狮子（这是对马丁的出生地里昂开的玩笑），它那灯饰的双眼在夜晚闪烁着红光。延伸开去的柱廊环抱着一大片开阔的绿地，缓缓而下，直至戈默蒂河畔。宅子后面是马丁自己的工厂铸造的一排加农炮，其中包括“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气势汹汹地冲着蒂普苏丹1792年在塞林伽巴丹建造的要塞。如今它面对着观赏池上升起的一根高大的凹槽柱。站在康斯坦蒂亚宫四楼穹顶的拱门下，或许能看到远处的一丝印度风情——低矮的橙色薄雾中的棕榈树或细高的宣礼塔。但你必须要仔细去找。

马丁也许孤独，但他绝没闲着。每天早晨，他骑马出城督查工程的进度。每天傍晚，他在饱餐之后会乘坐马车再去工地查看一遍。“我认为那座建筑改善了我的健康，让我得到了大量锻炼。”他开玩笑说。他把自己的油画挂在宅子的画廊里，总算有个合适的地方来挂他的大约70幅欧洲油画和至少同样数量的印度艺术家创作的欧式风格作品了。他从自己充栋盈车的市内宅子费尔哈特·巴克什宫里，把大约5000册图书搬进他优雅的新图书室。他在康斯坦蒂亚宫里还为他的科学仪器，以及多年来积攒的所有古董都预留了房间。客厅装配了韦奇伍德式的檐板、巨大的垂直推拉窗和大理石地板；他还用枝形吊灯、镜子、精美的地毯，以及戈布兰壁毯来进行装饰。在房外的地面上，马丁最终把他的蒸汽机投入运行，为舞蹈喷泉提供动力。他还设计了一个欧式花园，请德布瓦涅给他寄来各类种子，“覆盆子、各种草莓、大醋栗、小红白醋栗……洋葱……郁金香、风信子、毛茛……杏、桃、欧洲栗……刺苞菜蓟、蒜叶婆罗门参，以及本地没有的其他种子”。康斯坦蒂亚宫“会让我长期逗留，也许直至生命尽头……”马丁高兴地说道，“或许我能高兴地看到它的完工，听到人们对它的赞美，就像他们赞美我现在的宅子一样”。

康斯坦蒂亚宫，克劳德·马丁最后的隐居之地

毫无疑问，康斯坦蒂亚宫是马丁的白手起家故事的壮丽宣传。它之于马丁，正如克莱尔蒙特庄园之于罗伯特·克莱武：是建造者浩瀚的财富、品味、地位和天赋的持久证明。一位文物行家、收藏家和建筑师，一位英国绅士，一个启蒙时代的人物：克劳德·马丁不但自己做到了这一切，还更上一层楼，他的宅邸便盛气凌人地向世人公布了这一点。但这一切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因为如果马丁如此执着于活得像个欧洲绅士，还急于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何不去欧洲，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绅士？他有足够的养老钱，他没有子嗣，在那里还有很多朋友和关系。

某些答案一目了然。对于马丁来说，在1790年代回法国已经绝无可能了。1795年的波利尔之死把大革命的危险和破坏性变成了令人痛苦的关注焦点，马丁也“深受其影响”。英国就是唯一实际的可能了，然而那里也存在着明显的障碍。一方面，和所有的纳勃卜一样，马丁担心如何把钱汇回家，这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是件难事，如今因为欧洲的战争和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死后阿瓦德的分裂，而变得难上加难了。再说谁也无法保证英国不受那些年逐渐蔓延的激进主义的影响，或者能够抵挡住法国的全面入侵，1798年，人们普遍担心法国入侵（某种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鉴于“这个时代的野性……（以及）欧洲各地的动荡不安” ，马丁的朋友们建议他留在勒克瑙，这无论是在财务上还是个人安全上，显然更安全。此外同样，尽管马丁自称是生活在勒克瑙的英国人，在伦敦生活就难得多了。他有个法国人的名字（虽说很容易英语化），他的血统众所周知，他的英语磕磕巴巴，口音极重。德布瓦涅或许已经告诉过他，法国人想要融入英国社会，现在绝非最佳的时机。就连勒克瑙的一些英国人也尖刻地暗示要在他们中间“抛弃法国人”。

所有这些因素——混乱、战争、波利尔之死、德布瓦涅的失望——显然都会鼓励马丁留在勒克瑙。马丁必然在这些因素上又加上了一个，那是能解释他为何早在1792年便开始规划其陵墓的唯一原因。因为克劳德·马丁了解他的朋友们所不知道的事：身外之物是带不走的。他自诩为勒克瑙的英国绅士，就像安托万·波利尔成为莫卧儿贵族，或伯努瓦·德布瓦涅成为马拉塔军阀一样，牢牢地扎根于印度。马丁在勒克瑙获得了社会和经济上的自由，这才得以仿效他羡慕已久的欧洲生活方式。然而他不过是个仿制品而已。基于白手起家的财富、法国血统，以及印度的机遇，这种复制品根本无法与地道的身份相媲美。总之，尽管他的理想抱负直指欧洲，他在勒克瑙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却根本无法移植到那里去。甚至在波利尔和德布瓦涅的例子证实这一切之前，克劳德·马丁的内心深处一定明白，带走他的勒克瑙身份是不可能的。

对于马丁来说，留在勒克瑙是个艰难的决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但他还是安慰自己说这是个正确的决定。至于人们嫉妒他的财富，或是敌人在他背后嘟囔那些诋毁人格的谣言，“这都没有什么” ，他对德布瓦涅说：

“我死后就是世界的末日”。无论如何，我都会尽量留下足够的财产，让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有一席之地，我们都要回到那里去的，因为我们都不过是世上的过客，尽力住在最好的房子里，过上力所能及的最好生活，做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事，同时心安理得。

他就这样宽慰着自己，并继续建造他的宅邸。

但他很不舒服。他是个备受折磨的将死之人，忍受着性病、前列腺肿大和膀胱溃疡的三重痛苦。疼痛时而极度发作，他每个小时都会在痛苦中醒来，疼得几乎要发疯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这个声名狼藉的不虔诚之人，却在最后的时刻唤来神父。但这个老罪人过去曾回避和侮辱过邦东神父，如今神父以牙还牙，拒绝来到马丁的临终床前。1800年9月13日晚上，克劳德·马丁作为一个未经忏悔的天主教徒，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和他生前一样，他到死都身份不明。

按照他的指示，他被葬在自己宅邸的深处，遗体上覆盖的铭文也正如他起草的那样。最终，那就是他的回报。坚守勒克瑙给马丁带来了一种罕见而无价的奢华享受：自撰碑文，自建坟墓。在人性与傲慢、法国性和英国性这些孪生讯息中，在印度的核心地带盛气凌人地再造欧洲的举动里，克劳德·马丁向世界展示了他所成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