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遗产

“我死后就是世界的末日”：马丁的话恰如其分。他所熟悉的那个繁荣混居的勒克瑙完蛋了。1798年初，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去世六个月后，东印度公司粗暴无礼地驱逐了充满敌意、据说精神失常的纳瓦卜继承人瓦齐尔·阿里（Wazir Ali），任命了他们偏爱的候选人，阿萨夫同父异母的兄弟萨达特·阿里汗（Saadat Ali Khan）。阿萨夫把欧洲元素混入了基本上属于印度-波斯的宫廷文化，而在加尔各答接受英国人抚养教育的萨达特·阿里却希望以直接的同化取而代之。新的纳瓦卜穿着本色布的马裤和天鹅绒的骑手上衣，会说一些英语，“任何人拿他与威尔士亲王相比都会让他心花怒放”，还养了一群印度最好的猎狐犬。1803年，瓦伦西亚子爵和他在勒克瑙共进晚餐，吃的是萨达特·阿里的法国厨子准备的法式大餐，用最精美的欧洲盘子和水晶杯端上来，还有一支英国军乐队奏乐助兴——“场景非凡，与我想象的亚洲礼仪全然不同，”子爵说，“以至于我几乎无法说服自己这一切不是一场化装舞会。

当然，那就是一场化装舞会：公司对阿瓦德的经济、军事和政策控制都更胜以往，起初只是幕后操纵，后来越来越明目张胆。回想起来，似乎是从萨达特·阿里开始，公司就和纳瓦卜携手踏上了他们自己的毁灭之路。1801年，公司彻底强占了半个省。18年后，又怂恿纳瓦卜加齐·乌德丁·海德尔（Ghazi ud-Din Haidar）自我加冕为至高沙阿（padishah），与莫卧儿皇帝彻底决裂，实际上是公开与英国人结盟。1856年，公司吞并了阿瓦德的其余部分，这是诱发1857～1858年印度哗变叛乱的关键一举。哗变的最初也是最野蛮的行动正是发生在勒克瑙，在这个东西方融合程度曾一度几乎比亚洲任何其他角落都高的地方；勒克瑙的英国人定居点废墟如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像昔日的一副残骸，让人想起那暴力的一年。哗变之后，公司被英属印度的直接统治所取代。纳瓦卜首府的大部分建筑都消失了，因为英国规划师将这座城市骚乱频发、疾病盛行、腐败而堕落的街巷全都夷为平地。

当然，那一切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但1800年马丁的死恰好发生在一个坎上。他死在英国、欧洲和印度之间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边界相对还可以相互渗透的一个时代的结尾。他自己的多层次形象——自称英国人的法国人，生活在半独立的莫卧儿省份里——是下一代人很难做到或容忍的。（回想一下，瓦伦西亚子爵曾尖酸刻薄地指责他是个暴发户。）马丁之死也与一个大英帝国扩张的重要过渡时刻不谋而合：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以及埃及和印度等帝国舞台上上演的英法冲突。就像波利尔和德布瓦涅亲身经历过的那样，这种新的帝国和全球战争让某些形式的跨界变得更难，也更罕见。回到欧洲后，他们发现自己在印度拼凑出来的形象，并不能工整地映射回欧洲社会和国界之内。他们本是“归”国还乡，却成了陌生国度的异乡客。

这三个人所经历的损失和妥协，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宏大历史场景有何启示？他们的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却有助于理解普通人被卷入远比他们宏大得多的事件之中无力脱身。然而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在他们的世界留下了痕迹。他们都留有遗存。他们留下了收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可以追踪到英国、欧洲、印度和帝国之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如何相互影响的某些变化。

第一个要考察的遗产极其实在，通过安托万·波利尔的命运来探讨最合适不过了。藏品运到欧洲后发生了什么？主人死后，它们的下落如何？

在某种意义上，和波利尔本人一样，回到欧洲对波利尔的手稿藏品而言也是一场灾难。手稿被带出印度莫卧儿帝国后，就失去了起初曾刺激波利尔买下它们的社会价值；这肯定是他本人对它们失去兴趣的部分原因。波利尔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有一个亲戚，也就是他的堂妹玛丽，对他那些奇怪的印度文件视若珍宝。即便如此，他的收藏也像很多其他人的收藏一样，在他死后散佚四方。大多数时候，收藏家的继承人会因为无法解读手稿所用的语言而认为它们“无用”，因而藏品存在“被忽视的危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印度，最终绝大部分都消失了”。“这一文化损失”如此常见，以至于东印度公司本身在1798年决定介入，成立了一个“（英国）东方文件公共仓库”。

1801年，后来改称印度博物馆的“东方库”在公司的伦敦总部利德贺街对公众开放。这是帝国收藏史上的里程碑：是英国（大概也是全欧洲）第一家专门致力于非欧洲藏品的机构。在一个层面上，博物馆是正在死去的一代收藏家的机构继承者；例如在成立的头十年里，它就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收入了约翰·伍姆韦尔、理查德·约翰逊和沃伦·黑斯廷斯收藏于勒克瑙的大量手稿。但它又不止于此。公司希望“通过这样的收藏” ，印度文学“仍可以在这个国家保存下去，哪怕因为时过境迁或者人们对它失去了兴趣，它会部分丧失原有的地位”。如今，人们普遍呼吁保护，但这种说法在当时还很新奇。公司任命自己为印度文学传统的监护人，把自己用莫卧儿的斗篷包裹起来，以不同的化身假装成赞助人和保护者，直至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末日来临。

18世纪几乎所有的印度手稿收藏家都曾亲身在印度生活过。这种情况也在变化。在佳士得，自1766年公司成立，直到1800年为止，没有卖出一件“东方”手稿的藏品。但是单在19世纪的头十年，该拍卖行就卖出了三件重要的印度手稿藏品。这种市场活动的突然爆发，既表明有新的供应源——去世收藏家的遗产——也表明有新的需求。那时，欧洲正在形成一个“东方通”的圈子。其核心人物是东印度公司的前官员，比如梵语学者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或亲波斯人士威廉·乌斯利（William Ouseley）爵士和戈尔·乌斯利（Gore Ouseley）爵士兄弟。但它也包括与印度没有个人联系的审美家和年轻的浪漫派，比如作家和狂热的收藏家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他铺张浪费的新哥特风格宅邸丰特山修道院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自我塑造声明。贝克福德实际上买下了安托万·波利尔的一些画集，此举相当合适，因为他也在进行一种世界主义的融合：把家族在西印度群岛的食糖财富变成东方古董的收藏。贝克福德是一种新式帝国收藏家，他使用帝国的金钱购买帝国的物品，却无须离开帝国的首都伦敦。

利德贺街上的东印度大楼。1801年，印度博物馆在此地开放

实际物品——武器、金属制品、珠宝、纺织品、雕刻品，诸如此类——和手稿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将两者区分开来。前者往往是作为个人纪念品带回来的，一般仍旧保存在私人家族手中。（例如罗伯特·克莱武的收藏，如今在其继承者的家波伊斯城堡里展览；而德布瓦涅的家族拥有伯努瓦的很多武器。）但手稿大概都传进了图书馆或印度博物馆等“公共”领域。因为那些收藏分散的范围很广，也被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了分类。波利尔本人收藏了各种语言的手稿，在“印度教”和“穆斯林”手稿之间未做明显的区分，在他死后，他的大部分梵语手稿都留在欧陆，而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手稿则被送入了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供未来若干代印度政府官员研究之用。一旦分开，特别是按照宗教和语言划分，波利尔建立的收藏，他在阿萨夫治下的勒克瑙通过自己社交圈子收集统一起来的收藏，就永远消失了。

勒克瑙一代的第二项遗产与人性有关，德布瓦涅的命运以令人心碎的细节透露出这一点。忠心驳杂之人一旦回到欧洲会有怎样的下场？而陪伴他们的人又会怎样？

1802年，英法缔结《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后，伯努瓦·德布瓦涅设法回到了他钟爱的“萨伏依雪山地区”。他在逾30年后回到尚贝里，此时他不是离开时的莱沃尔涅了，而是名利双收的德布瓦涅将军，还在俯瞰比松龙（Le Buisson Rond）小镇的山上给自己买了一座芒萨尔式屋顶的宏伟的灰色宅子。然而他与那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四个世纪以来，萨伏依一直是个独立的公国，如今却事实上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792年被革命军入侵、占领和吞并。1803年，英法恢复敌对后，德布瓦涅再次被搞得措手不及。“英国的博伊恩将军”（法国报纸如此称呼他）用英国护照来到巴黎，很可能会遭到羁押。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如何逃过了逮捕。但自由的代价是与萨伏依的法国首脑们互相勾结，或者至少谣言有此一说。1803年，据说拿破仑写信给这位老兵，请求他协助领导一支法俄联军入侵英属印度。消息很快传到了印度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那里，说“德布瓦涅先生……如今是波拿巴的头号亲信。他经常出入圣克卢宫（St.Cloud）。原因和理由留待阁下判断”。伦敦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诽谤攻击“法国人”德布瓦涅。德布瓦涅从未见过拿破仑，但此事的寓意昭然若揭。被战争分裂的欧洲无法忍受效忠于多方。在英法开战时，显然不可能既是英国人又是法国人。只有到1815年重新建立了萨伏依王朝后，德布瓦涅才再次以萨伏依人的身份——1816年后又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授予他的伯爵身份——游走于两国之间。

在国内，德布瓦涅1802年回到尚贝里也并非圆满无憾。阿黛尔没有随行，这对双方都很合适。但他在比松龙倍感孤独，思绪常常会回到他留在英国的第一个家庭。他通过共同的朋友时刻了解他们的行踪，还不定期地和努尔通信。“海伦·本内特”——她有时被称为“贝谷姆·本内特夫人”（一个以数种语言书写的奇妙头衔），或干脆被称为“贝谷姆太太”——如今靠一笔250英镑的年金生活，住在德布瓦涅在萨里郡为她买下的一幢房子里。本地社交圈子认为她是德布瓦涅的正妻。又名巴努·詹的安是个漂亮女孩，“虽然是印度母亲所生，但眼睛的颜色非常美丽”，她在汉默史密斯的巴克夫人的学校念书。查尔斯，也就是阿里·巴克什，是个高瘦的少年，在赫特福德郡的圣埃德蒙公学勤奋学习。1804年，安15岁时，德布瓦涅决定把她带出国和他一起生活，让她理家。那年9月，她乘船前往荷兰，又向南穿过比利时，和父亲在巴黎会面。他们分离至少两年了，也许长达六年。他再次看到女儿，喜出望外。

但安从布鲁塞尔便一路生病，尽管父亲立刻带她回到他在巴黎郊外的博勒加尔庄园，“她总算到了……却只能上床休息，直到12天后死在我怀里”。德布瓦涅痛不欲生。他诅咒自己的自私：“如果我考虑到她的幸福而不是我自己的话，她现在就还会活着。……她很快乐，但我再也不会幸福了。”海伦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我不知道该如何写下我的不幸，”她说，“我想你的确是像我一样爱她。……她很快乐，是个天使，在天堂里为我们祈祷。”这对父母跨过将他们隔开的多重障碍，分享着无法言说的悲痛。

德布瓦涅又过了十年才终于再次越过海峡。在这些年里，查尔斯长成了一个既有能力又有目标的年轻人，他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他常去萨塞克斯郡看搬到那里去的母亲；有时还写信给父亲，只是常常会因为很长时间收不到回信而颇感不安。当1814年和平再度降临英法两国时，德布瓦涅叫查尔斯来与他共同生活。1815年夏初（就在拿破仑准备在滑铁卢迎战英国人的时候），22岁的查尔斯·本内特在布洛涅（Boulogne）上岸了。德布瓦涅上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不到十岁的男孩。这个上前来跟他打招呼的年轻人看上去极像他的父亲：高大，一样的长鼻子，瘦得像一道裂缝，还有瘦削高耸的颧骨。但父亲的头发银灰稀疏，儿子却是满头黑发。他的肤色是明显的褐色，言谈举止就像一位年轻的英国绅士。

1816年，德布瓦涅正式赋予查尔斯合法权利，让他成为不断增长的德布瓦涅庞大财产以及新的家族伯爵头衔的继承人。同年晚些时候，查尔斯与萨伏依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联姻了。1830年，80岁的德布瓦涅入土时，对其子在财富、社交和宫廷中的前途充满信心。他留下来的金融帝国从意大利到丹麦，一直延伸到美国，在多个国家拥有地产，在萨伏依极具影响力，还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如此说来，他本人的混合身份合而为一，与他的继承人一起，总算获得了一个单一的身份：萨伏依贵族。

德布瓦涅的另一部分生活也是通过查尔斯才无意间水到渠成的。阿黛尔对她丈夫的鄙视与日俱增，却对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继子很有好感，实在令人吃惊，在查尔斯的一生里，他们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本人在复辟时期的巴黎主持过一个星光闪耀的沙龙，并留下了她自己的遗产《德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在这部观察敏锐的两卷本著作中，她对她所憎恶的丈夫几乎一字不提，也完全没有谈到她半印度血统的继子。）然而，查尔斯与他的亲生母亲却渐行渐远。海伦·本内特留在英国，住在圣伦纳德森林一条林间小路尽头的乡间小屋里。她被人称作“黑女人”，抽水烟筒，定期参加弥撒，比她的儿子还多活了几个月。1853年，她在81岁时去世，像一个好基督徒一样埋在教堂的墓地里。但与众人不同的是，她的墓地向着南方。她的本意是面向东南，朝着麦加的方向，暗示她穆斯林和印度人的出身吗？还是声明放弃那些，像她生前那样，死后也回避东方？

人们禁不住要把伯努瓦·德布瓦涅的鼎盛时期看作波利尔悲剧收场的“要是如何又会怎样”的重写版。波利尔试图以贵族和法国人的身份生活，却遭到谋杀；德布瓦涅熬过了革命和战争，最终取得了成功，既获得了头衔，也获得了其祖国萨伏依的国籍。但更真实的比较或许不在他们的生活，而在于他们的遗产：德布瓦涅的家庭和波利尔的手稿收藏。德布瓦涅的家庭在很多方面和收藏一样，在欧洲颠沛流离，四分五裂：海伦在英国离世，安死于法国，伯努瓦和查尔斯最终的归宿在萨伏依。每一个人也都被归进了新的类别。至于德布瓦涅本人，回到欧洲意味着要应对他彼此冲突的野心和对英国、法国、萨伏依及印度的忠诚。这意味着可能会失去自由和幸福；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不得不一再妥协。如果他是成功的典范，那么说到底，和波利尔的故事一样，这也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世界性时代所引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克劳德·马丁的遗产来加以考察。留在身后印度的是什么？

在马丁死后那几个月里，在忠实的约瑟夫·凯罗斯的监督下，一队职员在马丁的两座大宅费尔哈特·巴克什宫和康斯坦蒂亚宫的房间里四下搜寻。他们的任务是为所有东西开列清单，这真是个冗长而耗时的任务。他们检查了每一口箱子，打开了每一个抽屉，查看了每一层架子，以斜体墨迹计数、描述并记录，那一长串物品名称简直看不到头。他们在大约六个月后最终结束了这项工作，所列的清单长达76页。这份清单如今仍保留在档案馆里，像是马丁一生的资产负债表，也像是各种物品的传记。我们对他铺张浪费、兼收并蓄的巨大收藏的命运知之甚少——除了常见的散佚故事之外，一无所知。大多数的收藏都包装起来送去加尔各答，在那里由城市的一流拍卖师威廉·塔洛（William Tulloh）负责卖掉了。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为他的新总督府买下了马丁的枝形吊灯和镜子，马丁的很多财产也可能最后流入了非欧洲的家庭。在勒克瑙，纳瓦卜萨达特·阿里汗因为费尔哈特·巴克什宫“非常宽敞的闺房”而买下了它。克劳德·马丁的物质世界就这样消失在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的沙龙中。

当然，康斯坦蒂亚宫保留了下来。这座宅邸按照他的设计完成了，他的遗体也葬于其中；墓地由“两位毛拉（每月20卢比）或一位神父（每月50卢比）”（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例子）和四座印度土兵石膏像负责管理。而他对这座宅子还另有规划。马丁从未有过子嗣，但他却希望能有个继承人——或者说继承人越多越好。他决定把康斯坦蒂亚宫变成“有志于学习英语和基督教教义的年轻人的一座学校或公学”。他在遗嘱里捐钱建立三所中学：一所在勒克瑙的大宅里，另一所在加尔各答，第三所在里昂，三所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马蒂尼埃中学（La Martinière）。加尔各答和勒克瑙两所马蒂尼埃中学的学生们都学习英语和波斯语，并由穆斯林毛拉和天主教神父负责照料（就像马丁的坟墓一样）。每年的9月13日，学生们举杯纪念马丁。他的遗产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说明并非所有的融合都随19世纪而去。就连他这样一个移居国外并归化英国之人，在遗嘱中也没有忘记写下出生的城市和法国的亲属。他奢华的欧式大楼依然矗立在勒克瑙郊外，那里的印度学生和加尔各答的学生仍在继续接受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英语教育。

然而，如果说如数代归国者发现的那样，身为“印度人”在欧洲处境艰难，那么像克劳德·马丁那样——法国血统，选择做英国人，采取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身为“欧洲人”生活在印度，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马丁的勒克瑙形象部分取决于这位举止优雅的绅士宽泛的欧洲背景，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差别无甚意义可言，也无关紧要。但印度和欧洲一样，1789年之后，英法的敌对和战争把欧洲人分成了对立的阵营，对峙的势头有增无减。马丁坚守印度，逃过了德布瓦涅被困在伦敦的法国公民和困在巴黎的英国臣民之间的荒唐境地。他设法始终保持在两者之间。他的很多说法语的同辈却做不到这样。

在马丁死时，遍布整个次大陆的欧陆人都像他一样，在为印度诸王公服务。英国人也是一样，仔细研读德布瓦涅的军官名单便可发现；还有爱尔兰人，如著名的冒险家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以及海德·扬·赫西（Hyder Jung Hearsey）和詹姆斯·斯金纳（James Skinner）等英裔印度人。但公司在英法战争背景之下的扩张对欧洲人和印度土邦之间的关系施加了压力。公司邀请英裔印度人和英国“变节者”回到它的军队里来之后，它越来越怀疑军队以外的欧陆人，常常给他们贴上“法国人”的标签。在海得拉巴，尼扎姆的步兵在法国人雷蒙挥舞的三色旗的率领下前进。在北印度斯坦，德布瓦涅的马拉塔军队继续在法国将军佩龙及其欧洲人下属的指挥下训练和战斗。最显眼的是在迈索尔，萨伏依人训练的军队为蒂普苏丹而战，蒂普苏丹成功地适应了欧洲人的军事和立法技巧，使他成为英国在南印度扩张中最危险的对手。

18世纪末，焦虑的英国当局认为所有这些势力都是亲法的，特别是蒂普苏丹。但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朋友和敌人之间划清界限的绝不止公司一家。来自法国的战斗口号也震耳欲聋：印度军队的法国军官和老兵都受邀用他们的经验和资源来与公司为敌，有些人还是自愿前来。无论拿破仑是否游说德布瓦涅协助1803年入侵印度，法国人的确制订了这样的计划：在印度现役或退伍的法国士兵都是现成的，其中很多人都准备帮忙。总之，在克劳德·马丁和他的朋友们的那个时代之后，留在印度的欧洲人社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以国家和文化的界线被彻底改造，更广泛的欧洲人与印度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贯穿所有这些生命和遗产的是一个单一的主题。每一个故事都表明，形成于18世纪末的混杂、融合与协作是如何在19世纪分解成新的类别的。藏品如此。当跨文化的收藏被取代或散佚，它们就会以新的主题重新组合，落入新人的手中。人也一样。当集各种效忠于一身的人继续前进，进入新的背景时，他们就会被迫做出选择，抛弃或改变其混杂的身份。不妨说，这同样适用于国家。英法两国间的战争以新的强度延伸到亚洲时，本土势力和其中的欧洲人围绕着战斗人员，以前所未有的鲜明和清晰立场缔结了同盟。调整发生在18世纪末，其爆发的地点在印度洋的两侧：埃及和南印度的迈索尔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