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边疆之外

1768年，一个东印度公司的军官拿出笔来，为加尔各答勾勒了一幅全景画卷。自普拉西一役以来，时间才过去了11年，公司取得孟加拉的顾问地位也才不过三年，但加尔各答已然具备了现代商业建制城镇的体量与喧嚣。至少这位公司军官的此幅足有八英尺长的画卷想要表现的正是这些。这种滨水视角非常普遍，部分原因是英国贸易和势力的最大优势正是来自水上：码头、海关、货船、兵舰、要塞。画面左侧是基德布尔码头，主要装卸东印度公司商船，公司的这些大船跨越重洋的航行时间长达六个月。旁边是加尔各答不断发展的市中心，紧挨着便是一排帕拉第奥式建筑，以及旧堡垒狭长低矮的城墙。画面中看不到教堂的尖塔（这里只有一座亚美尼亚教堂），但可以看到旧堡垒后面那个纪念“黑洞”受害者的方尖碑，这是该事件最仗义直言的幸存者约翰·泽弗奈亚·霍尔韦尔所立的。城市南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的威廉堡，石头棱堡突出在胡格利河之上。这是乘船前往加尔各答的路上能看到的第一座主要建筑物，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瓦朗谢讷，”1771年，一个访客写道，“规整、庄严、居高临下。”划艇和轻舟从水面上掠过，远洋的大船庄重地停泊在水边。“联合杰克”迎风飘扬。这是商人、军人和爱国者喜闻乐见的加尔各答。

如此在视觉上极尽恭维是军人艺术家安托万·波利尔少校有意为之，他向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顾客展示了自己的手艺。波利尔有充足的理由赞美公司及其最新的首府。他在普拉西战役那一年乘船来到马德拉斯，16岁便在公司参军了。他在克莱武麾下对战南方的法国人，取得了节节胜利，在印度的头几年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在此期间，波利尔专攻军事工程。升迁之路平步青云。1761年，他被调往孟加拉，很快便负责重新设计威廉堡，将其升级为最先进的军事设施。在他的全景图上，新城堡占据了整个画面，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而且还奏效了。正如画家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多年之后所说，这座“规模可观的城堡……在印度无与伦比……反映出工程师——心灵手巧的波利尔上校——天赋过人”。1766年，波利尔年仅25岁便成为孟加拉军队的首席工程师和少校。

安托万·波利尔的加尔各答全景详图，1768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安托万·波利尔的迅速升职都反映了他所服务的公司声望日隆。但有关他的一个关键事实却不符合新兴的“英属”印度帝国的传统形象，即便那形象正是他本人所画。波利尔本人不是英国人，而是瑞士人，他出生在洛桑的一个胡格诺派流亡者家庭。他是法国人的后裔，母语也是法语。而尽管他到那时为止官运亨通，出生于外国及其海外关系如今却成为前所未有的障碍。公司内非英籍军官的压力日增。1766年，也就是波利尔升任少校的同一年，公司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外籍军人的升职不可高于少校军衔。波利尔只有二十五六岁，看来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我现在深感绝望，怀疑建功立业或长期服役再也不会被认为是晋升的良好条件了。”他后来抱怨道。

但在印度其他地方，机会却在向他频频招手。从南方的迈索尔（Mysore）到西部的马拉塔诸王国，以及海得拉巴和阿瓦德等莫卧儿诸省，本土的各个宫廷都迫切需要欧洲军官和技术人员：设计堡垒，研发军械，训练能够对抗西方人的军队。与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相比，这类工作薪水可观，生活轻松自由，个人晋升的潜力巨大。如果在英国公司没有未来，那么波利尔就会去他处寻找前途。1773年，他越过公司控制的孟加拉西部边疆，进入阿瓦德省，为那里的纳瓦卜舒贾·乌德-达乌拉（Shuja ud-Daula）工作。在接下来的15年里，波利尔在阿瓦德省的首府勒克瑙安了家，融入欧洲侨民的大社区，也参与了欣欣向荣的地方宫廷。他再也不是个英国人了。他在勒克瑙发了一笔小财，交到不少杰出的朋友，也在欧洲人和莫卧儿帝国的社交圈里获得了认可。他还收藏大量手稿，这让他在两个圈子里都站稳了脚跟。勒克瑙的很多人发现了收藏和跨界的手段和机会，波利尔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朋友克劳德·马丁、伯努瓦·德布瓦涅，甚至阿瓦德的纳瓦卜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他于1775年继承了他父亲舒贾空出的王座——本人也是一样。他们的故事把帝国文化中精彩而鲜为人知的一面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安托万·波利尔搬去阿瓦德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生根发芽。在孟加拉，公司开始发展统治其广袤而陌生的新领土与臣民的工具和制度。例如，为了收税，它需要关于人口、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数据，更不用说印度的基本地理知识了。1765年，詹姆斯·伦内尔少校进行了印度的第一次测绘；他出版于1782年的印度斯坦地图，第一次把清楚而详细的“印度”形象作为一个地理单位呈现给欧洲大众。为了保卫和控制其领土，公司招募了越来越多的印度士兵，这意味着军官们必须学习当地语言，以及适应高种姓印度军队（它所偏爱的选民）的需求和期望。1773～1785年的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把努力“了解”印度作为其统治纲领的核心。罗伯特·克莱武力图洗清他的印度污名之时，黑斯廷斯及其同僚却把尽情享受印度作为他们的使命，在印度的过去中寻找指引其未来的方向。黑斯廷斯希望按照印度“自己”的传统来统治它，他赞助了一系列计划，从翻译波斯历史和梵语的《薄伽梵谭》，到汇编印度和穆斯林的法律传统；从支持加尔各答的一所伊斯兰学校和孟加拉的第一家印刷厂，到宣传勘探西藏的任务等。除了这些公司资助的东方学项目之外，“业余”东方学也在1784年成立于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在英国，心存疑虑的大众也了解并陆续开始接受这种与美洲的定居殖民全然不同的新式海外统治。对纳勃卜的无端恐惧逐渐消退了。东印度公司的宣传者致力于建立公司仁慈公正的统治形象。公司的确有并永远会有批评者。其中口才最好的当属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88年，他打头阵，以腐败和滥用权力为由弹劾沃伦·黑斯廷斯。尤其是在伯克的干预之下，与1772～1773年的克莱武调查相比，黑斯廷斯审判（至少在其七年审判的初期）对公司的统治发出了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同时也要猛烈得多的挑战。但尽管伯克以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领导之下的辉格党人从道德上反对帝国滥用职权，他们主要攻击的却是公司的“专制统治”；英国统治孟加拉的事实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最终，福克斯激进的《1783年东印度法案》——把公司置于国会的完全控制之下——未获通过；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更温和的《1784年印度法案》在国会建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与公司董事会联合监督在印度的统治。（黑斯廷斯在码头上悲伤的高贵形象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同情而不是谴责，1795年，上议院宣判他无罪。）

因此，这就是罗伯特·克莱武曾经参与建立的“英属印度”：一个以贪婪与专制来征服与直接统治实际的帝国，以及一个逐渐融入英国政府和社会的帝国观念。但在18世纪末期，印度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与英国迥异。前一个关乎安托万·波利尔这样的人，也就是在东印度公司旗帜下生活和工作的数千名非英籍欧洲人。整个1750年代和1760年代，东印度公司军队——与英国皇家军队，以及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的军队一样——严重依赖在整个欧洲招募的士兵。例如在1766年，也就是公司颁布有关外国人晋升法令的那一年，马德拉斯军队中只有五分之三的白人士兵是真正的英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欧陆士兵占军队人数的将近15%——超过了爱尔兰人（13%）和苏格兰人（11%）。1800年底，这个比例更加显著：马德拉斯的军队里有五分之一的士兵来自欧陆，而只有半数的军人是英格兰人或威尔士人。如果公司的白人士兵不全是英国人，那么他们也绝非清一色的新教教徒。尽管这些欧陆士兵大多来自北部坚定的新教地区，如荷兰、德国北部各邦和斯堪的纳维亚，但大量的法国和南欧人，再加上爱尔兰天主教徒，构成了数量可观的天主教徒群体。

就连印度城市中英国色彩最浓的加尔各答，也远不如画面上表现的那样有英国味。托马斯（Thomas Daniell）和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叔侄在1780年代制作的广受欢迎的蚀刻凹版画，表现的是一个礼仪周全而精心管理的城市，轻便的四轮马车在街道上飞驰经过列队巡逻的印度土兵。但在市中心宽敞的大街和整洁的柱廊以北，就是加尔各答窄巷缠绕的孟加拉人街区，居住着10万～40万孟加拉人。城外还有亚美尼亚人和“葡萄牙人”（往往是混血或印度天主教徒的同义词）的居民区，每一个都是历史悠久的社区。（1756年，西拉杰·乌德-达乌拉进军加尔各答时，包围城市的葡萄牙和亚美尼亚民兵比欧洲正规部队的人数还多。）根据1766年为克莱武起草的一份“加尔各答居民名单”，231个欧洲人里，只有129人——超过半数——是正式的英国人，也就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苏格兰人。另外有20个爱尔兰人，还有20人来自德国诸邦，其余的人来自西欧的各个角落。这些人里面有退伍的老兵、重新安置下来的法属金登讷格尔的流亡者，以及像法国糕点师约翰·里夏尔、“克莱武勋爵的德国乐师”约翰·达沃，以及从1759年起就住在加尔各答“获准经营一家酒馆”的瑞典人劳伦斯·奥尔曼等各种商人。遗产认证记录表明，社区都是混杂的：有孟加拉人、亚美尼亚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欧陆人在地产销售和拍卖场合不时碰面。

“英属印度”远未英国化的另一个方面在于阿瓦德这样的地区，这些地方充其量不过是间接控制，在公司正式统治的边界之外。画作中的英属印度城镇都在水边，一个深层原因是那正是它们所在的位置：地处莫卧儿帝国最外缘的沿海立足点。普拉西一役15年后，公司的领土主要是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这个非常富庶的三角区，但在广阔而充满竞争的土地上，这只占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在莫卧儿贵族和其他印度统治者手中。阿瓦德的纳瓦卜和海得拉巴的尼扎姆统治着莫卧儿帝国最大也最富庶的两个省份——分别位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西面，因而也就在公司领土的边境上。其他重要的地方统治者包括西部马拉塔邦联的统治者，以及南方的各种独立的拉者和苏丹，特别是迈索尔的海德尔和蒂普苏丹。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些土邦无一落入英国人的直接控制中；很多土邦始终未被征服。

很多英国人也不希望征服它们。拥有孟加拉显然让东印度公司的某些大人物颇感鼓舞，希望拥有更多的领土。有新的商业和战略利益要保护，新的欲望需要满足，新的接壤领土需要纳入公司的目标。但老规矩仍在。莫卧儿皇帝还安然在位。推翻他大概超出了公司的能力，也显然超出了公司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公司仍然是公司。它需要为其股东谋利，并遵守其特许状以及国会的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扩充花费很高的军队，代价昂贵的征服，以及花哨的英勇事迹全都毫无必要；对于很多人来说，被迫管理孟加拉已经糟糕至极。

这意味着公司在走钢丝，既要力图巩固和扩大其影响，又不能招致额外的义务和成本。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公司，直到它1858年倒闭。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公司在私下里追求其目标：发展出一个实施影响和操纵的非正式帝国，而不是征服和直接统治的正式帝国。在次大陆的各个本土宫廷中，英国居民、顾问和间谍的网络致力于从内部推动（并往往是塑造）公司的政策。公司还迫使印度统治者——特别是阿瓦德的纳瓦卜和海得拉巴的尼扎姆——接收公司的大量军队，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卫他们的土邦免受外部的攻击。作为回报，统治者有幸为军队的开销付账。通过这种不道德的巧妙制度（所谓附属联盟制度），公司得以让土邦保持名义上的自治，同时把自己嵌入其中，以低廉的成本扩充军队的规模。

克莱武离开印度后的30年里，毫无疑问，英国的势力遍及整个次大陆。公司巩固了在孟加拉的统治，并把影响力扩散到阿瓦德和其他省份。东印度公司的社交生活和人员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变得更英国化了，特别是军队。公司1766年的法令就表达了对军官队伍中的欧陆人及其可疑的忠心持谨慎态度。队伍的编制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公司军队前往印度的登船名单表明，对爱尔兰人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在1778～1779年度乘公司船只前往印度的1683名士兵中，有足足三分之一是爱尔兰人；来年乘船的777名士兵中，爱尔兰人占了38%；而到了1780～1781年度，爱尔兰人在登船名单上占到45%。队伍中当然永远不会只有“英国人”，但东印度公司的白人士兵再也不会像罗伯特·克莱武时期那样混杂了。

但这仍与英国对印度的王冠与号角的统治有着天壤之别，任何人都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对于克莱武之后的一代人来说，“英属印度”更多的是一个概念而非现实。哪些人应该算作英国人，哪些人不算，仍有待讨论：安托万·波利尔这样的欧陆人该算作哪一类？英国化是什么，不是什么——如何描述阿瓦德这样的非正式帝国区？——这些都远未得到解决。这是个隐蔽之下、正在形成的帝国，需要文化融合与幻想的大杂烩才能维持下去。只要莫卧儿当局的计谋保持不变，公司代理商学习和遵守其运转、礼仪和语言的需求就始终存在。（东印度公司直到1835年才停止将波斯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只要大量的欧陆人留在印度，无论是在公司，还是为地方服务，公司都会对那些欧洲人到底忠于何方焦虑不已。他们是对英国效忠吗？还是对土邦？或者最糟糕的，忠于法国？在公司的领土上，英属印度帝国的轮廓或许正在逐渐成形。但在疆界之外，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以及各种欧洲人彼此之间的交叉与合作却是一个明确的现实。

在18世纪末的印度，边疆之外任何地方所经历的痛苦和快乐都不如阿瓦德的首府勒克瑙那般强烈。阿瓦德紧邻孟加拉，富裕庞大，战略意义重大，是公司觊觎的主要目标。沃伦·黑斯廷斯及其继任者艰苦工作，成功地把这个省变成了一个傀儡国。（实际上，黑斯廷斯在阿瓦德的所作所为，在弹劾他的指控中首当其冲。）然而，即便阿瓦德的政治重要性逐渐消退了，勒克瑙却迸发出文化上的耀眼光芒。在纳瓦卜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统治下，这座城变成印度最具世界性、最有活力的中心。边疆地区有办法吸引来流浪者、开拓者和无家可归之人——边缘人士和野心勃勃之人。勒克瑙到处都是安托万·波利尔这样的人，他们被在别处无法得到的名利前景所诱惑。这里很快变成了18世纪的某些最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出色地塑造自我之人的家园。

波利尔和他的勒克瑙同辈都是跨界者、趋炎附势之人、变色龙——也是收藏家。正是因为同属收藏家和艺术赞助人，在勒克瑙的很多欧洲人才巩固了他们新近获得的社会地位。以波利尔来说，收集手稿为他东方通绅士和莫卧儿贵族的双重身份画龙点睛。他最好的朋友克劳德·马丁的人生再造更加放肆。他是个出生于法国的军官，却自认是个英国人。马丁在勒克瑙生活工作已有25年，是18世纪印度最富有的人之一，积累的财富和藏品不计其数。马丁惊人的藏品数量足以匹敌欧洲的收藏大家，在印度的中央重新创造了一个精致的启蒙世界。勒克瑙甚至对阿瓦德的纳瓦卜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施了变革的魔法。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统治者的阿萨夫是个笑柄；此言不虚，因为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司确定了间接的统治。然而作为收藏家和艺术赞助人——既有欧洲的，也有亚洲的——纳瓦卜却获得了他本来不可能获得的声望和独立性。

这些充满了神奇的私人细节的故事揭示了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变化的世界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在加尔各答或伦敦看来，帝国或许有一点儿像安托万·波利尔笔下的全景图：船只、堡垒和英国旗的沿海前哨。但从勒克瑙这个波利尔在边疆之外的第二故乡看来，一切都相当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