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乔治于1790年乘坐一架木雪橇回到了谢尔本，那是他的“兄弟们”为他制作的，他们推着雪橇上的他穿过融雪，因为他的双腿严重冻伤，几乎没有感觉了。自从乔治在1784年的大动乱中被逐出该城之后，六年过去了。他在伯奇敦潜伏了五个月后，曾靠着一把粗木锯穿过两个定居点之间冰阻的河流，冒险返回谢尔本。他发现自己的住处被砸，谢尔本礼拜堂被“一个客栈老板模样的人占了，还说，‘那个老黑想把这里变成天堂，而我要把这里变成地狱’。”然而乔治凭借着一腔热血和神的好意，从这位邪恶的住户那里夺回了自己的教堂，在谢尔本重建“宗教的重大复兴”。[1]
随着这一令人振奋的黑人牧师的口碑逐渐传播开来，乔治决定把神的言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来到了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在那里为黑人效忠派施洗，一群白人和黑人在一旁看得入了迷。然而某些城市居民看到这样的场景却十分不快，坚称他应该去托马斯·卡尔顿总督那里申请到牧师执照，方可布道。乔治于是出发去弗雷德里克顿申请执照。全靠一位他在查尔斯顿认识的白人效忠派的帮助，他终于得到了证书，给予他“来自总督阁下的许可，向黑人传播基督教的宗教知识，并规劝他们信仰基督教”。总督本人也请人带话，说很遗憾自己太忙，无法观看乔治在弗雷德里克顿为人施洗。接下来的那一次，乔治在圣约翰布道时，“我们出发前往河边似乎成了让整个城市欢欣鼓舞的景象”。他的某些新的皈依者看到他回来时“欢天喜地”，以至于“他们在伺候主人用餐时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刀叉呢，就跟着我来到了河边”。乔治在整个新不伦瑞克、在新斯科舍的海岸边布道和施洗，为建立新的教会播下了种子。[2]
在那些匮乏和调整的艰难时日，乔治宣讲的教义一定给他的皈依者们带去了难得的希望之光。在难民们仍挣扎于战争的动荡后果时，他在他们中间成功地建起了教会，与乔治·利勒在牙买加的经历极其相似。当然，也有各路人等企图限制和骚扰他，这表明即使这里与西印度群岛远隔千里，白人效忠派对敢于发声的黑人极其有可能引发骚乱的教义仍深感不安。当然，黑人在英属北美的生活环境与牙买加被奴役的黑人大众相比可谓天上地下。乔治的大多数教区居民都是黑人效忠派，是官方赋予自由的人，而且在他们居住的省份，拥有奴隶是合法的，却远不如西印度群岛那样普遍。即便如此，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黑人效忠派的生活条件跟他们的白人效忠派邻居相比也很是悲惨。政府承诺给他们的土地一拖再拖，他们的独立受到限制，很多黑人的不满日积月累，已经在考虑新的迁徙了，戴维·乔治也即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数千效忠派都在埋怨在滨海诸省分得土地的过程太过冗长繁复，但其中3000人左右的黑人效忠派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他们被告知能够以和白人效忠派一样的条件获得土地，但事实上他们分得的土地无不是地块更小、地段更糟、耽搁时间更长。黑人们也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英国人最爱用的武器：请愿，来提请有关方面注意他们的境遇。到达新斯科舍之后不久，“黑人拓荒者军团”的两位前军士便向帕尔总督提出请愿，请他践行克林顿将军的承诺，黑人应获得“和其他复原士兵一样的土地和物资”。其中一位军士名叫托马斯·彼得斯，他后来为改善黑人同胞的境遇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措，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到帕尔指示测绘员们寻找好一点儿的地段分给“黑人拓荒者”老兵时，另一个冬天的雪已经越积越高，根本不可能按照帕尔的命令规划他们理当拥有的那些20英亩农田地块了。测绘员们慌忙划出了每个面积只有一英亩的城市地块给黑人，就此作罢。这是个相对典型的分配比例；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每个白人能得到100～400英亩地块的地段，一个黑人也只能获得50英亩的地块。比起此前身为奴隶的境遇，黑人效忠派们还能乐观地认为生活到底还是改善了，然而即便与周围条件最差的白人效忠派相比，他们大概也只能算是勉强过活。彼得斯本人放弃了在新斯科舍求得好地块的努力，他穿过芬迪湾，希望能在新不伦瑞克扭转局面。[3]
由于他们大半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财产，黑人效忠派不得不另想办法维持自己在英属北美的生活。那些从主人的餐桌旁跑出来接受戴维·乔治洗礼的黑人们就属于被雇佣为家丁的难民，他们人数众多。在谢尔本，测绘员本杰明·马斯顿雇了很多黑人来建造临时工房和其他公共建筑物。其他人则雇有手艺的黑人做桶匠、铁匠和锯木工等；他们扫烟囱，剃头发，制做船帆、绳子和鞋子。伯奇敦的早期殖民者之一波士顿·金就靠做木匠勉强维生，先是受托打造木箱子和捕鲑鱼的渔船，后来总算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给人盖房子，每月的薪水是2英镑和几桶腌鱼。金的生活绝对算不上安逸，但“看到我的很多黑人兄弟们那时的悲惨生活，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出卖给商人，有些一卖就是两三年；还有人卖身五六年”。[4]他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这些自由黑人的困境中有一个可悲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前奴隶中有许多人从未为自己的劳动获得过报酬，或者很少能够奢侈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很快就回到了被白人主人暂时奴役的状态。
虽然契约劳役与奴隶制有着重大差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契约劳役有时间限制，但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黑人效忠派契约奴仆与黑人奴隶一同劳动，那种文化环境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尤其是对于由白人带入滨海诸省的大约1200个奴隶，英国官方使用的标签是“仆人”这个委婉语。（用这个词也是为了避免就被盗奴隶财产之事与美国争执不休。）[5]对自由黑人劳工的虐待很快便多了起来。雇主们通常不会按约付给他们薪水；在少数情况下，黑人被哄骗签署的劳动契约远比他们预想的时间长得多。白人们把黑人的孩子养在自己家里，“当父母们想要回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过去这几年你的孩子都是我抚养的，你该为此付给我每个月一元钱，否则我就要留着他，直到他能自己挣钱还清欠我的债务为止。’”[6]黑人们还要忍受始终存在的再度为奴的威胁。有些黑人效忠派干脆被抓住并卖到实行奴隶制的美国或加勒比地区，遭受了对自由最为明目张胆的践踏。[7]
1788年，一位白人访客来到伯奇敦，他被看到的景象吓呆了，说“此地的恶劣程度实在罄竹难书，在新斯科舍无情的酷寒中，他们的茅屋是那么单薄……我想我从未见过有任何人类过着像这些可怜的流亡者这般悲惨和贫穷的生活”。[8]到此时，他们在战后获得自由已经有五六年了，黑人效忠派们一定也被生活本身折磨得筋疲力尽。就连精力充沛的戴维·乔治也几乎被新斯科舍的冷漠敌意打倒。他结束了又一次全省巡回讲道后，在返家途中，他的船被风吹得偏离了航向，把他带到了数年前本杰明·马斯顿遭遇船难的地方。他在翻腾的海水中漂流，觉得自己裸露在外的双腿被寒冷一点点噬咬着，它们变成了白色，后来又变成了紫色，起初激烈地疼痛，渐渐地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用这双腿走路了。当他在1790年的那天瘸着腿走下木雪橇，回到自己的谢尔本教堂时，全靠教区居民们搀扶着，只能祈求自己的冻疮到春天能够好转。
虽说英国人当年给黑人效忠派的承诺都是真诚和善意的，但到1790年，显然他们的实际境遇与希望相差甚远，令人难过——那是效忠派难民在整个大英帝国的遭遇中最触目惊心的例子，也是最残酷的比照。有些人在戴维·乔治那情感丰沛的讲道中获得了精神安慰，还有些人在盲人“摩西老爹”威尔金森和波士顿·金等流动卫理公会劝世的话语中找到了些许慰藉。然而英属北美的黑人效忠派能否同样得到现世的抚慰呢？前军士托马斯·彼得斯将努力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1790年50岁左右的彼得斯是个约鲁巴族人，来自现今的尼日利亚，于1762年被带到美国卖为奴隶。早年为奴期间他曾几次试图逃跑，因此当英国人1776年出现在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附近，承诺给爱国者名下的奴隶以自由时，他和家人很快就响应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黑人拓荒者”军团服役。战后，他逐渐成为英属北美的黑人效忠派最执着的代言人，坚持不懈地为他们请愿。虽然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彼得斯经常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提交请愿书，请求有关方面尊重黑人效忠派的权利。到1790年，因为殖民地官员们无视他的请求，他也越来越绝望了。他开始考虑越过他们，直接向英国的高级官员递交诉状（就像约瑟夫·布兰特等因这一做法而获利的人那样）。后来就有人把无意中听到的一段对话传达给了他。
那段对话来自一张新斯科舍的餐桌，或许属于那一类因为能说会道而攫取了城中最好的土地地块、很快盖起一座漂亮庄园的成功效忠派，是能花钱雇得起黑人难民在桌前伺候的白人效忠派之一。就在这张桌子边缘，站着一位黑人侍者，他默不作声地端菜撤盘时，忽然听到有人提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夏普曾在1772年那个事实上在英格兰终结了奴隶制的法律案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非裔英国人的世界中闻名遐迩。这位侍者接下来听到的话更让他心生向往。晚餐宾客们说夏普正在支持一个让自由黑人在非洲塞拉利昂海岸殖民的计划。黑人们将在一个自由政府的管理下拥有土地和自由，并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没有奴隶的非洲殖民地也可以成为英国的商业合作伙伴，为它创造价值，一点儿也不亚于夏普深恶痛绝的非洲奴隶贸易站。有些黑人殖民者已经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出发前往塞拉利昂了。[9]
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这当然是真的。格兰维尔·夏普此刻正在负责一项由伦敦的穷苦黑人救济委员会发起的、在塞拉利昂建立一个自由黑人殖民地的计划。如今在北美听说了这一项目，无疑更加促使彼得斯下定决心亲自向英国最高官员递交自己的下一份请愿书。新不伦瑞克的100个黑人家庭和新斯科舍的另外100个人委托他（他如是说）前往英国，“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希望他能为他自己和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获得一片国土，以便他们在那里建成一个适宜的定居点”。其中有些人希望在北美分得土地；其他人则“随时乐意作为大英帝国的自由臣民，前往政府凭借其智慧认为适合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地方”。[10]他们或许没有在新斯科舍获得被承诺的土地，但这片远在非洲的自由的应许之地听起来是个不容错过的良机。1790年秋，托马斯·彼得斯带着自己的请愿书从新斯科舍乘船前往伦敦，想看看英属北美的黑人效忠派能否加入塞拉利昂殖民项目。[11]
彼得斯的行动后来成就了效忠派大出走中最后一个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分支：英属北美的黑人效忠派第二次集体迁徙，目的地是西非。从头到尾，塞拉利昂项目都重演了曾出现在历次效忠派殖民中的所有场景——这表明，即便这一表面上看来非同寻常的殖民项目，也不乏重要的前行和并行事件。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关键的背景差异，使得塞拉利昂的具体情形成为尤其生动的案例，彰显了大英帝国的效忠派难民拥有怎样的可能性，又受到怎样的制约。塞拉利昂的殖民者们不仅试图在一个英国主要奴隶贸易站的阴影下伸张自由黑人的主权，他们还作为英国殖民势力的先遣部队深入了一个由原住民势力统治的地区。最重要的是，黑人效忠派不是在美国革命刚刚结束的1780年代出发前往非洲，而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的1790年代。他们的殖民发生的背景是英法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那些战争让英国的“1783年精神”直接遭遇了更加激进和平等主义的共和制法国承诺——当然，在英国人眼中，它们对稳定的破坏力极大。这对塞拉利昂的黑人效忠派产生了重要的后续影响。它意味着当他们像此前英属北美和巴哈马群岛的难民一样，与自己的统治者们就权利和税收问题争吵不休时，他们的抗议有着爆发的潜力。这样一来，塞拉利昂的效忠派就变成了所有效忠派中最有可能对帝国权威发动革命的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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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790年，托马斯·彼得斯无法预见到这一切。那个秋天他出发前往伦敦时，也还不知道那些已经到达塞拉利昂的黑人效忠派的遭遇：那300个左右在英国一无所有的黑人于1786年签约决定，在穷苦黑人救济委员会的庇护下前往非洲。
早在他们离开英格兰之前，这群倒霉的迁徙者就体验到了令人不快的麻烦先兆。虽然整个远征的组织非常高效，但最终出发的日期却因为一个又一个耽搁而拖后了四个月之久：行政管理上的延迟、乘船日期推后、天气不好、运气不好。移民们挤在狭小的船上，船上的条件比运囚船好不了多少。他们不得不靠着定量的盐腌食物维生，冬天来临也没有足够的衣物取暖。约有50人尚未出发就死于热病。远征项目的物资供应官、勤奋的前奴隶奥劳达·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他是第一个被国王任命担任这一职位的黑人）与另一位事务官之间爆发了内讧，伊奎亚诺指责后者剥削财政部拨款的资金。对该项目不利的诋毁文章出现在伦敦的报纸上，指控黑人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运走，谁也说不清他们是被运到监禁地还是被运回去重新为奴，但“如果可以，他们大概宁愿游回到岸上，在英国至少还能保命又能保住自由，而此番一旦出海，面对自身幸福的大敌，可就危险重重了”。[12]与此同时，开往植物湾的第一批囚犯船队也准备出海了，又为格兰维尔·夏普的慈善项目增加了一重阻力。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一支船队中登船的囚犯与另一支船队中的所谓慈善救济对象之间没有什么差别。[13]
于是在四个月的等待和两个月的航行之后，当他们终于在1787年春看到了西非海岸那高耸的暗黑轮廓时，竟然对自己看到的景象十分满意。他们转进一个巨大海湾的入口，那里看上去像个弯曲的胳膊，继而又驶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港之一。在他们的左边，白色的海滩环绕着布罗姆海滨（Bulom Shore）那些低矮的树林。右边，也就是他们打算建设自己的“自由之省”的地方，高山上不时有些宽大的山坳。15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山峰时，他们觉得这些弓形的山顶形似一头平卧的雄狮，就给它取名“塞拉利阿（Serra Lyoa）”（意为“狮山”），并继续航程，划出了未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路线。1787年来到塞拉利昂的自由黑人殖民者成为第一批在那条人口贸易路线上全面逆行的非裔人群，那是现代史上第一个“回到非洲”的项目。
殖民者们在一个名叫“法国人湾（Frenchman’s Bay）”的小海湾登陆之后，便立即为其更名为宣扬爱国主义的“圣乔治湾（St. George’s Bay）”，在灌木丛中开辟了一条小道，插上了一面英国国旗。第二天，一位当地的滕内人小头目（欧洲人称他为“汤姆王”）来与他们“闲谈”（非洲人表示“会面”的词），不久便签署了一个条约，将一片很大的土地赠予新殖民者。事实上该和约之所以能够签署，是因为欧洲人和非洲人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理解有着令人难过的巨大差异，但撇去这个不谈，汤姆其人也不过是个下级统治者，根本无权签署这类协议。一年之后，殖民者们终于与汤姆的上级乃姆巴纳王（King Naimbana）签下了最终的赠地协议。在这部1788年的条约中，乃姆巴纳同意把土地割让给“最近刚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的……自由的殖民者群体”，承诺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国家或任何人的暴乱和袭击”，并把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支付的宝贵关税的一部分分给他们。作为回报，他收到了好几套绣花的衣服、一副望远镜和一只“仿制钻石戒指”，两块巨大的奶酪，以及常见的烟草、枪支和朗姆酒等贡品。[14]
然而到乃姆巴纳在这份文件上加盖自己的大印之时，殖民者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死去了。因为耽搁得太久，船队最终到达的日期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雨季，大雨破坏了庄稼，把山坡冲刷成光滑的黏土坡，还生成了繁殖细菌和虫豸的死水塘。不幸的来客们在倾泻如注的暴雨中扎营，那个用帐篷搭建的聚居地被他们称为格兰维尔镇（Granville Town）。夏普给了他们一份《临时性规章概略》（名为“概略”，实际上有近200页的篇幅），详细说明了应该如何管理殖民地，精细到每天应该念诵哪些祈祷文，以及契约文书的具体用语。以盎格鲁—撒克逊社群政府的理想形式，即他所谓的“十家联保制”为模板，夏普设想了一个以“十户”和“百户”为组成单位的国家，十个家庭构成“十户”，十个十户构成“百户”；从这些构成单位中选出的代表（所谓“十户长”和“百户长”）将开会组建一个公共委员会，有点儿像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组织劳动和国防。一个来自“博爱之城”费城的黑人效忠派正式当选为这一“像英格兰一样，没有谁是谁的奴隶的自由国度”的首任领袖。[15]
然而，考虑到在塞拉利昂河上游仅仅几英里处的邦斯岛上就坐落着英国在西非最大的奴隶贸易站，建立一个“自由之省”实非易事。多达50000个奴隶在被戴上镣铐运往大西洋沿岸各处之前，都要被关在邦斯岛的监禁栏里——1780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运到了牙买加。（《巴黎和约》的英方谈判人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就是邦斯岛奴隶工厂的主要业主之一，他的美国对手亨利·劳伦斯曾在查尔斯顿做过数年的邦斯岛奴隶代理商。）奴隶贩子们住在豪华的多层石头建筑中，享受着朗姆酒、情妇，闲时还会在岛上的两洞高尔夫球场上玩上几个回合。[16]如果不从奴隶工厂的窗户往外看，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优雅极了，然而楼下的院子里就关着数百个被俘之人，他们被层层铁链锁住，饿了就低头吃马槽里的米。[17]格兰维尔镇的自由黑人后来贫病交加，身体湿冷，腹内空空，许多人跑去找欧洲奴隶贩子靠马槽果腹，在那里起码有一日三餐的奢侈，也就不足为怪了。奴隶贩子们继而又多方活动，影响汤姆王的继承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吉米王（King Jimmy），让他反对废奴主义者发起的这一殖民项目。1789年下半年，在与一条英国船的船员发生冲突之后，被激怒的吉米王命令格兰维尔镇剩下的居民撤离，并把他们的茅屋付之一炬。
从“自由之省”到众所周知的惨败：“愿上帝保佑我有生之年不要再看到我被迫在这里目睹的惨象。”不久以后，看到格兰维尔镇的幸存者时，一位名叫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Anna Maria Falconbridge）的英国访客悲叹道。[18]听说殖民地被毁之后，格兰维尔·夏普也绝望了。但他并不是一个长久为忧思折磨的人。他已经开始建立一个合资公司，希望它能接替格兰维尔镇并在此后管理该殖民地，这是他的一次公开的道德重商主义试验。夏普的公司将给自由黑人殖民者分发土地，并把他们生产的农产品纳入“高尚的贸易”，以此来表明自由非洲人劳动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削弱奴隶贸易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此外，他们还将紧跟着商业的脚步传播“文明”，利用他们的模范社会（和福音派信仰）为“一个一直因奴隶贸易而处境悲惨的大陆［带去］光明和知识”。[19]虽然因为受到英国国内支持奴隶贸易游说的强力阻挠，让它未能赢得一项王家宪章的支持，但塞拉利昂公司还是在1791年7月正式成立了。其董事包括那个时代所有的废奴主义名人，夏普、威廉·威尔伯福斯，以及不知疲倦的反奴隶制运动宣传人员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还包括数十个商业投资人，突出了它的营利动机。该公司派遣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Alexander Falconbridge，安娜·玛丽亚的丈夫）去重新谈判土地和约，复兴殖民地，福尔肯布里奇曾经是奴隶运输船上的军医，后来转变为废奴主义者。他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新的殖民者来填充定居点了。
托马斯·彼得斯就在此时登场了，他于1790年底到达英格兰。伦敦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都市，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然而就算这座国际大都市，也还没有大到一个新来的黑人在城里谈论权利不会很快传到格兰维尔·夏普耳朵里的地步。彼得斯很快就找到了他昔日的军团指挥官和将军亨利·克林顿爵士，后者继而引荐他与威尔伯福斯和夏普会晤。1790年的节礼日那天，彼得斯向国务大臣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递交了两份请愿书，均有克林顿的背书，敦促格伦维尔勋爵“请这位可怜的黑人为你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20]一份请愿书谴责政府未能为他们划拨像样的地块。另一份是在夏普的帮助下写就的，更为笼统地谴责了新斯科舍“公开承认对奴隶制的容忍，仿佛国王陛下自由政府的良好影响无法触及美洲那么远的国土，‘维护公正和权利’，提供英国法律和宪法的保护”。黑人效忠派被“拒绝赋予其他居民所享有的共同权利和待遇”，彼得斯如此抗议道。他所援引的关于英国人权利的言论已经被不满的效忠派使用过多次了。他们“没有享受到法律对殖民地的保护……境遇比畜群和野兽好不了多少，”他最后说，“他们的束缚是令人窒息、惨无人道的，对……自由的有色人种……尤其令人惊心地可恶和可憎，那些有色人种无法相信英国政府的本意……居然是在新斯科舍容忍奴隶制。”[21]
在伦敦的大臣们听来，彼得斯的请愿事实上很有道理：在他们看来，首都人赋予黑人效忠派以自由和土地的好意被省政府扭曲了——这是迄今为止效忠派殖民项目中屡次出现的偏差。格伦维尔勋爵把彼得斯的请愿传达给了帕尔和托马斯·卡尔顿两位总督，指令他们调查他的投诉，对黑人为获得土地过程中“无法解释的延迟”作出“某种补偿”。[22]因为夏普和塞拉利昂公司的游说，格伦维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黑人们忍受不了新斯科舍，欢迎他们前往自由之省：塞拉利昂公司会给他们土地，英国政府会支付他们前往西非的路费——再次高调重申了十年前他们在美国对效忠派的承诺。当然，这些可不能看作政府致力于废奴主义运动的举措。威廉·威尔伯福斯在1791年春试图采用一项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时，几乎在国会遭到了惨败。然而当彼得斯从内阁那里获得这些让步时，法国革命已经启动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充满活力的新概念，而法属圣多明各的奴隶暴动不久就会以（让依赖于奴隶制的大英帝国）心惊肉跳的方式，证明法国式的自由有多暴烈。彼得斯的投诉正好给了大臣们一个良机，他们支持为一群特殊的前奴隶赋予特殊的自由，趁机表现英国式的更加克制的自由。
既然政府已经授权了一次新的开往非洲的远征，那么实际操作当由谁来组织管理呢？托马斯·彼得斯能够帮忙从牢骚满腹的黑人效忠派中招募殖民者，但还是应该找一位塞拉利昂公司的官员负责运送他们跨越大西洋的后期工作。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提出了一个完美人选：他的亲弟弟约翰。约翰·克拉克森当年只有27岁，半生在海军度过，整个美国战争期间都在服役；他曾作为罗德尼上将的部下去过西印度群岛，近距离地观察过那个种植园社会。1780年代加入废奴主义阵营之后，他曾在法国住过六个月，那是革命力量四处收集证据、反对奴隶贸易的兴奋期。作为一位军官和废奴主义者，约翰·克拉克森也是一位品行高尚的绅士：威尔伯福斯赞美他是“在职业操守和个人品格上都有着极高美德和极多优点的年轻人”。[23]克拉克森的正直品性至关重要。各类效忠派难民都倾向于毁谤中伤管理他们的官员。盖伊·卡尔顿爵士是个罕见的例外，他为难民申冤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尊敬。约翰·克拉克森将成为另一个例外。不管他们对其他白人官员怀有多大的怨恨，大多数黑人效忠派都把文质彬彬却立场坚定、能力超凡的约翰看作是他们的摩西（只有一个显眼的例外，就是托马斯·彼得斯）。鉴于他要带领他们出走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对他的领导能力怀有这样的信心将是远征成功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1791年8月，克拉克森启程前往新斯科舍，乘坐的船有个很合适的名字方舟号（Ark）。他的哥哥和威尔伯福斯写了很长一列吩咐，指导他该如何探索未知世界。“不要讨论废除奴隶贸易的话题，除非你对同伴完全信任。”不要称效忠派为“黑人或黑鬼”，而要叫他们“非洲人，这是对他们更为尊重的称呼”。要提防托马斯·彼得斯，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他可能犯下的错误而被牵连”。“在非洲的河流中要当心鳄鱼，在陆地上要注意有蛇出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书面记录。定期写家信——如有必要，就用密码来写信。密切关注社会风气。坚持写日记。[24]这最后一条建议得到了特别好的落实：克拉克森的日记对这即将开始的最后一次由英国政府支持的北美保护派迁徙进行了完美详尽的记录。
克拉克森于1791年10月的第一周到达了哈利法克斯，很高兴“从海上看去［这座城市］如此漂亮”，并与帕尔总督共进晚餐。虽然帕尔已经接到命令，让他支持克拉克森完成使命，但他似乎更想“推杯换盏，这是他更偏爱的活动”，而不是鼓励这位热心的年轻人。帕尔和新不伦瑞克的托马斯·卡尔顿两人都不怎么乐意接受托马斯·彼得斯的投诉，特别是他还把状告到了伦敦。卡尔顿气急败坏地回应白厅让他改善黑人效忠派处境的指示，坚称他们“已经获准了自由的英国臣民的每一项特权”，他们分得了土地却没有好好耕种，还说“本省没有一位黑人”委托彼得斯为他们代言。[25]帕尔也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治下政府的行为辩护。克拉克森“能够明显看到，总督希望我的事业最好不要获得成功，他大概觉得如果人们不愿意离开该省，那就很好地证明了他们很满意，他们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26]
然而这样的阻挠反而更加坚定了克拉克森的决心。他分发了一份传单，宣布塞拉利昂公司“在非洲海岸免费殖民”的条款。它承诺道，每个自由黑人都能获得20英亩的土地，他的妻子还能获得10英亩，每个孩子5英亩；此外在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之前，政府将提供粮食配给帮他们渡过难关。据悉，那些土地将免费提供，并且起码在一定时期内将免除代役税（和新斯科舍当初的承诺一样）。[27]克拉克森在新斯科舍的各个黑人城镇中宣传该计划。当时居住在哈利法克斯附近的黑人村庄普雷斯顿（Preston）的波士顿·金听说这一迁徙计划时，他本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没有理由走——这在他的同胞们中十分罕见。他总算找到了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作为家庭佣工），作为卫理公会牧师的工作也有了极大的进展。但金对自己的生活还有更远大的抱负。“我回忆起自己过去几年一直在考虑的非洲人皈依的问题，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主动找到招募人员，解释了他想在非洲布道的愿望——虔诚的克拉克森听到这些，当然再高兴不过了。[28]
看到名单上已经有了200多个名字，克拉克森乘船前往伯奇敦，那仍然是英属北美最大的黑人城镇。在这里，他再次遭到了官方对该计划的抵制，这次抵制来自帕尔派来帮助他的人、新泽西效忠派斯蒂芬·斯金纳（Stephen Skinner）。斯蒂芬是科特兰·斯金纳的弟弟，当时已经是谢尔本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了：算是对他人生经历几度起落的重大补偿，战前曾任新泽西财长，其间被指控盗用数千英镑公款，其后又在爱国者的监狱里当了几年囚犯。[29]斯金纳反对塞拉利昂项目，他说自己的理由是“1786年前往那个地方的第一批人都苦不堪言”，现在的这批殖民者也会有同样的经历。然而他更深层的担心是这一迁徙计划“会对黑人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担心总共会有1200～1500人离开本省，我觉得那会为本省带来严重的损失”。[30]这么多便宜劳动力的离开必然会对谢尔本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斯金纳公然宣称：“如果黑人们留在本国，他本人会给黑人两［年的］物资，并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他们离开。”[31]与此同时，他还参与散布谣言，说在非洲等待移民的全都是恐怖之事：死于野蛮人之手、死于疾病，还有那个永恒的威胁，如戴维·乔治听到的，“如果我们走了，会再度成为奴隶”。[32]
克拉克森刚刚在伯奇敦上岸，就有一个50岁左右的黑人热情地上前来迎接他。春天果然带来了奇迹，戴维·乔治的腿已经痊愈了，眼前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解脱方式。他立刻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自由黑人“任人差遣的可怜状态”，以及白人们散布的关于塞拉利昂的险恶谣言；“如果城里人得知他［乔治］跟我们私下谈话了，”乔治颇有先见之明地对克拉克森说，“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他警告我们天黑之后不要出现在城里或乡间。”[33]然而和克拉克森一样，这样的威胁也没有劝阻乔治参加该移民计划。他递给了克拉克森一张已经表达出走意愿之人的长名单，并建议克拉克森第二天在伯奇敦召开公众集会。乔治说，只要正面反驳那些恶意报道，他就能打消黑人的顾虑，并赢得很多志愿参与的人。
克拉克森在那个10月的早晨走进了摩西老爹的卫理公会礼拜堂，爬上讲坛，看到眼前有三四百人挤坐在朴素的长凳上。他们就在这里，活生生地见证了一个大英帝国许下的诺言，他们看上去充满怀疑、愤怒、疲倦、绝望，却又还怀着些微的希望。而虽然他有着坚定的决心和信仰，但那一刻他的信念却有些动摇了。他凭什么影响“这些可怜人未来的幸福、福祉甚或生命？”他凭什么让他们放弃来之不易的家园，跟随他到一个他们中谁也没有见过的地方？然而他们充满期待地看着他，那么多疲惫不堪的脸上那么多双专注的眼睛，他的信念又回来了，相信自己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从头到尾，尽可能清楚地讲述了该计划。托马斯·彼得斯把他们的抱怨带到了伦敦，政府用心倾听了他们的诉求。黑人效忠派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在当地解决自己的土地申请，国王已经下令当地解决了，因而他们可以留在新斯科舍。他们还可以加入另一个黑人军团，在西印度群岛服役，如此就能够享受服役军人通常的福利。（不出所料，这一选项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或者他们还可以选择彼得斯本人选择的道路，那是克拉克森即将带领他们走的道路，是人们投注了那么多希望的项目：他们可以在塞拉利昂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且根据明确规定的条款，自由地生活在那里，在免费分发的土地上耕种，免除任何费用或租金。他请他们仔细思量，确定自己绝对愿意才能签字参与。这一趟行程绝非易事。但我向你们承诺我会确保你们得到自己的土地，我会待在那里，直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满意。[34]
到克拉克森在伯奇敦的演讲结束时，就连斯蒂芬·斯金纳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建议相当公正，并“完全收回了”自己此前对克拉克森的中伤。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在克拉克森于谢尔本的住处接待了一家又一家人，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募者名单上。[35]克拉克森问每一个人，你是否十分确定已经准备好了放弃这里的一切？你是否理解了提供给你的条件？有一个黑人出生在非洲，只能说磕磕碰碰的英语，坦率地承认：“不，先生，我没有听，也没有想，我像个奴隶那样工作，觉得世界上不会有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了，先生；所以我决定只要您肯带我走，我就跟您走，先生。”让克拉克森大吃一惊。“你必须想清楚，这是个新的殖民地，如果你参与了，那么即便你身体健康允许，也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克拉克森提醒他说。“那个我很清楚，先生，我可以努力干活，也不担心气候，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我宁愿死在自己的国家，也好过死在这个寒冷的地方。”[36]一个最让人心痛的例子是，一位奴隶来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登记，他们是自由人。“他的眼泪流下双颊，说虽然这次分离对他来说比死亡还要残酷，但他决心要让他们永远解脱。”克拉克森被此人的故事深深感动了，他试图赎回这位奴隶的自由，好让他也能跟家人一起来到非洲。[37]
三天之内，有5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登记迁徙。从伯奇敦到新斯科舍的定居点再到托马斯·彼得斯召集迁徙者的新不伦瑞克，大约有1200人登记了自己的姓名。他们构成了这些省份全部自由黑人人口的整整三分之一。每个人似乎都带来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克拉克森在一个“自由黑人希望离开新斯科舍的理由”的清单中总结了那些故事。当年的黑人登记表登记了离开纽约的黑人名单，算是效忠派从十三殖民地迁出的最完整记录，这些关于黑人效忠派迁徙至塞拉利昂的文件却最为系统地记录了效忠派难民为什么会选择继续征程。关于黑人效忠派愿意再次迁徙的原因，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性解释。被逐出美国标志着一连串漫长迁徙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许多人身为奴隶，早已经历了那些过程。他们第二次集体出走则揭示出一个习惯了转移的族群之内不断重复的迁徙逻辑。[38]
说来古怪，这些地位最为边缘的英国臣民却产生了最长的书面记录。它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非同一般的地位。作为一群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地点可能会被视为财产的人，他们在一个痴迷于记录的帝国的档案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此外它还部分反映了他们对该计划的目的十分清楚。英属北美的黑人效忠派对自己的省政府有着公开的不满，对同为美国难民的白人效忠派的行为更是忿忿不平。然而他们参与本计划就表明，他们始终坚信国王的话和大英帝国的承诺，或者至少相信眼前这位亲切可信的约翰·克拉克森亲口传达的那些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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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森觉得担当众人的摩西实在是难，因为他的任务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哈利法克斯，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完成了英军从萨凡纳、查尔斯顿和纽约撤离的小规模重演。迁徙者的总人数比他最初预计的多得多，使他很难找到足够的船只和物资。在英国，克拉克森的哥哥托马斯则忙于传阅一张奴隶船的示意图，上面每一寸空白处都填满了小小的人像，显示出船上的拥挤程度令人惊心。这张示意图是废奴主义者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而约翰·克拉克森对此尤其敏感，一定要确保在自己的船只上，黑人乘客的条件与它毫无相似之处。他拒绝接受那些舱面之间没有足够空间的船只，坚持要有通风道通向其他舱面；他强制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每天都要熏蒸消毒并多次清洁。他对乘客的饮食也同样小心，每周要轮流供应咸鱼、牛肉、猪肉和蔬菜，保证营养，而不是只有王家海军饮食中那些干得咬不动的压缩饼干。[39]
1791年12月，移民们聚集在哈利法克斯，以村庄为单位住在临时工房里。因为几天后就是圣诞节了，托马斯·皮特斯提交了另一份请愿，请求“由于这是我们在美洲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请给他们“提供一天的新鲜牛肉，作为圣诞晚餐”。[40]至少这还是个很容易满足的要求；但同一周，乘客们开始上船时，他们提出的要求就五花八门，让克拉克森应接不暇了。他们可以带宠物吗？可以带猪吗？（可以，不行。）他们可以和这家人或那家人登上一条船同行吗？克拉克森“为了安排上船操碎了心”，以至于他“害怕我们到达非洲之后，会安排这些人定居还要遭遇多少焦虑和麻烦”。[41]除了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带来的心理压力之外，他还每天在结冰的街道上跑来跑去，查看那些拥挤的临时工房；或乘坐一条敞篷船在大船之间穿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脚下的海水寒气袭人。克拉克森觉得头痛欲裂，得了很重的感冒，高烧数月不退。
在白人摩西伤透了脑筋去确保后勤之时，黑人领袖们一直给移民鼓舞士气。克拉克森在伯奇敦演讲之后，戴维·乔治便带领他的全体教区居民登记参与远征。只有几个人没有参加该项目。乔治为了证明自己出走的迫切心情，卖掉了他的礼拜堂和那块地，他为之付出了那么多辛勤劳动，最后却只卖了7英镑。但他未曾错过一个讲道的机会，他们在哈利法克斯等待出发期间，他在整个城市的各个教堂和礼拜堂中讲道，带领教众唱赞美诗，他们的歌声飘扬在工房上空，有些最和谐的乐音传到了克拉克森的耳朵里，令他久久难以忘怀。[42]伯奇敦的卫理公会牧师摩西老爹名副其实，也把自己的精神儿女们聚集在克拉克森的旗帜之下。他对着他们充满激情地布道，以至于有一天克拉克森走到工房附近，听到摩西老爹的“声调极高，我不禁担心他会出什么事”。[43]对这些虔诚的黑人效忠派而言，即将开启的这段旅程似乎是一次充满宗教意味的出走，从充满束缚的北美走向非洲，正如圣经里从埃及出走以色列。
当他们终于在1792年1月15日启程之后，有信仰能让自己安心，对他们大有好处。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他们干呕、疼痛、颤抖，被海上的风暴吹得翻滚在地，那些风暴的肆虐程度就连他们中间富有经验的海员也未曾见过。波士顿·金亲眼看到海水拍打着甲板，把一个人冲到了海里。晕船和发烧让下层的乘客们苦不堪言，其中就包括金的妻子维奥莱特。在丈夫疯狂地为她祈祷之后，她痊愈了，但另外六个人却没有，包括戴维·乔治教堂中的三位老者和克拉克森的贴身男仆。[44]大概还有其他梦魇困扰纠缠着他们。包括托马斯·彼得斯在内的50余人出生在非洲，也就是说在那以前，他们几乎肯定是戴着镣铐，被塞在奴隶船的甲板下面穿越大西洋的。
当陆地最终出现在前方时，戴维·乔治说，“看见陆地真是太高兴了”。[45]他们在杂草丛生的格兰维尔镇原址下船，就立刻投入“清理森林，建立城镇，也就是后来的‘自由镇’[46]”。上岸后的第一个周日，塞拉利昂公司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为他们宣讲了《诗篇》第127篇的文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而不远处，戴维·乔治的追随者们也聚在一起，在一个用船帆拉成的顶棚下听他讲“第一个主日，这是个愉快安宁的时刻”。没过多久，他们就用木柱和茅草盖了一座不错的礼拜堂。[47]这是塞拉利昂的第一座浸礼会教堂，而这时，那些曾在希尔弗布拉夫的林中空地里礼拜的黑人移民已经建起了一个跨大西洋宗教社群网络，塞拉利昂的这座小教堂是构成该网络的最后一个节点。
与乔治乘坐同一条船的克拉克森听到了同船水手们在看见陆地那一刻发出的欢呼和鸣枪齐射。然而“我无法描述自己此刻的心情，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数小时”——或者数周、数月、数年——“会发生什么”。[48]所幸他们登陆时并没有受到滕内人的攻击，克拉克森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听到的是另一则不受欢迎的消息：塞拉利昂公司任命他为新殖民地的负责人。他一点儿也不想担此重任。“我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曾经明确地宣布，不会因为任何事在非洲滞留，”他无人倾诉，只好在日记中悲叹道，“也就是说，我的任务仅限于在美洲召集殖民者，然后把他们安然无恙地送到塞拉利昂。”[49]他已经病了数月，身心俱疲，渴望能回到英格兰的家中休养，耐心等待他的未婚妻团聚。“但我能怎么办？”他一想到自己对那些效忠派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关怀”，“还有我热切地渴望为周围各民族，乃至整个非洲……带来文明，我就下定决心承担起责任……和这些可怜的新斯科舍人在一起，与殖民地共存亡”。[50]
接下来在这个非洲半岛上，人们的远大抱负遭遇了千难万险。建设弗里敦的过程重现了英属北美和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殖民地的重要特征。殖民者要适应陌生的环境、要对付原先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还要彼此争斗。他们争论的部分焦点无非是始终充满争议的土地分配问题，这是每个效忠派殖民地的冲突根源。然而最大的麻烦是，新来者与派来管理他们的政府之间也吵个不休。因为和他之前的那么多总督一样，克拉克森也很快发现，效忠派难民可不会不假思索地“忠于”自上而下的指令。和拿骚和圣约翰的白人效忠派一样，这些殖民者在权利和代表权等问题上的观念与统治者偏威权主义的风格截然不同。
因为发烧而近乎每时每刻都在战栗发抖的克拉克森每天忙着分配土地、组织工作组、安抚各种各样的选民。弗里敦的首批地块成形了：戴维·乔治和托马斯·彼得斯每人得到九英亩，摩西老爹分到了七英亩；其他人大多每个男人分得了六英亩的地块，女人和孩子还能分得两到四英亩。[51]与大出走其他各地的情况一样，适应陌生的自然环境已然不易，食物和物资短缺让挑战变得更难应对。而这里还有更为怪异的危险。一天，一只狒狒把一个12岁的小女孩从帐篷里抓走了。豹子潜行在灌木丛中，巨蛇爬行在他们的小屋之间。[52]雨季还未来临，疾病就已经在弗里敦肆虐蔓延了。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写道：“早上起来问一句‘昨晚死了多少人’已经快变成惯例了。”[53]上岸仅仅三周，维奥莱特·金就病倒了，“像个孩子一样无助”，精神错乱，谵言妄语。她的丈夫和朋友们坐在她的周围祈祷，她“突然坐起身”口中说道：“我好了，只是在等神到来呢。”当他们充满信心、抑扬顿挫地齐声高唱一个古老的卫斯理赞美诗时，她颤抖着，和他们一起高喊，终于“在爱的狂喜中故去了”——她死时心中充满了信仰，那是曾在伯奇敦摩西老爹的礼拜堂里让她灵魂觉醒的信仰。[54]
每天晚上，当蟋蟀和牛蛙的叫声“响彻城镇和森林”之时，筋疲力尽的克拉克森还要打起精神，记录他这一天的艰难经历。[55]“每天从早到晚发生那么多事折磨和困扰着我，让我简直有些厌世了。”他坦白道。[56]首先，他得协调殖民者们和滕内人的关系。登陆之后不久，他与乃姆巴纳有过一次会面，解决了弗里敦后续扩张的问题，急切地承诺说，“我来非洲绝不是为了免费攫取他们的土地”。[57]他还试图安置格兰维尔镇剩下的幸存者，他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对新政府心怀怨愤。此外还有其他欧洲人。奴隶贸易的中心就坐落在不远处已经够糟，够克拉克森提心吊胆的了，塞拉利昂公司还从伦敦派遣了一个小小的政务委员会，这群人五花八门，内讧不止，有些是可疑的种族主义者，还有两个人是不可救药的酒鬼。[58]1792年6月，克拉克森总算等来了一些新的白人来客，尤其是效忠派艾萨克·杜波依斯。托马斯·彼得斯的同乡，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的杜波依斯和黑人效忠派一样，也是几经迁徙最终来到了塞拉利昂，起初曾定居巴哈马群岛。他放弃了在那里种植棉花的努力，希望在弗里敦的运气能好些，他是这个自由黑人殖民地中少有的白人殖民者。克拉克森任命杜波依斯为仓库管理员和镇民兵首领，后来越来越倚重他的精明能干。[59]
然而在新殖民地面对的所有困难中，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殖民者自身。威尔伯福斯曾警告克拉克森小心托马斯·彼得斯，因为他知道，彼得斯能够在冲动之下前往伦敦，自然不会甘心在弗里敦做一个顺民。果然，登陆还不到两周，彼得斯就来到克拉克森跟前，“说出了满腹牢骚；他说话极其粗暴轻率，看来是想恐吓大家，破坏士气”。[60]彼得斯开始参加卫理公会教徒的集会，“每次会后他都要对大家讲话，抱怨他在伦敦得到的承诺没有落实”。[61]因为迟迟得不到分给自己的土地，黑人效忠派们更加认同彼得斯的说辞，因为“他们一生遭受不公待遇”，“已经开始觉得与其在这里受苦，还不如待在新斯科舍呢”。[62]“总督，您知道您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见到我们时，我们的境况很差，”他们提醒克拉克森说，“乔治国王对我们不错，上帝保佑他，制定了很多规定来安慰我们，还承诺给我们土地……但我们在那里待了很多年，却根本没有得到土地。”[63]
克拉克森不久就发现那些殖民者“被托马斯·彼得斯灌输了关于自身民权的古怪观念之后”变得难以驾驭，也不愿劳动了。[64]“黑人们不听从命令，牢骚和抱怨与日俱增，”克拉克森说，“这些麻烦常常让我不堪其扰，由于身体虚弱，我都快要昏过去了……我整天忙着制止恶行，常常自顾不暇。”[65]1792年的复活节星期日，克拉克森听说彼得斯正在密谋推翻政府。他立即召集大家在“一棵大树下”开会——或许就是如今弗里敦市中心那棵最显眼的大木棉树。看着殖民者们在红土地上聚集，正如他们六个月前在伯奇敦的教堂座位上那样看着他，他转向彼得斯说：“在会议结束之前，很可能我们之间有一个人要被吊死在那棵树上。”克拉克森措辞严厉地劝诫殖民者们，说“不和的魔鬼”会带来“悲惨和罪过”，并“粉碎……在全世界改善黑人生活条件的点滴希望”。[66]几天后，殖民者们同意发表宣言，“宣称他们在此殖民地居住期间，将遵守这里的法律，只要当地条件允许，这些法律与英格兰的法律绝无冲突”。[67]
随后，托马斯·彼得斯突然在6月里暴毙了：他染上了当地一种致命的热病，很快就丧了命。他的死移除了效忠派中间那种最咄咄逼人的政治影响，也消除了克拉克森的心头大患。然而这位社区领袖的遗产却并没有随即消失。一个月后，又有人传说彼得斯的鬼魂在弗里敦的街道上飘荡呢。[68]他的政治幻影也没有消停，那就是建立一个由黑人们自治的殖民地，而不是被一个白人帝国管理机构牵着鼻子走。
克拉克森继续动用自己全部的外交技巧来处理与权利和土地有关的重要事项。他在伯奇敦承诺说黑人效忠派分得土地后不会被征收代役税，无意间为殖民者和塞拉利昂公司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埋下了种子。后来证明，该公司的想法截然不同。此外，克拉克森同意了黑人们提出的与白人共同组建陪审团的要求。他还记得在新斯科舍“他们全都被强占河边地块的白人绅士赶走了”。因而当戴维·乔治和其他市民领袖提出在河边建立公共建筑物的要求时，他满口答应了。[69]最大的问题来自承诺给他们的20英亩农耕地迟迟得不到清理和落实。殖民者们不停地跟克拉克森抱怨说，他们在英属北美根本没有得到土地。然而克拉克森知道，即便他们全力以赴地劳动（事实上他们没有），到夏天结束时，尚且无法把足够的丛林开辟成耕地。相反，克拉克森最终想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让殖民者们暂时先在较小的地块上耕种，直到更多土地被开垦出来。
因为疾病和工作压力，克拉克森的身体垮了，1792年底，他请假获得批准，总算可以回英格兰了。他回顾自己在非洲这段时间，完全可以对弗里敦安然度过了第一年而感到自豪，这是个重大成就，尤其是在格兰维尔镇建设失败之后。殖民地存活下来了。但他也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一群要么没有同情心，要么毫无能力，要么两者皆无的白人官员。克拉克森的直接继任者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是个严肃的福音派教徒，刚刚在植物湾监禁地结束了军官任期。要管理一群试图摆脱奴役和不公记忆的人，这可算不得最优秀的资质。同样不祥的是，道斯的接替者扎卡里·麦考利成年期间有五年时间是在一座牙买加蔗糖种植园度过的。那时他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却是个极端虔诚的教徒，就连他的支持者们也觉得他“不灵活”“不开明”，有时甚至“冷若冰霜”。[70]殖民地的其他议员们则越来越冲突不断、放荡不羁。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是他们中间唯一在该地区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却酗酒成性。1792年12月的一次狂饮之后，他死了。他的遗孀安娜·玛丽亚长期受到他家暴的折磨，写道：“我毫无内疚地承认自己在这事儿上说谎了，说他的死让我难过，不！我一点儿也不难过。”[71]
经历了导致他们分裂的一切纠纷之后，黑人效忠派已经把克拉克森看成了一个诚实的代理人，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他们的摩西——当然彼得斯除外。克拉克森的离去让他们难过不已，也为他献上了良好的祝愿。乃姆巴纳送了他一把斧子和一篇阿拉伯经文，祝他一路平安。黑人殖民者们一波波前来，每一波都是几十个人，为他们敬爱的总督献上卑微的离别礼物：番薯、鸡蛋、洋葱。菲莉丝·乔治带来了好重的礼物：三只鸡和四个鸡蛋，而她的丈夫戴维则带领大家签名，献上了另一份请愿书。[72]这份请愿书的诉求对象是塞拉利昂公司的诸位董事，文本中（以其作者们在成年后所学的错漏百出的英文写作）描述了克拉克森“在所有方面都像绅士一样对待我们……我们热烈地希望上述约翰·克拉克森能够回来做我们的总督”。在那以前，“我们将祈祷约翰·克拉克森阁下安全渡海归国，并再次回到我们身边”。[73]
戴维·乔治也准备出发了。从克拉克森在谢尔本下船后两人初次见面，到他们同船来到塞拉利昂，两个男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克拉克森常常来听乔治布道，有时还会参加他的祈祷仪式；乔治给他最小的孩子取名克拉克森。或许他们在来非洲的途中曾在柳克丽霞号（Lucretia）上讨论过回国之事，乔治突然问自己的朋友：“我今后能去英格兰吗？”乔治“希望去看看住在他的国家的浸礼会兄弟们”。克拉克森答应一有机会就带他去英国。现在乔治也在收拾箱子，“在教堂进行告别布道”，并安排副手在他离境期间接替他的工作。[74]黑人效忠派在非洲度过第一个圣诞节后几天，克拉克森和乔治在弗里敦一同出发开启了另一趟旅程，在两人看来，这次旅程的策划者既是上帝，也是大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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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9月的一天早晨，七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船只驶入弗里敦港口。这是该定居点一直盼着的场景，因为那里物资短缺，这些船只（如果不是驶向上游的不可避免的运奴船的话）可能会带来他们急需的供给品。“很多人”聚集在海岸上，眼看着意料之外的舰队逐渐靠近，然而新总督扎卡里·麦考利却从他的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到了那些船只的细节。他发现，他们的装备和建造都是英国风格，但上面都是枪支，一艘护卫舰上的水手们正在排列一门大炮——正对着他的方向！他赶紧冲向里屋，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几分钟内，那些船只降下了作为诱饵的英国国旗，升起了真正的旗帜：法国革命的三色旗。他们对着弗里敦的方向猛烈开火，刚刚去了英国又安全返回的戴维·乔治那时也在人群中，尖叫着、推搡着，争先恐后地躲避子弹的袭击。麦考利已经下令在阳台上挂上白旗表示休战，但轰炸还是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仓库、办公室、住宅和圣公会教堂都着起了熊熊火焰，还冒着催泪的黑烟。随后便是抢劫。朗姆酒、钱、食物，法国水手们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他们捣毁了印刷厂和药铺，把《圣经》踩在脚下，抓走了几百头猪和鸡。无裤党[75]甚至从当地居民的身上扒下衣服，乔治的衬衫被他们扒走了，家人“几乎赤身裸体”。那天结束时，一个小孩子死了，两个居民被炸断了腿。法国军队两周之后才离开，弗里敦变成了一片废墟——此时距离它开始建设还不到两年。[76]
虽然弗里敦的建立与其他效忠派定居点有着诸多共同点，但法国人对弗里敦的袭击却突出了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时间已是1790年代，而不是1780年代：法国革命把英国拖入了一场激烈的全球战争，重新定义了关于自由和权力等问题的争论。对黑人效忠派而言，他们为建设这个定居点已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法国人的袭击不啻是雪上加霜。对他们的白人统治者而言，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在另一场革命从根本上威胁英国势力之时，维持纪律、秩序和帝国臣民的忠诚有多重要。弗里敦最初那几年的经历表明，法国革命的爆发更加坚定了英国人从美国革命中吸取教训。它也导致了帝国臣民再次两极分化，一方坚持忠于现有秩序，另一方则以争取更大自由的名义奋起反抗。
麦考利总督曾以中立殖民地为由请求法国指挥官不要劫掠弗里敦，还说黑人殖民者“不是英国人”。黑人效忠派祈求法国人留一些财产给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是来自北美的美国人”，因此（他们声称自己是）法国人的盟友。战争毕竟是不择手段的。然而法国人一离开，这类声明看上去就显得那么可疑。麦考利不仅要求黑人承担塞拉利昂公司财产被毁的部分损失；还迫使他们重新宣誓效忠，否则便不给他们医疗救助或就业。“我们来这里之前已经做了18年、20年的英国臣民了，”愤怒的殖民者反驳道，而“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也都曾宣誓对国王和国家效忠，因此我们拒绝从命。”[77]作为忠诚的英国臣民，他们应该无条件地享有英国人的权利。就此，麦考利耍的花招很像是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拒绝给他们土地和权利的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对此十分熟悉，也极为不安。摩西老爹和他的教众们在一封写给约翰·克拉克森的哀怨的信中总结了他们的不满：“您在这里时，我们把它叫作自由镇，而自从您走后，已经完全可以称之为‘奴役之城’了。”[78]
要是克拉克森还跟他们在一起就好了！在他担任总督的那一年，他利用自己与效忠派们建立在真正的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亲密关系，解决了很多关于土地分配和权利的紧张问题。其后数年，弗里敦的黑人居民们给他写了很多声泪俱下的信件，描述他们的失望，祈求他回来。“自从您离开我们，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悲伤地说，[79]“我们以为是万能的上帝随手选择了由您来作为摩西和耶和华，带领我们这些以色列的子孙来到应许之地，”另一封信中写道——“但是上帝啊，请再次为您的心中注满渴望，让您来这里看看我们吧。”[80]他们不知道，克拉克森本人已经失去了塞拉利昂公司诸位董事的青睐，他们看到他更支持殖民者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润，甚是反感。他回到英国后不久，董事们就罢免了他的总督之职。克拉克森虽然为这一举动感到“震惊”，却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以免加深公众对整个塞拉利昂公司项目的反对。他回信给弗里敦的黑人朋友们说他最近刚刚结婚，无法回去。[81]
克拉克森曾发誓说他离开后几周之内，殖民者们就能得到他们垂涎的耕地。遗憾的是，继任者们并没有践行他的诺言。他走后还不到两个月，黑人效忠派就再次聚集起来，对延迟分地提出抗议。“克拉克森先生在新斯科舍承诺过，我们在这里的待遇与白人没有差别”；他们提醒克拉克森的接替者道斯总督，“我们现在要求履行这一诺言，我们是自由的英国臣民，理应得到相应的待遇”。[82]克拉克森不在场期间，艾萨克·杜波依斯成了他们最有力的白人同盟。同为美国难民的杜波依斯一定与严厉刻板的英国福音派军官们形成了鲜明对照，对黑人们充满同情。杜波依斯在塞拉利昂种植棉花的运气并没有比巴哈马群岛好多少，但他的管理才能很快就让他在该殖民地获得了尊敬和名望。他还出乎意料地在这里收获了个人幸福。1793年初，杜波依斯宣布与刚刚守寡的安娜·玛丽亚·福尔肯布里奇“幸福地结为夫妇”。两人在她的第一任丈夫死后不到三周就结婚了。她“丝毫不为我急于……违背守寡12个月的传统而怀有歉意”。[83]他也不介意牧师未能（如他所吩咐的那样）保守这个秘密，而是“把这个新鲜的消息传播得尽人皆知”。“我很幸福。”杜波依斯说。与他作为效忠派难民所经历的重重失望相比，这实在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幸运时刻。[84]
杜波依斯还帮助殖民者们起草了另一份抗议请愿书。“道斯先生似乎希望像对待一群奴隶一样统治我们。”该请愿书写道，并列出了关于土地和其他不公待遇等常见的不满。[85]黑人效忠派无疑希望重复托马斯·彼得斯曾经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就选出了两名代表，亲自把请愿书送到了伦敦的塞拉利昂公司董事那里。两人于1793年8月到达英格兰，见到了该公司董事会主席。起初他们还觉得他“和蔼可亲”又有“慈悲心肠”，但他严厉地说他们的“指控轻率而证据不足”。[86]新婚的艾萨克和安娜·玛丽亚·杜波依斯不久也来到了伦敦，杜波依斯再次帮助他们申诉不满。但董事们拒绝了殖民者的要求，并阻止他们与克拉克森会面，尽快把他们打发回了塞拉利昂。杜波依斯虽费尽全力，但也被草草打发走了。[87]当安娜·玛丽亚详细记录自己的数次塞拉利昂之旅时，她对她的两任丈夫在该公司遭受的待遇极为反感，以至于她事实上开始反对废除奴隶贸易了，只因为那是该公司的创始原则。
两位黑人特使回到塞拉利昂时，弗里敦又一次陷入了动荡。这一次紧张局势的导火索是黑人殖民者与一条奴隶船的白人船长之间的对峙，原因就是弗里敦与邦斯岛距离太近了，双方都不自在。麦考利总督在自己的大门口放了一门大炮，又提出谁愿意离开弗里敦，他免费送他们（乘坐一艘废弃的运奴船）回哈利法克斯，才算阻止了一场动乱的爆发。[88]没有谁愿意回去，但有一小撮失望的卫理公会教徒决定迁出该公司地盘，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再受这群暴君的束缚”。[89]这次事件再度强化了麦考利的成见，即卫理公会教徒要比戴维·乔治和他的浸礼会教徒更难管束。因为到这时为止，乔治已经是弗里敦最心满意足的市民之一，他在非洲和英国的经历更坚定了他的效忠立场。他曾经在新斯科舍深为不满的那些白人的阴谋似乎和伯奇敦时一样，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现在，官方对他很不错：他在英格兰期间得到了亲切的接见，他继续扩大教会的行动也得到了英国浸礼会的大力支持。他的那些世俗追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获得了执照，可以用自己的住宅经营一家小客栈。[90]
比方说，在殖民者与政府的下一次重大冲突中，乔治就没有参与抗议。那次冲突与代役税有关，麦考利坚称殖民者应该就他们刚刚分到的土地缴纳代役税。早在1783年，盖伊·卡尔顿爵士就曾提出对分给效忠派的土地不收任何租金或费用：他知道美国人把这些费用看作税收，还提出“无论如何，代役税迟早会变成民众不安的源头”。[91]卡尔顿一语成谶，麦考利的措施在塞拉利昂的黑人效忠派中激起了极大的不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清楚地记得约翰·克拉克森当年在伯奇敦摩西老爹的讲坛上发出的誓言：塞拉利昂的土地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在这里，英国的诺言再度被践踏了。波士顿·金写信给克拉克森，说很多家庭都“在考虑雨季结束时离开，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公司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缴纳代役税”。[92]1796年的百户长和十户长选举大大有利于反对麦考利的候选人。[93]
即便如此公开反对这种税收方式，弗里敦的殖民者们仍在继续寻找更大的代表权。当备受人们憎恶的麦考利终于在1799年离职（他带走了一些非洲人，想让他们激动地品尝一下英国的文明）时，黑人效忠派抓住这个时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他们再次表达旧怨，要求有权任命自己的法官，不出所料，公司董事会拒绝了这个要求。但不满情绪经过数年的积累，这一争议把某些弗里敦居民推向了爆发的边缘。有些百户长和十户长不愿意再为持续的侵犯和限制代言，发起了一场运动，最终演变为效忠派政变。1800年9月，他们发布了自己的法典，正式宣布为独立政府。[94]他们选出了自己的总督，此人就是1793年被派往伦敦的特使之一艾萨克·安德森（Isaac Anderson）。他们还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在滕内人小首领汤姆王的默许支持下，黑人效忠派叛军们在弗里敦城外的一座桥上建起了自己的阵地，准备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战。
在那闷热的一周，弗里敦附近的黑人效忠派不得不再次作出选择，要么继续效忠，要么加入叛军。这是所有的难民效忠派社群向帝国权威提出的最大的一次武装挑衅，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罕见的机会，洞悉这些英国臣民多年坚守效忠立场，到头来手中又剩下了什么。眼前的一切让戴维·乔治踟蹰不前。几年前曾有一个引发争议的婚姻法旨在整治黑人们“放荡的”性道德，连他也因为愤怒而动摇到了叛乱的边缘，但一想到会有暴力，他还是退缩了。[95]乔治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的最大原因也是害怕暴力。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他对权力的忠诚，正如革命曾经证明他在牙买加的老朋友乔治·利勒忠于帝国一样。然而他周围一半的殖民者都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们曾在大西洋两岸为自由而战，此前多少次被镇压被压制，不愿意看到自我肯定的努力再度以老一套的压制而告终。
然而如果说黑人效忠派没准备投降，那么白人政府也没打算屈服。总督在汤姆王有机会公开参与之前就采取干涉行动，发起了对叛军的猛烈打击。在桥上的一次战斗中，英国军队很快便彻底击败了叛军，杀死2人，俘虏30人。其他人大多被捕获于灌木丛中。弗里敦自治政府未来的第一位黑人统治者艾萨克·安德森被判绞刑。二十几位叛军首领因为参与起义而被逐出该殖民地，其中就有二十多年前从乔治·华盛顿的弗农山庄逃跑的奴隶哈里·华盛顿。还有一位被流放者也曾是奴隶，后来给自己取名为不列颠·自由（British Freedom）。[96]发生在弗里敦的非裔美国人革命结束了，不管作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他们追求更多自由的努力也都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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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叛乱是自弗里敦殖民地建立以来，围绕臣民权利爆发的一系列冲突的最高潮。它突出了在约克敦投降十年之后建立的弗里敦本身如何巩固了在效忠派大流散中凸显出来的那些规律。和在巴哈马群岛制造麻烦的那些东佛罗里达难民一样，弗里敦的黑人效忠派殖民者也经历了两次迁徙，他们在北美内化了对英国官方深深的不信任，事实证明他们已经很难克服那种不信任了。他们想要实现更大的政治代表权（和减少税收）的努力很像是白人效忠派在英属北美和巴哈马群岛所进行的类似斗争。他们用来主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请愿、代表、选举——也都是白人效忠派用过的。面对白人统治者的不妥协，这些失望的殖民者中有一些人甚至和他们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煽动武装叛乱。
但时代已经不是1776年，甚至不是1780年代中期了；现在是1800年。曾经是该殖民地精神导师之一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嘲讽地说，塞拉利昂的黑人效忠派“简直是雅各宾派，好像一个个曾在巴黎受过训练和教育似的”。[97]（他还不如说是在太子港，鉴于叛军们所争取的与海地革命者奋斗的目标相似，也是一个由自由黑人所治所享的政府。）威尔伯福斯把北美效忠派与法国革命者相提并论，显示出他长期不懈地追求与家长制废奴事业并行的反民主态度。他的嘲讽让人们注意到，法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人锐化了“1783年精神”的锋芒。数次战争强化了英国世界自上而下统治的做法，也为领土扩张提供了一个借口。正如从威廉·威利到乔治·利勒等效忠派难民所看到的那样，在整个帝国，法国战争对英国臣民的忠诚提出了新的考验。
如此说来，难怪在风起云涌的1790年代，建立自己定居点的弗里敦殖民者们迎头遭遇了力量非凡的“1783年精神”，结果好坏参半。这在他们与帝国权威的对峙中尤其明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前的界限不仅仅被镌刻以黑白种族的差异，随着战争的继续，首都政府也加强了它的统治。1799年，塞拉利昂公司向议会请愿，请求一份王家宪章来强化它的统治。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支持奴隶制游说的影响，议会曾在1780年代拒绝了该公司关于王家宪章的请求。然而到1799年，该游说的影响早已式微，而法国即将改为共和制的前景影响了欧洲内外各个政权的稳定，使得议会对任何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都开始采取偏爱的态度。1800年，塞拉利昂公司得到了王家宪章，授权它直接管理弗里敦。国家通常会用法律的武器支持武装夺取。仿佛算准了时间，宪章在9月——叛乱发生仅仅几周后到达弗里敦。它干脆取消了百户长和十户长，哪怕是虚假的黑人效忠派代议制政府也被画上了句号。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塞拉利昂公司本身也解散了，弗里敦变成了一个直辖殖民地，直接由白厅管理。
直辖统治的实施继而指向了由黑人效忠派广泛传播（字面意思）的“1783年精神”的第二个方面：扩张主义计划。他们跨大西洋的出走把英国的统治延伸到了迄今还基本上没有被殖民的非洲大陆。作为定居殖民地，弗里敦的出现与英国在西非海岸上建立的功利主义奴隶贸易站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帝国在该大陆进一步入侵的桥头堡。（弗里敦也成为邻近的利比里亚殖民地的范本，那是美国废奴主义者在1820年代建立的。）黑人效忠派的迁徙为黑人陆续到达该地树立了榜样。1800年，第二批自由黑人加入了弗里敦的效忠派：牙买加马龙人。马龙人已经有过一次追随黑人效忠派路线的行为了，他们被流放到新斯科舍，定居在大多数黑人效忠派1791年撤离的那些村庄之一。但新斯科舍与科克皮特地区天差地别，不幸的马龙人向他们够得上的每一位官员请愿，请求让他们迁往更暖和的地方居住。塞拉利昂公司欢迎他们的要求，觉得马龙人是个不错的群体，可以补充——并稀释——弗里敦那群桀骜不驯的效忠派人口。马龙人到达了弗里敦，时间正好是1800年叛乱的高潮期，真是天缘凑巧。按照政府的命令，他们一下船就被派去帮助镇压叛军——这也是帝国经典的离间和统治策略。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第三波黑人来到了弗里敦，他们是王家海军从被拦截的奴隶船中解放的“再度被俘者”。黑人效忠派到达之后的二十年内，他们成为自己建设的城市中的少数人口，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新斯科舍人”，以便将他们和越来越多样化的人口中的其他族群加以区分。[98]这一标签淡化了他们与美国的联系和革命的历史，这或许是该标签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
我们很容易把弗里敦的故事汇入一长串被违背的诺言和被浇灭的希望，尤其是考虑到该地区的近代史，更是如此。然而虽然他们的自治权受限，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极小，事实上对它的自由黑人创建者而言，“弗里敦”意义重大。这些黑人移民比其他任何效忠派难民更清楚地显示出“1783年精神”第三个要素的持续收获：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追求。弗里敦是这些难民为逃脱奴役而在大西洋各处迁徙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十三殖民地，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动产奴隶。在新斯科舍，他们名义上是自由人，却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许多人成为白人的契约奴仆，从未分得足够的土地，被排除在公民参与之外。在塞拉利昂，他们始终是自由的，还向更好的生活迈进了一步：他们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以及各种各样的公民权，例如能够选举代表和参加陪审团。
此外虽然建设这个地方经历了艰难险阻，殖民者们仍能骄傲地宣称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那就是弗里敦事实上存续了下来并日益壮大。只需看看格兰维尔镇的废墟，或者看看同一时间由塞拉利昂公司的一个分裂派系在附近的几内亚海岸建立的另一个殖民地，高下立见。几内亚海岸那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设计拙劣，不到一年就以惨败告终，所有的殖民者要么死了，要么撤离了。第一批受害者中的一位就是该殖民地的测绘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近十年前伯奇敦的规划者本杰明·马斯顿。他死于与北美相隔万里的西非海岸，却和他曾经帮助他们定居的许多伯奇敦黑人相隔仅300英里。[99]此事纯属偶然，却也沉痛地提醒人们难民生活是如此脆弱，人们彼此间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假如马斯顿有机会拜访弗里敦，他大概会承认，那里的一连串效忠派意见与他曾在谢尔本观察到的那些大同小异。英国人承诺的自由并没有达到托马斯·彼得斯或1800年的叛军们希望的程度，但是弗里敦的生活条件一方面迫使某些人揭竿起义，一方面却也强化了另一些人的效忠立场。[100]戴维·乔治就是一例，他在伯奇敦时，对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最是直言不讳。而在塞拉利昂，他却很少抗议。自由和财产得到了保障，全面迫害总算告终了，眼前还有一个大有前途的讲道坛，乔治鲜有理由希望自己的政府天翻地覆。波士顿·金似乎也对未来持有同样积极的态度。和乔治一样，金也曾有机会访问英格兰，还在英国卫理公会的资助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时光。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礼拜堂中，金“有了一种更真诚的对白人的爱，那是我此前从未有过的”，因为“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因为白人的残酷和不公受了很多苦头”。他得出结论，“很多白人不是我们这些可怜黑人的敌人和压迫者，而是我们的朋友，是帮助我们摆脱奴役的人”。[101]诚然，这恰恰是金的白人听众们想听的话，他对此一定心知肚明。然而居住在一个自由黑人社会里，也的确让金获得了他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他再也不会像在南卡罗来纳时那样遭受鞭打和酷刑，再也不会像在纽约时那样常常噩梦缠身，梦到主人又回来抓他了。他再也不会在冰天雪地的伯奇敦“因为饥寒而日渐憔悴”。[102]来自北美的政治抱负或许没有在非洲生根，但那并没有使殖民地难以维系，甚至也不一定让它的居民大失所望。的确，事实证明，包括乔治和金在内的福音派基督教与塞拉利昂公司的教化使命十分契合。
至少还有另一个来到弗里敦的效忠派在这座城市那个充满希望的名字中听到了共鸣。179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扎卡里·麦考利总督步入自己的广场，看到“一个非常奇怪和有趣的人”站在暮色中。“他衣着寒酸，但气质和举止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威严……他的目光坚定无畏，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麦考利“颇感困惑，甚至无法猜出他来自何方”。而陌生人介绍自己说：“‘先生，’他说，‘我名叫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是克里克印第安族的首领。’”弗里敦对鲍尔斯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他自己逃离了监禁。鲍尔斯最后一次在帝国官员们的意识中一闪而过还是1792年，那年他被西班牙人俘虏，然后被送往菲律宾。1798年，他的西班牙“捕快们”决定把他转交给法国盟友，就把他送上了一艘开往欧洲的船。海船沿西非海岸北上期间，鲍尔斯一直暗中观察，等待着逃跑的机会。当一艘敌船从他自己乘坐的船旁经过时，他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奇迹。他收拾起自己的一小包衣服，动用全部的智慧溜到旁边那艘船上——那艘船随后驶入弗里敦时，鲍尔斯再次回到大英帝国的领土，重新获得了自由。[103]
鲍尔斯受到麦考利的热情接待，他为弗里敦画了一幅漂亮的素描，整齐的白色住宅温馨地排列着，背后是群山巍峨。[104]这座城市是新的帝国地盘中的一个开拓性殖民地，为“1783年精神”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当他在另一片大陆的边缘眺望大西洋时，鲍尔斯觉得自己的扩张主义梦想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和身边那些黑人镇民们都属于因美国革命而流离失所的（6万名）效忠派。他们一起挑战质疑、一起从中获益，也共同参与建设了一个全新的大英帝国。如今另一场革命战争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各个政权，在继续前进的大英帝国中，他们中的任何人又将继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萨缪尔·刘易斯（Samuel Lewis）：《正确的战场地图》（A Correct Map of the Seat of War，1815）。
[1]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 in Vincent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38-340.
[2]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40，348 n.48.
[3]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36.
[4]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60.
[5]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40-41；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37-38. 这样的术语滑移让我们很难了解在1784年谢尔本和伯奇敦的花名册中列出的那396位“仆人”中，究竟有多少是被奴役的。
[6] 约翰·克拉克森的备忘录，BL：Add. Mss.41626B，ff.15-16。该文件中包括许多新斯科舍黑人效忠派受虐待的记录。
[7]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50-51. 关于效忠派新斯科舍的奴隶制，见Barry Cahill，“Habeas Corpus and Slavery in Nova Scotia：R. v. Hecht，ex parte Rachel，1798，”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Law Journal 44（1995）：pp.179-209。
[8]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95-96.
[9] 晚宴一事是托马斯·克拉克森讲述的，引自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77-178。
[10] 《托马斯·彼得斯等人致国王陛下的重要国务大臣之一，尊敬的W. W. 格伦威尔阁下的备忘录》，NA：FO 4/1，ff.421-423。
[11] 他从新斯科舍出发的时间一定与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从斯科舍出发前往英国寻求对马斯科吉国的支持的事件大致相当。这使得Wilson充满想象力地提出，两人一定是乘坐同一条船前往英国的。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79-180.
[12]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49-150.
[13] 关于这一穷苦黑人项目，最完整的叙述见Stephen J. Braidwood，Black Poor and White Philanthropists：London’s Black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ierra Leone Settlement，1786-1791（Liverpool：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ess，1994），pp.129-160。但又见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44-153；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2005），pp.190-197；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p.111-119；Alexander X. Byrd，Captives and Voyagers：Black Migrants acro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Worl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39-153。伊奎亚诺在其自传中讨论了这一计划：Olaudah Equiano，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pp.226-231。
[14] “Treaty for 1788，” NASL.
[15] Granville Sharp，A Short Sketch of Temporary Regulations（Until Better Shall be Proposed）for the Intended Settlement on the Grain Coast of Africa，Near Sierra Leona，2nd ed. （London：H. Baldwin，1786），p.34.
[16] David Hancock，Citizens of the World：London Mercha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Community，1735-1785（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
[17]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p.32-33.
[18]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64.
[19] “Manuscript Orders from the Directors of the Sierra Leone Company，” ca.1791，NASL，p.5.
[20] 亨利·克林顿爵士致Evan Nepean，1790年12月26日，NA：FO 4/1，f.416。
[21] 托马斯·彼得斯致格伦威尔勋爵的备忘录，1790年12月24日前后，NA：FO 4/1，ff.419-420。
[22] Henry Dundas致托马斯·卡尔顿，1791年8月6日，NA：CO 188/4，f.215。
[23] 引自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186。
[24] 威廉·威尔伯福斯致约翰·克拉克森，1791年8月8日，BL：Add. Mss.41262A，f.5；托马斯·克拉克森致约翰·克拉克森，1791年8月28日，f.11；Henry Thornton致约翰·克拉克森，1791年12月30日，f.44；托马斯·克拉克森致约翰·克拉克森［1792年1月］，ff.64-74。
[25] 卡尔顿致Dundas，1791年12月13日，NA：CO 188/4，ff.239-240。
[26]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0月8日，NASL，p.16。克拉克森的日记原本散开，部分流失了。本书中1791年3～12月那部分日记的引文摘自塞拉利昂国家档案馆的克拉克森日记手稿。1791年12月至1792年3月的引文摘自纽约历史学会以下书籍的缩微胶卷：Charles Bruce Fergusson，ed.，Clarkson’s Mission to America，1791-1792（Halifax：Public Archives of Nova Scotia，1971）；1791年3～8月的引文摘自一份日记原本的缩微胶卷，也存于纽约历史学会。克拉克森1792年8～11月的日记曾刊登于Sierra Leone Studies 8（1927）：1-114。
[27] 这份传单的副本见PANS：RG 1，vol.419（reel 15460），item 1。
[28]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63-364.
[29] Lorenzo Sabine，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Loyalis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 vols.，2nd ed.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64），II，pp.307-308.
[30] 斯蒂芬·斯金纳致Colonel William Shirriff，1791年11月2日，NYHS：Stephen Skinner Letterbook。
[31] 约翰·克拉克森备忘录，BL：Add. Mss.41262B，f.15。
[32]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40.
[33]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0月25日，NASL，p.32。
[34]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0月26日，NASL，pp.33-34。
[35]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0月26日，NASL，p.37。
[36]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1月2日，NASL，p.41。
[37]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0月28日，NASL，p.38。
[38] Alexander X. Byrd，Captives and Voyagers：Black Migrants Acro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Worl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7-199.
[39] “Bill of fare—for Victualling the free Blacks to Sierra leone，” PANS：RG 1，vol.419（reel 15460），item 18.
[40] 托马斯·彼得斯和David Edmons致克拉克森，1791年12月23日，BL：Add. Mss.41262A，f.24。
[41]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2月23日和26日，NYHS，pp.115，118。
[42]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225.
[43] 克拉克森日记，1791年12月13日，NYHS，p.104。
[44]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40；“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64；Clarkson Diary，January 15 to March 6，1792，NYHS，pp.161-168.
[45]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40.
[46] 自由镇（Free Town）后合写为“Freetown”，音译为“弗里敦”。
[47]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11日，NYHS，p.171；“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40。
[48]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6日，NYHS，p.168。
[49]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7日，NYHS，p.169。
[50]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18日，NYHS，pp.180-181。
[51] 地块分别列于“Names of Settlers Located on the 1st Nova Scotian Allotment，” NASL。
[52]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20日和27日，NYHS，pp.8，37. Anonymous Journal，March 15，1792，BL：Add. Mss.41264，f.13.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162。
[53]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148.
[54]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64.
[55]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4月5日，NYHS，p.74。
[56]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5月4日，NYHS，p.169。
[57]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27日，NYHS，p.43。
[58]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240-244. 酒鬼是军医贝尔医生和商业代理人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
[59] 克拉克森日记，1793年6月23日，NYHS，p.312。
[60]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3月22日，NYHS，pp.20-21。
[61]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6月15日，NYHS，p.293。
[62]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4月8日，NYHS，p.86。
[63]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6月26日，NYHS，p.324。
[64]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5月19日，NYHS，pp.221-222。
[65]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5月29日，NYHS，p.248。
[66]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4月8日，NYHS，pp.81-84。
[67] 匿名日志，1792年4月11日，BL：Add. Mss.41264，f.27。
[68]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7月25日，NYHS，pp.388-389。
[69] 克拉克森日记，1792年7月30日，NYHS，p.400。
[70]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81；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293.
[71]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169.
[72] 祈祷文和礼物清单，BL：Add. Mss.41262A，ff.210-20；艾萨克·杜波依斯的日志，BL：Add. Mss.41263，f.1。
[73] 《告别请愿》，1792年11月28日，见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p.30-31。
[74]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41.
[75] “无裤党”或“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是指18世纪末的法兰西下层的老百姓，这些在旧制度下生活品质极差的群众成为积极响应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好战的参与者。“sans culottes”的字面意思是“没穿裙裤”，裙裤是18世纪法兰西贵族和资产阶级时尚的真丝及膝马裤，而工人阶级则穿紧身长裤或直筒长裤。“无裤党”常用于形容雅各宾派的大革命激进分子。
[76] 扎卡里·麦考利的日志，1794年9月28日，Zachary Macaulay Papers，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Harvard College Library：Microfilm A 471，reel 3］；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2005），pp.368-371；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317-320；David George致John Rippon，1794年11月12日，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43-344。
[77]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318，21.
[78] Luke Jordan，Moses Wilkinson et al.，November 19，1794，in 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p.43-44.
[79] Luke Jordan和Isaac Anderson致克拉克森，1794年6月28日，见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42。
[80] James Liaster致克拉克森，1796年3月30日，见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p.49-50。
[81] Christopher Fyfe，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49-50；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76；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288.
[82]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205.
[83]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210.
[84] 艾萨克·杜波依斯的日志，1793年1月7日，BL：Add. Mss.41263，f.3。这对夫妇生了一个儿子Francis Blake DuBois，他的一个儿子又被命名为约翰·克拉克森·杜波依斯。非裔美籍学者W. E. B. 杜波依斯有一半血统来自巴哈马白人，他猜想自己的祖先就是效忠派，曾好奇自己有无可能与艾萨克·杜波依斯有关系，他知道后者曾在巴哈马群岛上有分得土地。由于杜波依斯去世前最后几年是在西非度过的，此间的联系就更令人好奇了——他前往西非是受到自己黑人祖先的吸引，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白人祖先住在这片大陆上，如艾萨克·杜波依斯。W. E. B. DuBois，Dusk of Dawn：An Essay Toward an Autobiography of a Race Concept（New Brunswick，N. J.：Transaction Books，1984），p.105.
[85] “Settlers’Petition，” in 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38.
[86] A. M. Falconbridge，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Years 1791-1792-1793，2nd ed. （London：L. I. Higham，1802），p.255.
[87] 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295-297.
[88]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8-180；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p.178-180.
[89] Nathaniel Snowball和James Hutcherson致克拉克森，1796年5月24日，见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52。
[90]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205.
[91] 盖伊·卡尔顿爵士致悉尼，1783年3月1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7139.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219。
[92] 波士顿·金致克拉克森，1797年6月1日，BL：Add. Mss.41263，f.147。
[93] 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p.189-190.
[94] 该文件抄录于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p.63-64。
[95]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8-209.
[96] 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p.198-202；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23-32；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100-102，108-11（Peters quote p.109）；Robin W. Winks，The Blacks in Canada：A History，2nd e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228-235；Ellen Gibson Wilson，The Loyal Blacks（New York：Capricorn，1976），pp.393-395.
[97] 引自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87。
[98] 到1811年，982个新斯科舍人里已经有807个马龙人。“Columbine总督下令进行的塞拉利昂境内房屋和人口普查，1811年4月。”见Liverpool致Maxwell，1811年11月20日，NASL：Secretary of State Despatches，1809-［1811］，pp.155-156；Christopher Fyfe，ed.，“Our Children Free and Happy”：Letters from Black Settlers in Africa in the 1790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4-115。
[99] Philip Beaver，African Memoranda：Relative to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British Settlement on the Island of Bulama（London：C. and R. Baldwin，1805），pp.115-116. Deirdre Coleman，Romantic Colonization and British Anti-Slavery（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80-89.
[100] 关于黑人效忠立场的发展过程，见Alexander X. Byrd，Captives and Voyagers：Black Migrants Acro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Worl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5-246。
[101] “Memoir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65-366.
[102] “Memoir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60.
[103] 扎卡里·麦考利的日志，1798年5月28日，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Harvard College Library：Microfilm A 471，reel 3］。这是鲍尔斯向麦考利讲述的事件版本，还有另一个故事版本提出，他乘坐的船只受到了王家海军的袭击。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pp.93-94。
[104] 该图片被作为以下书籍的扉页插图：Thomas Winterbottom，Account of the Native Africa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Sierra Leone，2 vols. （London：C. Whittingham，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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