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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惶惶不安的和平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6-29 09:24:45 0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四面楚歌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听到康沃利斯投降的消息时,他仿佛“胸口挨了一枪”。“哦天呐!一切都结束了。”他一边挥舞着双手惊呼,一边慌乱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1]在某个层面上,他说对了。传统上一直认为约克敦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终点。那是英国军队和大陆军之间的最后一场对阵,直接导致和平谈判,英国在谈判后承认了美国独立。

然而就连诺斯本人也一定知道,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在北美大陆之外,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全球冲突仍在激烈地进行。约克敦没有改变此刻印度南部的英军进程,他们正挥汗如雨地与法国的盟友蒂普苏丹[2]苦战,但这并没有丝毫减轻正在为守卫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Minorca)而与西班牙对垒的英国士兵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它没有阻止此前在弗吉尼亚包围康沃利斯将军的法国舰队驶入加勒比海,对英国那些宝贵的蔗糖小岛虎视眈眈。在北美,冲突也在继续,只不过规模不大,正统的革命历史往往对其忽略不计罢了。康沃利斯勋爵和乔治·华盛顿之间的战争或许在约克敦城外的战壕里结束了,但托马斯·布朗的战争还在继续,约瑟夫·布兰特的战争也是如此。从纽约城外郊区到佛罗里达边陲,游击战仍在折磨和困扰着全美各个社区。英国在1782年1月停止军事行动之后,这里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场效忠派、爱国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内战。

大英帝国——惶惶不安的和平

威廉·法登(William Faden):《南卡罗来纳和部分佐治亚地图》(A Map of South Carolina and a Part of Georgia,1780)。

效忠派听到约克敦的消息时,他们的反应跟诺斯截然不同。起初,有人甚至不相信。“一份康沃利斯勋爵投降的传单从泽西传来……震惊了全城,”约克敦战役六天之后,纽约效忠派首席法官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他对自己的结论蛮有把握,“怀疑这是敌人使诈,为了阻止效忠派起义或阻止我方军事行动”。[3]这位53岁的法官生性多疑,这是他和贝弗利·鲁宾逊一样迟迟不肯公开立场的原因之一,他一直拖到最后,直到被一个爱国者委员会传唤,迫使他要么宣誓效忠合众国,要么搬到英军占领的纽约去住。最后关头,史密斯搬到了纽约。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关于约克敦的可怕传言是真的,老兵们开始回到纽约,诉说他们亲眼见到战斗结束,以及“[效忠派]难民落入篡位者之手”的悲惨命运。然而在史密斯和其他位高权重的效忠派看来,仍然没有理由认为战争结束或自己战败了。史密斯和他的朋友们炮制出英军继续进攻以“抵消南方的灾难”的各种策略。其中一人坚称,“这里,包括加拿大和[圣]奥古斯丁在内……有4万人呢”,“如果我们当初合理部署,一切理当尽在掌握,不过……仍然不该丧失信心”。[4]查尔斯顿被扣押财产专员约翰·克鲁登提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增兵计划。他说,如果能召集一支由10000名被解放的奴隶组成的军队,北美仍然可以“被它自己的力量征服”。克鲁登把这条建议寄给了他的保护人邓莫尔勋爵,后者又激动地把它拿给亨利·克林顿将军看。[5]

即便英国已经停战,效忠派仍然相信英国可以保住对殖民地的统治权。英国可以拒绝承认殖民地独立,赋予它们一定的自治权,像约瑟夫·加洛韦的联盟计划或威廉·史密斯提出的建立北美议会的类似提议。[6]这是战时英国和平倡议的重点,即答应殖民地截止到1775年的所有要求,甚至提出可能允许北美代表进入下议院。虽然美国国会拒绝了英国人意义最为重大的建议,即1778年卡莱尔和平委员会的调解,坚称独立是继续谈判的前提条件,但史密斯和加洛韦等人仍然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帝国联邦。[7]如果他们知道国王乔治三世本人强烈反对独立,或许会感到些许安慰。国王甚至威胁说,如果允许美国独立,他就退位。“与北美分离会让大英帝国丧失在欧洲诸国中的地位,”他宣称,“我这个国王的地位也随之变得一钱不值。”[8]

正是由于在约克敦战役之后仍然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英美谈判人员用了一年时间才制定出初步和平条约,又用了一年时间才签订最后的和平条约,英国军队这才最终撤离。历史学家们往往会把这两年一笔带过,仿佛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然而对于北美效忠派,特别是那些已经逃到英军占领的城市的人来说,这几年的和谈与战时一样令人惶惶不安。效忠派眼看着自己维系英国与殖民地关系的希望一个个破灭。他们希望继续军事进攻,但英国已经宣布停战。他们希望殖民地仍然是联合帝国的一部分,但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他们希望能免于报复行为并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但英美条约让许多人觉得他们像约克敦的效忠派一样被英国人“抛弃”了。他们希望留在大英帝国,却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启程离去。到1782年中,英军占领的纽约、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的效忠派不得不就未来何去何从作出选择:是留在美国,还是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地盘。面对持续的暴力和乱局,绝大多数人选择与英国人一起撤离。然而和平的结果如此令人心碎,也让他们对协商出这等结果的英国当局深感失望。因此,很多效忠派往往带着怨愤之情踏上流亡之路,而让他们怨恨的正是以往依靠的政府。他们在美国的最后数月着实令人心灰意冷,也奠定了他们未来在大英帝国其他各地反复上演的不满模式,其影响波及之处,远至新斯科舍、牙买加和塞拉利昂。

效忠派的梦想破碎之地近在弗吉尼亚的战场,远在欧洲的各大政治和外交会议。在威斯敏斯特,继续作战和诺斯勋爵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一样,再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毕竟,很多英国人本来就不想在殖民地开战。“美国的朋友”包括当时一些最伟大的政治家,如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还有年仅21岁便于1781年入选议会的未来的领导人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以及激进贵族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此人身穿浅黄色和蓝色衣服招摇过市,这是华盛顿部队的军装颜色,以表达自己对美国的支持。虽然长期以来,诺斯的政敌们一直因为内部分歧而未能施展雄才伟略,但在约克敦战役之后,反对派终于团结起来,决心彻底终结北美的这场战争。[9]

1782年2月的一天深夜,一位深受敬重的将军从下议院狭窄的木制板凳上站起身来,高声痛斥这场战争“染上了帝国最优秀子弟的鲜血”,“处处……攻城略地,家破人亡;北美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愤怒,国内也未能免遭破坏”。[10]他接着提出一个动议,阻止“北美大陆这场为武力降服叛乱殖民地之目的而起的可恶战争继续下去”。凌晨1时30分,议会投票,以1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该动议。[11]两周后,诺斯在一次“不再信任”投票中(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使用这一举措)[12]落败,递交了辞呈。[13]诺斯第二天前去跟国王乔治三世告别时,国王仍然固执地不肯同意美国独立,他冷冷地打发了首相,说:“记住,阁下,这次是你负我,非我负你。”[14]

1782年6月,美国的另一位朋友、新任首相谢尔本伯爵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作出了承认美国独立的重要决定。从英国人老谋深算的视角来看,这一让步是有道理的,因为十三殖民地的未来只是战略大局的一部分,而大局还要考虑法国和西班牙。对英国来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与否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它仍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不致投靠法国。然而对效忠派来说,这可是迄今最坏的消息,其终结了他们继续与帝国有瓜葛的一切可能。它还为行政管理者提出了下一个重大挑战——该如何从事实上解除殖民地关系?这个问题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一个在巴黎解决,英国和美国的和谈者们已经开始敲定美国独立的细节了。他们要划清边界,要厘清从贸易优惠到解决跨大西洋债务等大大小小的经济关系。第二个问题才是效忠派们最关注的,即会制定哪些条款来保护他们免受法律和社会报复,为他们被没收的财产提供补偿。

与此同时,在北美,英国官员必须制定出英国人淡出这片大陆的具体步骤。总共有大约35000名英国士兵和黑森士兵[15]要撤离,英国在纽约、查尔斯顿和萨凡纳这三个城市的庞大驻防地也要拆除。这些城市中还有至少60000个效忠派人士和奴隶生活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他们的福利也必须考虑在内。更麻烦的是,亨利·克林顿爵士在约克敦战役之后立即辞去了总指挥一职,因而当时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一重大任务。做他的继任者着实令人敬畏,却又不值得羡慕:要做的工作不啻为把一个帝国的整套机构连根拔起。谁会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呢?幸亏,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虽有许多分歧,却在这一人选上很快达成了一致:退伍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员盖伊·卡尔顿爵士。

*

在左右效忠派难民命运的所有英国官员中,盖伊·卡尔顿爵士无疑举足轻重,也是最被人信任和爱戴的人物。(比方说,邓莫尔勋爵一直参与效忠派事务,却很少得到人们的信任,更不要说喜爱了。)作为英国从美国撤离过程中的主要管理者,卡尔顿是关照英国保护下的难民和奴隶的第一责任人。他的行动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未来走向,是其他任何决策者无法匹敌的,他的想法也以非常关键的方式影响了效忠派迁徙的路线。那么,这位新任总指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英王乔治时代最犀利的评论家之一霍勒斯·渥波尔(Horace Walpole)认为卡尔顿是“一个严肃庄重的人,一代良将,人们眼中的智者”,比他之前那些无能的指挥官都要强得多。[16]许多见过这位将军的人都同意渥波尔的说法。卡尔顿态度生硬而保守,他身高六英尺,(在那个时代算是)高大威猛,还长着一只威严的长鼻子,居高临下的眼神多半会让下属们脊背发凉。不过如果有人在1782年4月1日,也就是这位将军来到朴次茅斯,等待刻瑞斯号(Ceres)带他驶向纽约那天见到他,一定会在他刻板的面容后面看到自信,还有至少一丝沾沾自喜。卡尔顿曾经来过北美,三次都令他终生难忘,此前他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政治迷茫期,这次任命无疑给了他证明自我的机会。

卡尔顿本人正是英国大西洋世界的产物,他战前在北美的经历也大大影响了他的态度,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卡尔顿1724年出生于伦敦德里之外的一个英裔爱尔兰乡绅家庭,像出身英伦三岛边缘那些野心勃勃家庭的很多男孩子一样,不到20岁便入伍参军,这也是他兄弟们选择的道路。不久,他就和小他两岁的另一位军官詹姆斯·沃尔夫结为密友。卡尔顿还在中尉军阶上埋头服役时,沃尔夫已经连升几级,令上司们刮目相看,并在那个时代的几次关键战役中建功立业了。不久,卡尔顿的好友就成了他最重要的保护人。1758年,沃尔夫准备在加拿大指挥部队同法国人作战时,帮助卡尔顿获得了那场战役的兵站总监的任命。两人于1759年起航出海(那是卡尔顿第一次北美之行),并一起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夏天,魁北克城久攻不下。1759年9月,沃尔夫策划对这座守卫森严的首府发动一场闪电战,希望能一举攻克。进攻那天,当晨雾升起之时,在城墙外的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上,卡尔顿站在英军士兵的前列,指挥一支近卫军先遣队攻城。到那天下午,他头部受伤,好友沃尔夫则牺牲了。但他们打赢了这次战役,而且这场胜利的确意义重大。正因为他们占领了魁北克,整个法属加拿大才在1763年的《巴黎条约》中被割让给英国。在遗嘱中,沃尔夫把自己“所有的书籍和文件”都留给了卡尔顿,还给了他一份1000英镑的丰厚遗产。[17]

1771年,出生于北美的艺术家本杰明·韦斯特创作了一幅空前轰动的油画作品《沃尔夫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Wolfe),让沃尔夫(和韦斯特)名声大噪,但卡尔顿却不愿意在那幅画作中露脸,此时他一定已经感受到,如果说沃尔夫的死让他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那么失去了沃尔顿的保护和提拔至少是同样重大的损失。到那时,卡尔顿已经以帝国总督和准将的身份回到了魁北克。这一次他在这座首府的石筑城墙内任职,距离他们在城外疆场上鏖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当他站在古老的、摇摇欲坠的圣路易城堡(Château Saint-Louis)上,从那里的窗子向外俯瞰城市时,卡尔顿大概觉得自己又从另一个方面回到了原点。魁北克作为绝对多数人口(虽然是白人却是不说英语的天主教徒)的殖民地,比大英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他的家乡爱尔兰。卡尔顿努力学习法语,并设法协调大多数法语天主教人口(法语居民)与人数虽少但勇于发声的英语清教徒商人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卡尔顿认为,英国的治理方式“永远不会产生与国内相同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无法在北美的森林里体现王权或贵族阶层的尊严”。因此,他全面支持维持法国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引进英国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因为它们“不适应加拿大人的天性”,他还同样强烈地支持专制直辖权。[18]1770年,他前往英格兰,就如何改革加拿大行政管理咨询了政府。这些讨论最终形成了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被公认为是大英帝国通过立法适应和包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臣民的一座里程碑。

当年晚些时候,卡尔顿回到魁北克继续任职,根据《魁北克法案》逐步厘清权力关系。这一次他还带来了新婚不久的美丽妻子——她出身贵族,接受法语教育,比他小30岁——以及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儿子。《魁北克法案》保留了法国的民法,并确保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但唯一的立法权掌握在总督和议会手中,因而保护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只是表面文章。没有民选议会、没有陪审团审判、没有人身保护法——卡尔顿坚称,法裔加拿大人不需要这些。埃德蒙·伯克等人谴责这是一个专制的立法,但一位大臣反唇相讥:“如果说专制政府可以放心地交给谁管理……我坚信它在[卡尔顿的]手中再安全不过了。”[19]卡尔顿本人非常满意这个大部分根据他自己的设计而起草的法案,也很高兴看到大多数魁北克人都乐意接受其中的条款。[20]

问题在于英裔加拿大人不接受,更不用说十三殖民地的英国臣民了。他们觉得这个法案既是彻头彻尾的威权主义,也是对他们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无礼冒犯。导致南方的北美殖民地分裂的不满之声很快就传到了加拿大街头的咖啡馆里。有报道说来自波士顿的游人被加拿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当街拦住搜身,为的是割断英国官员之间的通讯联系。来自马萨诸塞的特务渗透到魁省,组织反政府抗议。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打响几天后,蒙特利尔城内的英裔加拿大爱国者在一座乔治三世的半身像上泼黑漆,给它戴了一顶主教冠,还在它身上挂了一块粗鄙的牌子,上书“看看这位加拿大教宗或英格兰傻瓜吧”。[21]让卡尔顿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法语居民总算没有大规模加入这类爱国集会,但他们对他组织民兵保卫本省的动员似乎也不怎么积极响应。[22]

中立固然不错,然而被入侵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装备不良,又不愿(像某些英国官员鼓励他做的那样)招募大批印第安人参军,卡尔顿只能用他有限的兵力勉强抵挡住游击队的袭击。但1775年9月,大陆军在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和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两位将军的指挥下入侵加拿大,准备在冬天到来之前速速攻入魁北克。想到他本人就曾成功地包围这座他如今正设法守卫的城市,也不知卡尔顿是喜是悲、是振奋还是懊悔?1775年最后一天的黎明之前,又饿又冷的美国人顶着一场肆虐的暴风雪攻城,到傍晚的夕阳在天边铺开云锦之时,战斗就结束了。和1759年那场战役一样,指挥战斗的人倒在城墙外:阿诺德的左腿严重受伤,蒙哥马利则战死在风雪中。但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试图用自己的画作《蒙哥马利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Montgomery)使这一事件名垂千古,却远没有他的老师本杰明·韦斯特所画的沃尔夫那么成功。因为这一次,胜利的是魁北克守军,他们守卫的是大英帝国的外省。吊诡的是,多年后,当残疾的阿诺德首次一瘸一拐地觐见国王之时,卡尔顿还上前扶了美国人一把。[23]

美国人的入侵被击退,法语居民也拒绝了美国国会发出的参加革命的外交建议之后,卡尔顿发起了对纽约的反攻。1776年10月,他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大败爱国者,与伯戈因的军队会师。然而,看到“严酷的季节很快就要开始了”,他又退回加拿大过冬去了。[24]伯戈因等人谴责他没有继续向南打到泰孔德罗加堡(Fort Ticonderoga),让美国人跑掉了,犯下了(他们所谓的)致命错误。不管他们是对是错,这个决定对卡尔顿的职业生涯都是毁灭性的。他此前已经跟势力极大的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结下了梁子。听取了伯戈因的恶意中伤,杰曼更是变本加厉,免去了卡尔顿军事指挥的职务,还试图撤掉他的总督一职。卡尔顿抢得先手,于1777年辞去了所有职务,心怀厌恶地回到英格兰。

第六次横跨大西洋时,他的未来一片迷茫,声名受损,职位遭贬。然而离开北美最终却把卡尔顿推到了最有利的处境。一个又一个英国将军功败北美,与此同时,身处千里之外、远离这场经营不善的战争的盖伊爵士和玛丽亚夫人却活跃在伦敦的社交圈中,巩固了他们在英国上流社会的关系网。不知不觉间,卡尔顿的政治立场也给他带来了好运。他的能力一向为国王所赏识,现在他与杰曼的宿怨又让他深受议会反对派的喜爱。在先前辞去军事指挥官职务之后,再次被任命为北美英军总指挥给了他一种复仇的快感,要是知道他被复职一事还促使他的宿敌杰曼被赶下台,他一定更加春风得意。[25]

因此,当他在1782年春再次登陆美洲时,盖伊爵士百感交集。但他是时候直面前路上的挑战了。他敲破了首相密令的封印,阅读自己的使命说明。最“紧迫、其他一切事项均须为此让路的目标”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卡尔顿要从纽约、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如有必要,还须从东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撤离“驻军、炮兵部队、给养、一切物资、各种公共设施”。与此同时,身为和平专员,他还须尽可能安抚美国人,以便“恢复旧日的友谊,平息近期的仇恨”,这是为了离间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攻心术。卡尔顿必须对效忠派施以“最温情和正直的照顾”,帮助他们迁往“国王陛下所属的美洲的任何其他地方,从其所愿”。[26]

任务概述得相当清晰,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英军占领的城市,有多达100000名士兵和平民要撤离,但他可用的资源严重短缺,没有足够的物资供给,也没有人明确指示他究竟该把他们送往哪里,而他能调遣的船只还不到50艘。何况虽然官方宣布停战了,卡尔顿在当地看到的现实却截然不同。从纽约到南方的沼泽和森林,内战仍在继续,为即将开始的撤离蒙上了暴力的阴影。

*

重温约克敦战役之后那几个月继续在北美大陆肆虐的暴力,有助于理解某些效忠派何以如此炽烈地捍卫他们心目中的英属北美。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效忠派选择跟英国人一起走。战时的暴力曾让成千上万的效忠派逃到英国地盘,希望能短暂地避一避风头。但自相残杀一直持续到和平时期,眼前的危险和未来可能遭遇的报复让效忠派为自己在美国的长期福祉惶恐不安,导致把他们的迁移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流散。

1782年5月5日,卡尔顿一在纽约登陆,就立即卷入了一场争端,它显示了仍在殖民地持续的派系之争有多激烈。争端部分围绕着纽约的效忠派领袖威廉·富兰克林展开,他是新泽西最后一任王家总督,也是爱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唯一的儿子。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父子俩一起去放风筝,汗湿的绳子在威廉的小手中缠绕牵引,方形的弹力丝质风筝摆动着,飞舞着,随风冲向雨云密布的天空。整整三十年,富兰克林父子在生活中相互陪伴,在工作中通力合作,一起往来于伦敦和北美之间,一起分享威廉的幼子坦普尔的童真稚趣。然而战争的到来却造成了父子间无法弥合的分歧。本杰明·富兰克林与英国当局决裂,签署了《独立宣言》,迁居巴黎,此刻他正在巴黎担任和平专员,也是美利坚合众国最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之一。威廉·富兰克林虽然不是专制政权的朋友,也支持帝国改革,却无法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还因为拒绝这么做,在一个爱国者监狱里被囚禁了两年。在他入狱期间,他心爱的妻子伊丽莎白病危,但华盛顿不准威廉探视妻子。她未能见丈夫最后一面,“心碎而死”。还有一件事令威廉痛心不已,本杰明事实上收养了坦普尔·富兰克林,把坦普尔带到巴黎,成了美国和平专员的秘书。本杰明和威廉·富兰克林的关系再也没有好转,成为这场内战中最受人关注的骨肉分离的实例。[27]

威廉·富兰克林获释之后来到纽约,遍体鳞伤、心灰意冷的他决心以牙还牙。他不断地组织效忠派,在1780年正式成立了所谓的效忠派联合委员会(Board of Associated Loyalists),它支持准军事组织“安全公司”(相当于爱国者的安全委员会),在大后方保护效忠派。[28]在该委员会的资助下,派系之战在约克敦战役之后很久仍在大纽约地区激烈地进行着。1782年早春的一天,一个名叫乔舒亚·哈迪(Joshua Huddy)的爱国者上尉被发现吊死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的一棵树上,哈迪本人生前因为在新泽西中部施暴而臭名昭著。尸体胸前钉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这些难民长期以来目睹自己的兄弟被残杀,现在……决定只要还有一个难民活在世上,就一命抵一命……处死哈迪为菲利普·怀特报仇。”一个效忠派上尉显然是在收到威廉·富兰克林的指示之后才下令处死哈迪的,为的是报复前几天另一位效忠派菲利普·怀特被爱国者就地正法。听说这一事件后,乔治·华盛顿怒不可遏,要求效忠派交出凶手,否则他就要下令处死一个英国战俘为其抵命。更糟的是,美国人选出来进行报复的军官是约克敦战俘,青春年少、人脉深厚的准男爵爵位继承人查尔斯·阿斯吉尔(Charles Asgill)。不久,纽约的争吵就变成了一场国际事件,首相谢尔本请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自出面为阿斯吉尔求情。[29]

新任总指挥到达纽约城时,爱国者正高声要求公正执法,效忠派也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正义,英国正规军则因为一名无辜军官成为华盛顿报复律法的牺牲品而蠢蠢欲动。登陆第一天,卡尔顿花了两个小时跟威廉·富兰克林和威廉·史密斯密谈,讨论此事。阿斯吉尔最终还是被释放了,多亏他母亲直接向美国的另一个同盟、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30]求情。此事令华盛顿怏怏不悦:他的立场是绝不宽容,眼看就要采取残暴行动了。而威廉·富兰克林更是满腹牢骚。当人们把此案肮脏恶劣的细节提交到调查委员会和军事法庭审理时,富兰克林一副深仇夙怨的样子,言语轻率,失于谨慎,难免有损他贤明领袖的形象。此事令前总督心灰意冷。1782年仲夏,消息传到美国,说英国已经同意承认美国独立,也就是说富兰克林的父亲赢了,更令他悲愤交加。1782年8月,威廉·富兰克林乘船前往英国,开始了流放生涯,随身携带着——威廉·史密斯认为那只是“借口”——的“一份效忠派献给国王的请愿书,强烈反对帝国分裂,并恳求国王的保护”,其中列出了一长串不满,都是针对他此去寻求庇护的政府的。[31]

仍然笼罩全美的暴力让卡尔顿疲于应付,阿斯吉尔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西部边缘,英国的印第安同盟则卷入了另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萨拉托加战役之后,莫莉·布兰特和村里的其他莫霍克人一起迁居尼亚加拉。和许多难民一样,她也“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地方和国度”,因为“起初她似乎很难抛弃自己的老母亲……和朋友们,住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国度”。[32]尽管如此,她仍继续为英国集结支持力量,作为回报,英国人在安大略湖最东端的卡尔顿岛(Carleton Island)上为她盖了一座房子。约瑟夫·布兰特参与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进攻和反攻:爱国者在整个芬格湖群(Finger Lakes)地区发动了一次焦土战役;印第安人部队和效忠派民兵则突然袭击了从莫霍克河到俄亥俄河这一大片地区的数十个爱国者前哨基地。[33]仅一个月时间,布兰特的袭击就导致90人被捕或被杀,100多座房子被毁,500多头(匹)牛马被劫。[34]这类残暴的边境战争表明,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冤仇根深蒂固,英美之间正式宣布停火根本无法化解这样的深仇大恨。约克敦战役结束五个月后,这些仇恨汇聚成了一场大概是整个美国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平民屠杀。在宾夕法尼亚最西部,爱国者逮捕了整村的和平主义的摩拉维亚特拉华印第安人,一个个杀死了他们,像屠杀牲口那样,先重击每个男性受害者的头部,然后剥下他们的头皮。[35]卡尔顿能否压制住边境暴力,将对莫霍克人难民的未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所有这些持续冲突的战场中,最激烈的也是卡尔顿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在南部腹地,效忠派正在为留住英国势力而决一死战。威廉·约翰斯顿和他的岳父约翰·利希滕斯坦仍然奋战在最前线,指挥骑兵旅在萨凡纳沼泽丛生的郊外巡逻。约克敦战役两周后的一天,约翰斯顿和手下正在营地休息,看到300位爱国者从森林里朝他们走来。他们很快就被包围了,约翰斯顿无疑不想重复弟弟安德鲁在奥古斯塔战死的命运,正准备把剑交给对方的指挥官投降,一个爱国者士兵突然袭击了约翰斯顿的一位下属。约翰斯顿被这样的侮辱激怒了,立即开始奋力守卫阵地。还好,没过多久,托马斯·布朗的突击队就派了一个先遣队来支援寡不敌众的效忠派,指挥先遣队的是约翰斯顿的世交好友威廉·威利。[36]

约翰斯顿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南方内战期间,这类事件多得数不胜数。一位美国军官回忆道:“辉格派和托利派之间剑拔弩张,以至于‘佐治亚假释’成了‘被枪杀’的同义词。”[37]爱国者和效忠派的休战跟他们火爆脾气一样阴晴不定。布朗大概从不承认自己残忍的名声,但另一位效忠派军官却用骄傲的口气赞美他如何在卡罗来纳边境烧掉敌人的房子、把逃兵用绳子吊死在树上、逮捕人质、劫掠奴隶和马匹。[38]所有这些导致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乡间“被不同的作战部队彻底瓜分”,以至于那一大片土地竟没有一头活的牲畜,连麻雀或鸣禽也没有,只有红头鹫俯身啄食尸体。[39]1782年春,美国军队驻扎在萨凡纳城外几英里处,忙着煽动英军开小差。托马斯·布朗从城里突围出来,打算与300名印第安盟军里应外合,把美国人驱赶回去。然而布朗未能与印第安人联合起来,他的突击陷入了僵局。几周后,印第安人也被击败了,幸存的战士纷纷涌入英国人的地盘寻求保护。至此,在佐治亚挽救英国统治的战斗彻底结束了。[4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尔顿启动了一连串关键行动:从英军占领的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撤离。卡尔顿认为这一步“无关乎选择,而是战败后必须接受的惨痛后果”。[41]英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这些城市了,更不要说此时加勒比地区还急需增援。1782年6月初,卡尔顿寄出的一封标记为“绝密”的信件到达了查尔斯顿的英军总部。“收到此函后一两天内,”信中告诫指挥官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将有一支运输舰队在查尔斯顿城外靠岸;那是我派去协助萨凡纳和圣奥古斯丁撤离的;不仅要撤出士兵及一切军事和公共设施,还要带走选择一同离开的效忠派。”[42]莱斯利将军立即把消息传到萨凡纳,请佐治亚总督詹姆斯·赖特爵士通知“国王的忠实臣民……在当前令人不安的情形下,向他们提供安全和膳宿……一直是总指挥的首要考虑”。[43]两个月后,莱斯利受命撤离查尔斯顿,执行的正是同样的任务。

卡尔顿眼中不可避免的战略举措在两个城市的数千效忠派看来却无疑是一场灾难。撤离的消息激起了他们抗议和悲愤。赖特总督坚信只需再增派500人的部队,就能“把叛军彻底逐出本殖民地了”。[44]但英国人却放弃了它。“您很难想象国王陛下忠实的臣民们心中有多么失望和痛苦,”赖特报告说,“我想阁下也不知道……这意味着抛弃了多么庞大的产业。”[45]在查尔斯顿,一份署名为“公民”(注意,不是英王的“臣民”)的传单挖苦地提议效忠派可以尝试各种方式,祈求即将前来的爱国者施恩。

一个男人求太太或某个朋友写信代他求情——另一个男人的太太的姨妈有个表兄此时正在美国军营里服役……最后还有个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即便他此时此地正在英军城卫队服役,在内心深处,他仍一直是美国人的朋友。[46]

然而对大多数效忠派来说,英军撤退可不是一个玩笑。他们听说了城外发生的灾凶祸患,听说了效忠派正在被怀恨在心的爱国者追杀。[47]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国立法者于1782年通过的没收法案将500位著名的效忠派当作叛国者驱逐出境,违者处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对“其他”“以叛徒方式协助、唆使和参与……叛国行为的各色人等”予以同样的处罚。[48]当效忠派商人代表团前去会见爱国者当局,询问如果他们留下来会有什么待遇时,得到的答复一点儿也不乐观。萨凡纳的效忠派被告知他们可以花“合理的时日……处理财产以及与钱有关的问题”,但大陆军无法承诺提供充分的保护,当然,根据《没收和放逐法案》(Confiscation and Banishment Act),(定义含糊的)“叛国者”始终有可能被追究责任。[49]南卡罗来纳的类似规定让查尔斯顿的商人们坚信,爱国者准备“报复和惩罚无辜”。[50]对数百名地位低下的难民,例如在查尔斯顿城内临时建造的“不蔽风雨的茅舍”里避难的人来说,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800多名“贫苦难民”依靠英国军队派发的微薄现金度日,也很难指望如果回到被战争蹂躏得千疮百孔的家园,生活会有多大的改善。[51]

他们该怎么做?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内战,可能会对效忠派实施报复,很有可能他们的财产已经在他们离家时被没收或摧毁了。英国船只停泊在海港里,免费提供前往陌生国度的自由通道。前路茫茫,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离境的效忠派仍然可以安全地生活在大英帝国的领地里。撤离命令下达后短短数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绝大多数市民就已经决心要走了。

在21世纪,这样大批人离开家园、倾城而出的情景虽令人沮丧,却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战争后果了。然而在1780年代,英国根本没有过这样大规模市民撤离的先例,也从没有任何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详细描述过英国人撤离的情况。然而英国势力在美国这最后数月遭遇的一切,为我们熟悉的美国建国形象举起了一面镜子,所呈现的景象令人震惊。因为就在美国的爱国者们考虑如何把十三殖民地改造为美利坚合众国,如托马斯·潘恩所说,“把世界推倒重来”的同时,数万难民却启程前往大英帝国,如一位效忠派所说,“让一切从头开始”。[52]

*

那么,他们将去往哪里?对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许多白人效忠派来说,目的地的选择围绕着一个最重要的考虑,跟一种非常特殊的财产有关,它是可携带的、宝贵的、活的:奴隶。效忠派以何种价格出售或雇佣奴隶的问题,对他们是否逃亡以及逃往何处的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战时,大多数离开殖民地的难民都去了英国或新斯科舍。但在英国,从1770年代初开始,拥有奴隶在事实上就已属非法,而在新英格兰和纽约难民们偏爱的新斯科舍,人们认为那里的气候不适合南方种植园的奴隶生活。牙买加和其他英属西印度群岛看似为更好的选择,但这些岛屿的殖民开发已臻成熟,已经没有多少未开垦的土地了,而且众所周知,那里的生活成本很高,死于热带疾病的概率也很大。

如此一来,只剩下一个英属领土吸引着南方奴隶主:邻近的英属殖民地东佛罗里达。东佛罗里达在气候和地质条件上多少有点像佐治亚,还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在效忠派种植园主看来,似乎是他们复制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东佛罗里达那位野心勃勃的总督帕特里克·托宁热心地鼓励效忠派迁居到此。“听说康沃利斯伯爵不幸战败的消息之后”,他发布了一份公告,邀请“邻近殖民地那些处境悲惨和遭受迫害的效忠派”“成为本殖民地的殖民者”。[53]数百人已经来了。唯一的麻烦是在卡尔顿最初的命令中,圣奥古斯丁也被列入了撤离计划。沮丧的效忠派和同情的官员们齐声抗议该举措,赖特和托宁两位总督也一样。[54]在效忠派的压力下,卡尔顿取消了撤离命令,理由是佛罗里达能为效忠派们提供“方便的避难所,他们最为宝贵的财产可以不费力气地运输至此地,在这片国土上,他们的黑奴也可以继续使用”。[55]于是东佛罗里达成为南方效忠派的首选目的地——突出显示了财产考虑,特别是奴隶劳动,在效忠派决定出走路线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凡纳的效忠派是第一批直面出走现实的人,在接下来的数月,这样的现实一遍遍重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7000名白人市民和奴隶准备在不到四周的时间内离境。效忠派如何以及是否在心理上做好了背井离乡的准备,早已无从知晓,但他们有很多具体的杂事要一一处理。这座棋盘式布局、四四方方的城市,如今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嵌合体。人们每天忙着售卖、打包、交易、话别。士兵们把军备物资堆在城墙下面,准备用船运到海边。奴隶们拖着家具和行李,几百人聚集在一起,准备随主人一起前往海外。最终,萨凡纳城里的5000个黑奴几乎全都要走,跟效忠派的财产一起被运出城市。1782年7月11日,卫戍部队在驳船上集合,绕着杂草丛生的曲折河岸驶向海滨。“许多居民看到我们离去,都悲痛万分,”一位纽约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是那些女士,她们的爱人必须随同我们的撤离弃城而去;有些女士改变了心意和信仰,也离开城市,跟我们一起走了。”[56]

如果说我们很难了解那些去国离乡的效忠派心中所想,要洞察出走人口的绝大多数,也就是大约5000个黑奴(人数比白人移民者多出一倍多)的态度,就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作为极少数一同撤离的自由黑人的一员,乔治·利勒有一些记述,谈到了自己出走的原因。利勒或许为此次旅程找到了某种更大的慰藉,因为他是追随着两个主人前往海港的:一个在天国,一个在人间。自从他的前主人——在战前就已经解放了利勒的一位效忠派——被爱国者的子弹炸飞一只手而死之后,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利勒一直作为自由人生活在萨凡纳城里。利勒很可能像许多其他自由黑人一样,在萨凡纳做车夫为生,帮忙为英军运送补给,正如他的朋友戴维·乔治就曾在自己的肉铺里支持英军。但利勒(以及乔治)真正的工作是为上帝服务:像他曾在希尔弗布拉夫附近的玉米地、林中空地和谷仓里所做的那样,为城里的黑人布道。戴维·乔治在萨凡纳大乱之前举家搬到查尔斯顿,但利勒却留下来继续布道,直到英军占领期的最后一刻。

利勒知道,自由可能并非常态。有一次,一些白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因为不相信他的旧主人已经解放了他。他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的自由证明书之后,才在一个白人保护人的帮助下获释,那位保护人就是乡间种植园主和效忠派军官摩西·柯克兰。(1775年,托马斯·布朗遭受酷刑之后,也是柯克兰收留了他。)利勒欠柯克兰的人情还不止这些。利勒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全都生而为奴,柯克兰显然帮他赎回了他们的自由。作为回报,利勒同意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由,以契约奴仆的身份为柯克兰劳动几年时间。如今英国人要撤离萨凡纳,柯克兰被流放,乔治·利勒“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跟他一起走,他的身份不再是奴隶,但也不完全是自由人。和其他人一样,利勒在出发前也有很重要的准备工作要做。他站在萨凡纳河的浅滩上,在城墙脚下为安德鲁、汉娜和小黑格·布赖恩施了洗礼,为教会添了三位新成员,这三人都是一个效忠派浸礼会教徒名下的奴隶。既然上帝要乔治兄弟把他的训谕带到美国以外的地方,那么也就需要安德鲁兄弟接替他的工作,为佐治亚的黑人传道解惑了。[57]

1782年7月20日,利勒和家人随第一批船队驶出萨凡纳,前往牙买加的罗亚尔港(Port Royal)。[58]他和英国人一起撤离的原因看似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有限的自由。然而在上船的那一刻,利勒大概看到了这么多白人选择离开的那个压倒一切的理由:为了保护他们被奴役的财产。单桅帆船斑马号(Zebra)(这是个容易引起联想的名字,因为乘客包括黑白分明的两个种族)及其两翼的12艘船上只有区区50个白人效忠派。乘客中占绝大多数的是1900个黑人,几乎全都是奴隶。[59]整个黑人社区全都乘船出海了,其中200多个奴隶为总督詹姆斯·赖特爵士一人所有,赖特曾经把500多个奴隶安排在11个种植园中劳动,这200多人只是他拥有的庞大奴隶劳动力中的一小部分。奴隶们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却要在赖特的一位副手纳撒尼尔·霍尔(Nathaniel Hall)的监护下被运往牙买加,在那里要么被雇佣,要么被出售,成为加勒比地区奴隶劳动力的一员,那里的艰苦条件和残酷待遇可是臭名远扬。[60]

第二天,另一支撤离舰队驶向圣奥古斯丁。这支船队上也是奴隶占多数;佐治亚代理总督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管理着他自己和其他人名下的不少于465个黑人男人、女人和孩子。[61]与此同时,托马斯·布朗也护送着另一支更不寻常的非白人队伍。大约200名跟他并肩与爱国者作战的克里克人和巧克陶人(Choctaw)武士在战场上奋战了一年之后,这时准备返回自己的村庄。[62]他们出现在船上表明英国人罕见地对自己的南方印第安人同盟让步了,而且他们也是这次大出走中的唯一的逆行人群:对他们且只有对他们而言,这次远行是回归故乡。圣奥古斯丁船队还带着威廉·约翰斯顿那一大家子人中的大多数:他的父亲老刘易斯·约翰斯顿、他的哥哥小刘易斯·约翰斯顿以及他的妹妹妹夫们和他们的子女。约翰斯顿一家有充分的理由偏爱佛罗里达,他们家里共有71个奴隶男女和孩子,老刘易斯·约翰斯顿是佐治亚难民中最大的奴隶主之一。

然而,伊丽莎白和威廉·约翰斯顿却随威廉所在的军团一起加入了开往查尔斯顿的舰队。伊丽莎白居然和威廉一起前往查尔斯顿,而不是跟婆家人一起去圣奥古斯丁,显然很不寻常,多半是因为她那时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但还是拒绝了威廉的一位爱国者好友的好心:提出可以保护她住在萨凡纳,直到她“更适合旅行”再说。约翰斯顿夫妇短暂的婚姻生活聚少离多,伊丽莎白受够了那样的日子。在威廉离家作战期间,她已经独自一人抚养了他们的长子安德鲁——一个“漂亮可爱的小伙子”,“热烈奔放的性情”“很像”父亲。当然,她希望待在威廉身边还有另一个理由。没有她的陪伴,威廉又重拾赌博的旧习,“此恶行的破坏力如此之大”,眼看着就要毁了他们这个不断添丁增口的家庭。[63]他没有对妻子坦白自己赌输的巨大数额,而是写信向岳父沮丧地忏悔,恳求利希滕斯坦在需要时帮他们一把。[64]更糟的是,威廉的行为使他跟自己的父亲和姐妹们产生了裂痕。“你不知道你让我多难过,”伊丽莎白说,“一个父亲唯一希望和挂怀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们快乐,你让他忧心如焚,该多么残酷啊!”[65]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虽然有钱有势,却不是个可以轻易离间的人。与他决裂可能会断了这对年轻夫妇最好的经济来源。

因此,当她看到英军在萨凡纳溃败之时,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冲动之下,选择了跟丈夫一起走:“我丈夫不喜欢分离,我也坚决不肯留下。”她从没有提起过背井离乡有何道义担当。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也从没有提起过导致她那一大家子人出走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根据佐治亚的《没收和放逐法案》,约翰斯顿的每一位男性近亲都被放逐了,包括威廉·约翰斯顿、他的父亲刘易斯和她的父亲约翰·利希滕斯坦。在她自己的叙述中,约翰斯顿不是因为政治情绪,而是因为感情因素才离开的,是他们的爱情让他选择了出走。

约翰斯顿夫妇到了查尔斯顿,才发现那里同样是一片撤离前的骚乱。日复一日,英国官员们要面对食物、朗姆酒、船只和现金短缺;场面越来越乱、士气越来越低;还有一万多平民要求救济和保护。“这里的平民问题如此混乱,我已无力安排,特此宣布本人无法完成如此重任,也没有机构支持来承担该任务,每天从早到晚,我要面对这么多令人沮丧的建议书和请愿书,等等等等”,查尔斯顿的指挥官莱斯利悲叹道。[66]爱国者正在朝他们进军,切断了城市的粮食来源,迫使莱斯利不得不派觅食分队去乡间抢劫谷物。[67]士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和自由散漫,他们“放浪形骸”,并且逃跑的士兵也越来越多。[68]为了杀鸡儆猴,他们当着2000人将一位逃跑未遂的士兵处以绞刑;还有两个人“因为窝藏两名逃兵,在城里的闹市区各挨了500下鞭刑,然后被逐出驻地”。[69]赤贫的难民的情况也没好多少。从1781年11月到1782年11月,一个社区的棺材匠为死去的效忠派制作了213口木棺:那一长串配偶、祖父母,特别是孩子的名字令人心碎;其中有一个少女名叫“阿梅里卡(America)”(意为“美洲”),还有一些人死时除了身高,什么记录也没有留下。[70]

1782年8月撤离命令下达后的几周内,总共有4230名白人效忠派宣布将跟随英国人一起离开,还将带走7163个黑人,主要是奴隶。[71]遵循萨凡纳的先例,东佛罗里达成为首选目的地。但查尔斯顿要比萨凡纳大得多,经济也更发达,撤离这么多奴隶使得情况尤其复杂混乱。

英国占领期间,有大约100个爱国者名下的地产及5000多个奴隶被“扣押”,由效忠派的被扣押财产专员约翰·克鲁登经营,收益归英国军队所有。如今撤离在即,许多效忠派自己名下的奴隶被爱国者抓走了,想带走被扣押的奴隶作为补偿。这样的交换听起来虽然符合逻辑,却是非法的,因为效忠派无权拥有这些爱国者名下的奴隶。让事情更趋复杂的是,还有好几百个在查尔斯顿生活和工作的黑人效忠派——包括此时正在查尔斯顿的戴维·乔治及其家人——有合法证明,可以作为自由人随英国人一起离开。爱国者们害怕他们宝贵的奴隶,不管是被扣押的还是被赋予自由的,随船驶入大英帝国。英国怎么能一面撤离黑人,以防爱国者名下的奴隶非法被抓,一面又向黑人效忠派承诺人身自由呢?莱斯利写信给卡尔顿请求指示。“无论我们如何处理那些在被扣押财产上被抓的奴隶,”他认为,“对那些因为相信我们的保护而自愿加入我们的人,出于道义,我们都不能抛弃,任由前主人对他们实施残忍的处罚。”[72]卡尔顿非常赞同:“既然承诺给他们自由,就必须兑现承诺。”[73]

面对效忠派和爱国者要求公平分配财产,以及眼前身处困境的黑人自由人和奴隶,约翰·克鲁登专员忙得不可开交,深感力不从心。尤其是克鲁登本人也身陷债务:很多人雇佣劳动力时没有付钱给他,也没有上缴被扣押财产的收成,他的政府账目上欠账已高达10000英镑。[74](与此同时,他和弟弟两人也债台高筑,以至于他们可怜的父亲,住在伦敦的一位长老会牧师,请经纪人不要再给两个儿子贷款了。)[75]然而约翰·克鲁登天性积极乐观,只需看看在约克敦战役之后,他曾建议自己的保护人邓莫尔勋爵组织一支自由黑人的军队继续作战,就知道了。1782年夏,查尔斯顿的供给严重不足,克鲁登装备了一支桨帆船船队,派他们进入低地水路去抢夺爱国者的谷物供给。[76]随后那几个月,克鲁登仍然尽其所能地帮助效忠派解燃眉之急,只不过他的想法和办法有时颇有些怪诞不经。

克鲁登对自己管理被扣押财产的业绩十分满意,断言许多“地产的耕种情况比我接管的时候好多了,[而且如果没有他的照管]它们早就被贫穷的债主毁得不成样子了”。当然,他认为关于奴隶的纠纷很好解决。他自己的指导原则是尽量把所有被扣押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希望并坚信这样做会对他们有类似的影响,让他们归还英国臣民的财产”。[77]因此,克鲁登警惕地防范着效忠派带走本不属于他们的爱国者名下的奴隶。他相信爱国者也会同样尊重效忠派的财产和黑人效忠派的自由。在他看来,在一个领域维护奴隶主的权利,同时在另一个领域支持被解放黑人的自由,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这关乎名誉问题。

1782年10月,当第一批船只即将驶离查尔斯顿时,莱斯利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国者总督就交换俘虏和被扣押财产的交接达成了一致。“所有奴隶,如果是南卡罗来纳境内美国臣民的财产,均应留在原地,归还原主,”莱斯利下令,“那些因在英国军队服役而被受到特别憎恶的奴隶,以及被单独承诺自由之人除外。”为了安抚爱国者,并“防止财产的巨大损失,从而毁掉很多家庭”,他主动提出如有黑人效忠派的前主人就奴隶事项提出争议,他愿意支付合理的价格补偿他们。[78]然而自称自由效忠派的黑人人数过多,所涉的“巨额费用”让莱斯利目瞪口呆。[79]因此,莱斯利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那些“因坚信各种公告和承诺而来,希望获得自由”的黑人,判断他们的身份是真是假。[80]美国审查者则有权检查出港船只,看有没有被非法带走的奴隶。莱斯利处理此事的方法为盖伊·卡尔顿爵士不久以后在纽约监督规模更大的黑人撤离提供了重要模板。

戴维·乔治和他的家人就是被委员会确认为自由黑人的,据估计,共有1500个自由黑人撤离了查尔斯顿,他们一家就在其中。[81]乔治惊喜地发现他的家人和白人难民一样,有权自由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1782年11月初那几天,他们跟着首批船队驶出了查尔斯顿。[82]绝大多数船只驶向纽约或圣奥古斯丁,但乔治一家人的目的地更不同寻常。他们和大约500名同船乘客一起去了新斯科舍,未来一年,将有成千上万的效忠派难民涌向这个英属北美省份,他们是最早到达的一批。[83]

碰巧,威廉·约翰斯顿或许就是批准乔治离境的军官之一。威廉和其他十个人一起接受委任,组成了莱斯利的审查委员会,在查尔斯顿的最后那些天里,他听取了很多逃离奴隶制的黑人男女的故事。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在一座被扣押的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诞下两人的长女凯瑟琳。外面,城市的人烟日渐稀少,“一切都在移动,乱七八糟的,”一位士兵写道,“各个教派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混乱,那场面根本无法描述。这人在倾其所有购买物资,补足存货;那人在想办法去国王陛下军队的另一个驻地;还有人挨家挨户地收债。”[84]约翰斯顿家在查尔斯顿倒是没有财产要处理,但他们也要面对新的选择。威廉的军团正准备出发,和查尔斯顿的大部分驻军一起驶向纽约。纽约路途遥远,而且它本身可能也即将面临撤离,不大适合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去。这一次他们决定她独自去圣奥古斯丁,和威廉的亲人们住在一起,他处理完手头的事再去找他们,在那里建起他们第一个真正的家。[85]

1782年12月初,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带着她蹒跚学步的儿子、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和一个黑人保姆一起走上一艘小船,划入海港,登上了准备驶向佛罗里达的纵帆船。水路弯弯曲曲,像个谜团一样不知所终。她的头顶上悬着一座水上城市的弧形木质城墙,被泥浆和焦油涂得黝黑;人影绰绰,沿着甲板和索具急速小跑着,帆布船帆在纵横交错的桅杆上延伸开去。很多轻舟和小船在水面上划出波浪,运送效忠派和奴隶、桶装的食物和供给、家具和牲畜到等在海港的大船上,连圣迈克尔教堂那些宝贵的吊钟都运来了。[86]逾1200个白人效忠派和2600个黑人划着船,加入了驶向牙买加的船队。另一群人包括200多名黑人效忠派士兵,他们准备驶向圣卢西亚[87]。还有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在内的几百人加入一个前往英国的船队。最后,12月12日下午,士兵们开始在城市码头集合,上船前往纽约。两天后,美国人正式收复了查尔斯顿,而约翰斯顿夫妇却分别前往相反的方向:他和驻军一起去了纽约市,她则去了东佛罗里达,加入了正在迅速扩大的效忠派社区。[88]

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撤离中,总共有2万多效忠派难民、奴隶和士兵踏上旅途: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抛家舍业,那么多人漂在海上、前路未卜。这些撤离过程中的混乱局面所暴露的矛盾,将一直伴随着难民的流放生涯。效忠派去国离乡既是因为仇恨,也是出于道义,明知他们投奔的行政管理人员问题重重,却仍然依赖他们。自由黑人和奴隶也登上了同样的船只,身份混乱,且随时可能受到虐待。约翰斯顿一家和乔治一家都曾两度撤离,这揭示了另一个后来不断重复的现象: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终将一而再地举家迁徙。然而虽说这次移居海外意味着未知的命运,让效忠派忧心忡忡,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更好的未来,让他们有机会以大英帝国臣民的身份重建新生活。虽然比起焦虑和哀叹,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确有难民对撤离的态度更加乐观。损失了这么多,他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约翰·克鲁登在乘船前往圣奥古斯丁时,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梦想还没有终结。他想,“这或许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89]如果不能利用这个重大机遇做出一番事业,活在这样宝贵的时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

在约克敦战役一年之后,随着那些船只驶出查尔斯顿,效忠派们终于接受了失败的现实,真正开始让生活继续了。战争结束了,美国真的独立了。至少有8000个白人和黑人难民已经在其他英属殖民地——特别是东佛罗里达——定居了。但效忠派仍有些希望悬在空中。美利坚合众国将会怎样保护效忠派免受报复并补偿他们的损失?答案要由远在巴黎的和平专员们讨论解决,这将对那些仍未决定去留的效忠派产生重大的影响。

英美和谈的结果掌握在区区五人手中,每个人的态度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美国和平委员会中资格最老的成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同伴包括纽约律师约翰·杰伊和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第四个美国专员,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后来也加入了他们。英国方面的谈判仅由一人主持,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被首相谢尔本勋爵亲自委以此职。奥斯瓦尔德担此大任虽说不上出人意料,但也相当不同寻常。这位来自格拉斯哥的商人年近八旬,曾靠跨大西洋贸易起家,主要是从切萨皮克[90]向英国运送烟草,从他与合伙人在塞拉利昂的邦斯岛(Bance Island)上所拥有的一个贸易要塞向美国运送奴隶。奥斯瓦尔德在东佛罗里达投资购买了大量地产。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多亲密的美国朋友,包括富兰克林和劳伦斯。的确,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说是“美国的朋友”,以至于许多人觉得不能指望他替英国人主持公道。其他政府大臣还派了一位副手去监视他,这位亨利·斯特雷奇(Henry Strachey)是个机敏的公务员,最初曾做过东印度公司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的秘书,和奥斯瓦尔德一样,他也在东佛罗里达拥有大片地产,跟劳伦斯等人关系亲密。[91]

在酒店套房里,在晚餐桌上,在往来于巴黎各个街区的信件中,谈判者们就如何把十三殖民地分出大英帝国争论不休。到1782年秋末,只有几个关键问题还悬而未决。美国人希望能自由前往盛产鳕鱼的纽芬兰海岸,还希望能划定美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界。许多美国人都欠英国债主的钱,关于这些债务如何清偿也有些争论。但最麻烦的未决问题还是跟效忠派有关:美国是否打算,又将如何补偿他们?解决方案一点点出台。奥斯瓦尔德让出了捕鱼权。双方同意以密西西比河为美国的西部边界。约翰·亚当斯随后提出债务问题应该与效忠派的财产问题分开处理,这个决定真是帮了大忙,“让斯特雷奇先生大喜;我觉得我在他脸上的每一个皱纹里都看到了笑意”。亚当斯还坚称,美国人战前的债务都应该偿还,此事关乎扬基佬的名誉。[92]

只剩下效忠派这个问题了。放下道义责任不谈,谢尔本勋爵和手下的大臣们知道,如果不能为效忠派争取让步,必将招来政敌的攻击,因此他叮嘱奥斯瓦尔德和斯特雷奇严肃对待此事。[93]然而当他们坐下来就这最后一项展开谈判时——这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了——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美国对手中一位成员的抵制态度有多坚决。本杰明·富兰克林固执地反对给效忠派任何补偿。就连杰伊和亚当斯也很奇怪富兰克林何以在这个话题上如此言辞激烈:“富兰克林对托利派的态度非常强硬,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杰伊先生和我坚决得多”,亚当斯如此写道。[94]几周过去了,富兰克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威胁说,如果英国要求补偿效忠派的财产,他就要求英国赔偿美国在战争期间的一切损失。他说,效忠派那些年“肆意烧毁和破坏农舍、村庄和城镇”,直言拒绝退还任何东西给他们,“你最好别提难民”,他向奥斯瓦尔德宣称。[95]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继续开战。显然,两个国家就事关两国关系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达成协议,都要比一个父亲原谅儿子的背叛来得容易。富兰克林拒绝补偿效忠派的态度也将反映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威廉采取的行动上。富兰克林在遗嘱中明确指出,只把自己在新斯科舍(效忠派的首要避难处)的地产及一批书籍和文件留给威廉。“他在上一场战争中针对我的行为能够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把他企图从我手中夺走的地产留给他”,耿耿于怀的父亲解释道。[96]

富兰克林的挑战起了作用。初步和平条款中只有一处微弱含混地涉及了效忠派的利益。第五条指出:“国会将诚挚地建议各州立法机关促成归还此前属于真正的英国臣民的一切地产、权利和财产。”也就是说,国会将恳请各州施恩,把效忠派的财产还给他们,但具体实施与否,还要看各州的脸色。由于富兰克林的坚持,该条款在措辞上只限于那些“没有拿起武器对抗上述美利坚合众国”的效忠派,一下子就把数万效忠派老兵排除在外了。[97]“真正的英国臣民”这一措辞后来还会造成效忠派内部的争执,他们认为这是在英国臣民内部建立邪恶的等级制度,不认为他们都一样是“真正的”英国臣民。

1782年11月底,就在条约的最后定稿即将签署之时,第四个美国和平专员到达巴黎,刚好够他在条约中加入最后一条利己条款。亨利·劳伦斯为了跟荷兰谈判一项贷款,于两年前乘船前往欧洲,但他的船只却被王家海军拦截了,他以叛国罪名被关在伦敦塔中。他在一个很小的石头牢房中被监禁了15个月,其间不时生病,被密切监视,还被卫兵嘲弄,他们演奏着“《扬基歌》的曲调……我觉得就是在嘲笑我”。[98]最终,多亏他的老朋友和熟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多方游说,又交了保释金,他才获释。劳伦斯在条约签署前夜加入了同事们,补充了一条细节加入到文本中。他说,英国必须同意撤离过程“不会导致任何毁坏或带走任何黑人,或美国居民的其他财产”。奥斯瓦尔德与劳伦斯一起做了几十年的奴隶贸易,对这一条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它被写入了条约,后来对黑人效忠派造成了深远影响。

1782年11月30日,五位专员聚集在莫斯科人大酒店(Grand Hotel Muscovite)内奥斯瓦尔德的套房里,签署了初步和平条款。当时的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即英国为何对自己的前殖民地如此慷慨,但预言家们另有高见。后来在富兰克林的宅邸举办的一场聚会上,一个法国人讽刺英国代表团,预言说“联合起来的13个殖民地或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确如此,”奥斯瓦尔德的秘书骄傲地答道,“但他们全都说英语,无一例外。”[99]不管美利坚合众国未来会变得多伟大,语言本身就确保了它将始终维系着与英国的纽带,这是其他任何主要的外国势力望尘莫及的。在英国看来,这次和谈实现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确保美国还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没有落入它的对手法国人手中。还不止这些,如果果真如许多时人所言,美国未能集结成一个单一的国家,那么根据该条约,英国就能够优先拼凑起那些分散的领土。约克敦战役之后持续数月的战斗表明,投降本身并没有结束战争。那些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份条约的慷慨条款同样暗示,在美国境内和周边,英国人的野心也不是这一纸条约所能终结的。

有了美国人的协议在手,英国谈判者旋即结束了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和谈,以一种老练的18世纪外交赌博的方式交换领土。法国和英国同意大致回归到战前状态。对效忠派来说影响更大的是,英国安排将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了西班牙,换取继续保有直布罗陀。1783年9月,英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西班牙签署了最终的和平条约,统称《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那张羊皮纸为美国革命战争画上了句号。然而在北美大地上,撤离还远未结束。

大英帝国——惶惶不安的和平

威廉·法登:《根据1783年条约,内有英国和西班牙领土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with the British and Spanish Territories 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1783,1785)。


[1] Nathaniel William Wraxall,Historical Memoirs of My Own Time(London:Kegan,Paul,Trench,Trübner and Co.,1904),p.398.

[2] 蒂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南印度迈索尔王国苏丹海德尔·阿里之子,其父阿里去世后继任迈索尔苏丹,在任上曾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和经济改革。他是虔诚的穆斯林,但对其他宗教很宽容,曾让法国人建起迈索尔的第一座教堂。

[3]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461.

[4]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p.461-463.

[5] 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2005),pp.124-125. 约翰·克鲁登致邓莫尔勋爵,1782年1月5日,NA:CO 5/175。(感谢Jim David给了我这份文件的副本。)1782年4月,威廉·史密斯听说邓莫尔仍在讨论“以自由承诺为交换条件,聚集几个黑人兵团”。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497.

[6] Robert M. Calhoon,“‘The Constitution Ought to Bend’:William Smith Jr.’s Alternativ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Robert M. Calhoon et al.,The Loyalist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p.14-27。

[7] 对这些和平倡议的重要的重新评估,见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Lord North and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未出版手稿。

[8] 英王乔治三世致诺斯勋爵,1782年1月21日,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with Lord North from 1768 to 1783,ed.,W. Bodham Donne,2 vols. (London:John Murray,1867),II,pp.403-404。

[9] 关于这些事件,见Ian R. Christie,The End of Lord North’s Ministry,1780-1782(London:Macmillan,1958);John Cannon,The Fox-North Coalition:Crisis of the Constitution,1782-1784(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0] 1782年2月22日的辩论,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6 vols. (London:R. Bagshaw,1806-1820),XXII,columns 1028-1029。

[11] 1782年2月27日的辩论,Parliamentary History,XXII,columns 1071,1085。

[12] 不信任投票(vote of no confidence)或不信任决议(resolution of no confidence),中文俗称“倒阁”,是议会制及半总统制国家议会的一种议会议案。传统上由反对派提交给议会,希望打败政府(内阁)或使政府难堪。在少数情况下,它也可能由对政府已失去信心的昔日支持者放入议会的议程,该议案由议会投票决定通过或拒绝。一般而言,假如议会表决通过不信任动议或无法通过信任动议,政府只有辞职或解散议会并进行大选这两个选择。这里提到“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使用这一举措”,即首开先河。

[13] 1782年3月15日的辩论,Parliamentary History,XXII,column 1199。

[14] Horace Walpole,Journal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from the Year 1771 to 1783,2 vols. (London:Richard Bentley,1859),II,p.521.

[15] 黑森士兵(Hessian soldiers)是18世纪受大英帝国雇佣的德意志佣兵组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30000人在北美十三殖民地服役,其中近半数来自德意志的黑森地区,其他人则来自类似的小邦。在英国服役的背景下,他们全被归类为“黑森人(Hessians)”,北美殖民地居民则称他们为“雇佣兵”。

[16] Horace Walpole,Journal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from the Year 1771 to 1783,2 vols. (London:Richard Bentley,1859),II,p.500.

[17] 关于卡尔顿的早期职业生涯,见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27。

[18] 引自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45-46。

[19] 引自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5。

[20] Philip Lawson,The Imperial Challenge:Quebec and Britai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9). 又见Hilda Neatby,Quebec:The Revolutionary Age,1760-179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6),chapter 9。

[21]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58-60.

[22] Neatby,chapter 10.

[23]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36;Neatby,pp.151-152.

[24] 引文出自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02。

[25] Ian R. Christie,The End of Lord North’s Ministry,1780-1782(London:Macmillan,1958);John Cannon,The Fox-North Coalition:Crisis of the Constitution,1782-1784(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291-294.

[26]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2-143.

[27] 我从以下书籍中获取了关于威廉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生平资料:Sheila L. Skemp,William Franklin:Son of a Patriot,Servant of a K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Sheila L. Skemp,Benjamin and William Franklin:Father and Son,Patriot and Loyalist(Boston: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1994);Walter Isaacson,Benjamin Frankli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3)。

[28] 与效忠派联合委员会有关的备忘录和其他文件,见NA:CO 5/82,ff.23-88,178-203。

[29] Skemp,William Franklin,pp.256-263;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p.499-521 passim;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2005),pp.141-144;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2-155.

[30]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王后,于1774年嫁给路易-奥古斯特,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王室出逃未成,1792年9月21日,路易十六被废,法国宣布废除君主制。王室遭拘于圣殿塔内。安托瓦内特被控犯有叛国罪,路易十六被处决九个月后,即1793年10月16日,她被交给革命法庭审判,被判处死刑,魂断断头台,终年38岁。

[31]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545;Skemp,William Franklin,pp.263-266.

[32] 丹尼尔·克劳斯致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1779年8月30日,BL:Add. Mss.21774,f.58。

[33] 关于这些后来的战役,见Barbara Graymont,The Iroquoi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2),pp.192-258。

[34] “Return of Prisoners & Killed,by the Different Party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aptain Brant,In Augt.1780—of Col. Johnsons Departmt,” BL:Add. Mss.21769,f.70.

[35] Peter Silver,Our Savage Neighbors:How Indian War Transformed Early America(New York:W. W. Norton,2008),pp.268-274. 很少有白人在听说了印第安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能够轻易原谅他们。德拉瓦人曾抓到一名美国上校,以酷刑折磨致其死亡:用烧红的木棍在他身上凿洞,迫使他在烧热的煤炭上行走,对着他点燃爆管,直到他“祈求……一位袖手旁观的白人变节者给他一枪,但那人说,‘你没看见吗,我手里没枪’。”他很快就被剥了头皮,他们把灰烬和煤炭铲在他的身上,他在里面扭动着,直到停止呼吸。William Croghan少校致William Davies上校,皮特堡,1782年7月6日,LAC:William A. Smy Collection,MG31 G36。

[36] 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3-144;Hugh McCall,The History of Georgia(Atlanta:A. B. Caldwell,1909[1784]),pp.532-533;Elizabeth Lichtenstein Johnston,Recollections of a Georgia Loyalist(New York:M. F.Mansfield and Company,1901),pp.69-73.

[37] William Moultrie,Memoi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o Far as It Related to the States of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2 vols. (New York:David Longworth,1802),II,p.336.

[38] David Fanning,The Adventures of David Fanning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ed. A. W. Savary(Ottawa:Golden Dog Press,1983).

[39] William Moultrie,Memoi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o Far as It Related to the States of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2 vols. (New York:David Longworth,1802),II,p.355. 这些约克敦战役后的交战情况,详细描写见Jim Piecuch,Three Peoples,One King:Loyalists,Indians,and Slav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outh(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8),pp.272-327。

[40] 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pp.150-153.

[41] 盖伊·卡尔顿爵士致亚历山大·莱斯利,1782年7月15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 in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4 vols. (London:HMSO,1904),III,p.19。

[42] 卡尔顿爵士致莱斯利,1782年5月23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43] 莱斯利致阿留雷德·克拉克,1782年6月4日,以及莱斯利致詹姆斯·怀特爵士,1782年6月4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44] 怀特致谢尔本勋爵,1782年9月,引自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883),II,p.526。

[45] 怀特致卡尔顿,1782年7月6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11。

[46] “To the Citizens of Charles-Town,South-Carolina,” August 9,1782,LOC:“American Papers Respecting the Evacuation of Charlestown 1782,” George Chalmers Collection.

[47] Jim Piecuch,Three Peoples,One King:Loyalists,Indians,and Slav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outh(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8),pp.292-298.

[48] 关于南卡罗来纳的法案:Thomas Cooper,ed.,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South Carolina(Columbia,S. C.:A. S. Johnston,1838),IV,pp.516-523。这些名称刊登在Royal Gazette(Charleston),March 20,1782。关于佐治亚的法案(这里引用了原文):Allen D. Candler,ed.,The Revolutionary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Augusta,Ga.:Franklin-Turner Company,1908),I,pp.373-397;Robert S. Lambert,“The Confiscation of Loyalist Property in Georgia,1782-1786,”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20,no.1(January 1963):80-94。

[49] Jones,II,pp.516-517.

[50] “Proceedings of the Merchants & Citizens of Charlestown upon a Report that the Garrison was shortly to be evacuated;with the Letters and other Papers which passed between them Genls. Leslie,Govr Mathews & c,” LOC:“American Papers Respecting the Evacuation of Charlestown 1782,” George Chalmers Collection.

[51] William Moultrie,Memoi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o Far as It Related to the States of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2 vols. (New York:David Longworth,1802),II,p.279;Lambert,“The Confiscation of Loyalist Property in Georgia,1782-1786,”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20,no.1(January 1963),p.230. 接受发放现金的难民名单,见Murtie June Clark,Loyalists in the Southern Campaign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3 vols. (Baltimore:Genealogical Publishing Company,1981),I,pp.512-529。

[52] Thomas Paine,Common Sense(New York:Penguin,1986),p.120. Fanning,p.60.

[53] 帕特里克·托宁致乔治·杰曼勋爵,1782年5月1日,NA:CO 5/560,p.421。

[54] “Address of the Upper and Commons Houses of Assembly to Lieut. Gen. Alexander Leslie,” June 16,1782,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p.527;托宁致卡尔顿,1782年6月20和21日(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p.529,p.531)。又见州议会致托宁,1782年6月19日,NA:CO 5/560,p.752。

[55] 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6月28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56] Henry Nase Diary,July 11,1782,NBM,p.13.

[57] “An Account of Several Baptist Churches,consisting chiefly of Negro Slaves:particularly of one at Kingston,in Jamaica;and another at Savannah,in Georgia,” reprinted in Vincent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26-327.

[58] 这些航海日期摘自Henry Nase的日记,1782年7月20-27日,NBM,pp.13-14。

[59] Michael John Prokopow,“‘To the Torrid Zones’: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Anglo-Caribbean Basin,1774-1801,”(Ph. 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6),pp.17-20. 莱斯利曾请求卡尔顿派遣足够的运输力量运送50个白人和1900个黑人前往牙买加。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7月6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60] “Nathaniel Hall,” q. v.,“A List of Loyalists in Jamaica,” NLJ:MS 1841,p.14. 詹姆斯·怀特爵士的索赔见Report of Bureau of Archives,II,p.1306。

[61] “A Return of Refugees,with their Negroes,who came to the Province of East Florida in consequence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Georgia,” n. d.,NA:CO 5/560,pp.806-808.

[62] 约翰·格雷厄姆致卡尔顿,1782年7月20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30。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声称:布朗、他的1200名兵团士兵和300个印第安人是与3000个黑人一起出发的。New England Chronicle,September 19,1782,p.3.

[63]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1年5月25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64] 威廉·约翰斯顿致约翰·利希滕斯坦,1781年5月20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65]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1年9月3日和9月2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66] 莱斯利致亨利·克林顿爵士,1782年3月27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p.434。又见莱斯利致克林顿,1782年4月17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p.457。

[67] 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9月8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68] Autobiography of Stephen Jarvis,NYHS,p.78.

[69] Henry Nase Diary,November 20,1782,NBM,p.15.

[70] Murtie June Clark,Loyalists in the Southern Campaign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3 vols. (Baltimore:Genealogical Publishing Company,1981),I,pp.545-550.

[71] Lambert,“The Confiscation of Loyalist Property in Georgia,1782-1786,”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20,no.1(January 1963),p.254. “Return of the Loyal Inhabitants within the British Lines at Charles Town South Carolina who have given in their names as intending to leave that Province…,” August 29,1782,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97. 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BBC Books,2005),p.134.

[72] 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6月27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p.544;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8月16日,NYPL:Leslie Letterbook。

[73] 卡尔顿致莱斯利,1782年7月15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20。

[74] 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8月10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75] Samuel Rogers致Joseph Taylor,1782年5月1日,LOC:Lovering-Taylor Family Papers。克鲁登的父亲威廉是位于考文特花园王家法院的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位牧师。“William Cruden,” q. v.,DNB;Alexander Chesney,The Journal of Alexander Chesney,ed. E. Alfred Jones(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21),p.91.

[76] John Cruden,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Estates Sequestered in South Carolina,by Order of Lord Cornwallis,in 1780-82,” ed. Paul Leicester Ford(Brooklyn,N. Y.:Historical Printing Club,1890),pp.13-14. Jeffrey J. Crow,“What Price Loyalism?The Case of John Cruden,Commissioner of Sequestered Estates,”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58,no.3(July 1981):215-233.

[77] 约翰·克鲁登致Robert Morris,1782年8月15日,LOC:Lovering-Taylor Family Papers。

[78] “Articles of a Treaty,Respecting Slaves within the British Lines,British Debts,Property secured by Family Settlements,& c.,” LOC:“American Papers Respecting the Evacuation of Charlestown 1782,” George Chalmers Collection.

[79] 莱斯利致卡尔顿,1782年10月18日和11月18日,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莱斯利致卡尔顿,“保密”,1782年10月18日,引自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p.175-76. William Moultrie,Memoi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o Far as It Related to the States of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2 vols. (New York:David Longworth,1802),II,pp.343-52。

[80] “Commission for the examination of Negroes,” n. d.,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81] 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60. Moultrie等人认为总共从查尔斯顿带走了25000个黑人,其中很多是非法带走的。

[82] 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59;“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36. Carretta的说乔治是和陆军上将James Patterson一起前往新斯科舍的,但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Patterson这段时期一直在哈利法克斯,不可能是“P上将”。乔治在查尔斯顿有一位保护人,Pybus和Carretta都说乔治是在11月19日出发的,但前往唯一有据可查的哈利法克斯的船队似乎是在10月份起航的——记录上现实的效忠派人数几乎正好符合乔治估计的人数。

[83] 关于1782年10月20日离开查尔斯顿前往哈利法克斯的效忠派人数的报道,见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III,p.179。

[84] Henry Nase Diary,November 27 and 30,1782,p.15,NBM.

[85] 威廉·约翰斯顿接受任命加入“黑人调查委员会”,无日期,NYPL:Alexander Leslie Letterbook. Johnston,p.74。

[86] P.Traille上将致Martin准将,1783年1月29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29,no.6835。卡尔顿下令将钟送回原处,因为那是被非法没收的美国人的财产。

[87] 圣卢西亚(Saint Lucia),东加勒比海邻近大西洋一岛国,19世纪时为英国殖民地。

[88] 被撤离平民的正式报告刊印在Joseph W. Barnwell,“The Evacuation of Charleston by the British,”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11,no.1(January 1910):26。关于撤离命令,见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vol.8(New York:A. S. Barnes and Company,1882),pp.826-830。

[89] 克鲁登致Morris,1783年8月15日,LOC:Lovering-Taylor Family Papers。

[90] 切萨皮克(Chesapeake),弗吉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91] Richard B. Morris,The Peacemakers: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 奥斯瓦尔德的发家史详情见David Hancock,Citizens of the World:London Mercha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Community,1735-85(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92] 约翰·杰伊,《1782~1783年的和平谈判》,见Justin Winsor,ed.,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8),p.137。

[93] 见谢尔本致亨利·斯特雷奇,1783年10月20日,LOC:Papers of Henry Strachey,ff.93-94。

[94] 亚当斯,引自Walter Isaacson,Benjamin Frankli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3),p.414。

[95] 本杰明·富兰克林致理查德·奥斯瓦尔德,1783年11月6日和26日,见本杰明·富兰克林等,Memoirs of Benjamin Franklin(Philadelphia:McCarty & Davis,1834),I,pp.460-464。

[96]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Benjamin Franklin,” http://sln. fi. edu/franklin/family/lastwill. html,2009年12月27日访问。

[97] Walter Isaacson,Benjamin Frankli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3),p.415.

[98] 亨利·劳伦斯,“Journal of Voyage,Capture,and Confinement,” NYPL。即便与他一同被监禁的狱友George Gordon勋爵向他伸出了友好的橄榄枝,劳伦斯的处境也丝毫没有好转。George Gordon是一位反天主教的煽动政客,曾煽动了伦敦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他邀请劳伦斯与他一同在伦敦塔四周散步。监狱长听到这个消息后“破口大骂”,禁止劳伦斯走出牢房门外一步。Gordon还送了他一块蛋糕,让劳伦斯陷入了更大的麻烦。

[99] Richard B. Morris,ed.,John Jay: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Unpublished Papers,1745-178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pp.3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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